笛卡尔是西方近代哲学的起点，因为他确立了先验主体性原则。这是西方哲学史的变革。黑格尔说他是哲学领域的英雄。
笛卡尔是数学家，数学的真理体系由不证自明的公理推导出来。所以笛卡尔的哲学也要找到不证自明的公理。我思故我在，我怀疑这件事不能再怀疑了，怀疑就是行判断，行判断就是思，思想给出判断，但判断不是物质状态，有真理和谬误之分，感受无真假，判断有真假，表明了判断的给出者不是物质的东西。判断确实需要大脑皮层，但是不能把判断还原为大脑皮层的生理化学过程。没有头脑我固然不能思维，但是我们不能把思维还原为头脑的物质过程。于是行判断者，就是我，我的存在是被判断证明了的，由于判断不是物质状态，所以判断者不是物质的东西，虽然他需要有一个物质基础，大脑皮层，但是还原是不可以的。所以我的存在是一个自明性公理。我思故我在。哪怕判断者给出一个否定自身存在的判断，这个判断本身也证明了我作为主体的存在。这被批判为唯心主义，但是反驳不了。领会了笛卡尔的主体性原则，自然就会懂佛学讲的心。
禅宗讲即心即佛，我们的自本性就是佛性，我们如何去发现佛性，本心起来就发现它了。见性成佛。性是主体。悟，本心自悟。心不是客观的东西，心是主体。
身是菩提树，心是明镜台。时时勤拂拭，末使惹尘埃。这里的心还要被拂拭，说明不是主体。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里心是主体了，不是客观的东西。
动物没有主体性，因为它不会生出烦恼。慧能说，烦恼即菩提。和我思故我在如出一辙。所以别把烦恼和觉悟对立起来，它的根源是同一个，主体性。禅宗打坐就是让我们的主体性实现从烦恼到智慧的转变。禅宗用烦恼来证明人的主体性。笛卡尔用思来证明。所以修行不是外在的修。先验主体性原则，为什么加个先验，真理人心本就具备。真理不要到心外去求，禅宗说学佛不要到心外去求。人人都有佛性。何期自性，本自清净。本无生灭，本不动摇，本自具足，能生万法。用笛卡尔的语言，我们的主体理性本具备真理。只要运用理性的方法得当，可以担保知识无限进展。所以世界的支点不是上帝是人类自己的理性。用理性解决对自然界的知识问题，解决人类社会关系建构的道德原则，怎样的社会次序才是我们应当接受的。不要根据传统和习俗，要有理性的证明。道德问题也是运用理性来解决的。理性自身有认识真理揭示真理实现真理的全部能力，关键方法要得当。
运用理性可以一劳永逸的解决只是问题和道德问题。然而资本主义带给人世的并不都是美好，英国哲学家休谟开始挑战笛卡尔原则了，他提了两个大的难题。
A导致B，人们看到A就以为B要来了。所以科学是信念，认为未来符合过去。
如何从存在中推出应当？意思就是，理性能否论证价值？价值相对主义原则。理性不可能在价值领域贯彻到底。一个制度没有被推翻是因为大多数人在价值上认同它。经济学用价值中立掩盖了抢钱的制度，因为理性不能论证价值。
一个小偷通过专业知识判断此次偷盗一定成功，但那个老人衣衫褴褛，和他父亲一样，小偷犹豫了。所以价值判断无法通过事实判断来解决。无法通过关于存在的知识来回答。小偷决定不偷了，原因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按照笛卡尔的原则，这属于传统和习俗的信念。康德对休谟的问题的回应是第二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的三条绝对命令：
你效率高意味着战胜你的对手，你效率低意味着被对手战胜。马云996福报，修改了哈姆雷特的台词：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个问题。马云改成了：致富还是死亡，这是个问题。假如我们仍然向理性提出价值论证的要求。就要论证人类有共同利益，但是人类是多元的。只有一点相同，人类要活在世界上，但是活着的价值呢？在这件事情上有共同价值吗？没有。《文明的冲突》。所以人类没有共同利益，彼此互相冲突。不同民族的利益在斗争。马克斯韦伯说：决定希腊各城邦斗争的结局的绝不是古希腊哲学的理性，而是命运，今天的人类状况，亦复如此。决定了不同利益的斗争的趋势和必然结果的，绝不是近代哲学的理性，而是命运。谁揭示了这种命运：《资本论》。
虽然马克思是在英国写的，但是，阁下，说的也正是你的事。
到现在为止，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因此，我在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但是，如果德国读者看到英国工农业工人所处的境况而伪善地耸耸肩膀，或者以德国的情况远不是那样坏而乐观地自我安慰，那我就要大声地对他说：这正是说的阁下的事情！问题本身并不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发展程度的高低。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
所以一个国家应当学习其他国家的历史。这种规律是不用法令取消的，好处在于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
