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媒体上，流行语里出现大量情绪热词，浓人、淡人、发疯、松弛，年轻人的生活方式上，年轻人热衷20分钟公园理论，去阿勒泰、去有风的地方，而在商业上，除掉刚需消费，几乎所有的消费都是情绪的后果，年轻人去音乐节、去户外、去买香水，这些消费决策背后都是由情绪支撑的。几乎所有品牌行为，都可以理解为对情绪的利用和迎合，情绪是开发不尽的巨大资源。就像哲学学者韩炳哲说的：“今天，我们最终消费的并不是商品本身，而是情绪。对商品的消费不无尽头，然而对情绪的消费则是无边无际的。情绪的发展超然于商品本身的使用价值，它开辟了一片新的广阔无边的消费空间。”
我们或许正在见证一个情感启蒙时代的开启。在华东师大中文系教授汤拥华看来，“情绪价值”这个词掩盖了很多东西，人们对情感的态度依然是抗拒、恐惧的，“所谓‘情绪价值’泛滥的时代，恰恰是情感还没有得到完全启蒙的时代。”
在市场上，许多行业已经达到了生产力的极限，市场饱和，增长速度减慢。消费者的注意力已经见顶，获取流量变难了。品牌急着变现，大力推陈出新，抢占市场，导致一些产品只是为了更新而更新，市面上充斥大量同质化商品，企业只能靠疯狂打价格战，杀敌一千自损八百。不少企业开始寻找能产生溢价的新价值。
除非经历毁灭性的灾难，这个过程并不会随着大环境的波动而逆反，这也能解释，为什么经济增速放缓，“消费降级”的呼声喊了这么多年，依旧能看到“旅游、户外、偶像、宠物”持续火热。在所有弹性需求的消费中，基本都能找到情绪价值，就像现在人们买一个东西，更可能是因为心理上的满足，而不仅仅是功能性的需求，或物质上的缺乏，就像“衣柜里总缺一件衣服”并不是真的缺。
社会性的精神危机也创造了大量的情绪。在现代功绩社会的驱动下，普通人成为“不知疲倦”的机器，陷于自我剥削的泥淖。竞争看不到头，学历一年年贬值，传统价值观流逝，社会阶级固化，就业困难、失业容易，加上疫情后进一步降低的安全感，愤怒、不满、焦虑、恐惧、倦怠、迷茫、躺平、佛系……大量负面情绪混杂在一起，急需一个出口。
技术的发展对普通人的意义，或许在于人们能够从理性的工作中逐渐解放出来，开始重视情绪。营销学教授罗兰·T·拉斯特预估，伴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情感经济”将于未来15年内比“思维经济”更重要——就像机器曾经接管了人类的大部分劳动力任务，使人类由“体力经济”迈入“思维经济”一样，人工智能很可能也会接管许多理性工作，让我们进入“情感经济”。
要理解当下的青年情绪，需要先梳理出一条社会情绪的变迁史。
封建时代，中国社会结构严密，皇权至上，皇帝和上层权力的喜怒哀乐直接影响着朝廷和百姓的生活，像“龙心大悦”、“天威难测”这样的表达反映了对皇帝情绪的重视。儒家提倡在情感上克制——“克己复礼”，但这还是一种从阶级立场出发而设定的伦理观念，目的是为了规范社会阶级的上下统治关系。脱离封建社会后，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的情绪向集体看齐，和国家的目标紧密结合。在集体主义、社会动员的浪潮中，个人情感被集体情绪所淹没，人与人的情绪高度一致。人们在集体劳动和社会建设中找到情感寄托，习惯于忽略其中的情感磨练。
