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选题的热络，本次读书会报名踊跃，参加的校友和书友有（以报名先后为序）：郭瑞俊、赵颖、吴易陶、郑敏、文玲、段曹林、冯云飞、薛自华、王红兵、叶向元、何声芬、唐千雅、云晴、吴秀玲、李俊杰、杨臻、叶小鑫、李志春、陈瑜（线上）、陈燕（中山大学）、陈泓（清华大学）、钟国骏、张玭、谢维宣（中山大学）、李春伶、Linda等。
主持人郭瑞俊
开场白：大视野下的《翦商》
各位尊敬的校友和书友，下午好！
我记得当初读许倬云的时候，他也说过类似的话。111岁过世的语言学家周有光也说过“青年人一定要走出去，多看世界，然后从世界看中国”。这是第一点。
大家都知道“商朝尚武、周朝重文”，本书恰恰写的就是中华民族从“尚武”如何走向“重文”的转变过程。本书作者很推崇的一个北大哲学家叫何怀宏（何也是他的另一部书《孔子大历史》腰封上的推荐人），曾经给这本书写过一篇书评。他说：李硕的《孔子大历史》扉页有一句献辞：“谨以此书致敬重塑了中国的周文明”。在我看来，这正是李硕《翦商》和《孔子大历史》两书的最重要意义所在，他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周文”伟大的见证，而这一见证也是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见证。他主要通过西周废止了商朝大规模“人祭人殉”的考古证据，让我们看到了影响了其后三千年的“郁郁乎文哉”的周文明之“文”的所在。
我觉得这段话说得特别好！《翦商》的重要意义在于揭示了“何以华夏”——中华文明到底是怎么来的，这也是作者的学术野心和本书洛阳纸贵的原因。
最近有两位历史学家特别火，一个是李硕，另外一位是茅海建。因为一些负面新闻，茅海建在澳门被法院判处了7个月刑期，缓刑两年。但无论如何，这也是一个伟大的历史学家，他被称为“中国最能啃档案的历史学家”。
茅海建的成名作是《天朝的崩溃》一书，写了从鸦片战争开始清朝怎样一步一步走向崩溃的历史。在这本书里面他讲述了一个故事。鸦片战争打到第二年（1841年）的时候爆发了“厦门保卫战”，在花费了150万两银子之后最后厦门失守了，次年（1842年）初浙闽总督颜伯焘被罢免还乡，从厦门回广东老家。时任汀漳守备的张集馨详细记录了他路过漳州时的景象：“前帅回粤，道经漳城……至（二月）初一日，即有杠夫过境，每日总在六七百名。至初十日，余与英镇迎至十里东郊，大雨如注。随帅的兵役、抬夫、家属、舆马仆从，几三千名……”（《道咸宦海见闻录》65页）。
我们可以看到，到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一个被罢免的总督回乡，可以动用上万人运送车马辎重，一路上招摇过市、鱼肉百姓而被视为常例，可见那是一个多么腐朽的时代！
武王翦商，周公“制礼作乐”，中国开始进入一个“礼乐文明”的时代。经过2000余年君主集权制度的发展，华夏文明真正进入了“礼崩乐坏”的阶段。在外夷“船坚炮利”的冲击之下，中华民族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开始了文明又一次的艰难转变。
孔子曰：“靡不有初、鲜克有终”，现在再次面临所谓“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下来看这本《翦商》，它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些启示呢？
李硕说：“也许，我们至今也还难以完全了解自己。考古，就犹如一面深埋地下的镜子，倒映出我们陌生的形象。”
于是，揽镜自照，结果不照不知道，一照吓一跳——本以为是翩翩君子，仔细一看，天啊！怎么还杀人殉葬？杀就杀了，怎么还虐杀？虐杀就虐杀，怎么还吃上了？
作者李硕一开始就用特别生动的描写，把我们带入杀人献祭的现场。接纳真实的自己，不仅需要智慧，还需要勇气。
