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本《周易注疏》为《周易注》与《周易正义》的合刻本。
《周易》亦称《易经》，为儒家经典五经之首。魏王弼及晋韩康伯为《周易》作注，唐孔颖达等为之正义。孔颖达奉太宗命编纂《周易正义》，为唐初五经正义之一。《周易正义》是在王、韩易注的基础上，融合众多经学家见解，对原有经注进行疏释，并对注文加以疏解。唐宋以来，科举取士皆以正经及其注疏为依据，《周易注》及《周易正义》作为重要的易学典籍，影响深远。
《周易注》及《周易正义》的成书
王弼（226—249），字辅嗣，三国时魏山阳郡（今山东金乡县）人。好论儒道，辞才逸辩，注《易》及《老子》，为尚书郎，年二十余卒。王弼把彖、象、文言附于各卦辞爻辞之下，并为之作注；其门人韩康伯注《系辞》、《说卦》、《序卦》、《杂卦》；弼又作《略例》。韩伯，字康伯，颍川长社（今河南长葛西）人，举秀才，征佐著作郎，并不就。
郑玄、王弼皆传费氏《易》，梁、陈以降，二注并列于国学。隋后，弼注独行，宗郑者谓弼为野文，取弼者谓学为独冠。考之郑主象占，王主义理，象据实而有征，理悬空而剿说。孔颖达等以溺于象占不若畅以义理，遂专释弼注，后世宗之，郑学遂废。
孔颖达（574—648），字仲达，冀州衡水（今河北衡水）人，少时曾跟随当时著名经学家刘焯问学，明服氏《春秋》，郑氏《尚书》、《诗》、《礼记》，王氏《易》。隋炀帝大业初年，举明经高第，授河内郡博士，后补太学助教，旋因隋乱避匿于虎牢。唐高祖武德年间，迁国子博士。太宗贞观初，封曲阜县男，转给事中。唐太宗初履帝位，百废待兴，孔颖达数进忠言，顾问左右，帝多从其说。拜国子祭酒。卒，陪葬昭陵。赠太常卿，谥曰宪。
孔颖达像
太宗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讹谬，诏前中书侍郎颜师古考定五经，颁于天下，命学者习焉。又以儒学多门，章句繁杂，诏国子祭酒孔颖达与诸儒撰定《五经义疏》，凡一百七十卷，名曰《五经正义》，令天下传习。贞观十四年（640），太学博士马嘉运以“颖达所撰《正义》颇多繁杂，每掎摭之，诸儒亦称为允当”(《旧唐书·马嘉运传》)。于是，唐太宗下诏“更令详定”。但次年孔颖达致仕，无法再主持修订工作。贞观二十二年（648），孔颖达病逝。终贞观之世，《五经正义》的修订未能完成。至唐高宗永徽二年（651），下诏儒臣继续重修。永徽四年（653）三月，书成，仍以孔颖达领衔，正式颁行天下。
所谓“正义”，即对诸经传注作疏解，其体例大体一致。先用“正义曰”标目，以总括章节经文义旨，然后各随经文解释，以阐发义理。再用“注某某”、“注某某至某某”等标志，对注文进行具体的诠释。在诠释经注的同时，或辨章句异同，或解释词语，或考证名物礼制，或讲明语法修辞，综合古今，考订异说，定于一尊。
孔颖达所作《周易正义》，既紧密沿承王弼的易学思想，全面引申发挥王、韩旧注义旨，又能参合六朝诸家之说，对《周易》义理学作了颇为深入而全面的拓展，为两宋义理学之全面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周易正义》中，孔颖达注意发明《周易》辞象卦爻义例，亦时而抒发其独到的易学见解，其未尽之义因之以明，《周易》经传的义理因之以凸显；对于旧注从省或阙注之处，亦常能详加解说而补足之，使易理得到全面的阐发。
《周易注疏》版本形态及流传情况
有唐一代，诸经正义各以单行本流传于世，且诸经正义与它们所依据的经注本也是分开的。唐宋以来，历代科举取士皆以经书及其注疏为依据，故群经注疏之写本、刻本流传甚多。就宋元《周易》经注与正义的刊刻流传情况而言，可分为单疏本、八行本、兼义本三个版本系统。
（一）单疏本
北宋初年国子监始刻诸经正义，南宋初年又翻刻之，皆为单刻本，称单疏本。从南宋开始，便于阅读的注疏合刻本出现，并逐渐流布，而与经注别行的诸经正义本，因使用不便，宋以后未曾刊刻，而旧有版本亦渐次湮灭，不为人知。清人钱大昕云：“唐人《五经正义》，本与注别行，后儒欲省两读，并而为一，虽便于初学，而卷第多失其旧，不复见古书真面。”（《潜研堂文集》卷二七《跋尔雅疏单行本》）