进入现代社会后，情绪转而服从于资本和效率。由于现代性对于工具理性的追求，效率成为社会的核心追求，一切影响效率的因素都被视为“坏的”、需要解决的问题——而首先要解决的就是负面情绪。面对领导和甲方，克制情绪才是通用的生存法则。在这个问题上，东西方难得的一致——认为“情绪”是某种“妨碍效率”的东西，不仅“不进步”，而且“很麻烦”。就像那句广为流传的鸡汤，“你要做一个不动声色的大人了。不准情绪化，不准偷偷想念,不准回头看”。情绪的阉割，是效率时代的成人礼。
“情绪稳定”在当前仍然是一种被崇尚的心理特质。在职场上，无论内心有多讨厌上班，人们都能表现出另一个样子：温顺、能吃苦、高自尊——只要布置下来的任务，不管有多困难，一定保质保量完成。这被称为“好学生心态”，被认为是东亚人与生俱来的一种自我剥削的习惯，在年轻人中引起了广泛的共鸣。豆瓣上，2023年建立的小组“好学生心态受害者”已经聚集了超过十万组员。
当在企业家口中，“996”成为一种福报时，社会性的反思大潮兴起了，人们恐惧于“异化”，恐惧于应验马克思所预言的“过度劳动和早死，沦为机器，沦为资本家的奴隶”，成为没有感情的工作机器。“好学生心态受害者”的十万组员不想再为了满足领导的需求而自我改造，他们意识到自己总是“高度服从、重视他人正向反馈、恐惧失误、习惯性讨好、过度反思”。
自救的一个方式，是把情绪从别人手中夺回。这种转变是从对精英中产身份的崇拜，转向多元身份的认同。人们开始觉得“世界是个草台班子”，紧接着对一切祛魅，包括高学历、大厂光环，与此同时，重新审视自己的价值观，“把自己重新养一遍”。许多人自嘲，自己不过是一个“NPC”，每天重复同样的剧本，这一方面是“看透”了自己的平凡人生，另一方面为自己减负，不必过于为其他NPC内耗，希望能用“松弛感”面对一切。
另一个例子是近年来兴起的“发疯文学”，它展示了一种反传统的自我风格和癫狂的精神状态。在表达形式上，“发疯文学”主张“喜怒毕露”，加入大量的感叹号、emoji、语气词，用质问、反问、排比甚至不断句的方式，以极度喧嚣的方式表达强烈的情绪。这种表达方式反映了人们对现状的不满、对社会秩序的反抗，借此释放被压抑的情绪，寻求情感共鸣和自我认同。
情绪从集体下放回个人之时，也是中国社会经历高速发展的阶段。如我们所见，社会欣欣向荣，但社会中的个体情绪，却变得越来越糟糕了。总体上，中国人的负面情绪体验显著增加了，许多研究佐证了这一点，例如，从1992年到2017年间，中国青少年的焦虑情绪一直在上升，青少年和老年人的抑郁情绪也都有上升的趋势。无论是大学生，还是老年人，他们的孤独感都越来越强。文化上也有相似的趋势。1970–2010年间流行歌曲歌词中，消极情绪词比率在显著上升，而积极情绪词的变化不显著。
随着经济和社会环境的不确定性增加、社会竞争的加剧，越来越多人感到被困在竞争的漩涡中，明明对自己做的事并不认同，却不得不逼迫自己加倍努力，疲惫不堪。从流行文化看，年轻人对“努力”的理解已经发生了变化：从1988年火遍大街小巷的闽南语歌曲“爱拼才会赢”，到2014年略带戏谑的“也是蛮拼的”“太拼了”，再到2020年代流行开来的“内卷”，以及伴随而来的情绪：“太卷了”“卷不动了”。防御性情绪（如丧文化、空心病）在年轻人中蔓延，一些年轻人开始采取消极抵抗的态度——“躺平”，拒绝过度努力，降低生活欲望。
疫情之后，人们的情绪状况更恶化了。而2023年全球情绪报告的数据指出，全球近三分之一的人长期处于压抑与焦虑的负面情绪中。对此，中科院院士、北京大学第六医院院长陆林认为，疫情对人类心理健康的影响至少持续20年。
大环境持续加压，单靠防御已不足够，人们开始寻求各种方式自我疗愈，比如回归自然、到户外运动、参与身心灵修养。长期以来人们对精神疾病的病耻感被松动，心理咨询也迎来了热潮，在娱乐一切的社交媒体上，普通人开始愿意对各种精神问题对号入座，而上海精神卫生中心（宛平南路600号）甚至已经成为一个网红IP。