经常有人问：夏真实存在吗？其实这个问题争议并不大，已经河南偃师二里头考古证实。商的文字记载中并没有称其为夏，叫“西邑”。根据最新对“清华简”的考证，“西邑”即为夏。这就像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曾国，如果不是大名鼎鼎的曾侯乙墓的发现，它还是文献记载中的“随国”，并不为世人所认知。考古发现证实“曾国”即“随国”，一国二名，在那时似乎是个普遍现象。
夏的真正问题是：它是不是一个文明国家？我们总是习惯性地说夏、商、周，把三代放在一起，但夏真的和商、周一样是个文明国家吗？
按照公认的早期文明国家的三个标准：城址、文字、冶金（青铜冶铸），夏朝因为缺少文字而被备受质疑。三个标准中，只有城址的，我们称其为古国，如陶寺、石峁、良渚；三者兼具的，我们称其为国家，如商、周；介于二者之间的夏，我更愿意称其为过渡形态。
文字是社会治理的一种必不可少的工具，用它传递政令、编写典籍、记录功绩。传递政令，如果没有文字，仅靠口头传播，社会治理的范围就很有限。正因如此，夏的领地并不大，它也不热衷于开疆拓土，并非不想，是实力不允许。
但夏又不同于陶寺、石峁这些古国，虽然没有文字，因为有先进的青铜冶铸技术形成了一定的军事优势，强化了它的统治。
中国的青铜冶炼技术传自西方，夏朝时，青铜冶炼技术与中原的陶范技法相结合，使青铜器第一次发挥出巨大的影响力。尤其在兵器上，陶范法使兵器的生产速度与精准性大幅提升，夏朝凭借兵器优势强化了它的统治。
其实在青铜兵器出现之前，也有一种很牛的制作武器的原料——黑曜石。它是火山喷发形成的玻璃质岩石，硬度极高且锋利。只是它的产地受限，一定出产在死火山附近。
我在吉林省博物馆见过黑曜石，我们知道，长白山天池就是火山喷发形成的湖，所以吉林出产黑曜石。再补充一句，在铜镜出现之前，世界上最早的镜子，也是用黑曜石打磨加工而成的。
这种黑曜石兵器，是青铜兵器出现之前的高科技，因为颜色黝黑，我戏称其为“黑科技”。海南有火山，海口有火山口，当然，海南也有黑曜石。
这种黑曜石制成的工具，我亲手试过，手指那么粗的玻璃丝线，瞬间划断。但是，黑曜石兵器受条件限制，我国黑曜石产地很少。即便有，黑曜石兵器加工起来也很难，耗时弥久，很难形成战斗力。
但青铜兵器不一样，它能快速形成战斗力。恰恰因为这一点，夏朝虽然没有文字，但依托先进的武器即今天所谓的军事实力，强化了统治。它开疆拓土有难度，但维护内部统治，镇压内部暴动还是绰绰有余。
之前的古国，发展到一定程度开始两极分化。一旦两极分化严重、贫富差距悬殊，内部统治就面临很大压力。陶寺古国据说就是因为两极分化太严重，下层发生了暴动，古国灭亡了。在陶寺遗址，有大量非正常死亡的人骨证据。
但夏朝几百年的历史，因为有青铜兵器上的优势，它能维护自己的内部统治。夏朝非常仰仗青铜冶铸技术，正因如此，它对青铜冶铸技术是严格保密的。
夏的先民从哪来？它的文化承自何方？考古证明夏先民来自河南新密的新砦文化圈，后来慢慢迁徙到河南偃师二里头。令人新奇的是，二里头的夏人，主食不仅有小米，还有大米，而且以大米为主。我们总以为北方是吃小米的，但二里头以稻作农业为主。考古方式的进步，通过“浮选法”和“千粒重”测量，我们知道夏是一个以稻作农业为主、多元化种植的农业形态。
许之远的《十三邀》，有一期对谈二里头考古队长许宏。他说到，以前考古的时候，挖出来的东西除了土不要，其他所有的东西都要。因为那些碎屑包括石器，都有可能是古人使用留下的。现在方法进步了，所有的东西都要，包括土壤，因为土壤中蕴含了丰富的信息。
浮选法是通过土壤来研究里面有一些什么样的谷物，而“千粒重”是比较同等数量的谷物的重量。早期研究用的是数量对比而不是重量的对比，造成了一个严重误解，以为谷物的数量越多就越重要。但其实，一千粒小米和一千粒大米，重量是不一样的，而吃多少是按重量来计算的。通俗点说，吃一个鸵鸟蛋和吃一个鸽子蛋，虽然数量都是一个，但那能是一回事吗？哪个更管饱不言而喻。
李硕很专业，他找到了以前研究中的这个BUG，通过分析千粒重，得出二里头农业以稻作农业为主导的结论。有稻作农业不是最重要的，真正重要的是，二里头也有种植粟以及其他作物，这样它的农业生态就比较多元。在靠天吃饭的农业社会，它抗风险能力比较强，能应对更多的极端天气。
稻作农业从哪来？中国最早的水稻种植在湖南道县和江西万年县一带，虽然两县现在还在争最早水稻的“冠名权”，其实这两个地方纬度相近，可以肯定最早的水稻种植就在这一带。然后，一点点向北传播到安徽。河南新密的新砦文化，恰恰就处于安徽淮河流域文化的边缘地带。稻作农业也从淮河流域传播到了这里，随着迁徙，夏先民又把稻作农业传播到二里头。
