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四新，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现任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教授。兼任中国周易学会副会长、中国哲学史学会理事。
关键词：数字卦；筮数；卦画；张政烺；李学勤
一、数字卦研究述评与问题的提出
1.数字卦研究综述
2.批评与问题的提出
针对数字卦研究的现状，本文仅拟就如下三个主题或问题展开论述：首先，数字卦研究经过了几个阶段，且各阶段的特点和基本问题是什么？其次，数字卦研究的学术成绩及其局限是什么？最后，从整体上反思数字卦研究，这包括“数字卦”的命名是否恰当，和数字卦研究是否应当终结两个问题。[⑥]
二、数字卦研究的四个阶段
从总体上看来，数字卦研究经历了四个阶段，一个是猜测、酝酿期，一个是突破期，一个是否定和批评期，最后是证实和终结期。这种划分，以数字卦研究的阶段性变化为根本依据，同时重视对阶段性节点的把握。那些贯穿于这四个阶段中的基本问题，即是数字卦研究的核心线索。
1.第一个阶段：猜测、酝酿期
在1932年，郭沫若曾将中鼎铭文末出现的两个数字组称为“族徽”。[⑧]在1956年，李学勤在讨论一版西周甲骨时曾指出：“这种纪数的辞和殷代卜辞显然不同，而使我们联想到《周易》的‘九’‘六’。”[⑨]在1957年，唐兰搜集了13个同类例子，认为这些“奇字”是由一、二、五、六、七、八等数字构成的，“这种文字的最大特点是用数目字构成的”，但他同时推测它们是一种西北方民族使用过的文字。[⑩]李、唐二氏都注意到了郭沫若的“族徽”说，且较之郭氏，他们的看法有了些许进步；不过，比较起来，距离张政烺作出筮数或易卦的判断还很遥远。因此笔者认为，相对于所谓数字卦的发现来说，郭、李、唐三氏的论述尚属于猜测性质，而不是真正的学术突破。
2.第二个阶段：突破期
3.第三个阶段：否定、批评期
数字卦研究的第三个阶段为否定、批评期。其一，关于出土《周易》卦爻画的性质，学者共有三种意见：第一种认为，它们属于阴阳爻画性质，不过它们都源于所谓数字，这是张政烺先生的意见；[15]第二种认为，帛书和汉简这两种《周易》的卦爻画都属于阴阳性质，且其原形与今本《周易》无异，这是金景芳、李学勤先生的意见；[16]第三种认为，一直到汉初，《周易》卦爻画仍然是数字，而不是所谓阴阳性质，这是韩自强的意见。[17]其二，对于数字卦的否定和批评，学者的意见可以分为三个层面：第一，上述第二种意见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于所谓数字卦的直接否定；第二，李学勤等认为战国楚卜筮祭祷简上的数字组属于单纯的卦画，而不属于所谓数字；[18]但是绝大多数学者认为它们是数字卦，特别是李宗焜、宋华强两位直接批评了李学勤先生的意见。[19]其三，吴勇等极个别学者全面否定了数字卦的存在，他认为根本不存在所谓数字卦。[20]此一阶段的否定和批评，在笔者看来实际上代表了数字卦研究自身存在的张力。不过，现在看来，许多观点是不正确或者失当的，需要纠正。
4.第四个阶段：证实和终结期
三、数字卦研究的学术贡献与局限
“数字卦”概念是在1980年代后期正式提出并流行开来的，但追根溯源，大家均将这一概念的发明权归之于张政烺先生，并认为他居功甚伟。迄今，数字卦研究已经有四十年，影响甚巨，意义重大。但其学术贡献为何？这是一个值得阐明和回答的问题。
1.数字卦研究的学术贡献
今天看来，数字卦问题研究的学术贡献主要表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第一，将商周甲金文材料及战国楚卜筮祭祷简上的所谓“奇字”突破性地断定为“筮数”“易卦”或“筮卦”。这个论断的提出，石破天惊，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学术影响，不但具有考古学的意义，而且具有当代易学史的意义。当然，后一意义更为重大。从前，人们一直拘执于《周易》经文六十四卦和《说卦》八卦的卦画样式，几乎从未想到有以数字形式存在的易卦，更没想到“数字”本身即有其爻象！学者将张政烺先生揭明的这种易卦称之为“数字卦”，突出了“数字”特征，其实击中了人们在易学认识上的盲区！
