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统三年（1911）开年，爆发于上年九月的东北鼠疫疫情正炽，直隶地区也笼罩在瘟疫的阴影之下。春节刚过，当时天津颇具声名的《大公报》连续发文讥讽中医的治疫“奇方”，并对中医发起激烈的批评，这些诘难引发以“医药研究会”为核心的天津中医界人士的强烈不满，愤而回击，遂引发一场有关中西医的辩论。学界曾对这场论争做过细致而精彩的论述，并称其为“中西医之间第一次大论争”。在这场辩论中，丁国瑞作为中医一方的主将登场，他的系列言行不仅充分展现了他勇毅、豪情的个人性格，也相当程度上颇具代表性地反映了当时诸多中医人的心态、追求和有关中西医的认识。丁国瑞是一位颇具性格，而又对中西医留下大量论述的地方名医，这无疑为我们从生命史学和知识史的双重视角出发，在时代的大背景下理解个体生命，在个体生命的历程中探究认知观念和中西医汇通之道的内涵与变化，提供了可能。
一、丁国瑞其人及本文主旨
丁国瑞不仅积极为中医的发展谋求出路，而且时常对国家时政、社会、民生问题建言献策。他常在报纸上发表白话文，以期开通民智，改革旧俗。不过，他常以“守旧”“顽固”自居，他从中国传统的逻辑和理念出发，臧否西医和时事，俨然一副“守旧”士人和“固守传统”的中医的形象。不过，从他倡导使用白话文、创办近代报刊、组织医药研究会和学习西方医学知识等行为来看，又颇为新潮，当可视为当时的进步人士。表面上看，这显然矛盾。不过，这究竟是丁国瑞本身思想和人格存在分裂，还是我们对他的了解还浮于表面呢？这无疑是一个有待探究的问题。
有鉴于此，本文将通过深入考察丁国瑞的人生和心路历程，来探究近代以来的中西医汇通思想，展现近代中医知识的演变，期待从以下几个方面推动当前医史研究的深入开展：（1）以生命史学的理念和方法来探究中医知识的演进，践行生命史学与知识史研究的融通，推动医疗史研究的理论创新；（2）在具体历史情境中呈现和理解中西医汇通思想的内涵及其特征，从学术和情理等不同层面上探究中医知识演变的内在逻辑；（3）将个人心态立场与时代思潮相结合，思考中西医汇通的意义和得失；（4）立足历史发展大势，省思近代学人中西医汇通努力的价值与困境及其对现代中医发展的启示。
二、丁国瑞的中西医观与中西医汇通之道
丁国瑞在《和中西医》中谈到，年轻时对举业没有兴趣，想到习医治病可以利己利人，于是“就买了几本医书，自家捣鬼，遇着名医，我就请教，遇着病人，我就留心”，遂于中医，渐有心得。除了学习中医，也读了些西医书籍，一度想出国留学，限于财力，未能如愿。这些经历使他对中西医都有了一些了解，当看到《大公报》上中西医之间互相攻击，遂写成《和中西医》一文，着重表明中西医各有特点和短长：
中国学问尚虚，西国学问尚实，中国谈空理，西国求实迹。谈空理的，不能百无一得，求实迹的，也不能百无一失。中学重述古，西学重求新，述古的每多牵强，求新的有时臆断。
我说一句公道话，要说西医的神妙，真有非中医所能比的，但是要说中医一点儿道理也没有，持论也未免过偏。据我看，中医当采西医的长处，以补中医之不足，若是竟自护其短，不知用心整顿，恐怕我们中国医学一道，不久就要绝了。西医也当平心静气的，自行其道。若是竟目空一切，骂中医为无用，恐怕西医也不能百发百中，有教中医得着理的时候儿。
不过，他骨子里并不认为中医学从根本上不如西医学，在他看来，“中国的医学，不在西国医学之下，中国医士的志趋精神，实远逊于西人”。而中医的颓势，实在是因为当下的医生素质不良，所以应该向西医和西方学习，加强研究，并吸纳西医的有价值的知识。
中西医学，互有短长，凡西是而中非者，我取而效法之，中是而西非者，我发明推阐之。表面之名称不同，而理想意旨确相合者，我引证解明之，理想治法与习惯，万难符合者，姑且阙疑以存之。总以讲明医术，有益病人为归宿，不存门户之见。
