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四川省达州市渠县汉阙沈府君为例
李后强李海龙
〔关键词〕汉阙；沈府君阙；离合体
〔作者〕李后强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成都610072
李海龙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智库工作处成都610072
一、引言
“阙”是中国重要的文化现象，是古代在宫廷、祠庙、陵墓前布局的一种左右对称的独特建筑物。由于两阙之间有空隙，故名缺，与“阙”相通，其形高大巍然，象征主人的尊严与高贵。
“阙”始于商周，兴盛于秦汉，衰落于两宋，有3000多年历史〔1〕。在甲骨文中有“阙”字。商周的“阙”多为夯土，立于宫廷前，属于“宫阙”。战国时期多为“城阙”，在《诗经·郑风》中有记载。自东汉开始，墓前出现石阙，称为“墓阙”，官至“二千石”以上者有资格在墓前建阙。
古代不少诗词中都提到了阙，比如唐代诗人李白《忆秦娥·箫声咽》：“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宋代词人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据统计，仅《全唐诗》中写到“阙”的古诗就超过了1100首〔2〕。
汉阙是指汉代石阙，被称为中国文化的“活化石”，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古代地表建筑，在中国阙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四川省达州市渠县被称为“中国汉阙之乡”，相对集中的汉阙有6处7尊，占全国（29处）的两成。由于时隔久远又没有文字记载，很多阙的主人和铭文书写者都无法考证，成为千古之谜。本文采用了查阅史料、实地考察、专家座谈、姓氏源流、地理分析、文字离合、雕刻剖析、还原历史、五行对照、古天文学计算等方法，研究确定了沈府君阙的主人，并演示了“离合体”方法的神奇妙用。
沈府君阙
二、渠县汉阙的研究现状
渠县六处汉阙分别为冯焕阙、沈府君阙、王家坪无铭阙、蒲家湾无铭阙、赵家村东无铭阙和赵家村西无铭阙。其中，冯焕阙、沈府君阙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被国务院确定为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3〕。汉阙不仅具有丰富的雕刻内容、精湛的雕刻技术和高超的建筑手法，还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学界关于汉阙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建筑〔4〕、历史文化〔5〕、书法、图雕艺术〔6〕等方面〔7〕，对于汉阙的主人及其生平研究很少，目前渠县汉阙中只清楚冯焕阙的主人。
冯焕阙位于渠县土溪乡赵家村，建于东汉建光元年（公元121年）或稍后一年。冯焕阙原为双阙，现仅存东阙的主阙部分，高4.38米，阙身正面铭文为“故尚书侍郎河南京令豫州幽州刺史冯使君神道”〔8〕。由于冯绲是后汉名人，被记入历史，顺便把他父亲冯焕的情况也带上一笔，因此冯焕阙的主人就完全清楚了。冯焕生于何年不知，去世于公元121年，东汉巴郡宕渠（今渠县）土溪乡人。自幼勤奋好学，被举孝廉，选入尚书台，从郎中逐步升为尚书侍郎。据《后汉书列传第二十八》记载，冯绲（？―公元167年），字鸿卿，巴郡宕渠（今渠县）人，幽州刺史冯焕之子，东汉名将。《后汉书》还记载：“帝愍之，赐焕钱十万，以子为郎中。”冯绲早年因帮助父亲洗罪而闻名，历任郎中、郡诸曹史、广汉属国都尉、御史中丞、陇西太守、辽东太守等职。延熹五年（公元162年）拜车骑将军，后因多次受宦官诬陷，最终逊位归家。永康元年（公元167年）十二月，冯绲去世，谥号桓侯。冯焕之阙较矮，可能是因为墓、阙、碑都是在他平反昭雪后由他的旧部攒钱所修，以实用为上，故简朴。但冯焕实现了死后回乡安葬的愿望。从冯焕、冯绲简历可知，冯绲的任职至少46年，他的父亲成就了他。