夏朝，因为有了先进的青铜器和多样化的农业，变得不同于以往的古国，而是一个更高形态的存在。夏朝也因此傲然独立四百年，成为古国与商朝之间一个重要的过渡。
二里头以稻作农业为主，稻作农业要有水，而蛇出没在有水的地方，所以二里头的龙图腾有蛇形。
前面提到夏的先民来自河南新密的新砦文化圈，作者没有再往上溯源，我想提出一点自己的看法：夏的源头与终点应该就在安徽的合肥附近。
当然，这只是我的一家之言。还是胡适先生那句话：“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翦商》也是一样，我不能说认同他所有的观点，但感谢他为我们开了很多脑洞。李硕根据自己的认知，提出各种大胆的假设，然后去论证，还能逻辑自洽，这一点就很厉害。上古史，不能证实的东西太多太多，那就提出一个合理的假设，留待后人去论证。
二里头考古队长许宏在访谈中说：我们都认为考古学是一个实证的科学，但其实能实证的东西很少很少。考古学是什么？它是一个解释的科学。就是你要提供一种假说，根据已有的证据去论证，逻辑自洽，能为更多的人接受。考古学领域的很多观点至今都没有定论，也不会定于一尊，百家争鸣，才是它应有的样子。
我认为夏文化的源头在安徽合肥附近，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凌家滩文化距此不远。早期的稻作文化，从长江流域向北传播到淮河流域，而新砦就在淮河流域文化的最边缘。稻作文化传播到新砦，又随着新砦人传播到了夏二里头。
二里头绿松石龙的旁边出土了一个铜铃，里面有玉舌，和凌家滩大墓出土的石铃很相似，只不过一个是铜制，一个是石制。而且，二者可能都出自当时的大巫墓中，出土位置也都在腰部附近。
安徽肥西曾出土过一件单扉铜铃，那是夏的典型器。夏对青铜技术严格保密，为什么这件铜铃会在安徽合肥附近出土？李硕的书把这个困惑给解释了。他说掌握夏青铜技术的一支迁徙到了合肥附近，所以单扉铜铃在这里出土。
这也说明夏文化的溯源很可能就在安徽，他们跟这个地方始终有联系。从安徽到新砦，再到夏的二里头，有一支掌握了青铜冶炼技术的夏部族，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离开了二里头，又回到了安徽。
商汤灭夏，夏桀逃亡。他逃到了哪里？史书记载他逃到一个叫“南巢”的地方，据考证就是合肥巢湖的南面。为什么他要跑到这个地方？因为这是夏的源头，落叶归根，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走投无路的时候还有家。
作为一个拥有城址、冶金、文字的王朝，商以无可争议的面貌进入了文明国家。可看看商王朝干的那些事，不禁让人怀疑，这是人干的事吗？
甲骨文由王懿荣于1899年发现。当时王懿荣是清朝国子监祭酒，类似今天的教育部长。他生病了，家人到药店买药，有一味药叫龙骨，他拿着龙骨看的时候，发现上面有刻符。经过仔细辨识，他觉得这不是简单的刻画符号，而是一种古老的文字。他派人回到药店，把所有这样的龙骨都买下来，研究认为，这是比金文还要早的中国最早的文字。
这件事发生在1899年，转眼就到了1900年八国联军进北京。慈禧带着皇上跑了，把北京留给王懿荣守城。一个国子监祭酒怎么守？慈禧跑了，留下一个文化道德品格极高的人守城，意思很明显，王懿荣也领会到了，于是就自杀殉国了。
后来有一些迷信的说法，说他把甲骨文这样的天机泄露了出去，而天机不可泄露，老天就把他带走了。
王懿荣走了以后，他收藏的甲骨到了好朋友刘鹗手中，就是《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把这些甲骨整理出来，出了一本书叫《铁云藏龟》，即这些甲骨文的藏录。他没有做释读，第一个释读的人是孙诒让，他通过《铁云藏龟》释读出十几个字，后来证实还错了两三个。
之后就是罗振玉的出场，他的重大贡献在于发现了这些甲骨的出处在河南安阳的小屯村，也就是后来的殷墟宫殿区，甲骨基本都出自这一区域。王国维把甲骨上商王的名字释读出来，通过王系列表，发现和《史记》的记载一样，从而证实了甲骨的记录是真实可信的。后来有更多学者加入了对甲骨文的研究，最有名的四位学者人称“甲骨四堂”——罗振玉、王国维、董作宾、郭沫若。