第四，数字卦问题是中国当代易学研究的开端，前后延绵四十年，具有重要的学术史意义。1970年代最后数年，中国内地发生了从“革命”到“改革”的重大观念转折，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及社会意识都相应地发生了深刻变化。学术研究也是如此，研究范式及其问题发生了重大转变。当代易学研究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展开的。回顾近四十年的学术历程，易学研究进入当代有两个重要标志，一个是数字卦问题的提出，另一个是1984年在武汉召开了“中国周易学术研讨会”和1987年在济南召开了“第一届国际周易学术研讨会”。现在看来，前一个的标志性更为重要，影响更为深远。因此笔者认为，中国当代易学研究应当以1978年12月初张政烺先生发表《古代筮法与文王演周易》的报告为起点。
2.数字卦研究的局限
四、数字卦研究的终结
1.“数字卦”辨名
“数字卦”一名的含义是什么？它是就爻画还是就卦画而言的？“数字卦”能否成立，或在何种意义上能够成立？这是我们应当辨清楚的问题。
首先，从传统易学来说，“爻”“卦”均从其“画”言，即就爻形、卦形所呈现的画象或图画而言。《同人·象传》九五、《困·象传》九五两曰“中直”，其中的“直”字即就爻形言。马王堆帛书《衷》篇曰：“《易》之义萃阴与阳，六画而成章。曲勾焉柔，正直焉刚。”“曲勾”“正直”即从爻形言。“卦画”一名则建立在“爻画”的基础上，故帛书《衷》篇和《说卦传》两曰“《易》六画而成章”，“章”即由诸爻画构成的卦画整体。换一句话说，易卦是一个整体，而非六爻或六画的简单叠加。进一步，《周易·系辞下》说伏羲作卦，《汉书·叙传》概括为“虙羲画卦”。据此，“卦画”或“爻画”的观念产生于战国中期。不过，“卦画”“爻画”的概念虽然产生战国中期，但它们可以加之于上古，前人即是这么做的。而用数字所画之卦爻，均有其形和有其画。
最后，“数字爻”“数字爻画”乃至“数字爻卦”的概念可以成立，而通常所谓“数字卦”其实即指“数字爻卦”，或“数字爻画卦”。如果认为是就易卦的整体而称之为“数字卦”，那么这个名称是很不恰当的，甚至错误的。
“筮”或“蓍草”是演卦的工具，大衍筮法是《周易》系统的成卦法。揲蓍得筮数，以筮数画爻、画卦：每一筮数必有其文，文即所谓数字；每一数字当一爻，由爻观其文即为爻画；每一卦由六爻（即六画）构成，故《说卦传》和帛书《衷》篇皆曰“六画而成章”，“章”即已成之“卦画”。反过来看，每一爻当一画，每一画对应一个数字。无论一个筮数数字有多少笔画，在易卦系统中它都只能算作（构成）一画。《周易》筮卦的六爻均由数字一（七）、八、九、六这四个数字画成。简言之，“爻画”就爻形言，数字之笔画整体即构成此一爻之形状整体。“卦画”则建立在“爻画”概念的基础上，它是积三画（三爻）或六画（六爻）而成的形状整体。从数字到数字之形状，从数字之形状到爻画，从爻画到卦画，这是一个有序关联且彼此不同的概念丛。
2.数字卦研究的终结与回归先秦易学研究
虽然笔者判断数字卦研究应当走向终结，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当放弃对出土易卦、易筮及出土《三易》经传材料的研究。数字卦研究的终结，即同时意味着先秦易学或早期易学研究的开展。换一句话说，我们应当将出土易卦、易筮或出土《三易》经传材料置入先秦易学研究或早期易学研究的视阈中。
*丁四新（1969—），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主要从事先秦秦汉哲学、儒家哲学与经学、出土简帛思想研究。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出土简帛四古本《老子》综合研究”（编号15ZDB006）的阶段性成果。
[②]参见张政烺：《易辨——近几年根据考古材料探讨〈周易〉问题的综述》，见氏著《论易丛稿》，第39—58页；曾宪通：《建国以来古文字研究概况及展望》，《中国语文》1988年第1期，第23—24页；李零：《“奇字”之谜：中国古代的数字卦》，见氏著《中国方术考（修订本）》第四章，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251—259页；宋华强：《楚简数字卦的再讨论》，见氏著《新蔡葛陵楚简初探》，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85-212页；邢文：《数字卦与〈周易〉形成的若干问题》，《台大中文学报》第27期（2007年12月），第1-32页；贾连翔：《出土数字卦材料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14年第4期，第39—43页；王化平：《万物皆有数：数字卦与先秦易筮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19页。宋文，初载于简帛网2006年8月27日。
[③]以上，参见贾连翔：《出土数字卦材料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14年第4期，第39-43页。
