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事实性，隐含作者，叙述者，符号叙述学，广义叙述学
Title:APieceofJournalismCanNotBean“UnreliableNarrative”:ASemio-RhetoricAnalysis
Abstract:Narrativeunreliabilityisthemostcrucialissueinnarratology.Yetthedebateonrelevantproblemshasnotreachedaconclusionafter60years.Themostperplexingofthoseproblemsiswhetherfactualnarratives(history,journalism,advertisement,prophesy,etc)canbeunreliable.Thispaperarguesthatnarrativeunreliabilityisthedistancebetweenthenarratorandtheimpliedauthorinsignificationandinethics,notthatbetweenthenarrativeand“therealfacts”.Theimpliedauthorisasurrogatefortherealauthor,whereas,infactualnarrative,thenarratoridentifieswiththeimpliedauthor.Therefore,afactualnarrativecannotbeunreliablenarrativethoughitcouldwellbeuntruthful,untrustworthy,orunreal.Thisisanissuepressingforareplyinsemioticrhetoric.
Keywords:factuality,impliedauthor,narrator,semionarratology,generalnarratology
本文作者认为：这是“不可靠叙述”概念的一种严重的误用。
本文希望不是在空谈理论：关于各种体裁叙述“不可靠性”的误解，已经遍布中西叙述学界，甚至已经流传到学界之外，成了一个急待符号修辞学辨清的问题。
1.叙述不可靠性的定义
可以看出，虽然布斯把这两个概念当作叙述修辞问题提出，法国派看出这个概念基本上落于解释范畴中。而法国派的注意力集中于文本，不愿走向文本解释这样过于开放的问题。但是隐含作者与不可靠叙述这两个概念非常重要，如果不接受它，实际上叙述学就不能推进。法语叙述学此后进展甚少，不得不说于此态度大有关系。而德国与北欧叙述学界成为“后经典叙述学”的重镇，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他们把不可靠问题当做叙述学的关键，由此形成了学派：讨论不可靠叙述的“修辞学派”，是坚持“布斯方向”的美国叙述学家发展出来的，而德国的塔马尔.雅可比（TamarYacobi），纽宁夫妇（Vera&AngsarNünning）和富路德尼克（MonicaFludenik）等人，发展出关于不可靠叙述的“认知学派”，这两种角度实际上相辅相成。
本文讨论的角度，是广义的符号叙述学，亦即是所有用来叙述的符号文本通用的叙述学。当我们贯通所有的叙述文本，而不像经典或“后经典”叙述学那样坚持以小说为中心，我们可以发现这个讨论了半个多世纪的老问题，会显示出我们意想不到的新面目：有些方面可以变得非常清晰；而有些被认为很简单的方面，则会变得相当复杂。
可以说，一个叙述主体的各部分之间的关系，是研究叙述文本的总纲。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叙述文本，我们可以发现大部分文本中，组成叙述主体的各种“人格身份”拒绝合作，都不愿按照一个统一的价值体系来显示自身。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是文本中各种表意身份，而不是经验世界中的实在主体，即作者或读者。文本表意人格与这些实在主体之间，会有很重要的关联，在叙述分析中，必须把这两各范畴分辨清楚。