今传世群经注疏以单疏本为最早，而流传至罕。南宋初，国子监覆刻《周易》单疏本，为传世孤帙，十四卷全，属南宋初覆刻北宋国子监本，今藏国家图书馆。此本半叶十五行，行二十六字，白口，左右双边，各卷尾题后有本卷字数，卷十四末有端拱元年（988）校勘衔名一叶。间有补版。刻工皆南宋初杭州地区名匠。卷中“桓”、“构”等字缺笔，避讳至“慎”字，证以刻工，是为南宋初覆刻北宋本。《玉海》载：“绍兴九年九月，诏下诸郡，索国子监元颁善本校对镂版，十五年闰十一月，博士王之望请群经义疏未有版者，令临安府雕造。二十一年五月，诏令国子监访寻五经三馆旧监本刻版，上曰：其他阙书亦令次第雕版，虽重修所费亦不惜也。繇是经籍复全。”据此推之，《周易正义》当刻于绍兴十五年（1145）至二十一年（1151）之间。
此本宋代为俞琰所藏，明代递藏唐寅、王世贞家，入清则归季振宜所有。季氏《延令宋板书目》中所说《周易正义》四册，即此本。清中叶又归徐松，有翁方纲跋。此书清末为徐坊所得，又由徐归于傅增湘。1935年，傅氏将此书邮至日本，选集良工，精摹影印行世。
民国乙刻年(1935)傅增湘珂版影印宋绍兴本《周易正义》
（二）八行本
北宋儒家经典的刊刻，或单经白文，或经注，或单疏。诸经正义本自成书，与经注别行。直到南宋高宗时，始有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司刻本，将《易》、《书》、《周礼》三经的经文、注文与疏文合刻在一起，成为注疏合刻本。因其款式为半叶八行，后世统称为八行本，或八行注疏本；又因刻于越州（两浙东路茶盐司及绍兴府治所均在今浙江绍兴，旧称越州），故又称越州本。八行本《礼记正义》卷末有三山黄唐跋云：“六经疏义，自京、监、蜀本，皆省正文及注，又篇章散乱，览者病焉。本司旧刊《易》、《书》、《周礼》，正经注疏，萃见一书，便于披绎，它经独阙。绍兴辛亥仲冬（按：“绍兴”当作“绍熙”），唐备员司庾遂取《毛诗》、《礼记》疏义，如前三经编汇，精加雠正，用锓诸木，庶广前人之所未备。”（宋绍熙三年两浙东路茶盐司刻本《礼记正义》跋，《中华再造善本》影印本）宋刻八行本是经注疏合刻之始，其文字较多保留了孔氏《正义》的原貌，以其校勘精审，较后来通行刻本多有胜处。日人山井鼎云：经传下疏更引经文者，宋版刊去，直云“正义曰”，以下皆然。此本书版直至明代仍存于南监。
山井鼎、物观撰《七经孟子考文补遗》（以下简称“考文补遗”），即采用足利学校所藏宋版五经，足利本《周易注疏》即其中之一，亦即《考文》中所云“宋版”者。《考文补遗》传至中国，卢文弨撰《群书拾补》之《周易注疏校正》（以下简称“卢校”），阮元领衔编撰《周易注疏校勘记》，皆通过《考文补遗》，对宋本加以间接利用，然其中真本，皆未尝得见。
（三）兼义本
越刻八行注疏本之后，福建建阳地区兴起了附有陆德明《释文》的注疏合刻本，将经注、正义、释文合缀为一书。因每半叶十行，故称十行本。元代以后又再加翻刻。元代翻刻书版传至明代，递经修补刷印，后世颇有流传，影响益广。元明以后通行注疏合刻本，均源自南宋建阳地区坊刻十行本，不仅改变了原书卷次，于注疏文字亦多牵和，又经历代重刻，妄改之处甚多（张丽娟《宋代经书注疏刊刻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
此时《周易》合刻本称“周易兼义”，乃分缀孔氏《正义》于王韩九卷《周易》注本相应经文注文之下，末附陆氏《周易音义》，而成《周易兼义》。山井鼎云：“宋板爻、象连为一节，经文终乃有疏，每卦皆然。今本（按：指兼义本）断章裁句，与宋板稍异。”就《周易兼义》而言，明正德本、闽本、监本、毛氏汲古阁本皆源于十行本。清代阮元主持刊刻的阮本《周易注疏》即是据十行兼义本校刻的。阮元以为其所利用的十行本为宋本，然实为元刻十行本。按“兼义”字，乃合刻注疏者所加，取“兼并正义”之意也。曰“兼义”者，阮元谓“兼并正义”而刻之，以别于单注本；陈鳣谓他经音义附每节注后，独《周易》总附卷末，故题为“兼义”而不称“附音”，阮说为长。
傅增湘云：“《易》疏世行少善本，阮氏校刻《十三经注疏》，论者以《周易》为最劣，瞿氏《书目》尝深訾之。缘其所据为十行兼义本，书属晚印，补版已多，讹夺在所不免。自陈仲鱼得八行注疏本，撰有跋文，胪举胜异，断为注疏合刻之祖本，其佳处自出闽中、北监、汲古各本之上。今其书在常熟瞿氏，然于单疏原本，迄未尝见也。”（傅增湘《宋监本周易正义跋》）阮元《周易注疏校勘记》卷一亦云：“十行本、闽、监、毛本，每节内每段分属，虽便读者，究失旧第。”
校点者于天宝
（本文摘自《宋本周易注疏》前言，中华书局出版）
供稿：敬德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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