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来知德在易学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易学以《周易集注》为主，但此书版本情况比较混乱。
在易学史上，从王弼扫象之后，《周易》义理研究笼盖学界。唐代李鼎祚对象数易学有过集成式的总结，虽有意倡导象数之学，但尚不能做出创见与突破。一直到南宋朱熹才开始明确强调象数问题，并且做出了一些探讨，遗憾的是他没有深入下去，也就谈不上彻底研究。但朱熹的易学有融合象数与义理的倾向，这对后世影响很大。到了明代，来知德沿着这种思想继续走下去，以二十九年之功力著成《周易集注》，打开了《周易》研究的新局面。
来知德(1525―1604年)，字矣鲜，号瞿唐，梁山(今四川梁平县)人。来氏幼而好学，事亲至孝，举为孝童。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乡试以《礼记》中举，名闻川中。但此后两次会试皆不能如意，于是决意放弃科考而自求圣人之道。来知德多年潜心儒家经典，又细读了当时颇具影响力的《五经性理大全》，最终认识到，儒家学问以《易》为深，于是究心易学，隐居四川万县虬溪山中研求至道。二十九年后，即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完成了《周易集注》。
《周易集注》问世之后，来氏易学即引入注意。按《四库全书总目》说：“皆由冥心力索，得其端倪，因而参互旁通，自成一说，当时推为绝学”。可见他的易学在当时的影响很大。可以肯定，来知德易学较前人有巨大的进步，实现了对《周易》象数的突破，并将象、数、理、气、图熔为一炉，对易学研究具有很大的推动作用。更重要的是他的易学研究也是对宋明理学的发展，因而方以智、王夫之等均受到他的影响。然而，在所建立的易学史乃至哲学史上，来知德尚未得到起码的重视。我们需要重新进入他的著作，去学习与吸收他的思想。
《周易集注》是他的代表作，虽然博大精深，但却通俗易懂。杭辛斋曾高度评价道：“取象说理，浅显明白，惟恐人之不易索解，恒罕譬曲喻以明之，视故作艰深以文其浅陋者，自胜一筹。初学者得此，尚为善本也”。无论从初学角度，还是从深研的角度来看，来氏著作都值得一读。
1张惟任虎林系统
虎林本多出的五个序放在书前，分别出自徐博卿、郭子章、来知德、张惟任、黄汝亨五人之手。先是徐、郭二序，六行大字刻写;继之是来知德序，九行小字刻写;最后是张、黄二序，六行大字手写上板。可以看出，虎林本所用底本最初的样子是书前有来知德序，来序前有徐、郭二人的序，二人的序是表彰来知德易学的。张惟任进行了重刻，重刻时将自己和黄汝亨的新序放在原三序之后。这是对先贤的尊重。
关于虎林本所用的底本，张惟任序云：“先生《易注》其本原程朱，会通诸儒而阐明未备良多，其精义妙法俱自错综出，大中丞青螺郭公已表章其旨，海内称慕之而不尽见，其板在蜀者又多漫漶灭没，予令巫山时与先生有往还，敬其人爱重其书，爰历吴越下鹾司重汀之，而梓以布焉”。黄汝亨序亦云：“郭青螺先生深著明其说，刻之蜀中，而予同年直指张公复诠其精义于简端，重付剞劂氏，嘉惠海内”。二序透露出来的信息都指向郭青螺(字子章)本，特别是黄汝亨说得更明白。张公张直指，即是张惟任。
2史念冲刻本系统
“台湾国家图书馆”藏本，有明陈仁锡序、田大本序、史应选序。田序与史序皆署崇祯辛未年(1631