罗振玉最早发现甲骨出自河南安阳小屯村，甲骨的发掘工作从民国1928年开始。当时蔡元培是中央研究院院长，傅斯年是新成立的史语所所长，他们都是从欧美留学回来，学术思想比较前沿。傅斯年说：我们是一群“不读书”的家伙，就是要“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
安阳甲骨的发掘从1928年一直进行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才停止。董作宾任最初考古发掘队长，后来李济和梁思永也加入了。
老照片上，正值壮年、穿着有些土气的四个人，都是当时叱咤风云的人物——董作宾、李济、傅斯年、梁思永。
当时的考古是什么样子呢？一张黑白照片为我们记录了中国考古初始的形象。虽然条件很艰苦，但安阳考古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发掘出两万多片甲骨，还发现了商代后期的宫殿、宗庙等建筑遗址。
首任队长董作宾并没有学过考古，他是著名的甲骨学家、古史学家，对古文字有很深的研究。他第一次带队考古，挖掘墓葬，发现墓里的人有头骨，没头发，他说，这是个和尚墓，被传为笑谈。后来，从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毕业的李济加入了安阳考古，再后来，同样毕业于哈佛考古专业的梁思永也加入进来，中国考古是从一个很高的起点开始的。
李济为了考古研究做出了很大的牺牲。因为要考古，他放弃出任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后来赵元任加入，“四大导师”变成了：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李济投身自己热爱的考古事业，成为中国“考古学之父”，也是“求仁得仁”。
梁思永的加入也很重要。我很敬佩梁启超，不仅学问好，家中子弟个个成才，所谓“一门三院士，九子皆俊才。”梁家妈妈说：我们家真是太有意思了，老大（建筑学家）是盖房子的，老三（炮兵上校）是炸房子的，老二（考古学家）是挖房子的。
1937年，史语所停止了发掘工作，并把出土的甲骨向后方转移，一直到了四川宜宾的李庄，梁思永就在这个条件非常简陋的地方继续研究甲骨。当时条件太恶劣，知识分子也清贫，他们的身体受到了很大损伤。梁思永特别可惜，50岁就过世了，否则，他的成就可能会更大。
49年之后，李济随史语所去了台湾，这批甲骨也一同到了台湾。李济在台湾继续研究这批甲骨，同时，也面临一个“无古可考”的境地。他只能研究这些老东西，再也不能进行他深爱的田野考古了，这是他的遗憾。
李济去台湾之后，他的学生夏鼐成为国内考古的领军人物。李济在台湾培养的学生张光直，后来去了美国的哈佛并留在那里，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2016年的时候，甲骨所出了一个奖励，释读出一个甲骨文，奖励10万元。这么多年过去了，只有一个复旦教授，释读出一个字，拿了10万奖励。这个钱，太不好挣了！
我在清华的时候，跟随李学勤老师上过一学期的甲骨文课。老先生年纪大了，那时学校有个规定，像他们这样的老先生，可以坐着上课。老先生写繁体字的板书，讲解一个字，会在黑板上写这个字从甲骨文到金文到小篆的演变。那时的清华真的很好，学校给每门课一笔经费，老师带着我们去实地考察，去安阳看甲骨。
期末考试的时候惨了，老师给每个人发了一张甲骨文的影印拓片，每个人的都不一样，但都是没有释读出来的甲骨文，考试内容就是释读上面的字。面对着天书一般的甲骨文，想破了头，也不认识，一通胡说八道，这门课总算过了。
发掘出土的甲骨有十五万片之多，甲骨文字差不多有4300多个，至今能释读出来的不足一半。商代的甲骨文还不是一个完全成熟的文字系统，还在不断演变之中。有些字，可能永远也释读不出来，如一些部族的称号和徽章等。