通过中西医比较，丁国瑞认为西医在解剖、脏腑生理知识的认识、诊断器具、外科技术以及西药的制造和宣传等方面，相较中医多有优势，中医在这些方面应该多加研究，不过西医也有不如中医之处，西医也不是什么都神奇。他说，“以医学所需之器具而论，西医无论治内症治外症，皆有精巧利用之器具，而中医则无之”。“凡看中国的医书，最要留神他敷衍模棱附会牵强的毛病，凡看东西洋的医书，最要留神他大言欺人穿凿武断的毛病。”“论胃之功用，中医不如西医详细，治胃之法，西法不如中法妥善。”“外国的解剖学，是我们中国比不了的。要是治伤寒、瘟疫、温病、疟疾、内伤诸症……凡是气化的病症（无形迹可考查的，谓之气化），断不能专以行迹求的，不研究中国的古医书，万不能治气化的病症。”从中可见，他对西医那些优势之处是否真有治疗上的价值已经开始有所怀疑，进而对当时中国社会过于推崇西医感到不满。他说：
中医开方用药，则病家议寒议热，议补议泄，议分量之多少，必踌躇再三而后服之。一遇洋医之药水或丸散，不但不辨其性味之寒热补泻，及分量之多少，且不计价值之贵贱矣，囫囵下咽，病势转增，不咎自家之未达轻尝，甘认寿命之无救矣。……自己总觉菲薄。
这些认识并非丁国瑞的发明，而是当时比较流行的看法，不过显然是他认同并内化于心的认知，是他在学习西医新知后的深思熟虑之论。通过学习，他明白西方的解剖学虽然“未必无枉费苦心处”，“然较比中医之不求甚解，可又强的多多了”。他还对细菌学说持开放的态度，“吾信细菌学，吾信一病有一病之菌，吾信菌能杀人，菌能传染”。但经过反复思考，仍无法认同细菌乃是疫病的病原，“吾惟不明所以生菌受菌之理由，吾更不服疫为必死不治之武断”。因此，他认为既然道理上说不清、说不通，治疗上又不如中医有实效，若还崇信西医，实在是崇洋媚外，是迷信。进而从人道、情理和民族情感等角度，对严苛的近代卫生防疫举措，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若一遇瘟疫，即事张惶，非圈禁，即弃置，是已病者万无生理，未病者亦必遭劫。不但少数之患疫者无一生活，即多数之不患疫者，亦必随之同死。天下有此等防疫治疫之善法乎？……某某二国，对于中国人，见有一二患疫者，其余千百人，无论患疫与否，一概同入于闷罐中，或将百十家，同一圈禁，或同付一炬。弱国之民，直不如强国之犬。
两相比较，反而让他对中医更有了自信，觉得岂止中医应该学习西医，西医更应学习中医，“西医要打算大放光明，非取法于中医的气化学不可”。
当时，丁国瑞已年届四旬，认知和思想也渐趋成熟和稳定，他关于中西医的认识基本定型。1918年，山西、绥远等地发生鼠疫，有感于当局仍采用西式防疫办法，遂激发他全面梳理自己对于瘟疫的认识，在报端连载《说疫》之文，并集结成书。该书大抵可以视为他有关中西医及其汇通认识的总结性论述，其基本观点，相较于东北鼠疫期间，并无变化，不过更为系统和周严。在自序中，他首先就批评当时以简单而严格检疫隔离为特征的防疫政策，罔顾人伦孝道，且劳民伤财。称：“明知对西医之学理心理，稍欠迎合，而揆之天理人情，自信尚无不合也”，更进一步表现出他对中医的自信和对西医的不甚恭敬。在正文中，他表明自己并非排斥学习西医，也不是简单反对清洁、检疫、隔离防疫举措，称此“防疫上必须有之公事”；他认可西医在解剖与外科手术上的特长；即使对于细菌学，也不否认其价值，反对中医“在今日以为能治传染病，即无须研究细菌学”；他主张在防疫实践中，中西医应该相互配合，“将防疫之责，归入地方自治范围以内，则西医担任检验细菌，中医担任救治”。这些都展现出他对中西医一贯的开明且持平的心态以及努力学习和接纳新知的行动和意愿。