冯焕阙
沈府君阙位于渠县汉碑乡汉亭村燕家场（沈公湾），是渠县汉阙中唯一的双阙，并且铭文完整，但子阙已毁。两阙相距21.62米，均高4.84米。双阙形体基本一致，肯定是一个墓主，皆由阙基、阙身、枋子层、介石、斗拱层、屋顶组成。阙身正面均有铭文，东阙刻“汉谒者北屯司马左都候沈府君神道”，西阙刻“汉新丰令交趾都尉沈府君神道”（详见图1）。二阙铭文上端均镌朱雀，下端镌饕餮。东阙内侧浮刻一青龙，西阙内侧浮雕一白虎。两阙楼四角雕力士，四面为汉代社会生产、生活情景及动植物的浮雕。沈府君阙造型古朴、雕刻精巧、状物逼真、形态生动，不仅是造型艺术中的珍品，而且是研究汉代生产、生活、建筑、交通工具及书法、雕塑、绘画艺术难得的实物资料，尤其是书法独特，“沈”字肆意运笔之飘逸淋漓，为世罕见，猜测很多。清道光二十九年（公元1849年），县令王椿源修建的“护阙亭”，撰有《沈府君神道碑亭记》并立石碑记其事，说沈府君不是大竹人，也不是邻山人。但沈府君是谁？王椿源说“沈君名无可稽”〔9〕，史书没有记载，无从考证。
沈府君阙上的铭文
沈府君阙铭文“汉谒者北屯司马左都候沈府君神道”和“汉新丰令交趾都尉沈府君神道”，历来被世人纷纷摹拓并广泛流传，收藏者称之为“如得异宝”，说明具有极高的艺术水准和研究价值。铭文笔法在汉隶中独树一帜，或者说没有先例，但与冯焕阙铭文的字形有相似之处，说明是同一人书写。《舆地纪胜》评价，铭文中之“沈字、道字、丰字，发笔皆长过三四寸许，令字、交字两笔皆长，君字中笔亦长”〔12〕，为诸阙之所未见。清人王椿源《沈府君神道碑亭记》载，唐代张怀瓘曾赞沈阙的书法“腾飞扬波，自晋魏以来所能仿佛也”。这些字就是“标识字”，它告诉后人可以从这些字破解历史密码并揭开谜底。
三、“离合体”的应用研究实例
什么是“离合体”？简单地说就是拆字、猜字谜，把汉字分离再组合成新字。最有名的是“虫二”的典故。泰山和西湖都有“虫二”两字，许多人不解其意。1961年，文学大家郭沫若在“虫二”两字周围画了两笔，“虫二”就变成了“风月”。“风”的繁体字是“風”，“虫二”两个字没有边框，表示“风月无边”的意思，用来形容风景美好，给人一种无边无际的舒适感。上述拆字的方法就是“离合体”。
曹石珠（2006）认为，“离合，主要指离合汉字，其本质是离合汉字的结构。离合主要包含拆字、并字两种修辞格。〔13〕”简单来说，离合是一种具有一定主观倾向的文字拆合之法。离合姓名，即可理解为对姓、名之汉字进行各种拆分与组合的文字活动，主要用于离合自家的姓名。王利器（1990）认为，也有离合别人姓名的情况〔14〕。在古代尤其是汉代，离合自家的名是一种常见现象。古人著书有不愿直署姓名而隐寓于离合字中的癖好，我国古代许多名著都没有作者，而是后人考证出来的，比如《红楼梦》《西游记》等。最著名的例子是《华阳国志》的作者“常璩”也是成都人用“离合体”考证出来的〔15〕。刘咸炘（2009）认为，《华阳国志·序志》末“驷牡骙骙”至“人远乎哉”这一段文字，“文句明而意义模糊，不晓所谓，向来校勘考证者，亦都不言”“细审之，乃知是离合姓名也”，“东汉末多有此体”〔16-17〕。刘咸炘作了如下分析：
“驷牡骙骙，万马龙飞。陶然斯犹，阜会京畿”中的“驷”离“马”存“四”、“陶”离“阝”存“匋”，“四”与“匋”可合为“蜀”字（从隶书别写）。
“麐获西狩，鹿从东麋。郇伯劳之，旬不接辰”中的“麐”（一说作“麏”离“鹿”存“君”，“郇”离“旬”存“阝”，“君”与“阝”这一部首可合为“郡”字。
“尝兹珍嘉，甘心庶几。忠为令德，一行可师”中的“尝”（甞）离“甘”存“尚”，“忠”（中离“一”存“巾”，“尚”与“巾”可合为“常”字。
“璝玮倜傥，贵韬光晖。据中体正，平揖宣尼”中的“璝”离“贵”存“王”，“据”（據）离“手”（“平”当为“手”之误，或因隶而变）存“豦”，“王”与“豦”即合为“璩”字。
