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古文献可知，殷商时代就有人以占卜来预测人的吉凶、寿命的长短。古人按照甲骨裂纹的形状来定所问之事，定事件吉凶，定事态始末。后来又用蓍草占卜，据蓍草余数的奇偶得出爻画，积爻成卦，再参考卦辞定吉凶，《周易》就是蓍占之书。
古人认为，贵人都有异相，如舜有二瞳、文王四乳等。春秋时的晋人姑布子卿，就是中国最早有名可考的面相家。他说孔子具有尧一样的面颊、舜一样的瞳仁、禹一样的脖颈、皋陶一样的嘴，是个大圣人。所以，荀子说：“相人，古之人无有也，学者不道也。古者有姑布子卿……相人之形颜色，而知其吉凶妖祥。”
古人还用结草折竹法、星相法等来预测。看相术，在春秋时就开始在上层社会流行。《左传》中说，公孙敖请周内史督服给儿子看相。督服看相后说，他的一个儿子可以安葬他，另一个儿子可以供养、祭祀他，必有后代在鲁国。后来果然应验了。
算命先生的祖师爷是鬼谷子吗？
历史上没有鬼谷子这个人物→是小说家凭空杜撰的神仙之流，千万千万不要被社会上某些人忽悠了。
旧时一些算命先生都把鬼谷子奉为祖师爷，其实他并非算命先生的祖师爷。不过，他以丰富的历史、地理、风俗、经济、政治等各种知识为背景，创立了一套智谋体系，预测天下的发展，其所著的《鬼谷子》一书又奇变诡秘，便被历代算命先生尊为祖师爷了。
春秋时期，这类故事有很多。如《吴越春秋》中说，伍子胥为躲避楚平王之祸亡命吴国，沿街乞讨，披发跣足，没有一个人看出他将来会有大的作为。只有一位相面的一眼识破，并对他说：“您莫非是从异国来的王臣吧？我相过的人中，没有一个能及得上您。”相面人于是把他推荐给了公子光，即后来的吴王阖闾。
据说，越国大臣范蠡也是一个相面高手。他虽然效忠于越王勾践，并帮助勾践灭掉了吴国，为越国立下汗马功劳，但他看出勾践长颈鸟喙，可与之共患难，不可与之共安乐，便在灭吴后悄然隐退，泛舟五湖，避开了杀身之祸。
唐举，战国时魏国人，著名相士。《史记》中载，蔡泽请唐举相面，唐举熟视而笑道：“先生鼻高肩宽，容貌炯异。吾闻圣人不相，殆先生乎？”蔡泽说：“富贵吾所自有，所不知者，寿也。”唐举说：“先生之寿，从今以往43岁。”后来果然应验。
算命术对国家的政治有一定的影响，特别在用人方面，往往以貌取人，常带来消极后果。甚至在战争中，有些将帅也依靠占卜，决定何时出击，何时拔营起兵。
在世俗生活中，算命术的影响更大，女嫁男娶，都要经算命先生测“八字”、看面相，找工作或出外旅行、经商，也要请算命先生预测吉凶。另外，在许多文学作品中，也常常见到算命先生的影子，如《金瓶梅》《红楼梦》《三言二拍》等。
二、观面识人——秦汉时期的看相算命
相术，古称“风鉴”，俗称“看相”，主要是指通过辨察人的头骨、面相、体形等生理形态和人的神情、声气、举止等来推断人的寿夭、贫贱、吉凶、祸福的一种方术。
上古时代虽已有人从事看相算命的工作，但还没有专门的以此为业的术士。最初的相人常是朝中的大夫，如相术史上最早留下名的周内吏、春秋时的范蠡等。战国时，唐举为蔡泽看相，也没有收钱，蔡泽仅仅是“笑谢而去”。
到了秦、汉之际，由于社会的变迁、时代的动荡，个人命运的变化最为无常。这为相术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专门从事占卜、看相、算命的人日渐增多，甚至出现了专为此业服务的店铺，看相、算命这个行当得到了迅速发展。
据史料记载，汉代的一些大人物都被人看过相，认为日后定能大贵。如刘邦形相甚异，高鼻龙准，美须髯，左腿有72颗痣，将来富贵无比。韩信骨相好，定能大贵，看相人说是“贵贱在于骨法”。刘邦的老婆吕雉，也被看相人夸耀过一番。
一天，吕雉带着孩子在田间锄草，一个算命先生向她讨水喝。那人看了吕雉的面相之后说：“夫人，天下贵人。”相其子刘盈时说：“夫人所以贵者，乃此男也。”后来，刘盈为汉惠帝。这从侧面反映出秦、汉时相风是多么兴盛。