不过，他仍坚持认为将瘟疫的病原归为“微菌”不妥，中医治疗瘟疫的疗效远较西医高明。他说：“谓细菌为传染之媒介则可，谓细菌为病原则不可，盖细菌未发生之前，尚有一原因在也。原因者何，即秽恶不洁与四时不正之气候是也。”并进一步在与他人的论辩中反讽道：“既认菌为病原，而又束手无策，于是倒果为因，谓此菌若在冰点以下，即难生活，遂以冰冰之，菌固死矣，而人亦随之以俱死矣。其治疗之拙笨，可胜言哉。”这些让他不仅认为西医应该向中医学习，而且对中医加以研究，还很有可能成为对人类健康的重要贡献。他指出，张仲景之后，经过近两千年进化，“中医对于伤寒之治法，已粲然大备，俨称绝学”。西方的科学虽然有万能之誉，“而独于治疗内科无形之精神病，以及外感之气化病，反居中医之下者何也。由于其病理、诊断、治疗、药物，皆重实质，而不讲精神气化也”。“西医不治之病，中医未必不能治也。况伤寒温热瘟疫，又为中医之特长乎，……倘使成绩昭著，尚可将中医治疗之方法，译为洋文，传布各国，公诸天下，以救各国之患疫者。”“对于中国医学中之气化学，尚望一研究之，二十年后，又安知我中国之医学，不受世界之欢迎也哉？”
综上可见，丁国瑞对中西医的心态和认知有以下三个特点：第一，他是一个开明、平和且善于学习之人，而非盲目的顽固守旧者。他愿意学习新知，也勤于思考。他组织医药研究会，倡导努力学习并研究中西医学，认为中医的颓废正在于“不讲”，即不学习新知，不进行研究，各执一端，以意气相争，等等。第二，他始终坚持中西医学各有短长，应该相互学习，以造福人类健康。尽管对西医的态度和如何学习的立场上，丁国瑞有所变化，但对于中西医各有所长、应该相互学习这一点，态度是一贯的。第三，他一直是站在中医的立场上来认识和思考中西医关系。丁国瑞早期接受的是传统中医教育，接触的主要是中医书籍和中医师，虽然也读了一些西医著作，但并没有深入系统的学习。在后来的悬壶执业中，他的身份也一直是中医。所以，他秉持中医的立场无疑是十分自然的事。在具体的讨论中，无论他批评中医也好，赞扬西医也罢，其实根本上都是希望彰扬中医，努力改变当时中医在中西医论争和竞争中日趋不利的地位。不过，细致梳理20世纪初丁国瑞有关中西医的诸多论述，还是可以发现他在心态和认知上的一些细微差异。
首先，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对待中西医的态度渐趋保守。前面的论述显示，在20世纪的头一二十年中，他对中医的自信和坚守日渐增强，相应地对西医的批评则日益明确。他于1903年发表的《和中西医》一文，虽然文字上基本以一种持平的语气来评述中西医各有短长，但也可以明显看出他对当时西医强势的认可。这反映出，作为中医，他实无意与西医全面争胜，只是希望大家不要忽视中医也是有长处与用处的。但后来，随着行医经验日渐丰富，中西医关系渐趋紧张，中医受到西医与社会的批评增多，以及在中西医论辩中往往作为中医的代表发声，使得他对中医的肯定日渐增多，对西医的批评也不断明确和具体。他指出，中医“六气的奥理，可是精妙难穷呕”！“中国的医学，发明最早，实比西医有奥妙精深处。”并常常以讥讽的口吻称，西医长于说理，但在治疗上，却无实效。于此，他对中医的自信和保守心态，可谓跃然纸上。
一编医学教科书。二遣年强学富，通悉中西医学门径者，出洋游学。三在京师及各省大学堂，附设医学堂。四在各府中仿中学堂之制，设医学普通学堂。五立医学报于京师，分派各省。六劝各省绅商，多立医院，以资考验。七各省立采药制药厂，搜采本省物产，辨其真伪，并讲求化学，以精炮制。八优给医士出身，并厚加赏赉，以励来学。
这些举措，虽然未涉及医学理论本身，但显然都是借鉴西方医药管理办法而来。虽然他一贯认为，在理论上中医自有其长处，甚至不输西医，但对其在现实中的表现，则持严厉的批评。通过这样的表述，实际上表明了他对西学和西医优长之处的认同。
随后，在组织医药研究会时期，丁国瑞继续肯定西医在器具、解剖学以及医学研究、管理和教育机制等方面的优长。他也多会谈到医理，不过囿于学识，往往是立足中国经典医籍，比如《伤寒论》《内经》等来加以论述。他也会涉及一些西学的知识，比如，在一则问答中称：“瘟气究系如何？西医谓由于微生物之传染，中医谓由不洁之秽浊气，及天时不正之气，蕴酿以传染，吴又可论瘟之理，治瘟之法，最详，故中医治瘟，较西医事半而功倍也。”可见，此时他对西医的优长已经开始带有较强的保留态度。
