吕叔湘（1904—1998）是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语言学家之一，他一生追求进步、胸怀理想，是一位把国家民族利益放在至高地位、极富社会责任感的学术大家。新中国成立时，吕叔湘在与夫人的一张合影背后题词：“青年人怀着远大的理想，老年人越活越年轻。——在祖国的土地上”。他就是这样，当时虽已人到中年，却仍以年轻的心态，把自己的学术理想寄托在新中国的土地上。
抱定文化救国的理想
吕叔湘的理想形成于年轻时期。五四运动爆发时，他15岁，在常州省立第五中学读书。五四新思潮强烈地冲击了少年吕叔湘的心灵。他在晚年回忆这段经历时说：“在中学的末一学期，为了考哪个大学很伤了一阵脑筋。班上有好几个同学准备考交大（交通大学），也鼓动我考交大。父亲要我考政法专门学校，因为他吃过打官司的亏。我自己则想考文科，那时候很多青年受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都准备献身文化工作。最后，我还是照自己的志愿报考东南大学的文理科。”
吕叔湘1904年出生在江苏丹阳一个普通的商人家庭，目睹了民生的贫弱和文化的凋敝。他就读的小学得风气之先，除了国学基础教育以外，还开设了国文、算术、修身、英文等“新式教育”课程，让年幼的吕叔湘产生了“文化救国”的理想。
在东南大学求学期间，吕叔湘如饥似渴地学习文理各门类的现代知识，新文化的观念深深植根于他的心灵。直到耄耋之年，他仍不无自豪地对采访他的记者说：“直到现在，五四思潮还在我思想中起作用。”大学毕业后，他脚踏实地，在几所中学的教学实践中探索现代教学方式。之后不久，他获得了江苏省公费出国留学的资格。这个时候的吕叔湘已经不再是二十来岁的热血青年，工作实践也改变了他的思想，使他认识到民族复兴固然需要先进的思想，更需要切合实际的工作。1931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到北平医学院从事整顿图书馆的工作，后又主持了苏州中学的图书馆管理工作。因此，他深知现代图书馆建设是推动文化教育至关重要的实际工作。就这样，为了学习现代图书馆的管理方法，他毅然决定把图书馆学作为自己留学的专业方向。那时，他的理想是学成归国后，从江苏省图书馆的改造和整顿入手，为民众的文化事业提供最切实的服务。
赴英留学不久，七七事变爆发，吕叔湘心忧故土，提前回国。为战事所迫，他辗转到了后方的云南和四川几所院校，从事语言教学和研究工作。在华西协合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那些年，在异常艰苦的生活环境中，冒着日军飞机轰炸的危险，吕叔湘顽强地做着学术研究。他心里想的是用自己掌握的现代语言学方法，解决一个又一个汉语历史悬案。而五四新思潮唤起的彻底改变全民文化落后面貌的宏大理想，彼时却苦于没有更合适的实现途径。
《中国文法要略》资料图片
1949年1月，叶圣陶应中共中央的邀请，离开上海，从香港转道北京，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吕叔湘和友人兴奋地为叶老送行，对新中国满怀憧憬。人民解放军渡江成功后，吕叔湘在《开明少年》上的作文点评栏目里，对学生习作中表述的“我们可以不再受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得到真正的民主和自由了”甚为赞赏，因为这也寄托着他自己的心声。
现代汉语事业的奠基人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作为我国最高语言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的副所长、代所长和所长，吕叔湘不仅领导了新中国语言学的各项研究，而且全面参与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政府部门所有重大的语文建设工作：确定现代汉语规范任务、拟定中学教学语法系统、研制汉语拼音方案等。
1955年10月，“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在北京召开，国务院副总理陈毅、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到会致辞，传达了党中央和国务院对语言文字工作提出的任务。《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说：“为了顺利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为了充分地发挥语言在社会生活中的交际作用，以至为了有效地发展民族间和国际间的联系、团结工作，都必须使汉民族共同语的规范明确，并且推广到全民族的范围。”吕叔湘在大会上宣读了罗常培与他合写的《现代汉语规范问题》主题报告，强调“语言学家应该研究语言的规范，并且通过这种研究促进语言的规范化”。报告为此后若干年间我国的语言工作勾勒出蓝图。会后，国务院发出指示，责成语言研究所尽快编好以确定词汇规范为目的的中型现代汉语词典。此后几年间，吕叔湘就把主要精力投入到《现代汉语词典》的编写中了。