[④]参见王化平、周燕：《万物皆有数：数字卦与先秦易筮研究》，第2—19、14页。
[⑤]王化平、周燕：《万物皆有数：数字卦与先秦易筮研究》，第10页。
[⑦]转见刘鄂培：《试论〈周易〉的两个基本符号的意义——兼论卦象源与数字》，《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第3卷第3期，1988年，第50页；刘建臻：《20世纪易学研究的新成果——阴阳二爻起源综述》，《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6期，第28—33页。
[⑧]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年，第16页。按，安州六器在北宋重和元年（1118）出土于湖北孝感，其中中鼎的铭文参见（南宋）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沈阳：辽沈书社，1985年影印，第178—179页。
[⑨]李学勤：《安阳小屯以外出土的有字甲骨》，《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11期，第17页。
[⑩]唐兰：《在骨甲金文中所见的一种已经遗失的中国古代文字》，《考古学报》1957年第2期，第35页。
[11]张氏报告的内容，在《吉林大学古文字学术讨论会纪要》中有所记载，参见《古文字研究》第1辑，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2—3页。张政烺后来有一份自述，介绍了这个报告的主要内容。见氏著《我与古文字学》，载张世林编《学林春秋》，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285-305页。
[12]这四篇论文分别是《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帛书〈六十四卦〉跋》《易辨——近几年根据考古材料探讨〈周易〉问题的综述》《殷墟甲骨文中所见的一种筮卦》。它们都已收入张政烺《论易丛稿》一书，见该书第1—72页。稍后，管燮初也说：“推想这是上古时代曾经使用过的卦爻之类表示思想意识的图形。”见氏著《西周金文语法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22页。
[13]关于数字卦问题，李学勤的观点主要有四：一，他很早（1956年）就谈及数字卦材料，并指出这种“纪数的辞”使人联想到《周易》的九六之数。二，根据有无数字“七”，他将商周的数字卦材料分为筮法甲和筮法乙。三，否定楚卜筮祭祷简上的易卦为数字卦，认为它们属于阴阳爻画性质，是由两种爻画构成的。四，出土《周易》和秦简《归藏》易卦属于卦爻画性质，不属于数字卦。在李先生那里，爻画卦与数字卦是彼此对立的两个概念，即若是数字则非爻画，若是爻画则非数字。最近，由于清华简《筮法》的发现，李学勤改变了他的第三个观点，明确承认楚卜筮祭祷简上的易卦为数字卦。他说：“前些年，我曾一度猜想楚简所谓数字卦其实都只是卦画，如今见到《筮法》，知道想法是错误的。”从总体上看，在数字卦问题上，李先生更多地充当了一个批评者的角色。第一点，见李氏《安阳小屯以外出土的有字甲骨》一文，《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11期，第17页。第二点，见李著《周易溯源》（成都：巴蜀书社，2006年）第三章第七节。第三、四点，见前揭李著第四章第三、四节。李先生后来改变观点，见氏著《清华简〈筮法〉与数字卦问题》，《文物》2013年第8期，第68页。
[15]张氏三文（《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易辨——近几年根据考古材料探讨〈周易〉问题的综述》《帛书〈六十四卦〉跋》）均有此意，其中后二文更为显豁。见氏著《论易丛稿》，第39—72页。
[16]金景芳：《学易四种》，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年，第196页；李学勤：《周易溯源》，第327页。
[19]参见李零：《中国方术考（修订本）》，第234页；韩自强：《阜阳汉简〈周易〉研究》，第89—90页；李宗焜：《数字卦与阴阳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7本第2分册（2006年），第289页；宋华强：《新蔡葛陵楚简新探》，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85-204页。