随着年龄的增长和时局的变化，丁国瑞虽然对中西医的态度和认知渐有改变，但对中西医应该相互学习、共同提高的主张，则是一贯的。关于中西医应相互学习，在当时应该算是一种普遍的认识，而且也往往以中西（医）汇通名之。丁国瑞早期发表的《和中西医》虽未言及汇通，但显然有类似的意涵。此后，他多次论及中西医汇通，或表达此意。1906年，在组织天津医药研究会期间，他多次谈到“汇通”一词，在向地方官府呈报的申请文件中言：“或邀请精通西医之会友，将中西医学，互为汇通。”东北鼠疫之后，他进一步指出，“此后中西彼此汇通，互换学问，西医学中医之气化，中医学西医之特长”。有时虽没用“汇通”一词，实际也表达了汇通之意。比如，“盼中医西医化除中西二字之痕迹，互相习学，互换知识，放大眼光，收起意见，自不难融合一气矣”。他虽然不时论及汇通之意，但对到底怎么汇通，并没有做过系统思考，也很少专门去探讨。
就目前看到的资料，他唯一一次专门论及这个问题，是在医药研究会上的一次演说。他讲道：“中西汇通，这句话，说着极易，做着极难，凡是理想治法相同的，不怕名辞不同，全都可以汇通。惟独理想治法，差的悬绝，这可怎么个汇通法儿呢？”接着，他举了治疗伤寒的例子，把张仲景《伤寒论》中的伤寒，与他从丁福保《卫生学问答》中说的伤寒（西方所谓的小肠发炎）做了比较，发现实在扞格不通，最后说：“这是说伤寒病的大概，我们原有我们的良法，与小肠发炎，焉能说到一处，议论理想，全都两岐〔歧〕，实在的难以汇通，可汇通的也不少，开会后，咱们大家再研究。”
从中不难看出，一方面丁国瑞西医的学养比较有限，所谓西方名为小肠发炎的伤寒（typhoidfever），乃是由伤寒杆菌造成的肠胃道传染病，也就是俗称的肠伤寒。与《伤寒论》中作为外感性疾病这一类概念的伤寒，不是一回事。另一方面，虽然他觉得中西医两者各有短长，理应相互学习和汇通，但其实基本也是说说而已，并没有实际的心得，最后那几句话，有着明显的敷衍之义。他虽然一再声称西医有诸多长处，也对时下的中医感到不满，但真正理解并接受的西医长处，实际上是器具、技术和机制等一些外在的内容。而对于中医的医理，他对唐宗海等人提出来的中医气化理论甚是推崇，对中医治疗瘟疫及情志病等方面的疗效更是信心满满。虽然从一般的道理上讲，西医多有优长，理应参合学习，但从丁国瑞自己真切的理解来说，实无法像认识中医医理那样体会到西医医理的精妙之处，所以常常以气化理论来反衬西医重行迹的无效和于理不通。
丁国瑞虽然一再鼓吹中西医应各取所长、互相学习，主张汇通中西，但实际上真正着意的乃是通过改良当时的政治和社会机制，推动对中医的研究，发扬经典医籍的精妙医理，光大中国医学。他所言或心目中的中西汇通，具有鲜明的以新守旧的特征，即以有意义的新知和新举措来改进旧学，发展旧学。对此，他曾专门撰文加以论述：
真知道政治教育的根本，真能取人之长补我之短，真能洞悉中西的利弊，真能辨别是非，这是真维新。……真知道那样可守，那样当变，必须游遍了五洲，贯通古今中外的大势，然后把我们那旧有的长处指出来。……实实在在是中国的好，我们要保守住了往下办，往下办，不可轻易更张。能如此，这才算真守旧呢！……真守旧，然后才能真维新，真维新必能真守旧。维新守旧，原是一家。
可见，在他看来，顽固不等于守旧，真正的维新和守旧在本质上其实是一致的，即以新的优长来改良旧的短劣以保持传统。这一阐发正好可以与他在中西医关系上以新守旧的认识相印证。
而从医理来说，丁国瑞虽然对于中西医是否真的在理论上可以汇通，并没有真正有心得的思考，但他一直从一般道理出发，倡言要相互学习，实现汇通。不过，学习西医，是为了光大中医，所以必须在打好中医根基的情况下展开，否则就会“数典忘祖，舍近求远”。他指出：
受了文明教育的人，全有爱护祖国的思想，既能通达了西学，再要把中学彼此一对证，又不定折中出多少精妙的道理来。是非长短，自有个水落石出。借着西学，倒可以把中国医学的长处，发明出来，中国的医学，岂不大放光明了吗？