当这种松弛难以真正实现时，也有人选择“发疯”来释放情感。
“中年危机”的说法被广泛应证，即中年人的不幸福感往往最高，年轻人和老年人最幸福，但这个趋势似乎被颠覆了，在美国国家经济研究所（NBER）发布了一篇工作论文中发现了一个新的趋势：年龄越小，不幸福感越高。换句话说，“人生危机”提前了。
这个发现有多严重？年轻人向来被视为“八九点钟的太阳”，即使在学术研究中，也很少有人认为初出茅庐的年轻人是最焦虑、最沮丧的。随着这批年轻人年龄增长，或许会遇到更大的精神危机。
在现实中，情绪往往被认为是丢脸、不得体的，许多人认为生气会伤害别人，哭泣会被别人看不起，情绪表露会麻烦别人。这种观念强调的是对“别人”的考虑。到了互联网上，无论是逛内容平台，还是购物，随手可得的快乐补给能够随时填平情绪的不满，让生活得以继续。
不仅如此，私人情绪不再是需要戒掉的东西，而是被社交媒体大为鼓励的。从报纸、广播和电视等传统媒体，到如今的社交媒体，我们从相对均衡的“理客中”，一路演进到极致的情绪表达。情绪越激烈、越负面，传播越广泛。皮尤的一项报告显示，道德和情绪色彩强烈的信息更容易在社交媒体上得到传播——一条推文中每增加一个道德性或情绪性的词语，它被转发的概率就会提升20%。
一个被老板欺压的打工人，更可能常常刷到吐槽职场PUA的内容，而感到“对，这就是我想说的！”看到无数打工人和自己有相同经历，或许能让他好受一点，大家在一起把资本家的恶行狠狠地“吊打”一顿，内心得到片刻的疗愈。
随着陌生人社会到来，各种需求都被外包出去，人的情感需求也越来越依赖于市场提供的情感产品与服务。但目前的情绪消费存在着供给不足、供给错位的问题。那么，让我们回到现实来看看，大部分品牌在做什么。
有些品牌喊的声音大，但实际上营销味太重，只有噱头；有些品牌，或者疲于寻找“新的时代情绪”而不试图去真的“看见”和理解消费者的情绪，或者盯着社交网络的热词榜，带一种“割韭菜”的心态：“既然人们今天这么需要情绪价值（按照商业的逻辑，人们需要什么价值，我就创造什么价值）——那么就可以操纵情绪来提升销量”。他们把情绪理解为“情绪化”，把消费者看作冲动、不理性的。他们对情绪的态度是促进消费，而非共情和慰藉。
在缺少共情的世界里，存在着不少只为“打卡”设计的产品：全国统一格式、只是改换了地名的竹筒奶茶，“想你的风还是吹到了XX”的路牌，还有靠刷分达到4.9分的难吃网红餐厅。在设计者眼里，他们为消费者提供了“社交货币”，这些招式曾经百试百灵，但已经被许多人识破了。就像许多产品的更新只是改变了设计风格，并没有带来真正的改进，但当下正在使用的产品却显得过时了，现在这样的行为会引来反感。
时下，人们已经对消费主义有所警惕。人们愿意为审美、文化支付溢价，但美学税、快乐税不等于智商税。如今的年轻人在消费上，无疑比以往更谨慎，但对“情绪浓度高”的消费需求仍然高涨，问题在于，当下的年轻人究竟要的是什么样的情绪消费。
《情感经济》预言，“人工智能将成为思考的主力军，人类智能将成为情感的主力军”。AI尚未掌握人类的情感功能，但对于情绪经济，人类自己或许也才刚开始起步。这里提供11种需求类型。
例子：拼多多、沃尔玛、优衣库
对许多日常消耗品来说，年轻人不想耗费过多心思在商品的挑选、使用上，他们希望商品以配角的身份出现在生活里，而不是让它们成为生活的主角，喧宾夺主。没有存在感的物品，就不会产生内耗，甚至能在心理上提供踏实感。
价格上，既然高价产品让人内耗，那么就不再纠结——就像“如果无法驾驭奢侈品，就会被奢侈品驾驭”。在中国的这一轮“消费降级”的趋势下，国产品牌、白牌的消费者更多了，成分党也越来越多，人们热衷用“便宜大碗”的“平替”代替大牌产品，并为空瓶而感到满足。