[21]李零：《中国方术考（修订本）》，第258页；《中国方术续考》，第319页。韩自强：《阜阳汉简〈周易〉研究》，第87、95页。此外，徐锡台、楼宇栋很早即将出土西周数字组直接称为“卦画”，对于他们而言，不存在所谓“数字卦”与“卦画”的对立，数字即有其爻画和卦画。参见徐锡台、楼宇栋：《西周卦画探源——周原卜骨上卦画初探》，《中国哲学》第3辑，北京：三联书店，1980年，第13—25页。徐、楼《西周卦画探源》一文，亦见中国考古学会编《中国考古学第一次年会论文集（1979）》（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一书。
[22]李学勤：《周易溯源》第四章第三、四节，第277、282—283页。
[23]李宗焜：《数字卦与阴阳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7本第2分册（2006年），第308页。此前，廖名春已有类似观点，但他不认为二者是截然对立的。就长安西仁村陶拍易卦，廖氏说：“其卦序同于《周易》，其架构也必然同于《周易》。只是它用数字，而不是用阴阳爻画记爻。也就是说，它本来是用阴阳爻画记爻的，但为了形象，把阴阳爻画直接还原成了数字。由此揣测，我们所看到的近百例晚商和两周时期的数字卦，不完全是《连山》《归藏》《周易》之类的卦爻画的前身。有些，很可能就是由《周易》的卦画卦转写而来。”见氏著《长安西仁村陶拍数字卦解读》，《周易研究》2003年第5期，第10页。
[24]邢文：《数字卦与〈周易〉形成的若干问题》，《台大中文学报》第27期（2007年12月），第11页。
[25]据清华简《筮法·战》《地支与爻》两节，筮数“七”在卦中均画作“一”，或者说卦中的爻画“一”均表示数字“七”。参见廖名春：《清华简〈筮法〉篇与〈说卦传〉》，《文物》2013年第8期，第70页；马楠：《清华简筮法二题》，《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31卷第1期（2014年），第64页；丁四新：《周易溯源与早期易学考论》，第21—25页。
[27]在竹简《筮法》发现之前，大多数人赞成张先生的“数字集中说”。例如，台湾学者季旭升先生说：“从新石器时代开始的数字卦，一直到商、周、秦、汉，我们看到它所用的数字大体上是朝向简化的方向走，因此先是新石器时代的两个数字卦十二个数字中就用了‘一、二、三、四、五、六’等六个数字，到商代基本上是以‘六、七、八’为大宗，春秋、战国时代则向‘一、六、八’集中。到西汉时期的马王堆帛书和阜阳汉简《周易》，全以‘一、八’来表示。‘一’与阳爻同形，‘八’拉平之后与阴爻同形，这就和现在所见的《易经》完全一致了。这说明了《易经》源于数，《易》卦也是由数变来，而且有一个非常长远的历史过程。”（见氏著《古文字中的易卦材料》，载刘大钧主编《象数易学研究》第3辑，成都：巴蜀书社，2003年，第16页）但也有学者对张说不以为然，如李学勤等主张“卦画”与“数字卦”并行对立说，这实际上是在暗中摒弃了张氏的“数字集中说”。
[29]丁四新：《周易溯源与早期易学考论》，第3—39页。
[30]韩自强：《阜阳汉简〈周易〉研究》，第95页。
[31]丁四新：《周易溯源与早期易学考论》，第37页。此前，韩自强已提出了正确的观点，但由于他的论证无力，证据无效，故只能算猜想。见氏著《阜阳汉简〈周易〉研究》，第95页。
[32]张政烺先生将楚简骈列的两个易卦视同《左传》筮卦中的本卦与之卦关系，王化平较早批评和否定了此说。王化平：《〈左传〉和〈国语〉之战国楚简数字卦画的比较》，《考古》2011年第10期，第64—65页。这篇论文后来收入王化平、周燕著《万物皆有数：数字卦与先秦易筮研究》第104—112页。
[35]参见陕西周原考古队：《陕西岐山凤雏村发现周初甲骨文》，《文物》1979年第10期，第41页。按，这个卦是既济卦的用卦或筮卦。
[36]“易卦”一名从《三易》言，“《易》”是“易卦”命名的依据。《左传·昭公三十二年》曰：“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壮。”帛书《缪和》篇“《易卦》”凡6见。
[37]《尚书·洪范》曰：“择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周易·蒙》卦辞曰：“初筮告（吉），再三渎，渎则不告（吉）。”“告”字当为“吉”，二字形近。帛本作“吉”。《左传·僖公四年》曰：“筮短龟长。”《左传·僖公十五年》曰：“筮，数也。”筮以数计，以数演，以数成。“筮”是“筮卦”一名的命名依据。由此足见古人颇为重视“筮”的观念。以“筮”名卦（筮卦），符合古人的命名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