甲骨文一般是刻在乌龟的腹甲和牛的肩胛骨上，龟甲与兽骨，合称甲骨。甲骨文的造字法其实只有三种：象形、会意、形声。尤其是象形字，其实还挺好分辨的。
商人的甲骨文也不是凭空创造出来的，前面已经有了很多的刻画符号，比如凌家滩的刻画符号，甲骨文是在继承这些的基础上，一点点缓慢成型。
甲骨文由商人所创造，在甲骨文之前，我们不能说没有文字，但那时的文字，被称为刻画符号，因为它还不是一个成熟的文字系统。但是到商朝时就不一样了，甲骨文已经有四千多字，可以书写和记录，已经是较成熟的文字系统，所以我们说创造甲骨文的是商人。
商人有一个特征可能比较颠覆通常的认知，那就是商人游牧。现在的游牧民族在北方，而那个时候正好相反，是在南部。早期的商人放牧水牛，然后去北方贸易。文献记载里面就是商人的祖先王亥，去河北交易水牛，获利颇丰，后来又发生了一些不愉快死在了那里。由于游牧部族的产业比较单一，需要交换，游牧和经商，是密切相连的。在这个走南闯北的贸易过程中，和不同部族的人打交道、做生意，很容易创造出文字。因为贸易需要记帐，比如几头牛、几斗米，最早的文字都是名词和量词。
最后强调一点，我们说甲骨文是刀笔文字，因为是用刀刻在甲骨上，甲骨文是人和神的交流。商代日常的书写，并非在甲骨上刻字，而是用毛笔写在简牍上，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毛笔文字。这有证据支持。商代玉器上有用毛笔蘸朱砂书写的红色文字；通过甲骨文“典”字，也能看出当时的书写材料是类似竹简或木牍这一类东西，写成后用绳子把它编在一起，用手拿着，这就是“典”。所以，大家一定要纠正这个认识，商代日常书写不是刀笔文字，而是毛笔文字。
商青铜器有两个主要用作：一是礼器，一是兵器。当时“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青铜礼器用来祭祀，青铜兵器用来打仗。
商的青铜礼器与周有所不同，以酒器为主。最早的三件套就是青铜酒器——斝、觚、爵，多在大墓里出土。如果贵族等级更高，就再加一套三件套，比如说放两套。斝是盛酒的；爵，我认为不是用来喝酒的，它的流太长了，喝起来很不方便，应该是调酒的；觚，才是用来喝酒的。过去的酒是米酒，酒精度数不高，酒器比较大，并不是说古人个个都是海量。
我们讲夏虽然有青铜兵器，并没有大规模开疆拓土，因为它没有文字，社会治理水平不够。商就不一样，商已经有了文字，社会治理水平大幅提升。商汤灭夏之后，就开始开疆拓土。商的疆域广阔，远超我们想像。不断发现的商代遗址，一直在刷新我们对商的认知。同时，商的开疆拓土也让青铜冶铸技术传遍四方。
夏朝时青铜冶铸技术是严格保密的，但商不一样，它统治到哪里，就把技术传播到哪里。
整个长江流域的青铜文明，是从湖北武汉的盘龙城开始的。商的开疆拓土很早，早在郑州商城的时候，就已经在武汉建立了一个据点——盘龙城。盘龙城遗址的发现，也让武汉的建城史提早了一千五百年。
郑州商城是商早期的都城。早商有两个城，一个是偃师商城，一个是郑州商城。郑州商城的城墙遗址不是在郊区，而是在车水马龙的老城区，就这样每日静默着，面对车来车往，一眼千年。我忽然就开始羡慕起郑州人了，你一抬眼，三千年的泥土，三千年的历史，在与你对视，是怎样的万语千言化作此刻的凝视？
武汉盘龙城，是商早期在南方建立的第一个据点。商以盘龙城为中心，向四周拓展。从郑州南下江南，武汉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往南就到了湖南的宁乡、江西的新干大洋洲；往东到了安徽；沿着汉江往西，到了汉中（今陕西汉中，元以前一直属巴蜀地区，到元代才划归陕西）；最后，到了广汉三星堆。这样的一个传播路线，一切从盘龙城始。
商对夏文化有继承，从龙的造型上即可看出。妇好墓出土的青铜龙盘，龙的造型和夏二里头绿松石龙相比，只是多了两个角，其他基本一样。包括龙尾的小龙，在妇好龙盘上也依然在，只是换了个位置。商有变化，也有传承。
商代青铜冶铸技术从盘龙城开始，向四方传播。商同时期青铜器，出土最多的在三个地方：河南安阳妇好墓、江西新干大洋洲、四川广汉三星堆。
当青铜冶铸技术传到江西新干大洋洲，青铜技法与本地文化相结合，产生了一批非常有本地特色的青铜器。江西新干大洋洲出土的青铜器，有很多虎的形象，专家说这里很有可能就是文献记载当中的“虎方”——商的方国。
