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年前的一部《大宅门》，让人们熟知了这部戏的导演，郭宝昌。现实生活中作为同仁堂四老爷的养子，已到古稀之年的郭宝昌，形容自己是九死一生的活了下来。坎坷的身世，特殊的成长环境，动荡的时代背景，注定了郭宝昌一生不凡的起伏，也注定了他看过人生几度秋凉之后的从容不迫。牢狱之苦，手稿被毁，为了完成这部庞大的家族兴衰史《大宅门》，历经九九八十一难，直到郭宝昌六十岁，这部精彩的作品才得以问世。今年年初，郭宝昌再次将这部经典搬上了话剧舞台，他也从幕后走到了台前，以一个说书人的身份，再次诉说宅门中的风云变幻。
算命先生算的我目瞪口呆
许戈辉：中国人喜欢把十二年划做一个段落，十二年前您拍了电视剧版《大宅门》，十二年后您做了话剧版《大宅门》，在您走过了六个十二年后，有没有试图总结过自己的人生路？
郭宝昌：你问这个问题太好玩儿了。我十六岁的时候，北京一个很神的算命先生给我算过命。他那会儿六、七十岁，双目失明，当时无数名人都找他算过，非常灵验。有人跟我说我不是这家的人，我就想算一算自己到底是从什么地方来的，谁买的我，谁卖的我，父母在哪，于是我偷偷跑去找他，还不敢让我妈知道。那会儿我只知道我父母双亡，他一开口，我就目瞪口呆了。到现在我都记得他说的头一句话，你自幼父母双亡，姑妈养大最好，恰恰买你的这个老太太，先放在她的娘家，你管她叫姑妈。我说你是不是知道我的事，他就急了，说你可以不信，但不能质疑我的人格。
许戈辉：那他往后说了吗？
郭宝昌：他说，你是十二年的运，就是一个十二年一变。说我二十三岁左右有牢狱之灾，我觉得特别不可思议，这不是胡说八道么。但二十四岁我成了反革命，进劳动农场改造。然后说我中年没钱花，没有祖业继承，我觉得更不可思议了，我没钱花？我家财万贯怎么可能没钱花。结果人到中年，文化大革命，都被抄了。三十六岁打到四人帮，我得到平反了。四十八岁，到了深圳，进了制片厂。六十岁拍摄大宅门，他说我晚年发迹。他算到我六十四岁就没有命了，他说他算不出来了。我问他是不是我就活到六十四，他说应该是这样，但人的命运是可以改变的，假如你六十四能过这个坎儿，应该能活到七、八十岁。
许戈辉：那您六十四岁那年遇到坎儿了吗？
郭宝昌：哎呀，我的天呐，我连门都不敢出。那一年老老实实在家呆着，在家呆着都怕房塌了。我老婆也说，少出门，少坐车，别坐船，别坐飞机。结果混过去了。
许戈辉：经历了这么多人生的沟沟坎坎，面对困难时，您觉得我们该保护的是什么？该摒弃的又是什么？
郭宝昌：过了无数生死观，九死一生的活下来，这不是平常心能应付的。我不愿意被蹂躏、践踏，为了维护尊严，我也曾经去自杀，就是没死成。其实很多人熬不过去了，失去了生命，你说是他们想不开吗？不是这个问题。没有经历过生死关的人，很难去体会。我能活下来，很幸运，但现在回忆起来，我也并不觉得当时想到死的自己太幼稚。人活在世上，是应该有尊严的，当一个人完全失去尊严的时候，活着没什么意义。
“坐在那儿，感觉自己和傻瓜一样，这是我绝不能忍受的。”
许戈辉：这一次您把《大宅门》从电视搬到了舞台，又是一批非常优秀的演员和工作人员，这中间有没有新的火花产生？
许戈辉：说到排练，电视剧《大宅门》的时候您在幕后当导演，这回《大宅门》这部话剧，您在台上一演十几场，一个台前，一个幕后，心里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
许戈辉：《大宅门》已经演了十几场了，您觉得从电视剧到单场的话剧，对比之下最难的是什么？最大的亮点是什么？现在还有没有遗憾？
郭宝昌：这个应该让观众去说了，我就不能胡吹了。有人问，不看电视剧，观众能看懂吗？通过这十天的演出，我摸了一下底，观众基本都看的懂。我们分别在每个时代都取了一场戏，一个人物。从清朝，民国，抗日，最后到解放，每个阶段，都赋予了我们对那个时代和宅门变迁的认识。而且在时空的穿插上，我们运用了很多中国传统戏曲美学的东西，它本身就会产生时空交错感。这种人物间的关系变换，老百姓都能看的懂，所以之前我们的担心基本上都是多余的。假如还要说有什么亮点，那就是这部戏特别忠诚的体现了中国美学的戏曲学派。