一个国家应该而且可以向其他国家学习。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今天的中国还在它分娩的过程中。今天学《资本论》是为了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改革开放三十几年就是痛苦的分娩，传统信念一一被破除，一个老农把牛卖了加入公司的时候意味着什么，几千年的传统信念被破除了，在土地上耕作洒下汗水，土地不会背叛我们。现在分娩痛苦的一个基本的病症就是信任危机，已经发展到社会解体的边缘。资本主义不是从中国发展出来的，我们是被迫走向这条道路的。欧洲民族把他们的天命强加给非欧洲民族了。这种强加是不可避免地，资本就是能增值的货币，资本的生命在于维持它的增值而且要以一定地速度增值。所以资本诞生于欧洲，一定把世界上所有人地消费需要当成它的市场，把整个地球地自然资源当作它增值的材料，于是它一定带来世界史。现在中国是分娩地最后一步，也是最痛的，也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资本主义地历史诞生意味着什么？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跟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地根本区别在哪里？前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使用价值的增多。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交换价值的增值，也就是要让大货币生出小货币来。
生产方式改了，对财富的定义也变了。
千万不要再受传统的马克思哲学教材的影响，里面说生产关系的变更来自生产力，生产力的发展又被理解为生产工具的进步。一种新的更进步的生产工具要求一种新的生产关系，于是旧的生产关系就维持不住了。这是错误的，是瘤毒。当行会手工业转向工场手工业的时候，工场手工业的主人不是师傅，是商人。生产工具没变。工场手工业的生产工具和行会手工业的生产工具是一样的。别把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原理理解为生产工具的进步带来新的生产关系。工业革命带来新的生产工具，但是他们老早就进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了。如何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尚未形成时，瓦特发明的蒸汽机不会成为生产力，它会成为玩具，给宫廷贵族玩的。只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业已确立，瓦特的发明才成为现实的生产力。所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形成绝不是新发明的更先进的生产工具带来的，而是第三等级的新的感性意识来了。
这种感性意识是：奔向个人自由劳动和动产的自由。第一等级是僧侣教会，第二等级是贵族，第三等级是手工业劳动者和商人。第三等级的变化不是来自马丁路德的启发，也不是来自笛卡尔的主体性原则的启发，而是来自自身的生存状况。
在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家族本位、团体本位、个人本位。中国原来是家族本位社会，近现代逐渐解体。文革有短暂的团体本位社会，后来出现伤痕文学。但是现在社会仍然不能用个人本位社会来定义。契约得以不折不扣执行的前提是什么？个人是一个独立的人格，道德自觉的主体，否则契约随时被破坏。中国不是个人本位社会，个人成了利己主义的个人，因为“法制不立，秩序紊乱，个存侥幸，群情不安”。个人生存在如此社会的依托是家族本位社会的遗迹，叫熟人。熟人社会。个人本位社会里的个人在社会上做事跟人打交道不需要熟人。办事都要找熟人，大病也要托熟人，所以这不是个人本位社会，所以这是一种畸形的社会状况。文化人类学的三大类型没有一个能放的上去的。所以它意味着某种过度，就是马克思讲的分娩时的阵痛。
马克思阐述资本主义前史。《资本论》第一卷第24章，标题就是“所谓原始积累”。资本主义的诞生最简单的表达就是货币转化为资本，货币本来是一般等价物，它充当了商品交换的尺度，在商品交换中它并不会增值，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意味着货币转换为资本，变成能增值的货币。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剩余价值。通货膨胀是因为货币脱离了金本位，钱的缩水，意味着自己的劳动会在将来不被承认。当我们都生活在这种社会里边，意味着人人都应该做资本家。当然资本家有两类，产业资本家，借贷资本家（金融家）。老人炒股票，挤在银行门口买理财产品。上帝看到人类这样，人类基本上疯了。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金银并非天然是货币，但货币天然是金银。资本想要突破货币对生产的限制，脱离了金本位，受到金融危机的惩罚。如果货币以金银做本位一定限制生产，突破界限的唯一方法就是脱离金本位，国家印发货币。当普遍的经济危机发生后，大家互相欠债，资金流断了，这种情况下如何恢复生产，国家印货币，国家投资拉动基本建设，国家开始干预经济。于是凯恩斯主义来了。金融产品是用一系列知识推断未来，然后把未来进行买卖。但未来不是知识推断的对象，是希望和恐惧的对象。金融危机领域也是想用知识推断未来的危机。所以现在需要一本书《新资本论》——金融学批判。资本主义的内在的对抗性质来自哪里，从源头上说，资本的原始积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的历史过程，就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置下了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