湖南宁乡出土的青铜器，大禾方鼎最有名。中原的青铜器上，很少有人面。有人说宁乡这里可能就是文献记载中的“大禾方国”。
青铜技术传到三星堆，产生了一些有意思的变化：三星堆既有中原造型的青铜器，比如说盛酒器尊；也有一些本地造型的青铜器，比如说大立人。即便是明显中原造型的青铜器，传过去以后，也经历了文化的碰撞、融合、改变。
盛酒器尊，在三星堆被创造出全新的用法——居然被巫师顶在头上了。这种尊，里面依然盛酒，但它上面可能还有东西，最大可能它顶着一棵神树，神树代表天，巫师用这个盛着酒的尊来祭天。这种全新的用法，体现了不同文化碰撞后的变化。
最有意思的是夏的绿松石青铜牌饰，商也有，是龙的形象，传到了三星堆时开始变形走样。古蜀人可能不大理解这些造型的意思，结果，三星堆出土的绿松石青铜牌饰就变成了一种全新的造型。文化的传播是一回事，文化的接收是另一回事，它一定会经历一个本土化的过程，变成有地方特色的青铜器。在此意义上，文化因交流而丰富。
始于武汉盘龙城的青铜技术传播，其实不是乱走的，而有一条明晰的主线，这条线就是矿源，它一直在寻找铜矿资源。中原附近不太产铜，所以，盘龙城向外扩张的目的地都是产铜地。比如说江西、湖北，它去这些地方攫取铜原料，供给中原王朝。
商的统治是“神治”。商人信仰比较多元，有自然神、祖先神和上帝，具有多神教向一神教过渡的特点，上帝是超越自然神和祖先神的存在，是最高神。
商人信仰的方式之一就是人祭。用人来献祭，今天很多人不能理解，但人祭不是商时才有的，早在龙山文化时就有杀人献祭的习俗。而且，在世界范围内，人祭也普遍存在。
圣经《旧约》里面也有替罪羊的故事：上帝要亚伯拉罕用他的儿子以撒献祭，亚伯拉罕就把儿子捆好了，准备献祭。上帝说，我知道你的心意了，用一头羊来代替以撒，这就是“替罪羊”的来历。
还有我最喜欢的美剧《权力的游戏》，里面也有女巫让国王用她的女儿来献祭的情节。
夏朝也有人祭，但是夏王室很少用人祭，夏的人祭主要集中在青铜作坊。当时青铜冶铸技术并不成熟，青铜器制作面临很多不确定性。这种情况下，他们要向主管的神灵献上自认为最好的东西，甚至最宝贵的生命。
这样的习俗在后来的制陶业中也有流传。经常有传说，某种陶瓷烧造不出来，陶工跳进窑炉，终于烧成功。这个传说的母题就是以人献祭。手工业中那些技术比较难、不确定性比较多的行业，经常会有这样的传说。
人祭为什么到商的时候变得这么迅猛？这跟商人是游牧经商民族有关。我们对比腓尼基人和商人，会发现经商民族的人祭现象都比较多。
腓尼基人在今天的黎巴嫩附近，他们的人祭也非常普遍。腓尼基人和商人之间有一些什么样的共性呢？
这两个民族都很擅长贸易。腓尼基人沿海航行，在地中海做贸易；商人游牧，沿途做交易。
这两个民族都很擅战。西方战神之一汉尼拔就是腓尼基人，在当时它的殖民地迦太基。商人的女将军妇好，也是骁勇擅战。贸易充满了风险，商人的祖先王亥，在河北易地交易时被杀死在那里。擅战，也许是他们在长期经商过程中练就的保护自己的一种方式。
腓尼基人和商人，这两个有着太多共性的民族，在人祭这一点上也高度统一。
腓尼基人，他们信奉莫列克神，给神献祭婴儿，而且是贵族门第的婴儿。商人献祭人牲，也认为人牲的身份地位越高越好。他们用方伯的女儿来献祭，最后连自己的贵族也杀，纣王甚至将叔父比干剖心献祭。
今天我们不能理解这样的行为，但用生意人的思维就好理解——贸易就是做交换。对神灵的献祭，也是和神灵之间的一场交换：求神灵办事儿，给神灵献点好东西。那什么东西最好最珍贵？当然是人，身份地位越高的人越珍贵。这是一种贸易思维。
我们今天常开玩笑说：“上几块钱的香，许几百万的愿，神仙也难办！”这个其实就是和神做交换的思维。今天求人办事也一样，你要想办件大事，就要送些贵重的礼物。
人祭到商的时候特别多，很大一个原因跟商人的思维方式有关。商人认可贸易、交换——我把最好的东西给你，要实现一个大愿。
安阳出土的青铜甗里面，赫然蒸着一个人头。甗是蒸煮器，类似今天的蒸锅，下面的鬲用来盛水，中间有个篦子，把人头放在上面蒸煮。考古研究认为，这是一个16岁少女的人头，很可能就是方伯的女儿，也就是身份地位比较高的人牲。
当然，商的人祭主要是砍头，蒸煮比较少见。商王武丁的妻子——女将军妇好就经常主持祭祀。许是大钺轮多了（砍人也是个体力活），妇好最后砍出了肩周炎，以至于武丁的卜辞中，总是占卜妇好的肩周炎好了吗。