换言之，就是将西医的知识纳入中医的体系来加以研究，为我所用，以发展中医，也即以中化西。由此可见，丁国瑞的中西医汇通实际是一种有些模糊笼统的应时性概念，是一种实现中医自救的途径，其核心思想是以新守旧、以中化西，最终实现光大中医的目标。
三、丁国瑞在近代中西医汇通中的角色及其意义
不难看出，无论使用“汇通”一词与否，认为中西医互有优劣，应当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应该已是当时沿海城市具有一定见识的士人的共识。尽管他们的立场和用心或有不同，但都不妨碍他们表明中西医各有短长，在汇（会）通的名义下互相参合学习。
这些论述尽管名之中西汇通，实际上，他们并没有就何为汇通、如何汇通做过系统具体的思考，只不过从道理上笼统地认为，既然同为医学，自然有其可通之处。实际上，现有研究者也已指出，若从身体技能和医理等角度来说，其实是汇而不通。他们的诸多具体论述，今天看来未免牵强附会，甚至荒唐无稽。
由此可见，当时之人是在颇为模糊而极具包容性的意义上使用汇通概念的。他们内心对于中西医的态度，实有很大的差异，像前面谈到的徐寿和李鸿章以及郑观应等，他们的重点显然在于引进西医来改进中国医学（未必是中医）落后的面貌。在格致书院的三份考卷中，杨毓辉这方面的意蕴也很明显。不过，对唐宗海等医者和格致书院的许克勤等人来说，恐怕想得更多的是，通过承认西医的部分价值，并适当学习利用，来彰显中国医学的优长和价值。
现有的研究在将唐宗海、朱沛文等医者视为汇通派的同时，往往都会指出这一学派的特点，他们力图证明中西医理是相同相通的，或者说西医之理原寓于中医之中，虽然承认中医有其短处或弊端，亦不排斥西医，更有对中医的批评，但立场几乎完全是中医的，并认为中医基本原理上高于西医，习惯于用思辨的方式来做中西医相互引证的工作。这与前面分析的丁国瑞以新守旧、以中化西的中西医汇通之道是完全一致的，显然他是这一阵营比较重要的一员。
细菌何以突如其来也，细菌何以忽然而灭也，人之患疫，何以不一触即死也，又何以不众人同病也，吾今再与先生细研其理。盖秽恶不洁之气，与四时不正之气，以及兵荒水旱死尸怨戾一切杂气，酝酿既久，而成疠气，此气中人，初不名疫，因病气而传染，始成为疫。……故患疫者，必其未病之前，体内蓄有毒热，一与外来之疠气相感召，则病成矣，此亦同气相求之义也。然此时有菌无菌，尚在未定。
他之所以言之凿凿对今日看来的常识性谬误进行辩解，完全是因为他不明白微菌作为一种致病微生物，乃是自然界中重要物质。而之所以如此底气十足，显然是因为他自信中医在治疗疫病上较西医更有疗效。当然，这也不是他个人独特的认识，在当时的中医界，认为传染病中所检测到的细菌，其实是病人身患传染病后的结果，而非病因的中医，不在少数。以肺结核为例，当时的中医多以西医“倒果为因”来回应其细菌理论。由此不难看到他在学识上多持一般性的通识，少有自己的创见，其论述表面看似明白晓畅，其实多有笼统模糊之处。
他的这一做法不禁令人想起19世纪后期一些新派人士，往往以高举“中体”之大旗或承认中医有至理来作为其倡导西学和西医的策略，只不过时过境迁，丁国瑞则反过来需要通过表明认可西学西医，来为自己阐扬中医的论说提供合理性。这不禁令人感叹时代的风云变幻，而感叹之余，亦不禁要问，究竟是什么原因令丁国瑞逆潮流而动，执着于中医的保固与发扬？他个人的经验，又对我们思考中西医汇通和中医发展有怎样的启示？
平心而论，尽管丁国瑞对中医疗效的自信未必全然在理，不过他对西医的诸多批评还是颇有道理，而且就疗效而言，当时的西医在传染病等疾病治疗上确实未见优势。虽然现代的中医往往给人善于治疗慢性病和养生的印象，但实际上，从中国医学自身发展的角度来说，治疗外感性疾病伤寒或温病乃是中国医学十分重要的成就。有研究者指出：“中国古代医家最著名者，以热病专家为多，如张仲景、刘完素、吴有性、叶天士等。直至近代，最有成就的中医仍以善治热病成名，如张锡纯善用石膏治寒温，恽铁樵用麻杏石甘汤治猩红热，均为人熟知。那时中医最足以己之长与西医抗辩者，即讥西医治疗热病效果不佳。”这里所说的热病，就是以疫病为主的外感性疾病。被视为民国时期代表讨伐西医最高水平的陆渊雷《西医界之奴隶派》一文，对西医最有力度的批评当数当时西医对于传染病的疗效不佳，治疗中虽然化验真确，却往往以“诊断未确，无从施行根治”或“尚未发现特效药”来塞责。近代名中医恽铁樵也自述其大儿子得白喉去西医院不治身亡，促使其开始钻研《伤寒论》，并用麻杏石甘汤治愈其女儿和自己的喉症，这让丁国瑞对中医的辩护和坚持更有底气。