但是这个版本承自何系统，无从考证。史应选序曰：“道生田先生(案即田大本)不治《易》，而以《易》名蜀，溯其渊源，夫固深于《来易》者。计自同官冬曹，迄今分牧吴、宛(皖)，五年所克挈本以授门人，沈子请而读之，相与赞叹希有，爱为点次，公诸同人”。而同书田序则云：“时曹念冲先生湛研理数，每谭辄神往久之，以帙留家笥，未副其请，而念翁出典吴城，南北阻修，是编几与鱼雁共杳。无何，余外补皖城，例谒过吴，欢然道故，秉烛梦寐，载信前约，谊弗取，全册归之。越十五旬，吴门纸价翔涌，而瞿唐氏之教大著”。观二人之序，史应选刊本所用之底本应是田大本所藏，但其所源概莫能明。
上海书店1988年影印宝廉堂本，陈奇猷《出版说明》云：“史刻本：王方岐《重刻来先生易注序》云：‘瞿唐来先生注易若干卷，史念冲先序而梓之，盖在明季之壬申岁也。先生既没，而西蜀屡经兵燹，板毁无存，世之传者绝少。’隆庆六年(公元一五七二年)与崇祯五年(公元一六三二年)皆是壬申岁，而隆庆六年来氏《易注》尚未成书，则王方岐所指之壬申岁当非隆庆六年之壬申而是宗祯五年之壬申。据此，可知后于郭刻本三十一年，后于虎林刻本二十一年又有史念冲刻本。王方岐谓‘西蜀屡经兵燹，板毁无存’，则史刻本亦是刻于蜀中”””。又云：“史刻本不知所出。”按陈先生之意，“后于郭刻本三十一年，后于虎林刻本二十一年又有史念冲刻本”，则史念冲本是独立的一个本子。即是说，此本虽然是在虎林本之后，但与虎林本无关，则极有可能是郭本之翻刻本。而此后亦不见有续刻史刻本者，则可将其自定为一系。史念冲刻本现江苏省图书馆、天津图书馆、青海民族学院图书馆、云南省图书馆以及“台湾中央图书馆”皆有存。
3刘安刘删芟系统
刘安刘曾对郭子章本做过删芟，形成了一个删芟本。此本今已不存，仅于其他本的序中可窥得一点信息。清朝初年，凌夫曾圈点过此本，由高甭映于康熙十四至十六年(1677年)刊刻行世，其信息即从此来。
还有另外关于刘安刘的信息。崇祯十六年(1643年)刘之勃《来知德从祀疏》云：“知德遗书所录，自《易注》、《大学古意》及《格物图解》而外，颇及应酬词语，刊字亦不无差讹。臣亦不敢削正一字以失本来，除就原板刷印进览，并送解部备察”。高映《瞿唐先生传》云：“崇祯十六年癸未(1643年)，柱史刘君安刘，疏请祀典。迄今玉步虽更，而奉祀生无缺”。此处刘安刘即刘之勃。
按刘安刘所说，他本人所刊印的来氏《易注》未对原本做改动。但高甭映明确说：“以刘安刘之《目》考诸《来序》，编次小有参差。”这或许不是说刘安刘本与郭子章本的差别而是说高氏本人的处理，但他又说“来注初刻于郭青螺，重刻于刘安刘”、“刘安刘重刻，删芟烦覆重复之语”，这却是言之凿凿。此事尽管无他据，但也只有信从高莆映氏之说。
刘安刘删芟本虽已不存，但凌夫圈点高映刊行的本子基本上保留了它的原貌。以此本与虎林本相比勘，确可以看出所删去的语句来，则凌圈高刊本可以断定属于刘安刘一系无疑。
此系《周易集注》在清代主要有朝爽堂刊本、敦仁堂刊本、宁远堂本、世兴堂重刊宁远堂本、善成堂重刊宁远堂本。
宁远堂本是崔华本的另一重刊本，山东省图书馆编《易学书目》云：“清嘉庆十四年(1809年)符永培宁远堂刻本”。所收序跋与目次与朝爽堂刊本稍异，但其承续关系比较明显。此本在清代又有世兴堂重刊宁远堂本、善成堂重刊宁远堂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