“消费降级”并不足以概括目前的消费趋势。《经济学人》发现：后疫情时代，尽管经济低迷，但廉价超市沃尔玛和奢侈品牌Tiffany同时业绩大好，而很多中间价位的品牌表现则不尽如人意。这种现象的背后是广大新的“K型消费者”，他们一边买着划算的低价商品，一边愿意花大钱买奢侈品。这导致了不少企业更新了市场战略：减少中阶品牌，专心投资低价产品，或调性强的高价产品。
消费者对商品价格的预期虽然出现了两极化的趋势，但他们对商品的价值有自己的预期。一个消费者买得起奢侈品，不妨碍他在外卖软件上苦苦凑单，也不妨碍他不愿意付几块钱的运费。
一个值得参照的样本是日本。在日本进入“第四消费时代”后，许多年轻人喜欢上了优衣库、无印良品、宜得利。他们未必是买不起贵的，而是认为在一般产品上应该尽量少花心思，把财力和心力留给情绪价值更高的选项，比如具有文化意义的vintage服饰，还有二次元消费。
例子：Patagonia
价值观在当今的消费决策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这里的价值观并不是企业在社会问题上表达的立场，而是消费者通过消费能够获得的生活质量的提升。一些消费品通过许诺一种更好的生活，并且企业自身也在这种许诺中，通过自我实现树立了榜样，从而吸引了大量消费者。
户外运动产品的崛起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城市生活并不需要多高性能的户外服装，人们显然不仅在为功能买单，也在为品牌所传递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买单：追求冒险、热爱自然、注重健康。
消费是为自己认同的美好生活投票，正如《柔性个人主义》的作者山崎正和曾预言的：消费最终的、成熟的形态，是将消耗（consumption）转化为自我充实（consummatory）的过程。
例子：百度、蜂花
反例来自百度。2024年5月，时任百度公关副总裁的璩静发抖音，“我为什么要考虑员工的家庭，我又不是她婆婆”，受到质疑，当天，百度市值蒸发超60亿港元。因为傲慢，而引起舆论声讨的领导者近年大有人在，比如在直播中质问观众有没有认真工作的李佳琦、爆料员工为了工作错过小孩出生的智己CEO刘涛、试图给网友“开个会”并疑似摔手机的前东方甄选CEO孙东旭。
年轻人不喜欢冷血，也不喜欢“爹味”的精英主义，期待真诚、平等、透明的交流。作为互联网原住民，越来越多年轻人能够一眼看出软广、带货、种草营销，而反复的轰炸有时会遭到反噬，2024年初，大众点评上的“3.5分餐厅”一度受到追捧，在这股风潮中，年轻人宁愿去不刷好评的苍蝇馆子，也不想去4.8、4.9分的精致餐厅，这被视为对虚假评分体系的逆反，也是对精致美学的厌倦。
另一种“亲民”的方式是示弱。价格低廉、自称没钱做营销、传闻倒闭的国产护发素品牌蜂花，也因此引发购买。
例子：情绪输出网红
在诸多网红中，一种重要的类型是“情绪发泄代理人”，他们能走红，是因为他们说出了普通人不敢说的话，同时能用戏剧化的方式精准地表达出人们的心声，把普通人心中的小情绪放大成了一场盛大的情绪狂欢，让人们获得情绪上的满足和释放，且不用承担舆论风险，就如同脱口秀演员在舞台上的犀利调侃一样。
而近年火起来的各种形象，如chiikawa、loopy、水豚、吗喽、鼠鼠也各自具有不同的性格，借由表情包，年轻人也能够释放难以直接表达的情绪，而省却情绪劳动的辛劳。发疯文学这样可复制、公式化的表达，也大大降低了表达的门槛。