“导以礼乐，教洽化齐。木讷刚毅，有威有怀”中的“导”（導），离“寸”（诗中作“木”，亦是隶变之故）存“道”。
“锵锵宫县，磬筦谐谐。金奏石拊，降福孔皆”中的“锵”，离“金”存“将”。
“综括道检，总览幽微。选贤与能，人远乎哉”中的“综”（一说作“揔”），离“怱”存“手”，“选”（選）离“人”存“巽”，“手”与“巽”合为“撰”字。
上面的离合字连通即为“蜀郡常璩道将撰”，《华阳国志》采用“离合体”方法将作者信息隐含在书末。
沈府君阙双阙全貌
刘复生（2001）对《华阳国志》末卷“离合诗”也进行了研究释读，特别指出不同版本的字体可能不同，离合结果也不同，一定要对照原本、繁体字〔18〕。比如“尝兹珍嘉，甘心庶几。忠为令德，一行可师。”上联“尝”繁体为“嘗”，原文当为“甞”字，“嘗”之异体。“甞”离“甘”存“尚”。下联“忠”诸本为“中”字，任乃强（1987）的校注本根据《左传》改为“忠”，不当改〔19〕。“中”离“一”存“巾”，合而为“常”字。又如“导以礼乐，教洽化齐。木讷刚毅，有威有怀”。“导”的繁体为“導”，当离“寸”，存“道”字。刘咸炘（2009）指出，盖隶“寸”有作“木”者。此外，“综括道检，緫览幽微。选贤与能，人远乎哉”。上联“综”，任乃强校注本依嘉庆廖刻本作“综”。《四部丛刊》影印明钱叔宝钞本、明嘉靖蒲州张佳胤刻本、商务印书馆影印明吴琯《古今逸史》本等作“揔”，才是原本。“揔”离“怱”存“扌”。“緫”字疑有误，待考。下联“选”繁体作“選”，当离“辶”存“巽”。刘咸炘（2009）指出，东汉《参同契》以“人吉”为“造”字，以“人”代“辶”。以上二句隐喻“撰”字〔20〕。
刘咸炘（2009）认为，《越绝书》《参同契》作者，自离合姓名，明人发之〔21〕。这就是说，《越绝书》《参同契》两书之离合姓名，是明代大学问家杨慎的研究成果。杨慎从《越绝书》中发现隐喻，用离合方法考证出《越绝书》作者为袁康、吴平〔22-23〕。
“离合体”主要流行于东汉魏晋南朝以至唐宋时期。这种文字游戏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积极意义，但作为历史上的一种文体现象不应被忽略，有可能成为推断某些古籍作者的方法之一，尤其是对于那些年代久远且很有争议的古籍，因此应该予以重视的〔24-25〕。本文正是基于这种思路和方法，对沈府君阙文进行了试探性研究。
沈府君阙东阙
四、沈府君阙文的“标识字”
与离合分析
冯焕阙铭文与沈府君阙文的字形，有一脉相承之势。这种伸胳膊抻腿的隶书体被称作“八分书”。有学者认为，冯焕阙文“字体左右舒展，波磜伸张，极尽奇纵盘桓之势，与沈君阙并称”〔26〕。北宋的洪适在《隶释》中指出，《沈府君阙》“此字（沈府君阙）及冯焕、王稚子阙，皆是八分书，张怀瓘所谓‘作威投戟、腾气扬波’者也”〔27〕。
什么是“八分书”？学界众说纷纭，存在很大争议〔28〕，原因在于唐朝以前对“八分书”有不同的表述。比较流行的说法是东汉王次仲创造的这种书法技艺，是割程邈隶字的八分取二分，割李斯的小篆二分取八分，故名八分，实际上就是隶书。正因为王次仲创建了“八分法”，中国汉字形态才得以最终确定，并且解决了象形文字与书写之间所有矛盾，同时实现了汉字笔画形态的规范化。但从考古实证来看，“八分书”在战国末期或秦始皇时代就有了，在两汉时期发扬光大，于唐末逐渐消亡。多数学者认为，汉字书写左右对称呈“八”字形态，“八分者，若八字分散”〔29〕。这一观点是否正确有待进一步研究，但对破解沈府君阙有帮助。沈府君阙文就是八字形态，冯焕阙也是。把“八”字故意放大，吸引读者眼球，就是“标识字”。比如沈府君阙的“沈”“道”“都”“左”等字，“八分”特征十分突出，有笔画出格、有明显长尾现象。本文的研究就是对“标识字”进行离合分析。
沈府君阙西
1.沈府君是哪里人？
沈府君阙西阙
2.沈府君是谁？
五、关于沈府君生卒年月日的
古天文学分析
