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并不是只有中国才有十二生肖，不同文化对生肖含义的阐释也完全不同。
据说在北京的公园相亲中，处于鄙视链底部的人群之一是“属羊的女性”，因为她们被认为不利于男方家庭。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说法，马伯庸曾考证过，认为这源于唐宋时期的相人术，在相貌中“目有四白”（“眼白多，瞳孔小，眼珠转一圈，上下左右都有白的”）被认为是不吉利的面相，荒淫克夫，而“羊目四白”，于是被视为主“贫破”。可是到后来以讹传讹，“本来是‘眼睛像羊的女子命不好’，不知怎么就传成了‘属羊的女子命不好’，羊从面相向属相发生了概念迁移”（《属羊的人命不好，凭什么？》）。
生肖、生辰八字、相术，这原本是中国传统上几种不同的算命方法，基于不同的原理，但在唐宋以后的民俗实践中，往往被笼统而不加区别地复合化。“属某种生肖就带有那种动物的（面相）特质”，实在是一种很奇怪的逻辑。
十二生肖原本是古巴比伦文明的创造。大约在公元前5世纪末期，古巴比伦人夜观天象时，将黄道十二宫与十二神兽代表的星座联系起来，其中的每个部分都具有自身神兽所赋予的特点，并被视为会对世人的命运产生相应的影响。
这种观念在向外传播之后，就产生了两种重要的变体——在西方发展出十二星座理论，而在东方则衍生出十二生肖。这里的“基本不同之处就是，黄道带在西方被用于通过出生月来决定人的性格。在中国，黄道带则是通过一种传说的方式来纪年，因此通过一个人出生的年份来决定他的性格。”（魏根深《中国历史研究手册》）。
在流传的过程中，为了适应不同文化的环境，十二种神兽出现了很多地方性变化。如果对比巴比伦、希腊、埃及和中国的生肖动物，只有牛、蛇、羊、狗四种动物是相同的；猴在埃及被替换为猩猩，老虎在印度变成了狮子。中国的十二生肖在先秦时代就已定型并用于纪年和纪时，并被朝鲜、日本所全盘接受，但在越南有一个变化：猫代替了兔子。像龙这样的动物是中国文化的产物，在突厥人中则被鳄鱼代替，柯尔克孜族改成鱼，而在云南哈尼族中则变成了竹鸡。日本的生肖虽然看似和中国没有差异，但中国生肖猪的形象是家猪，而日本却是野猪；藏族有时也把生肖鸡改成乌鸦。即便是同样的生肖，不同文化的含义也差异甚大：云南普米族有虎崇拜，因而属相排列以虎为首，虎年出生者均被视为吉利，而不像汉文化有时忌讳虎。
因此，一种文化中对生肖冲克的解释，往往仅是持有这种文化的人所抱有的主观想象，甚至各地都有差异。福州民俗忌讳夫妇之间龙虎配，但在上海近郊的崇明，却认为这两种“大生肖”之间婚配是吉利的；福州也忌虎兔配，但江南地区仅认为会有“小口角”。苗族也有这种风俗，如猪蛇两属相不宜婚配，但之所以这么认为，却仅是由于在日常生活中觉得这两种动物不能相容（见《苗汉语的历史比较》）；然而在哈尼族中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因为他们用虱子替代了十二生肖的蛇，而虱子和猪就没有相斥的问题了。甚至像北京那样对属羊女性的歧视，在崇明却也只是说“男属羊，出门不带粮；女属羊，在家排爷娘”——虽然也存在对女性的歧视，但并没说到对婚配对象的不利。
最重要的是，按十二生肖相配的原理，其实没有绝对不好的生肖，因为理论上说生肖彼此都是相生相克、各有利弊的。基于此，问题并不在于某种属相或八字的人绝对不好，而只是说两人搭配起来不好。例如，白虎星作为凶星常被指为带来灾祸的女性，茅盾《春蚕》中就有“那母狗是白虎星，惹上了她就得败家”这样的句子。然而在晚清时李伯元的小说《文明小史》中却说：“逢之的母亲央了一位合婚的先生占了一占……但是两下合起来，冲犯了白虎星，父母不利，有点儿刑尅。”也就是说，是两种力量结合的结果“冲犯了白虎星”，可能造成灾难的是两人的关系，而不是某个具体的人。
这可能与中国传统的五行原理同出一源，即强调一种“宇宙力量间持续相互作用的动态循环，在一个普遍的宇宙模式中，这些力量彼此相克相生”（王爱和《中国古代的宇宙观与政治文化》）。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观念虽然乍看上去是向不同力量开放的，但那本质上却是一个封闭的宇宙空间，并假定所有力量之间的任何矛盾冲突终将化为一种均衡、和谐的秩序。往大了说是宇宙，往小了说，国家、社会和家庭也无不如此：在一个自足的小天地里，人们需要尽量去控制、安抚那些“坏”的力量，而祈祷、引入那些“好”的力量，小心翼翼地操控着整体的平衡，最终使得一切的变动都要有利于自己所属那个群体的整体福祉。