《汉书》中说，汉代丞相周亚夫为河内守时，河内妇人许负相之说：“君后三岁而侯；侯八岁后为将相，持国秉，贵重矣，于人臣无二；后九年而饿死。”周亚夫笑着说：“臣之兄已代父侯矣，有如卒，子当代我，何说侯乎？然既已贵负言，又何说饿死？”可是，周亚夫后来果然入狱，并且真的饿死了。可见，许负这个女相人是有着很高的相命水平的。
大相士
大相士，相士中的佼佼者，一般相貌堂堂，穿着讲究，口齿伶俐，气宇非凡。他们除懂得相术外，还善于察言观色，能捕捉顾客传来的多种信息，进行精准的判断。他们自称星相家、预言家，常在繁华的地段设馆，或长期租住旅馆、饭店来营业。
随着相术的发展，在汉代出现了“相工”这一专业名称。相工，就是以相为工作的人。后代也有因袭这一称谓的，如《梁书》云：“吕憎珍儿时从师，有相工历观诸生，指珍谓博士曰：此生有奇声，封侯相也。”
汉代相命之风盛行，上至皇室，下至民间，皆好此道。皇帝选宫女、贵人、皇后，都要合乎相法才行。民间的一些读书人，也奉相术为尊。如《孔雀东南飞》中，庐江府小吏焦仲卿为劝母亲不要休掉妻子刘氏，提出了一个强有力的理由，那就“儿已薄禄相，幸复得此妇”。
随着相术的不断发展，其种类日渐变多变细，并逐渐扩展为相骨、相面、相身、相手足、相形神、相气色、相声行言谈、相痣等。另外，汉代在相术发展的基础上，星命之术也开始流行。星命之士往往用所谓的“星位”来预测人的名禄。
三、算“八字”——高人名士不能免俗
唐代相命之风大盛，求签卜卦、问相算命的人也多了起来。这是因为，当时社会安定，百姓希望生活富足，读书人渴望求取功名，商人希望生意兴隆。一些算命先生便抓住人们对命运的关切心理大显身手，唐代人看相算命的主要内容是科举、仕途、财富等几个方面。
唐人信命，几乎到了每事必问的程度，算命的方法也多起来了，时辰与星相算命术也日益丰富，“八字”算命术在唐代基本形成。算“八字”，即求算者先自报出生年、月、日、时辰和性别，然后由算命先生根据所报的生辰按年上起月、月上起日的方法，用天干地支排出甲子、乙丑、丙寅、丁卯之类的八个字。
算“八字”起源于星命学，依五行生克关系推算吉凶。传说它出自战国的鬼谷子，汉代以后有不少名人也精于此术，如汉时的董仲舒、东方朔，三国时的管辂，晋朝的郭璞等。
有哪些算命先生
算命先生主要有三种：开算命铺子或摆摊的，摊上放着笔、墨、纸、砚及几本破旧的命书，挂一块“小诸葛”“亚伯温”“赛神仙”“半仙”之类的招牌，外加一个服务价目表；手拿三块木片或竹片，边走边敲，口里喊着“算年灾月降，算富贵贫贱”的；手提一把胡琴，拉着“豆香红豆腐”等调门，招徕顾客。
不过，一般认为，“八字”是唐代李虚中以五星、七政改制而成。李虚中，唐代进士，唐宪宗元和年间为殿中侍御史，唐代大文豪韩愈曾为他作墓志铭。传说，唐人李泌出游时得到了管辂的命书《天阳诀》，又搜得一行法师的命书《铜钹要旨》，以此来占人吉凶，后来他将此术传给了李虚中。李虚中推命，以年、月、日三柱为准，命学由此一变。
五代道士陈希夷和徐子平，又将此术发展为“子平术”。到了宋代，算“八字”之术更为精善，宋孝宗淳熙年间的术士冲虚子精于此术，名重一时。据说，后世所传的主要命相学著作《三命渊源》《定真论》等皆出于此人之手。
算“八字”的兴起，打破了相术独霸天下的局面。它由相术的附庸上升到与相术平起平坐，帝王将相、平民百姓都对它十分痴迷。为适应算命热的需要，宋朝京都之内还出现了标之以“看命司”的肆铺，甚至出现了问卜之人“问者盈门，弥日方得”的壮观景象。
宋代大文豪欧阳修曾说：“少时，有僧相我：‘耳白于面，名满天下；唇不著齿，无事得谤。’其言颇验。”北宋著名的改革家、宰相王安石，则曾经两度请僧人算命，以决定自己仕途上的去留。可见，在算命这一问题上，高人名士也常常不能免俗。
四、谈命问相——《金瓶梅》中的算命