东汉时期，我国人口平均寿命只有22到26岁。经统计，东汉皇帝之中，仅有刘秀（63岁）、刘协（53岁）和刘庄（47岁）超过40岁，仅占23.08%；另有6人在20岁至39岁之间，占到了46.15%；更有多达4人寿命在20岁以下，占比30.77%。生卒年份可考的东汉13位帝王，平均寿命仅26.71岁，远低于西汉的37.67岁。冯绲去世于公元167年，公元121年任郎中，那时至少20岁，可能活了66岁，算是高寿了。人生七十古来稀，假定沈稚享年在40至70岁之间，再根据古天文学分析其生卒年月日。
1.沈稚的出生年份
先分析沈稚出生于哪年。根据五行和干支，马、凤凰都属于火，马、玄武都属于水，并且马对应“巳午”，中午太阳。“火”对应天干为“丙丁”、对应地支为“寅卯”，“水”对应天干为“壬癸”、对应地支为“子亥”。假定沈稚享年在40岁到70岁之间，并且只能在建武元年（公元25年）到永寿元年（公元155年）之间选择合适的年份。
第二种选择。如果以“凤凰”定“年”，那么必须去掉“巳午”，可以在“丙丁、寅卯”中选择。研究发现，其对应的干支只有丙寅、丁卯（分别是公元66年永平九年、公元67年永平十年）和丙寅、丁卯（分别是公元126年永建元年、公元127年永建二年）。因此，沈稚生于公元66年、去世于公元126年可能性较大，享年也是60岁，一个甲子，这是由干支的循环决定的。
第三种选择。如果放宽条件，可以不带“午”也可有“午”，则有干支丁亥（公元27年）、壬寅（公元42年）、癸卯（公元43年）、丙午（公元46年）、壬子（公元52年）、丁巳（公元57年）、癸亥（公元63年）、丙寅（公元66年）、丁卯（公元67年）、丙子（公元76年）、壬午（公元82年）、丁亥（公元87年）、癸巳（公元93年）、壬寅（公元102年）、癸卯（公元103年）、丙午（公元106年）、壬子（公元112年）、丁巳（公元117年）、癸亥（公元123年）、丙寅（公元126年）、丁卯（公元127年）、丙子（公元136年）、壬午（公元142年）、丁亥（公元147年）、癸巳（公元153年）等可供选择。组合太多，就无法确定了，这已经超出古天文学能力范围。因此，只能在前面两种组合中选择。
2.沈稚的生卒月日
研究古代的文化现象必须用“还原法”，将其还原到当时的社会状态去理解古人的思想情怀和认知。古代天文学家为观测天体运行而划分了二十八个星区（民间称为“二十八星宿”），用来说明日、月、五星运行所到的位置。这种方法的起源，从考古看二十八星的说法至少在战国时期就有了，它把南中天的恒星分为二十八群，共四组，每组各有七个星宿。“宿”就是星座之意，表示日月五星所在的位置。“二十八星宿”分为东方苍龙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北方玄武七宿：斗、牛、女、虚、危、室、壁，西方白虎七宿：奎、娄、胃、昴、毕、觜、参，南方朱雀七宿：井、鬼、柳、星、张、翼、轸。上述每宿包含若干颗恒星。这种方法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曾广泛应用于古代的天文、农业、灾害、宗教、文学等领域，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二十八星宿”是古天文学的基础概念，属于天文科学领域。从古天文可知，月日对应“二十八星宿”，“北屯”表示方位在北，“交趾”表示方位在南。
第一种可能的推测。根据“天人合一”观点，沈稚的出生要从最早的官位“谒者”推断。谒者，古时泛指传达、通报的奴仆，就是今天的秘书工作。“谒”即拜见，谒见，“使者惧而失谒，跪拾谒”。在北方七宿（北屯）中，“谒者”对应“壁宿”（文书工作、图书库）和“危宿”（从“谒”推测“跪”，“跪”与“危”相通）。那么，沈稚生于壬午年、壁月、危日，即壬午年、亥月、子日，由此得到两种可能：一是公元82年11月13日，二是公元82年11月25日。
根据“天人合一”观点和天干地支对应关系，沈稚卒日可从官位“新丰令”推断。在南方七宿，“新丰令”对应的星宿是“柳宿”（斧头、一棵树）和“轸宿”（独轮车、朱雀尾巴），因此沈稚卒于壬午年柳月轸日，即壬午年、午月、巳日，由此得到三种可能：一是公元142年6月13日，二是公元142年6月25日，三是公元142年7月7日。