放在消费领域，年轻人需要的也逐渐从“引导性的”教我做人，而是被看见、被理解、以及，被说出来。
例子：玲娜贝儿、肯德基“疯狂星期四”
“产消合一者”（prosumer）这个词汇由“生产者”（producer）和“消费者”（consumer）合成，最早由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AlvinToffler）在1980年提出，用以描述消费者同时也是生产者的现象。这种现象在今天的数字时代越发多见。
比如没有作品、没有完整故事背景的玲娜贝儿，为什么只靠一些碎片化的短视频和表情包，就能火？
而另一个消费者主动参与品牌建设的例子是肯德基的“疯狂星期四”，年轻人自发创造了大量关于“疯狂星期四”的段子，最著名的莫过于“V我50”的梗。创作、传播段子的消费者是活动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推动了品牌的传播和认同。
例子：塔罗牌、水晶
2021年网易数读发布的另一项调查发现，有过“算命”经历的年轻人占比达78.81%，其中星座罗盘、塔罗牌占卜最受青睐，30岁以下的年轻人中，超过六成有过星座罗盘和塔罗牌占卜的经历，比30岁以上的人群高出20个百分点。人们戏称，“算命先生，是适合中国宝宝体质的心理医生”。
例子：刮刮乐、香水、酱香拿铁
经济学里有个口红效应，说的是在经济低迷时，低价奢侈品的销量反而上升。
刮刮乐的火爆或许是这个时代的口红效应。根据财政部的数据，2024年一季度全国共销售彩票1494.66亿元，同比增长19.7%，其中，刮刮乐销售389.75亿元，同比增长81.4%。年轻人开始把彩票当作礼物，在详细描述“彩票中了1个亿怎么办”的兑奖攻略下许愿一夜暴富。
香水、香氛也是另一种“口红”。2023年，中国香水市场规模增长达到22.5%，在全球美妆市场滞缓的情况下，香水的强劲增长抵消了粉底、口红的低迷走势。艾媒咨询的数据显示，64.2%消费者表示日常香水的使用更侧重于取悦自己，获得多元的情绪价值，而社交、工作并不是主要目的。
瞄准了人性的“缺点”的咖啡、烟、糖、酒，也是无论经济好不好都能长盛不衰的大众瘾品。贵州茅台和瑞幸咖啡推出“年轻人第一杯茅台”的酱香拿铁大受欢迎，是叠buff的成功。
这些消费的背后，都是通过“花小钱，用买来的这个商品为支点，撬动高品质生活。”不论这个生活是一夜暴富的希望、还是精致生活的想象。
例子：《恋与深空》《心动的信号》电子父母
情感观察类综艺、乙女游戏兴起已经有好几年，年轻人通过看真人秀、玩游戏替代一部分恋爱、交友的感受。比起在现实中真情实感地维护一段感情，浅层次地感受关系要来得更轻松。
对替代关系的偏爱已经遍布亲情、爱情、友情。除去搭子，crush、宠物或许也算是弱关系。
例子：音乐节、万圣节
人们希望能抽离日常，人们想要扮演另一个人，而给予他们这种合理性的场合包括：音乐节、livehouse、主题乐园、剧本杀、密室逃脱、cosplay展、漫展，以及2023年在上海的现象级火热的万圣节。这些场景具有强烈的现场感，让人可以沉浸其中，放下社会身份，参与狂欢。在氛围的影响下，在场的人们往往能形成一种亲密的情感共同体，友好地相处。
以音乐节为例，在音乐节上表现出格会被认为是一件很应景的事，比如乐队二手玫瑰的乐迷穿东北棉袄、痛仰乐队乐迷扎哪吒头，通过这样的行为找到彼此被称为“找到组织”。与此类似的还有互不相识的人们搭肩“开火车”、躺进泥地狂欢、穿病号服，把日常规范抛在脑后。而在环球影城，人们纷纷买下在其他地方不会戴的马里奥大帽子，也是同理。