《现代汉语词典》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以前的汉语辞书都是以文言为主的，从来没有人做过这样的收普通话词汇、用普通话解释、举普通话例子的新型汉语辞书工作。“不但要学习近代的科学的词典编纂法，吸收先进经验，还要解决编纂汉语词典时所遇到的一些特殊问题。”吕叔湘身先士卒，带领语言所的编写人员从各领域的文献资料里摘录规范词语和用例，上百万张卡片堆积如山。正式编写的那些日子，他每天准时到词典编辑室工作，中午常常只吃家里带来的馒头，晚上下班后，还把稿子带回家看到午夜，每周定稿工作量是1500多条，连周末也不休息。经过1000多个日日夜夜，吕叔湘带领词典编辑室完成了《现代汉语词典》（试印本）的编写工作，开创了我国辞书编辑出版的新时代，为我国普通话的推广、普及和语言文字的规范化作出了巨大贡献。
个人命运同党的命运相结合
1978年，吕叔湘（左二）与廖秋忠一起指导研究生。资料图片
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对比，使吕叔湘对共产党的信任日益加深，在工作中，他自觉地把自己的命运同党的命运结合在一起。新中国的成就使他看到了民族的希望，他郑重提出了入党申请。1984年，语言研究所第一支部正式讨论通过了吕叔湘的申请，他光荣地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满足了自己近30年的夙愿。
吕叔湘早已把自己和自己的工作当作党和国家事业的组成部分。20世纪40年代，他本来已经制定了个人的长期写作计划。当新中国的语言规范和教育事业需要他投入更多精力时，他毅然放弃了自己的研究计划，义无反顾地投身于语言教学与研究的学术组织和社会公益中。他说：古人所谓义利之辨，分析起来，“义”就代表集体的利益、长远的利益，“利”则代表个人的利益和眼前的利益。“当仁见义”是他的做人原则，也是他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崇高觉悟的体现。
作为知识界的杰出代表，他积极参政议政，为国家的建设和发展建言献策。吕叔湘曾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三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四、五、六、七届代表和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法制委员会委员。1982年2月，共和国的宪法迎来最重要的一次修订，2月22日至3月11日吕叔湘在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期间，全程参与了宪法的文字推敲和民事诉讼法等其他法律的讨论。他对宪法中教育地位的凸显给予高度评价，在发言中说：“跟以往的几部宪法比较，这次的宪法修改草案的优点很多。我只说其中的一点，就是强调了文化教育的重要性。为什么要这样强调教育？因为教育是一切事业的根本。事情要人做，人要会做事情就得学习，就得受教育。我们现在搞四个现代化，就要有搞现代化的人才，要加强高等教育，这一点早就有了一致的认识。可是搞现代化不但要有高级人才，还要有具有一定文化的广大群众来配合，否则也会事倍功半进展缓慢。建设物质文明少不了教育，建设精神文明更少不了教育。一个人，如果愚昧无知，就会做蠢事；一个国家，如果有相当数量的人民愚昧无知，就会处处出问题。”
有口皆碑的一代宗师
《吕叔湘文集》资料图片
吕叔湘是中国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他却不肯领受国家给的学部委员津贴，主动退还；他为北京大学审读教材，北大送来审读费，他又上缴给了语言研究所财务室；出版社出版了六卷本《吕叔湘文集》，他把所得稿费全部捐给家乡丹阳的中学和小学。1983年，为了推进祖国语言研究的发展，鼓励对中国语言文字的现状和历史进行调查研究有成绩的中国青年学者，吕叔湘捐献出多年积蓄，设立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语言学家奖金。几年后，他又把荣获首届吴玉章奖特等奖的奖金转入青年语言学家奖金。吕叔湘这种高瞻远瞩、寄希望于未来、奖掖后学的崇高精神，赢得了学界广泛的尊重。如今，这个奖项已更名为“吕叔湘语言学奖”，30多年来，奖励和培养了一大批语言学领军人物和学术骨干，吕叔湘的学术精神也通过这样的方式得以代代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