第二种可能的推测。方法与上述第一种相同，只是不考虑“午”字只从丙子、丙寅推演生卒年月日。从“谒者”推测沈稚生于丙子年、危月、牛日，即丙子年、子月、丑日，由此得到两种可能：一是公元76年12月15日，二是公元76年12月27日。从“新丰令”推测沈稚卒于丙寅年、柳月、鬼日，即丙寅年、午月、未日，得到两种可能：一是公元126年6月15日，二是公元126年6月27日。
六、结果与讨论
本文提供了研究汉阙的方法，更重要的是研究思路，并没有给出完全彻底的定论，许多问题还要深入讨论，有的推论不一定正确。
沈府君阙文的八分长尾字是“标识字”，故意在字形上留下特记，在字里留下密码，供后人破解。“沈”“道”二字拖尾特别长，暗指“沈稚自己说”。沈稚是渠县人也是大竹人，大竹“沈氏家谱”应该加上东汉永昌太守“沈稚”大名。渠县不但是“中国汉阙之乡”，更是“汉代太守之乡”，仅在东汉就诞生了5位太守。每一座汉阙都是一位名人的归宿，有铭文的汉阙可以用“离合法”探索墓主姓名，没有铭文的可以从地理方位和石阙雕刻图画找到线索，更多的还要依靠古天文学知识。达州市渠县还有赵家村东西无铭阙、王家坪无铭阙、蒲家湾无铭阙等，国内其他地方无铭阙也不少，因此需要揭示的谜底还很多。
渠县沈府君阙所在地过去叫“沈公湾”，可能是沈稚的出生地。在武周久视元年（公元700年），分宕渠县（渠县）东部设大竹县，县城在今渠县汉碑乡沈府君阙南500米处燕家场（沈公湾），属蓬州。公元1849年渠县县令王椿源说沈府君不是大竹人，也不是邻山人，可能不对。在秦朝郡县制下，今达州市大竹县一带属宕渠县。东汉末年，该地区属于巴西郡。公元618年废宕渠郡，设渠州，又分邻水，垫江增设邻山、盐泉（大竹）二县，四县同属邻州。邻山县城仍设在金城，盐泉县城在今童家镇境内。北宋建立后，大竹曾被并入邻山县。公元1133年复置大竹县，属渠州。公元1283年，邻山、邻水并入大竹。所以，说沈府君是大竹人、邻山人也是可以的，县令王椿源说的也许错了。
梓潼县李公阙（梓潼县普查办供图）
芦山县樊敏碑与樊敏碑阙（乐正强摄）
本文通过查阅《越南历史》〔36〕《红河县志》〔37〕，没有发现沈稚的记载。查阅《大竹县志》和《沈氏家谱》，沈稚出生地应该在渠县沈公湾。实地调研，发现沈公湾现在没有沈姓了，但附近的大竹县童家镇等地沈姓很多，据当地人介绍，这些沈姓人几乎都是从渠县燕家场迁徙而来的，推论得到了部分印证。大竹沈姓有的是从“湖广填四川”迁徙而来，又主要来自湖北孝感等地。历史上沈氏名人很多，当代还有中国工程院院士沈忠厚，但没有把“沈府君”收入家谱，实为遗憾，原因可能是名字不清楚。《渠县志》（四）写道：“按照《华阳国志》（益郡志），永昌郡太守蜀郡郑纯、常元、巴郡沈稚、黎彪，此沈稚或即交趾都尉沈君。盖云南永昌府，去交趾为近。意者，由永昌太守移官其地耳。存疑待考。〔38〕”本文应用“离合体”“还原法”“八分书”和五行学、古天文学、实地调研等多种方法试探了“存疑待考”的沈府君之谜，确认《渠县志》（民国版）猜测基本可信，但最终的结论还待考古发掘。
雅安高颐阙（戴国宏摄）
蔡艳秋、张永祥、汤忆玲参与了本文的讨论，任新建介绍了刘咸炘“离合法”、唐希鹏提供了古代天文学演算数据，王诤、王飞、郝玲玲、戴连渠、肖仁杰等提供了实地调研和资料帮助，在此一并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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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中国西部》杂志2022年第1期）
作者：李后强李海龙
原标题：《【历史文化】破解汉阙无名难题的“离合体”方法——以四川省达州市渠县汉阙沈府君为例‖李后强李海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