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很多官员都把自己的身家性命和官运、财运寄托于上天和神灵的庇佑。奸佞、贪浊的官员，因其内心空虚无聊、忐忑不安，对前途毫无自信，故对鬼神之事尤其迷信。
古代官场禁忌多
出门之前翻历书，选日子，乃是古代官场普遍现象，今人不会觉得奇怪。不可思议的是，古代官员接到任命，前去上任，要避开几个月份，过了这几个月，方能到任。
明代陆容《菽园杂记》一书就写到了官员上任的禁忌：明朝人认为正月、五月、九月这三个月，对新官来说，是不吉利的，不宜在此期间赴任。“俗吏”都信这一套，只有少数明白事理的官员，上任不忌正、五、九月。
官场为什么会有这个习俗呢？陆容在书中回答说：宋朝崇尚道教，正、五、九月禁止屠宰。新官上任，必须祭神，而禁止宰杀，没有了供品，就直接影响到官场的祭神；祭不了神，上任仪式就无法完成，故正、五、九三月新官不宜赴任。当然，这个习俗还不是起源于宋朝。唐高宗武德二年（619年）正月，就诏告天下：每年正月、五月、九月，都不对死刑犯行刑；并且全国各地，无论官府，还是私人，都不得宰杀。尊奉道教的宋朝，沿袭了唐朝正、五、九月禁宰杀的规定，而且更加严厉，对新官上任的影响也更大。
不但官员上任有禁忌，而且各个衙门都有禁忌。清朝陈康祺在《郎潜纪闻》一书中说到了翰林院的禁忌：翰林院不开中门，若是开了，对掌院不利。门前沙堤上，有泥土凝结成的泥丸，若是不小心，误将泥丸踩碎了，必有损翰林。院中原心亭西南角，父母健在的翰林不可坐，若是坐了，必有“刑克”，即有灾祸。左角门久关不开，据说若开了，有关官员要丢官。
书中还说，刑部也有禁忌，而且各司有各司的禁忌。刑部直隶司的大门，必须歪斜不正，据说只有这样，该司才能平安无事。刑部奉天司的门，过一两个月就要重新油漆一次，不漆不吉利。相传有“直隶不直，奉天无缝”的说法。官场禁忌层出不穷，真是荒诞离奇。
算命看相者大行其道
皇帝一般都迷信，热衷于算命看相。据宋朝魏泰《东轩笔录》一书，宋太宗为了确定皇位继承人，曾召陈抟进宫，给皇长子寿王（后来的宋真宗）及诸皇子看相。陈抟看过皇长子及诸皇子后，向宋太宗报告：臣刚到寿王府，就见两人坐在门旁，问他们姓名，一个说叫张旻，一个说叫杨崇勋。他们眼下是寿王身边供使唤的人，他日都要位至将相。手下人都这样，主子可想而知了。听了陈抟的报告，宋太宗大喜，因为符合他的心意。寿王是皇长子，陈抟应当是知道的，也许已经探听到宋太宗早已属意于寿王，自然要编出些好话来赞扬寿王了。
宋朝周煇《清波杂志》一书说：宋徽宗时，任命皇帝身边“侍从”官员，先要找算命的人给候选人算命，如果命好，才能正式任命。一时之间，算命的人以为：做官的人的命运掌握在我的手中，由我一句话而定，我说行便行，我说不行便不行。很多官员都热衷于算命看手相，术士便围着他们转，轻易就攀上了达官贵人，不时出入其门第，揣摩时事和对方心理，以迎合他们。
古时将相，多有迷信的人。唐初大将李勣临阵选将，必先给人看相，然后任命“有福禄者”，不用“薄命之人”。清朝“位至将相”的曾国藩自称精通相术，文武官员来见，他必给人看相，然后根据其人“福量之厚北，决定用与不用，及任职的高低。不过，曾国藩也有看走眼并被人狠狠地骗了一把的时候。萧山有一个人，曾国藩相中了他，让他督造炮船，却不料没过多久，那人就“挟千金遁去”即携巨款逃跑了。