许戈辉：其实不管《大宅门》这部戏以什么样的形式呈现，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这个题材本身传递的时代变迁下的人物命运，和人物散发的人格魅力。那么当您从大宅门走出来，自己坐在台上当说书人，或者站在侧目条看演员表演的时候，会不会也产生一种时空交错感，仿佛回到了从前？
郭宝昌：是。有次我看排戏，看着看着眼泪就下来了，就是杨九红那段。这个人物我跟她生活了差不多二十几年，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她被迫害而死。实际上她死的很悲惨，但那会儿我进监狱了，都不知道她怎么死的。回来以后，她侄子跟我说了她的遭遇。所以现在一想起她来，总觉得很辛酸。一直到杨九红去世前，她在家族中间都没什么地位，全家上下跟她谈话最多的就是我。所以你看，很多事情在演出过程中，都会使我动情，这个没办法，毕竟都是太熟悉的人和事了。
“年轻人如果还需要这样的苦难，那这个民族就完蛋了。”
许戈辉：我在看您资料的时候有一点很好奇，您从小就养尊处优，按理说很容易成为纨绔子弟，但后来反而独立自强，自食其力，这些东西是被什么激发的？
郭宝昌：对，没错。我是乞丐的孩子，被买到这个大家族里面，始终是低人一等，没有地位的。我直到十二岁才可以进宅门，整个家族是不允许从外姓过继孩子的，必须从本姓找，财产不能外流。买的时候还不能说买儿子，得说给家里边买了一个“后”，放在娘家让我叫养母姑姑。但后来进了宅门了，让我改口叫妈，我坚决不改了。当时在党的教育下，觉得最可耻的就是资本家，就是有财产。所以那时候给我财产，坚决不要，让我叫妈，绝不可能。我要自力更生，绝不吃剥削饭。而且我进宅门后，宅门里面那些纨绔子弟对我的态度，也让我觉得时刻得努力，比他们强。但这样伤害最大的是我养母，她买我为了继承财产，但我都给否了，她一直到临去世前都很绝望。我现在都忘不了她的那种眼神，提起来挺伤心的。
许戈辉：对于有大历史背景的作品，年轻演员没有那个时代的背景，和那个大时代的情感共鸣会不会弱一些？结合您自己的经历，您觉得现在的年轻人没有经历苦难，是不是意味着年轻人更加脆弱了，是一种倒退？
郭宝昌：现在我们逐渐的让年轻人忘记过去，这是很可怕的。但是我们经历的不是一般的苦难，那个付出实在太大了，是整个民族的倒退。我们的年轻人如果还需要这样的苦难，那这个民族就完蛋了。我绝不希望他们经历这样的苦难。虽然我们有多少辉煌的成绩，但同时也做了很多非常荒唐、恶劣的事情，这些事不能回避的，应该让年轻人知道。
许戈辉：在现在这么一个物欲横流的年代，您还相信艺术的力量吗？
郭宝昌：我现在不管谁来请我上节目，我头一句都是绝对不做娱乐节目。现在越是恶俗的东西，越有人看，这是在把观众往什么路上引。你看我们的收视率，恶俗的节目收视率最高，这多可怕。一个民族的文化水准，假如都在往下落的话，这个民族慢慢就完蛋了。我们现在需要提高大家的鉴赏力，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够知道一个国家的命运，究竟掌握在谁的手里，艺术到底应该起到什么样的作用，这个才是我们要做的工作。
许戈辉：但有时候是否也需要适当的妥协？比如要推广我们的艺术作品，仍然需要依靠这种娱乐化的方式进行宣传。
郭宝昌：不，这是两回事。艺术绝对有娱乐功能，这是毫无疑问的。但现在很多东西纯粹就是娱乐，没什么思想性。你说你纯娱乐，可以啊，观众需要，但主流应该引导什么？社会需要个最主要的东西或者潮流，来面对大众，引导大众。
凤凰卫视中文台《名人面对面》：
郭宝昌专访：3月3日（周日）20:30首播3月4日（周一）13:25重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