明代，不论寻常百姓，还是朝中大夫，都喜欢谈命问相。宋濂在《禄命辨》中写道：“近世大儒于禄命家无不嗜谈而乐道之者。”朱国祯则说：“大夫人人能讲，日日去讲，又有大讲他人命者。”名著《金瓶梅》中也详细地描写了当时的相命术。
《金瓶梅》中这样描写算命先生的形象：“那吴神仙头戴青布道巾，身穿布袍，草履，腰系黄丝双穗绦，手执龟壳扇子，自外飘然进来。年约四十之上，生的神清如长江皓月，貌古似太华乔松，威仪凛凛，道貌堂堂。”一副清逸飘然的道家打扮。
西门庆对他十分恭敬，由此可见，相面先生在明代颇有地位，且很多出自道家中人。那么，吴神仙本事如何呢？据他自述，熟知麻衣相法和六壬神课。吴神仙擅长面相，他总共相了一男八女，让我们看看他是如何通过看相来测算其命运的。
麻衣相法和六壬神课
麻衣相法是命相的一种派别，传自麻衣道者陈图南；命相法的另一派是柳庄相法，传自袁柳庄。六壬神课也是一种命相占法。《五代史》中说：“以六壬占之，得斩关以为吉。”《元史》中说，精通天文、历算、六壬、遁甲之术，论天下事，乃如指掌。
西门庆头圆项短，体健筋强，天庭高耸，地阁方圆。这说明他是享福之人，英豪之辈，一生衣禄无亏。不过，他行如摆柳，必主伤妻；鱼尾多纹，定终须劳碌；服不哭而泪汪汪，心无虑而眉缩缩，若无刑克，必损其身，等等。
吴月娘面如满月，唇若红莲，声响神清。这说明她家道兴隆，衣食丰足，贵而有子，益夫发福。不过，她泪堂黑痣，若无宿疾必刑夫；眼下皱纹，亦主六亲若冰炭。
李瓶儿皮肤香细，容貌端庄，是富室之女；眼光如醉，主桑中之约；眉靥渐生，月下之期难定；体白肩圆，必受夫之宠爱，常遭疾厄。山根青黑，三九前后定见哭声；鸡犬之年焉可过？
潘金莲发浓鬓重，眼光斜视，主多淫；脸嵋眉弯，身不摇而自颤，面上黑痣，必主刑大；人中短促，终须寿天。
春梅五官端正，骨骼清奇，发细眉浓，神急眼圆，山根不断，两额朝拱，声响神清，都是吉相。但她左眼大，早年克父；右眼小，周岁克娘；口角下只一点黑痣，主常沾啾唧之灾。
吴神仙不光看面相，还看手相和走相。如西门庆的手“细软丰润”，为有福禄之人，吴月娘为“千姜之手”，必善持家。走相也能用来算命，如“行如摆柳”为凶相，丧妻；走路露臀如蛇行，品行不端落风尘；行步轻盈，预示财禄丰厚，等等。
《金瓶梅》中除了上述相面算命术以外，还有以下三种。
一为“龟儿卦”。这是一种以龟甲灼之出纹以占吉凶的卦术。使用时，在桌案上置一圆形的方位图，图上有纸码或其他拈选之物。先是铺下卦帖，报个生辰，然后由算命先生把灵龟一掷，停住时，揭开卦帖，按卦帖上所画的内容，再详细解说。
二为“相思卦”。潘金莲“盼不见西门庆到来，骂了几句负心贼。无情无绪，用纤手向脚上脱下两只红绣鞋儿来，试打一个相思卦。”由此可见明代卜卦风之盛，不但以金钱正反来卜卦，而且绣鞋可占“相思卦”，甚为少见。
三为“算八字”。潘金莲向算命先生报上八字，那人用手掐了掐，说道：“娘子这八字中虽故清奇，一生不得夫星济，子上有妨碍。亥中乙木生，到正月间，亦作身旺论，不克当自焚。又两重庚金，羊刃大重。夫星难为，克过两个才好。”又说她“命小人嘴舌，常沾些啾唧不宁之状”。刘瞎子算得好，潘金莲赏给了他一两银子。
以上这类描写，在明人的书籍中记录了很多，《金瓶梅》则是具体而典型地反映了这种情况，绐我们提供了明代社会看相算命术的丰富资料。
五、测字风行——看相算命更加世俗化
清代，算命先生的队伍进一步壮大，从江湖郎中、游方僧道到乞丐文人，都有靠此业谋生的，成了名副其实的“下九流”，地位大不如前。
《神相全编》是清代非常流行的一本算命书，其中列举了测字法、时辰推命法、八卦算法、易象推命法、星相推命法等各种算命术。此处着重介绍一下“测字法”。
测字，亦作拆字，是算命的一种方法。拆有分析之意，测则有推测之意。测字先生任举一字，触机附会，以判吉凶。拆字，古代称为“存字”。《隋·经籍志》有《破字要诀》十卷，《颜氏家训》认为拆字见于记载始于南朝宋。
