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刊载于《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摘要：生命政治就是政治权力直接作用于我们生物性生命的政治。人类政治变化的历史曾经历了四个不同的阶段。首先就是政治和家庭的二分，它导致生物性生命被排斥在政治领域之外。在近代，颅相学成为区分文明和自由社会与野蛮的自然社会的标志，生物学成为区分政治与非政治的尺度。在对19世纪的监狱历史的梳理中，福柯发现了现代规训社会的兴起，例如，人的生命被档案化，成为一种治理工具，当代资本主义通过规训手段在微观层面实现身体的正常化，在宏观层面上实现人口的生命政治治理。今天，在大数据技术和算法技术广泛使用的背景下，所有人的生物性生命都被数据化，成为基于数据库治理的控制社会，这是智能时代的数字-生命政治，是面向未来的生命政治学。
关键词：数字-生命政治；生物性生命；政治哲学；大数据技术；数据治理
曾几何时，我们似乎已经适应了这样的场景。在进入机场航站楼和高铁候车大厅之前，我们必须向工作人员出示自己的健康码或行程码。唯有我们的健康码是绿色并且在14天之内没有到过疫情中高风险地区时，我们才有资格通过。相反，一旦健康码变成了黄色或红色，工作人员会毫不犹豫地将我们拦在入口之外，并迅速有人过来将我们与人流分离开来。在那一刻，我们是男是女，是大人还是孩子，是黄种人还是白种人，是政客还是平民百姓，是大学教授还是文盲，无论是何种身份，在由二维码组成的数据读取面前都不再有效，绿色与红色或黄色健康码之间的差别不仅仅是颜色，而且是一种权力，一种将两种不同的身体区别开来的权力。一边是绿色健康码代表的健康的生物性身体，这些身体被权力允许通行，成为正常的、标准的、合乎规范的身体，另一边则是代表着有被感染风险的身体，一个危险的不正常身体，权力不用关心在这个身体上附着的身份是什么，只需要将这种具有感染危险的身体与普通的正常的身体隔离开来，以保障绝大多数的规范性身体的良性运行，从而杜绝了被感染身体带来的巨大风险。
这是一种全新的政治权力方式，一种不同于启蒙以来政治哲学的方式。这里不存在马克思曾经批判过的政治经济学家的“把人变成帽子”的魔术，也不存在政治哲学家们苦心论证的原初状态的无知之幕下的程序正义。这里只有最赤裸裸的原则，作用于我们生物性身体的权力。这就是福柯、阿甘本等人定义的生命政治的诞生。今天，生命政治的原则正成为疫情之后世界政治的通行原则。这种政治问题的基础，就是生物性身体的区分，例如，施打了疫苗的健康的身体和未打疫苗的危险的身体之间的区分，而疫情之后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交流等各个方面只有在这个区分基础上才能运行。所有这些正在全世界发生的现象，都说明了一种无法回避的新政治原则的兴起。尽管这种新政治原则并没有彻底取代传统的政治哲学或其他政治学的原则，但是，生命政治和生命权力的诞生，已经成为这个时代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对生命政治学及其批判的研究，也必须成为当代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主题。
一、政治之外生命：polis和oikos
“人类在本性上，是一个政治的动物。”对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开篇的这句名言，历史上曾有多种不同的解释。但需要理解的是，无论何种解释都必须要明确，这里的“政治的动物”实际上与今天的政治学科并无关联。因为古希腊语中的政治学（Politica）并非一种普世意义上的政治学，而是特指城邦（polis）之学。因为在《政治学》一开始，亚里士多德就明确指出，“我们看到，所有的城邦都是某种共同体，所有的共同体都是为着某种善而建立的（因为人的一切行为都是为着他们所认为的善），很明显，由于所有的共同体旨在追求善，因而，所有的共同体中最崇高、最有权威、并且包含了一切其他共同体的共同体，所追求的一定是至善。这种共同体就是所谓的城邦或政治共同体”［1］（P3）。如此我们便不难理解，亚里士多德这里谈到的政治，实际上是关于城邦的政治，于是对“人类在本性上，是一个政治动物”具有了另一种意义，即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人并不具有独自生存的能力；人之所以区别于动物，是因为人类能够形成一个城邦，一个政治共同体。这种政治共同体一经形成，就能有效地将人类与一般动物区别开来。
二、颅相学的印记：种族主义与生物学政治
西方政治的本质就是生命政治！
《被解救的姜戈》（DJANGO）
（颅相学）
三、生命的档案化：现代生命政治的诞生
或许赫施乐自己也没想到，他在印度殖民地用来区别良善的或败坏的印度人的指纹识别系统日后能够产生更大的功用。在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意义上，指纹之类的生物识别技术旨在将危险的非政治的存在物从政治领域中分离出来，从而确保政治领域的安全。也就是说，生物性身体扮演着区分政治与非政治尺度的角色，正是这种生物学上的非政治扮演着现代政治的前提。埃斯波西托指出：“非政治维度描述的是政治内外之间的张力，这种张力是政治隐而不显却一成不变的预设，从政治的外部决定着其存在的境况。”［11］（P163）换言之，他看到的是一种让政治成为政治的东西，政治的稳定和运转必须依赖对非政治层面的排斥。那么什么是非政治？简言之，就是不能纳入政治领域中且成为政治前提的东西。在亚里士多德的时代，非政治就是家庭中的主奴关系、夫妻关系和父子关系；在颅相学和指纹识别的时代，非政治就是生物性的身体辨识系统，从“科学”的、“客观”的层面来排斥那些影响政治纯正性的东西，让政治可以在一个理想的形式框架下以安全无虞的方式运行。
最典型的问题就是犯罪问题。赫施乐的指纹识别系统在印度的成功也引起了苏格兰场的注意，他们觉得这套系统可以解决他们在处理疑难案件时遇到的困难。例如，“如果犯人用的是化名会怎样？英国当局的人有什么将犯人与他过去犯下的罪行联系起来？生物识别就是这样的来实现的。在伦敦，苏格兰场以及伦敦警察局各个部门的警察和侦探有时会聚集在霍洛威监狱里，用指纹来一一检查辨识监狱里的囚犯”［9］（P19）。值得注意的是，这里作为生物识别的指纹系统，已经不再是印度殖民地时期区分不同印度人种类的标准，而是更为精确的个人辨识。常规上的外貌辨识已经不能满足犯罪率日益上升的大都市伦敦的要求，那么罪犯留下的指纹可以帮助警察辨识出他是否是罪犯，法官也需要这样的辨识技术来决定是否为嫌疑人定罪。一开始，苏格兰场对指纹系统的应用只是偶然性的，但是他们很快发现，为了一些新旧案子，不断地跑霍洛威监狱是一件相当麻烦的事情。一些警察盼望着，是否可以建立一整套关于罪犯的档案系统，从而可以从总体上来辨识和控制更多的罪犯。
（指纹识别系统图例）
四、分体和算法控制：控制社会与未来的生命政治
（数据库图例）
*原文载于《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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