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不同时期各种主客观条件或缓慢或剧烈的变化，全球化也被赋予了不尽相同的历史内涵，呈现出千姿百态的阶段性特征。而身处其间的世界各主要行为主体，由于彼此间的综合实力对比与内外战略抉择上的天渊之别，在全球化的同一进程中也可能走上各不相同乃至大相径庭的发展路径。以建构主义的视角观之，全球化与民族国家之间存在一个相互建构的有机关系，不同发展阶段的人类全球化进程建构了民族国家成长的多元样貌，反过来不同发展阶段的民族国家也建构了全球化迈进的多维态势。
全球化1.0阶段：浪成于微澜之间——西方列强抢占发展先机
全球化1.0阶段肇始于1492年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的第一次远航，新航路的开辟使得人类文明的交往通道从大陆及近海自此转向大洋，特别是美洲新大陆的发现，让人们对世界各大洲国家和地区的全貌开始有了更为完整的了解与认识，进而从根本上颠覆了东西两个半球、新旧两个世界在相对隔绝的情况下各自独立发展的格局。
在早期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那些在技术革新中占据有利位置的西方列强挟先进生产力之威一跃成为当时世界的中心，而广大不发达国家和地区则只能不幸沦为发达的西方列强的原材料产地和商品倾销市场，渐趋形成了“中心—边缘”的二元结构。自此，以西欧列强为代表的西方、北方国家，对东方、南方国家进行了长达几百年的殖民主义统治，尽管在客观上也捎带去了一些科学技术与启蒙思想，但无疑给被殖民国家的广大人民造成了更为深重的创伤苦难。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被裹挟进不断扩大的国际市场之网，这一阶段全球化的速度越发加快。而源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新兴资本大国同老牌资本大国开始寻求通过战争手段来重新分割世界殖民地市场。新老帝国主义国家通过暴力推行其全球战略，相互之间的争夺是极为残酷和惨烈的，水火难容直至兵戎相见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血色战场之上。而受西方列强欺凌的众多弱小民族国家也被动卷入了这场全球化进程之中，其国内政治经济等方方面面的生态也随之产生了十分深刻的变化。在此过程中，人类社会各主要文明体之间得以在更大规模上碰撞交流，东西方融合日益加深。
全球化2.0阶段：风起于青萍之末——国际多边机制异军突起
20世纪上半叶，人类社会在二十余年间连续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英、法、德、意、日等昔日的资本主义列强悉数被战争消耗得元气不再，而以一副貌似超脱姿态游走于各方的资本主义新贵美国却左右逢源大发横财，其迅速崛起并最终取代相继衰落的老牌欧洲列强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头羊。与此同时，经过十月革命的洗礼，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维埃俄国横空出世，在继承坍塌的沙皇俄国庞大体量的基础上开启了初步的工业化建设，并把握住了1929年至1933年西方资本主义深陷全球性经济大萧条泥淖的历史机遇，趁势引进了大量技术工人、工业设备乃至先进技术，从而在其建国之后的短短20年间即擢升为当时的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全球化2.0阶段，正是围绕着二战结束之后以美苏两大阵营冷战对抗为核心的雅尔塔体系所展开的，而此际的全球化也早已由“低政治”的经济社会领域“外溢”到了“高政治”的国家安全与国际和平等领域。
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冷战两极格局突然以其中一极的土崩瓦解宣告结束，由此引发了一系列深层次的国际政治经济情势变化。诚如巴菲特的金句“只有潮水退去时，你才会知道谁一直在裸泳”。此时，各种在冷战期间被美苏两极军备竞赛大幕所掩蔽的矛盾纷纷凸显，全球化进程也似乎走到了一个历史的岔路口。
全球化3.0阶段：山重水复疑无路——“逆全球化”亦已全球化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国际金融风暴之后，全球增长复苏乏力，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展现出极大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世界范围内单边主义、民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等逆全球化思想与行为沉渣泛起、甚嚣尘上，大有“内卷化”之势。以美国为代表的部分国家高调退出包括TPP谈判、巴黎气候协定、伊核协议、世界卫生组织在内的一系列现行国际多边机制，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连逆全球化浪潮本身也俨然已呈现出全球化之态，遍布全球各地野蛮生长。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这些鼓噪“退群”“废约”“脱钩”等逆全球化之举，短期内或有可能造成局部损害或停滞倒退，但全球化的大趋势并不会因之而发生根本性的逆转。2021年初，新任美国总统立马“纠偏”，公开宣布美国将逐步修复与回归巴黎气候协定、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多边机制；而刚刚完成形式上“脱欧”程序的英国旋即一头扎进“入亚”行列正式提出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山重水复疑无路，全球化进程重新回到正常的运行轨道，一些非比寻常的苗头倾向或将为其曲折前行带来新的推动力与生长点。
全球化4.0阶段：柳暗花明又一村——“人类命运共同体”亟待共构建
人类社会刚刚迈入21世纪的第三个十年，国际舞台上行为体多元化、国际政治权力分散化、国际关系民主化的趋势愈加明显；强权政治主宰世界、集团势力割裂世界、单一国家独霸世界、多数国家被边缘化于世界的图景日渐褪色，未来世界将何去何从有了更多的选择空间。柳暗花明又一村，徘徊在新的历史十字路口的全球化有望找到一条正确的进阶之路，即倡导以人类整体利益、全球长远利益为首要目标的新式全球化，理应成为世界各国人民携手共建的美好愿景，在全球化4.0阶段要尽可能兼顾和平衡各方面的利益关切，妥善解决全球化红利分配不均衡的痼疾。有鉴于此，我们需要对现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以及全球治理规则制定进行必要的改革和合理的调整，这也就要求人类社会应当发挥更大的智慧，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还须通力合作，共同打造一个更开放、更包容、更公平、更稳定的全球化新模式。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范围内持续发酵、四处蔓延，其严重程度堪比中世纪席卷整个欧洲的“黑死病”以及20世纪初的西班牙大流感，让许多国家和人民陷入百年不遇的“至暗时刻”。新冠肺炎疫情已然演变成一个时刻牵动世界各国神经的全球治理新议题，作为21世纪头二十年里规模最大的全球流行病，新冠肺炎疫情已经并将继续深刻地影响和改变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与人类社会生活。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的快速传播及其深重危害，一方面直接导致了全球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地缘层面的暂时断联、日常人际交往在物理层面的急剧萎缩，放大了对于全球化进程的犹疑与非议、抱怨与指斥的声音；另一方面却也使信息全球化在这一特殊情境之下得到了普遍强化，全球数字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权重持续上升，数字化转型广被视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支撑，以及优化营商环境和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战术引擎。
作者：檀有志（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英国利兹大学商务孔子学院中方院长，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