而本文要讨论的两个关键性的文本表意人格身份，是隐含作者与叙述者。叙述不可靠，实际上是叙述者不可靠（narratorialunreliability）。叙述者可能对谁不可靠？只能是对隐含作者不可靠。叙述使各种声音各种价值观共存与同一文本，这种努力反而使各种身份之间不和谐关系更为突出，而其中最容易“犯上”的，是叙述者：观察叙述者的声音是否“可靠”，也就是说，是否与隐含作者体现的价值观一致，是叙述分析的关键。
2.如何确定叙述者与隐含作者？
先讨论如何确定叙述者：在符号叙述学看来，叙述者不一定是人格化，而是可以框架性质呈现，实际上在任何叙述中，叙述者都是框架-人格二象：在框架里“填充”人格。但是对于不同叙述体裁，会较多地以某一象呈现。按叙述者的形态变化，各种叙述体裁可以分成五个类别：
二．书面文字虚构性叙述（小说，叙事诗等）：框架叙述常被称为“第三人称叙述”，人格叙述常被称为“第一人称叙述”，每一篇文本两者混杂方式不同；
三．记录演示性虚构叙述（电影、电视等）：叙述者“框架-人格”二象合一，但是框架为主；
四．现场演示性虚构叙述（戏剧、网络小说、游戏、比赛等）叙述者表现为框架，但是要求受述者参与，成为填充框架的人格；
五．心灵“拟虚构性叙述”（梦、白日梦、幻觉等）：叙述者表现为框架，从受述者接受的文本或许能窥探到叙述者人格。
隐含主体到底是否是一个真正存在过的人格？很多学者讨论过这个问题，至今没有论辩清楚：布斯一直坚持“人格论”：隐含作者与生产文本时的作者主体（可以称为“执行作者”）重合。也就是说，隐含作者在文本生成时，具有充分的实在的主体性，哪怕是暂时的主体性。这样隐含作者就有了真实的自我作为源头，但是隐含作者就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作者用他的人格的一部分创造出来的。
从布斯的这段话里还点明了：同一个的作者可以创造不一样的隐含作者，每一部叙述文本，各有不同的隐含作者；作者为不同叙述文本创造一个特殊的隐含作者，也是对自己的一个重新认识的过程，因为隐含作者是作者理想化选择的结果。作者本人可以改变想法，对自己的作品“悔其少作”，甚至检讨说“当时被私心蒙蔽”。但是写作时作者写进文本里的人格，用以支持整个文本价值观的人格，就是是他当时的人格，或者其一部分。
由于此说出于《小说修辞》一书，而且布斯的学生，美国叙述学家费伦等人坚持发展这个路线，此种观点被称为确定隐含作者的“修辞方式”。不可靠叙述成为作者设定的一个特殊的修辞手法，类似比喻手法，用来把叙述弄得别开生面，更能吸引读者。如此理解不可靠叙述，实际上是作者与读者形成默契，审视叙述者。
至今，隐含作者只是（小说或电影的）叙述学研究中一个概念，从符号学来说，这个概念不限于叙述，任何文本中，各种意义与价值，能够集合而成一个“拟主体”。只要表意文本卷入身份问题，而文本身份需要一个拟主体集合，就必须构筑出一个作为价值集合的“隐含发出者拟主体”，即“隐含作者”。这个概念可以扩大到所有的符号文本，这时候可以称作普遍隐含作者。
一旦采取“认知方式”归纳隐含作者，不可靠就从叙述者与作者的关系，变成叙述者的价值观，与读者对经验世界“正常性”的理解之间的关系，是读者读出文本意义过程的关键一步。当然，这就牵涉到如何确定“读者”，这个复杂问题此处无法详细讨论。笔者的立场大致认同卡勒的“自然化”（Naturalisation）：“就是把一个文本引入到一个已经存在的，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被理解的、自然的话语类型”。以及费许的“阐释社群”（InterpretiveCommunity），“我们的阅读都是文化上被构筑的，认同这个文化，就大致上遵循其理解方式”。
无论如何，社会性的读者，比几乎完全个人化的作者容易确定。
3.事实性叙述能够“不可靠”吗？