丁国瑞当时引以为自信的具体理由和对西医批评的具体内容，今天看来大部分已经难以成立，但当时中医在对很多疾病的治疗上具有西医难以具备的效用，应是不争的事实。被现代研究者视为真正的近代中西医汇通派人物的张锡纯，实为“医学实验派大师”，他最重要的成就，就是吸收近代医学研究方法的精华，用之于中医学的研究和治疗，独创了一些至今仍具效用的著名方剂。由此提示我们，中医的疗效不仅是帮助中医人取得自信的根基，也是中医学得以自存和不断取得发展的核心要素。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中医在治疗疫病的阵地上不断退缩，显然首先是因为西医在疗效上的根本性提升，同时也是因为中医未能从疗效出发，充分利用现代科学研究方法和手段，促进中医理论上的突破，并进而在整体上不断提升疗效。
不过，也必须充分意识到，中医作为一种医学，其本身的科学属性无疑是首先需要肯定的，如果一味强调中医的文化属性，而不能时时谨记它的科学属性，不能从其真正具有生命力的疗效出发，充分吸收现代科学技术成果，用现代科学的研究方法来探明其内在的机理和可验证性，让中医完全湮没在文化之中，而要寻求中医基础理论的真正发展和突破，将中医发扬光大，那可能不过是痴人说梦。那样的话，中西医汇通可能也只能像在丁国瑞等人那里一样，只是一句笼统而没有真正心得的口号，中医未来恐怕也只能日渐沦为现代医学体系中的边缘和补充。
结语：个体生命的知识史意义
第二，应立足疗效寻求中医理论的突破。丁国瑞等人的经验显示，他们之所以信心满满地批评西医，并意欲通过研究所谓的气化等理论来光大先圣留下之至理，根本在于中医的疗效。近代张锡纯和当代中西医结合中的某些成功案例，则表明在医疗实践中中西医结合有助于提高疗效，从而获得汇通或结合的成功。疗效乃中医真正的生命力和价值之所在，脱离疗效而对中医理论做比附或反观式的自我完善，虽然有助于中医在文化上获得更多的认可，但并不能从根本上真正推动现代中医的发展。丁国瑞等人立足疗效而强化传统中医理论的努力，限于其学力以及缺乏现代科学研究方法，现在看来已少有价值，不过这一实践启示我们，针对疗效去探究理论，本身具有很强的合理性，只不过要做好这项工作，不仅需要有精湛一流的学养和研究手段与方法，更需要清楚地认识到，疗效并不等于理论正确，理论和疗效之间必须有明确的指导意义，才能确立理论的有效性。研究中医理论也不只是为了证明传统中医理论的正确，更应该以开放创新的心态寻求传统理论的突破和发展。
第三，要清醒地认识到中医的本质属性。丁国瑞等以中医为本位的中西医汇通人士，受时代局势、自身观念和立场等因素影响，往往希望通过赋予中医以传统与民族等文化意涵来寻求中医的自救与发展，这样不仅在策略上是合理且成功的，也有一定的学理性。因为医学本身就是科学和人文的结合体，具有很强的社会文化属性，而中医因为拥有文化传统性和民族性，更是如此。但如果就此偏于一端，忘记中医作为医学自然具有的科学属性，而过多地强调中医的文化性，让中医的科学性湮没在文化性之中，那中医未来的发展，将前景堪忧。只有积极努力从疗效出发，去寻求传统理论的根本性突破，并通过理论突破来进一步提升疗效，在相当一部分疾病的治疗上取得机理清晰、可验证的疗效优势，那样，中医才能真正在现代医学体系中站稳脚跟，对未来人类的健康做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