例子：老年生活
脱离社会节奏的另一种方式，是怀旧。近几年，对旧时代的怀念似乎从没有减淡，人们总是在缅怀“黄金年代”的文艺作品。而从火遍社交媒体的CCD相机、Y2K风格，到国产老动画、“中式梦核”来看，有年代感的记忆则不断被发掘出前卫的风格。社会转型的速度越快，越容易出现怀旧的风潮，而怀旧可以看作是社会变迁的副产品，人们试图在过去时代抓住一些确定性。而为成年人提供的毛绒玩具也有类似的功能，越是动荡的时代，熟悉的事物越能给人安全感。
例子：粉碎婚纱照、修补娃娃
在一段婚姻结束后，坚硬的婚纱照很难处理，扔掉又涉及隐私，而河北廊坊的一家工厂提供了粉碎婚纱照的仪式感：用黑色喷漆掩盖照片，放进粉碎机，拍摄粉碎视频，再高温溶解。这种服务为全国各地的情侣处理过期回忆，帮助他们正式告别过去的情感生活。对于回忆，有人希望摧毁，也有人想要重建，对这种需求，近年来兴起了一种新职业：玩偶修复师，他们能像修复文物一样，修复童年的旧毛绒玩具。
中国经历了生产力高速发展的时期，商品的质量越来越好，参数越来越高，但是以前物质匮乏，人们买上一台小轿车就能获得全村人的羡慕，情绪价值来自稀有、来自物品本身，如今商品不稀有，稀有的是需求。而如今消费者的需求，不来自对物品的低价和高参（事实上，白牌崛起的背后，多数人并不是在购买生存所需的刚需，而是希望通过低价、通过为未来节省一些钱，来抵达可能更好的生活。）市面上众多打着“以消费者为中心”的创新里，都停留在消费的逻辑，以消费者为中心，不是以人为中心。它的营销导向是通过迎合消费者情绪需求，来引导人消费，而不是通过消费本身，来契合人的情绪需求。
而当下年轻人处在这样一种境况里：从过去的新自由主义叙事里，到今天要重建个人价值，重新养一遍自己，这是需求的变化。但是现实是，年轻人想要新的、具体的生命体验，可挣扎了那么久，仍然没从精神内耗里挣扎出来，想从轨道里爬到旷野里，但是到了旷野，也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还是到处找自救的方案，陷入焦虑、抑郁、无意义里，集体性缺少系统性的支持和指引。核心的问题在于，年轻人的情绪焦点，转向了自我的生命力，这个生命力该如何展开上。
上文提到的11种情绪需求，就是在回答这个核心问题，进一步归纳，可以看到出年轻人需要的，其实只有3个：
1.确认情绪：能有人关心我生命里的感受和经验，能把这些说出来，能善待它们。能告诉我，在这个时代的潮流里，即便我的这一切很普通，但是我的人生仍旧值得过，我的生命仍旧是有价值的。我需要一个确证。
2.提供情绪资源：能给我提供一个善待我的环境，能给我一个生命被托起来的资源，不论它是自然、宗教、玄学，还是乙游和偶像，因为我渴望的这个善待环境，学校里找不到、职场里找不到、家庭里找不到。
3.化解情绪：能让我留下生命的痕迹，当消费和系统把我能做的一切都剥夺了，普通人的生命里就不剩下什么了，不是被动接收你让我做什么，而是有主体性地参与其中，我需要有人能帮我打开门，而不是替我出门。
参考资料：
罗兰·T·拉斯特：情感经济，彭相珍译，中译出版社
商业WHY酱：安全感，共同体，漫谈这一年的消费情绪变化
TheEconomist:ThebusinesstrendthatunitesWalmartandTiffany&Co
利维坦：年轻人的绝望感在上升
韩炳哲：精神政治学，关于红译，中信出版社
澎湃新闻：情感为何沦为商品？资本主义如何利用、加工并生产我们的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