妇好是武丁的第一个妻子，也是一位女将军，身份地位很高，经常和武丁一起出征打仗，并在战斗中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妇好墓中出土了几把青铜钺，有的是仪式性的，也有实用性的。钺除了是权力的象征，也用来砍人，祭祀的时候，把人头剁下来。这个很颠覆我们的想象，女将军妇好砍人、打仗、喝酒，妇好墓出土的鸮尊就是盛酒器。
妇好墓是商朝出土青铜器最多的地方之一，为什么？因为妇好墓没有被毁，其他整个商王族的墓地都被周朝系统性地毁掉了。妇好墓能够幸存，是因为她没有葬在王陵区。妇好是武丁的第一个妻子，武丁对她很有感情，妇好33岁过世，武丁非常伤心，把她葬在宫殿区，以便自己时时怀念。今天我们去安阳还能看到妇好墓。
妇好33岁离世，都说她英年早逝，其实那时人的平均寿命只有35岁。武丁因为活得特别长，我们就觉得妇好33岁离世太早了，其实在当时也算正常。
商人平均身高也只有一米六。我们今天看墓葬里面人的骨骼，感觉商人挺高的，是因为你看到的骨骼，是从头顶到脚指，他的骨头散了。而真实人的身高，是从头顶到脚后跟。今天很多女孩子拍照，为了显得腿长，凹造型的时候，脚尖点地，让人的视线一直延伸到脚趾。
商人的信仰，除了人祭还要用到青铜礼器。用青铜容器盛上酒和肉，献给神灵享用，以求神灵保佑。选择青铜礼器，是因为青铜器很奢华：当时青铜少，冶铸也很难，而且青铜器做出来很漂亮，并不是今天看到的布满青锈的样子，而是亮晶晶跟金子一样。所以，青铜器是当时的奢侈品，彰显了财富与地位。
用青铜礼器祭祀后，贵族们在一起宴饮，喝酒吃肉。毕竟，献祭的酒和肉，神灵并不能真正享用，他们闻闻香气就可以了，真正食用的是参加祭祀的贵族。所以，每次献祭也是贵族们的一次聚餐，就像单位领导请骨干员工吃饭，最大的祭祀就像是公司的年会。
如同一个大party，贵族们在一起喝酒吃肉。大量饮酒的作用在于致幻，祭祀仪式是一场集体的狂欢，而酒是催化剂。关于致幻，东西方有别：东方致幻，一般用酒；西方致幻，主要是用大麻。新疆罗布泊的小河墓地，挖出四千年前的美女干尸，她的船形棺里就放有麻黄草，而麻黄草就有致幻的作用。
商朝贵族们大量饮酒，在商王引领下，通过集体狂欢形成一种群体效应，达到内部凝聚的效果。到商纣王时开始走向极端，不仅有人祭，还要虐杀。贵族们吃着喝着，看人牲挣扎、嚎叫，这让我想起了古罗马——饮酒纵欲、斗兽场、角斗士，都是亡国之相。
占卜的方式是在龟甲或兽骨上面打小孔，之后放在火上烧，看龟甲或兽骨上面裂纹的走向。这个裂纹，也叫“兆”，“征兆”一词即由此来——看裂纹的走向，预示吉凶。
那么，由谁来判断吉凶呢？由商王，正如陈梦家先生所言：“商王即大巫。”商的统治政教合一，商王既是世俗世界最高的王，也是宗教信仰领域最大的巫。以前，人和上天能直接沟通，不需要通过王。后来“绝地天通”，人和上天沟通的通路断绝了，只有王能沟通天地，王也就垄断了上天的解释权。
甲骨占卜记录有特定的书写格式：何时、由谁来占卜、所问何事、吉凶如何，有时，后面还会补录有没有应验。今天我们可能会想，如果没有应验，那占卜的结果还可信吗？当时的人不会这么想，如果没有应验，他们会找出其他的解释，正如心理学“认知失调理论”所揭示的那样。
怎样根据裂纹判断吉凶？美国有个学者，通过裂纹是钝角还是锐角来分析，做了大量的数据研究，遗憾的是并没有找出规律。关于商王判断吉凶的方式，今天已经失传了。即便我们能复原前面所有的步骤，得到龟甲或兽骨的裂纹，也只能如看天书一般，一脸茫然。
大家可能比较好奇：商王是真的相信占卜结果，还只是统治民众的一种方式？在我看来，商王是真信。
有一块甲骨上面，商王问：妇婡的胯骨上面没病吧？同样的问题，商王在这块龟甲上占卜了十三次。
妇婡也是商王武丁的一个妻子，武丁的妻子蛮多，最有名的是妇好。武丁如果不相信占卜的结果，那他随便说个吉凶就好，反正别人也看不懂。但是，因为结果不如人意，他一遍遍地问神灵，希望得到自己想要的答案，所以说，他内心还是相信的。
周其实是古老部族羌族的一支，在周原一带生活繁衍。后来因为商的兴起和西进，对他们形成一个强大的压迫，周人迁徙到了陕西的北边，躲在那边求生存。