无论是求神、风水、算命还是看黄历，本质上都是为了消灾祈福，趋利避害，因为这种天命不是“前定”的，而是人们可以通过行善、祈福乃至改名等努力来改变的。
概言之，前者着意的是“认识自我”，而后者的核心关切却是“管控风险”。这或许可以称之为一种“家庭取向的命理”，而有别于西方星座理论那种“个人取向的命理”。在欧美，星座、塔罗牌虽然也盛行，但那都偏重个人特质与性格（现代的十六种人格测试也由此衍生而来），在婚配时却没有什么“星座不合”或“冲克”之类的恐惧。
中国算命中之所以存在对女性的歧视，或许也可以由此得到解答：因为对一个家庭来说，引入媳妇或新生儿这样的新成员，都会改变整个家庭原本好不容易维持的力量平衡，不得不慎重对待，如果是冲突的力量就势须竭力避免、排斥或攘灾。相比起来，女婿除非入赘，否则不会加入进来成为新成员。因此，这其实是一种基于封闭性群体设想的防御性反应，尤其注意新成员的加入可能造成的不利。如生肖算命中有所谓“六冲”，认为夫妻年龄相差六年不吉；又认为“真虎”（虎年怀上、并在虎年内出生）命硬，如是女性，则“雌老虎”将来会克子。甚至孩子的降生也可能被认为不利于父母，《封神演义》中哪吒丑时出生，被认为“犯一千七百杀戒”，自小寄与道士抚养。在福建，孩子的生辰八字如果与父母相克，命大“克父”，那就只好降低父亲的辈分，于是偏称父母为叔、婶（闽南）或哥、姐（莆田）。这在本质上和家里根据风水术，调整玄关布局都是同样的原理：重新安排空间或社会关系，调整宇宙力量以使之对己方有利。
这种命理哲学关心的是群体或社会联系，而不是个人。事实上，中国最初根本没有西方那样的生辰星占术。
相比起来，西方的城邦社会，却从一开始就把星象与个人性格、命运联系在一起。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就很相信星占预言，他在《编年史》中就认为，根据星象，“一个人的未来在他出生之时便被确定了”。希腊怀疑派哲学家Carneades还由此提出了著名的“双生子悖论”：许多降生于同一时刻的人却有着迥然不同的气质和命运，而许多相同遭遇的人却降生于不同时刻。这都是基于个人诞生时的星象与其命运密切关联而发的，重视个体差异，却从不会像中国人那样考虑对家庭、亲属的“冲克”影响。
在欧洲基督教化之后，教会一度将占星术视为迷信学说，君士坦丁大帝甚至处死了许多占星师，因为这违反了上帝掌控世间秩序并支配个人自由意志的教义。但星座理论至少为个人在社会生活中指明了某种规律性，甚至为人们的性格气质提供了合理化的解释，因而还是延续了下来。偏好神秘主义的瑞士心理学家荣格在20世纪初还撰文声称，十二宫是个性的原型，体现出个体的全部潜在个性。近百年来，星座理论更加突出强调这一点，并发展出了一种新的认识，认为上升星座掌管“外在的你”，即外界所觉知到的“你”；而太阳星座则掌管“内在的你”——只有最亲近的人才能了解的“你”。虽然这一学说后来又出现了反转，但重点无疑都落在个人的自我特质与自我实现上。
在近代中西方接触时，西方人显然并不理会（恐怕也不懂得）中国人这种命理哲学。中国第一个留美女学生的命运就是一例：她1873年出生于九江的贫寒之家，此前家里已有五女，被送走当童养媳后，又有算命人说她八字不吉利，“命犯天狗”，要是留着，家里就将永远没有男丁；于是婆家又将她遗弃给传教士，取名为IdaKahn（康爱德），养母昊格矩（GertrudeHowe）将她抚养长大后送入密歇根大学习医。1896年，梁启超写了一篇《记江西康女士》，对她大加赞扬；名士刘鹗读后一度函告梁氏，想要娶康氏为妻。那个年代的知识女性立身不易，康爱德后来终身未婚，她的命算不算好，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判断，但从她个人而言，那她自我实现的程度肯定是当时一般女性绝对无法梦想的。
经过这四分之一世纪星座理论的洗礼，年轻一代对生肖匹配的理论大体都已陌生。虽然北京的公园相亲活动中，老人们还歧视着属羊未婚女性，但他们的子女只怕也大多不在乎了。旧传“兔龙眼泪珠”，认为兔龙属相匹配也不吉利，然而现在这样两人相差一岁的结合比比皆是。随之出现的，反倒是一种新的“星座歧视”：一些公司在用人时，会认为某种星座的人具有某种性格特质，而不适合从事某类工作。尽管如此，这也表明人们不再像以前那样，从家庭和社会关系出发来考虑与另一人的长久关系，而把这变成了对个人品性的重视。星座响应了这种社会潜在心理的需求，相比起传统上的相生相克社会关系，这或许也给年轻的个体们带来了某种自由解放的感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