在理想的批评操作中，“执行作者”与“归纳作者”应当合一，但是要做到这个理想状态几乎不可能。从认知路线得出的“归纳作者”，比修辞路线得出的“执行作者”更加方便。托尔斯泰《克莱采奏鸣曲》是一个说辞滔滔但是没有悔意的杀妻犯自白。此书的叙述者与隐含作者之间有没有距离呢？契诃夫初读时赞不绝口（可能认为是这位自白叙述者是不可靠的，隐含作者反对这种不道德的嫉妒）。后来他读到托尔斯泰“后记”，发现了托尔斯泰写作是的想法，也就是知道了“执行作者”想表达的价值观（“音乐和女人都是危险的”），于是认为托尔斯泰此小说“傲慢愚蠢”。我个人的看法是：托尔斯泰本人写下的“创作动机”不算数，“归纳作者”明显反对“我”的杀妻冲动。我不是说托尔斯泰的“后记”是撒谎作假，而是说艺术家本人并不一定完全清楚自己作品的意义/价值所在，契诃夫用不到因为作者的“创作动机”而改变自己对此作品的理解与评价。
本文的论述方式。也倾向于从文本中归纳（而不是从作者的修辞意图）得出隐指作者。在不同体裁的文本分析中，有些容易得出修辞性的“执行作者”，有的容易得出认知性的“归纳作者，二者都是有效的隐含作者。例如，在分析所谓“事实性叙述”时，“执行作者”方式比较容易理解。
叙述的“事实性（非虚构性）”，是叙述体裁理解方式的模式要求。法律叙述，政治叙述，历史叙述，无论有多少不确切性，甚至虚假性，说话者是按照非虚构性的要求编制叙述，接受者也按照非虚构性的要求重构叙述。但是既然是事实性的：叙述主体必须面对叙述接受者的“问责”，要在这点上撇清是否有意作伪。说某人撒谎，就是因为有关的叙述是“真实性”的。凯撒的回忆录式历史著作《高卢战记》用第三人称写自己：给人叙述客观性的印象。取得了叙述的几乎绝对的“可靠性”。实际上原是给罗马元老院的报告，后来才集合为历史书。不是说凯撒用第三人称就肯定完全说实话，没有美化他的征服者英雄形象，而是这种文体就必须是绝对可靠的：叙述者说的意思，就是构成隐含作者的价值。
不可否认，大量的坦白忏悔是作假，大量的历史或新闻也是作伪，大量的承诺是欺骗。正是因为这点，从学者到一般使用者都误以为事实性叙述可以有不可靠性。的确，这些叙述体裁的事实性，成了撒谎的保护伞，但是没有事实性这个题材规定，撒谎就不可能撒谎：谎言之所以可以被称作谎言，正是因为它是“事实性”的，而它们再撒谎，叙述者依然是可靠的。
那么如何理解犯人“翻供”？证人“承认作假”？正因为原供词的叙述者是可靠的（忠实于当时的“执行作者”的行骗意图），他这次才能“翻供”，不然无供可翻。例如他如果写的是虚构小说，就不存在翻供问题，改变观点后可以另写一本，却无法说原先那本“是假的”。犯人一旦翻供，翻供中的叙述者也是忠实于此刻的执行作者（“重新做人”的价值观，或“进一步搅混水”的意图）。
这点听起来似乎复杂，实际上并不难懂：纽宁所说的所谓事实性叙述的不可靠，应当是“不真实”（untruthful），或不可信（untrustworthy），是读者有关内容的判语；而叙述不可靠，是叙述文本能让读者能穿透自身，找出文本真正意义的品格。同样的观察方法，可以用到纪录片，电视直播等的事实性叙述：例如里芬斯塔尔（LeniRiefenstahl）拍的纳粹党纽伦堡大会的纪录片《意志的胜利》（TriumpfdesWillens,1934），影片歪曲真相，但影片的叙述不可能不可靠，因为叙述者的表意，与隐含作者的价值观是一致的：“歌颂纳粹”。
4.局部不可靠
本文上面几节讨论的是整个叙述文本之可靠与不可靠。使问题复杂化的是：叙述者的不可靠性并不一定会延展到整个文本，经常可以在整体可靠的叙述中，看到个别词句，个别段落，文本个别部分表现出“局部不可靠”。这样的话，叙述者就会一会可靠（与隐含作者价值观一致）一会不可靠（与隐含作者价值观不一致）。
而笔者主张坚持本文开头所引申丹的意见：“叙述的不可靠，不可能来自作者的错误与能力不足”。申旦认为这只属于“虚构”叙述，本文检查各种不可靠叙述，得出的结论是：“不可靠”永远是计算周到的修辞策略。一个无能或无德的新闻记者写的报道，一个无能或无德的小说家写的故事，叙述者和隐含作者两者都体现出“缺乏观察或道德能力”：缺乏正常的观察能力，写出的文本是“不可信”的；缺乏正常的道德能力，写出的文本是“不可取”的，但是叙述者与隐含作者没有冲突，依然是可靠叙述。
再强调一遍：凡是“事实性”叙述，无论作者的意义能力，或道德价值有什么局限，他在发出文本的时刻，与文本叙述者是同一人格，两者不可能冲突。由此产生的文本，很可能不可信，很可能“不真实”，很可能“不可接受”，但不会形成“不可靠叙述”。
本文为国家社科课题西部项目“一般叙述的符号研究”（11XWW001）中期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