高明的测字先生，收入颇为丰厚。如清代苏州上津桥有个姓朱的人，测字很准，顾客很多，须提前预约才行，而且收费相当高，测一字要收取一两银子。清乾隆年间，苏州有位名叫范时行的测字先生，他于紫阳观为人测字，要言不烦，直指要害，常说得人心服口服。他也不贪心，每日只要挣到六百钱，就谢客寂坐。
“测字”的关键，在于如何“解字”。例如，一客人测“武”字，求问自己能否得子。测字先生说：“绝矣，一代无人，自此而止。”原来，“武”与“无”同音，而“武”字中有一“止”字。又如，清初吴三桂欲谋反，向藩司借钱。藩司踌躇难决，就去测字。当时桌几有残柬，藩司即翻转，指了指“正”字。测字先生说，不可借，“正”似“王”心已乱，反转残柬则是反的征兆。藩司拒借，果然应验。
纪晓岚测字
乾隆年间，纪晓岚因言获罪。一位看守人说会测字，纪晓岚便写一“董”字，看守人说：“君必远戍。‘董’字似万千里也。”又写一“名”字，看守人说：“下为口字，上为外字偏旁，是口外矣。日在西为‘夕’，其西域乎？”又问将来能否遇赦，曰：“字形类‘君’字，亦类‘召’字，必赐还。”又问遇赦当在何年，曰：“口字为‘四’字外围，而中缺二笔，殆不足四年也。”后来纪晓岚被遣戍乌鲁木齐，不久又被赐还。
测字先生对文字的理解能力，对测字人的分析能力，直接影响着测字的结果。据说有三位读书人乡试后去测字，一人拈得“因”字，问能否考中。测字先生说：“国内一人，今科解首也。”另一人也要测“因”字，拆字先生说：“此科恐无分，后有恩科，可望得志。彼之因，出于无心；君之因，出于有心也。”最后一人手握折扇，即以扇指“因”字说：“我也测此字。”测字先生皱皱眉，说：“君扇加‘因’字之中，乃困象也，其终于一怜乎？”据说，后来三人际遇恰如测字先生所言，被传为笑谈。
六、求签——最最简单易行的算命术
求签，是中国的民间习俗，是众多占卜形式中的一种。旧时，老百姓常以求签预测吉凶祸福。签占法从易卦变化而来，因方法简单，所以流传非常广泛。现今的道观、寺庙和民间的庙宇，大多摆上签筒供人抽取签条问卜。
签是一种竹制卜具，贮于签筒，置于神案。签上有号码，另有相应的签诗纸片，根据号码可查得签诗。求签人先虔诚地向神述说欲卜之事，然后抽出一根签，按签上的号码取签诗，再根据签诗了解吉凶。
按吉凶分，签有“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等。其中，较为吉利的上、中两类签占大多数，而意味着不祥的下签居少数。在上与中的比例上，有的上多中少，有的中多上少，或大致相当。这样的比例划分是为了迎合求占者，使大多数求占者得到比较满意的结果，从而为招揽更多的生意或信徒。
按术数流派，则有关帝签、观音签、华佗签、吕祖签等类。民间最崇信的流派是关帝签，即关帝庙的神签。据说，北京正阳门月城内的关庙签很灵验，所以，清代有《都门竹枝词》云：“灵签第一推关庙，更去前门洞里求。”
虎头人
在鸦片战争中，主持浙江军务的皇侄奕经特意到杭州西湖关帝庙求签，得“虎头人”语，便在虎年虎月虎日对侵华英军发起了进攻，还指派了一个生肖属虎的人做前敌大将，以为按照“神示”会有“神助”，结果却被打得大败。可见，签占也是不足为信的。
求签，关键在于如何解签诗。签诗通常为通俗的韵文诗，一读便知吉凶。如“宛如仙鹤出樊笼，脱得樊笼路路通。南北东西无阻隔，任君直上九霄云”，又如“万里风云来相会，拨开乌云见春光。行藏无须多忧虑，正好乘时吐芬芳”。上述两首诗的内容大同小异，可解为“有艰辛，但将来有好运”，皆为凶后是吉。其中，“脱得樊笼”与“拨开乌云”同义，“上九霄”与“吐芬芳”同义。
求签活动始于何时，具体的年月已很难确定。据公元9世纪的《玉壶清话》记载：五代时的一位宰相卢多逊，曾在年幼时到云阳观取得一签，而后来应验一事；另在唐代的益州，相传一位称为闭珊居集的乌蛮族术士，曾用49支细竹片来占卜吉凶。由于卢多逊生于后唐，他幼时已有签筒，再加上闭珊居集的流传，由此推断求签的活动最迟出现于后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