清朝曾任署理巡抚的张集馨，也信算命。他在《咸道宦海见闻录》一书中，记录了亲身经历的一件事：咸丰四年（1854年）在济南时，他让人把自己的八字抄给算命先生刘铁嘴，刘说非10两银子不算。过了几天，刘铁嘴来到张集馨家门前，张集馨令唤入。示以年庚，刘铁嘴看后说：“格局甚大，而波折太多，今夏必有保举，明年方得真除”，即明年就能实授官职。张集馨说：“此人急欲求退，不愿入仕途。”刘铁嘴说：“是断不可能。”刘坚持说，朝廷要对张委以重任，张则坚持说无意于仕途。刘铁嘴之所以这么说，是想多要一些“命资”（算命的酬金），因“命资”的多寡与职位高低成正比。张给了“京蚨六千”，即京钱6000，刘怏怏而去，因少于他开的价10两银子。张集馨找刘铁嘴算命时，已被革去直隶布政使官职，但他的后台钦差大臣胜保还在力保他。经常出入高官之门的刘铁嘴，不会不掌握这一信息。刘铁嘴给张集馨算命的第二年，张被发往向荣的江南大营效力，第三年，张被任命为代理甘肃布政使。如果说刘铁嘴“算得准”，无非是因为事先获取了有关信息。
古代也有明白人，认为算命看相不可信。明朝叶盛《水东日记》写道：“……至如相衣、相手、相押字、相门户之类，其说尤多。……固圣贤所不言也。……若因其偶然，而遂信其所未然，此固明者弗为也。”他说，看相名目很多，古代圣贤（主要指孔夫子等）不讲这一套。如果因为看相的人偶尔说中了，就相信没有发生的事，那看相的人都能准确预测，明白事理的人是不会这么盲从的。
蔡京迷信风水仍不得善终
风水说在古代官场久盛不衰。这里就下葬看风水多说几句。
早在东汉，就盛行看风水，选葬地。《后汉书袁安传》说，袁安的父亲去世后，袁安为父选取葬地，路遇三位书生，他们指着一块地说：葬在此处，后人世代得高官显爵。晋代郭璞尤精于此术，被尊为风水先生的鼻祖。托名郭璞所撰的《葬书》，对后代影响很大。
明代张瀚《松窗梦语》一书说，郭璞发明了“骸骨得气，而子孙受荫”之说，“指某山为发源，指某山为过峡，至某山而凝结为穴；某山为龙，龙昂而虎伏；某山为[掌][牙]（同掌）,某山为案,[掌][牙]欲有力，案欲有情；必如是乃延福泽，不然则否”。
符合以上要求的就是所谓吉地。不但老百姓，而且很多官员都受了迷惑，为了找一块吉地，或者迁延不葬，或者一再迁坟，甚至为了谋求吉地而打起了官司。
张瀚感叹说，这些人受风水说的迷惑也太深了。
宋代宰相蔡京沉溺于风水说。宋代陆游《老学庵笔记》一书写到：蔡京父亲蔡准，死后葬在临平山。此山呈骆驼形。术士对蔡京说，骆驼负重才能前行。于是蔡京让人在临平山的驼峰上，建起一座塔，让“骆驼”负重。墓地以钱塘江为“水”，秦望山为“案”，可谓雄壮矣。然而蔡京富贵已极，一旦丧败，几乎灭族，家族至今不能复振。风水师的说法可信不可信，看看蔡京家的情况就清楚了。
还是这位蔡京，特别注重自己所在的衙门的风水。据陆游《老学庵笔记》一书，宋神宗元丰（1078-1084年）年间，朝廷在皇城之西建造尚书省衙门，并铸造尚书、门下、中书三省大印。书法家米芾看了这三颗大印后说，印文“背戾”，将不利于执政的宰相。事情就有那么巧，自从这三大印启用以后，凡是任宰相的，都被流放，没有被放逐的，死后也被追加贬官削职，幸免的只有苏颂一人而已。蔡京任宰相后，也以为尚书、中书、门下三省大印不吉利，故不用尚书省的大印，另外铸造了宰相之印。后来又听人说，尚书省衙门建在“白虎位”，对宰相不利，蔡京便迁移尚书省，以避“白虎位”。
蔡京换了大印，又把衙门迁到风水好的地方，这下该放心了吧？不会像此前许多宰相那样遭厄运了吧？然而蔡京还是被流放，走到潭州，即今湖南长沙，结束了自己的一生。两个儿子被杀，几乎全家覆没。陆游感慨道：“不知为善而迁省易印以避祸，亦愚矣哉！”说蔡京不知做善事，而只是迁移尚书省衙门，用宰相之印代替尚书省大印，想以此避免灾祸，实在太愚蠢了。
古代官员中也有反对迷信的。只是一则他们人数很少；二则他们的呼声，总的来说还很微弱；三则他们反对迷信，不是依据科学知识，而只是说，求神拜鬼这一套，圣贤所不言，如西汉扬雄在《法言》一书中说，“神怪茫茫，若存若亡，圣人曼云”，就是说，神怪啊，渺茫得很，孔夫子不谈它。所以，他们对迷信的批评，不能阻遏久盛不衰的迷信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