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下半年，我就读于云阳县一一九高级职业中学九五级美术班。一天中午放学回家，刚进门就发现家里多了两位陌生人，并不是小偷，因为我父亲也坐在那里。
那个中年汉子见我进来，一双炯炯生辉的眼睛就直钩钩地盯着我看，然后转头对我父亲说：“这小子有神气，将来定成大器……”原来是一算命先生。另一个陌生人是他小孩，顶多四、五岁。
在父亲要求下，我让那个算命先生看了个仔细。先是面相，手相，然后骨相，最后生辰八字。看完后他说了一大堆极为入耳的好话，当然也说了些不中听的，譬如他说我在班上成绩不怎么好，三十七名左右；又说我十九岁时有牢狱之灾，叫我每晚十点钟以前必须回家；还说我在二十九岁时更有一大劫，比十九岁时的事儿更大。最后术士给了我父亲一张“符纸”，说是烧后给我泡水喝。
怪事儿就发生在我下午到学校之后……
响过预备铃，同学们都来到了教室里。这时有个班干部抱来了大家的期中考试数学（或英语）试卷。于是大家就七手八脚地传发了下来，当我的卷子传到我手里的时候，我吃了很大的一惊。那个卷头用红笔写了很大的几个字——三十七名。
一个算命农民，能收买到我们数学（或英语）老师吗？自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那个算命的农民。
那晚回家以后，我没敢把这事儿告诉家里人，因为他们并不知道我们全班总共就只有三十七个人。再说，如果他们知道了这事儿，不就更担心那“最坏的预言”——十九岁的牢狱之灾了吗？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一晃三年就这么过去了。
1995年6月底，我的十九岁差不多过去了一半。这时我早已经把那个“预言”忘得一干二净。那天刚好一个女同学的生日，于是我们一群老友相约赶去祝贺。在这里我又要插点“画外音”：那个女同学从初中就开始喜欢我。不过我那时对她真的只有友谊之情。后来她就耍了个男友，但她又把她对我的这份感情告诉过她男友，于是她男友对我们这帮子兄弟都怀有敌意。
生日宴摆了三大桌，她男友的兄弟伙一桌；她家的亲朋好友一桌；我们兄弟一桌。这酒席一散，麻烦就找上我了……
过了一会儿，她男友来了，还带来了一位浑身肌肉的兄弟。一进门就没给我们好脸色，他看过那个女生之后出来就对我们破口大骂：“你们这群小杂痞，以后离她滚远点儿……”
大约半个小时之后，他就后悔了，因为他忘了我们同样也喝过很多“马尿”。结果是：那女同学的男友被椅、凳、冰鞋砸得头破血流，两只眼睛肿成了一条细缝，趴在地上不停地求饶；那位助阵的“终结者”则被我在他头上劈了四、五刀，肚皮上还捅了一刀。不过幸运的是，后来他被抢救过来了。
读者们千万不要说我残忍，那是因为你们根本不了解对手的“战绩”——“终结者”浑身肌肉，曾身经百战，一只眼睛曾被人家用剪刀戳瞎过；一只手的三根手指因为强抓别人的匕首而断过筋腱。这些东西，绝大多数90、00、10后是不懂的，现在追的是“花美男”，70后追的是李小龙、周润发和斯瓦辛格。所以，我那只是自保而已。正如后来都江堰市奎光路派出所张伟警官审问我时，我所回答的那句话：“我打的都是流氓！”，张警官回了我一句更为经典的话：“我看你就是个流氓！”
今天想起来，我确实得谢谢张警官，是他骂醒了我，让我从此洗心革面，步入了人生正轨。
想想，那张烧焦的符纸并没能保我平安。如果说它还真有点用处的话，那就是把我应该接受的审讯推迟了一年。那是因为事发后我就逃离了云阳，不过天网恢恢，疏而不漏，1996年6月我在成都市都江堰落网。
我在收审所里度过了一个半月。还好那次挑起事端且先动手的是对方，刀又不是我带去的，而且对方也同意和解此事，我才没被送进劳改农场。
后来我看到一些关于心理学方面的书籍，其中提到了一种“心理暗示”，也就是说——那个算命先生在三年前就诱导了我十九岁的那次犯规行为。但我还是纳闷啊！我父母都是本本份份的老实人，也从未招过谁惹过谁。这得需多大的仇恨那算命先生才下得了这毒手啊？
我来给上面的这段故事作个小结：第一，虽然算命先生“碰巧”报出了三十七名这个数字，但那只是我的数学（或英语）成绩。他怎么不说说我全班第一的专业美术和语文呢？难道这真是好的不灵，坏的灵？第二，虽然我是十九岁出的事儿，但却是二十岁进的“牢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