说周是羌族的一支，从他们的创世神话里可以看出一丝端倪。传说姜嫄踏了巨人脚迹，怀孕生下弃，即周的始祖后稷。姜嫄的“姜”字，是羌人的“羌”字下部从“人”换成“女”，代表羌人的女性，说明周人就是羌族的一个分支。
北迁的周族到了古公繵父的时候，开始跟商王朝合作，回到了周原这个地方，获得了很大的发展。
跟商合作的方式是什么？就是替商抓捕祭祀用的人牲，等于抓自己部族的人送给商，很不光彩，用今天的话叫“羌奸”。但是，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很普遍。
明朝时建州女真也是这样，先跟强大的明朝合作，替明朝征伐不听话的女真部族，等自己壮大以后，再把各个部族统一，然后向明宣战，最后取而代之。像是把周朝的历史重演了一遍，所以说，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
这种合作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文王父亲季历死在了商都，文王自己也被商纣王给囚禁起来，在牢里三年，差点成了商人的祭品。
《封神演义》中红颜祸水的妲己要害死文王，而真实的情况很可能是妲己救了文王。文王的儿子伯邑考带着弟弟们赴商都，给妲己行贿，自己也取得了商纣王的信任，给纣王驾车。通过这一番神操作，文王最后被放了出来。
但伯邑考就没有那么幸运了，文王被释以后，纣王说按照商的信仰，拿你最亲的人献祭，让我们商人的先祖也保佑你，结果就把伯邑考给献祭了。不但献祭，还把他做成肉酱，不但做成肉酱，还让文王他们吃了。
文王吃了自己的儿子的肉，武王和周公吃了自己哥哥的肉。文王因为在商都的牢房里面被关了三年，经常吃人牲肉，可能已经比较习惯了，吃了伯邑考的肉并没有表现出太大的副作用，回到周原以后就开始演易。
但是武王不一样，他对商文化的了解和习惯都有限，回去以后心理压力特别大，整个人都不好了，经常做噩梦。他弟弟周公可能心理素质比较强，每次武王做噩梦，周公就过去宽慰他，一来二去，就变成了后世传说的“周公解梦”。
周公虽然心理素质好，也留下了一点生理上的应激反应——看到肉偶尔会吐。后人小作文，说“周公吐哺，天下归心”，重新演绎了周公吐哺，但这个故事的母题很可能就是周公的生理应激反应。
文王是一个很复杂的人，他的经历也很复杂。文王在商都安阳被纣王囚禁了三年，在那时就开始演绎《易》，并且学习商人的占卜术。他回到周原以后，继续练习算卦和占卜。
也许这件事情太过危险，周文王进行得小心翼翼。他在宫殿里面一个不起眼的位置——西厢房下面挖了个地窖，在地窖里偷偷做这些事情。他占卜用的骨头也特别小，像指甲盖那么大。刻的字就更小了，我们说牛人就是牛人，周文王一不小心就开创了中国微雕的先河。
考古人员开始发现这些甲骨时，都没注意到上面还有字，文王刻的字像小米粒那么大，要用放大镜才能看清。周文王的保密工作做得很好，通过占卜和算卦，文王获得了一个重要的启示——变化：万事万物都是变化的，没有什么是永恒不变的。商的国运不会一直都在，周可以取而代之。他得出了“天命在周”的天启。
这里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命题：同样是意识到了变化，文王的观念是“彼可取而代之”，从而变得更加积极进取，更加入世，这种观念和后世的儒教一脉相承，确立了我们的“入世观”。
同样佛祖也意识到了变化，世间万物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一切都是无常。由此，他引出一个“空”的概念，而“空”恰恰是佛家一切观念的基础。既然一切都是变化的，没有什么是永恒的，你不可能真正拥有什么，到头来终是一场空。所以，佛说：梦幻空花，何劳把捉？变化的观念最终导向出世。
同样关于“变化”，我们和印度做出了截然相反的选择——一个更加入世，一个更加出世。真是各花入各眼，“横看成岭侧成峰”。
文王得出“天命在周”的天启，仿佛完成了他的使命，没几年就过世了，翦商大业由武王来完成。武王伐商，即牧野之战，那时周的实力还很弱小，他凭什么有这样的勇气以小搏大？
牧野之战其实是一场里应外合的歼灭战。商纣王时期，内部统治出了大问题：他把叔叔比干给剖了心（剖心也是人祭的一种方式），把另一个叔叔萁子下到大狱；这一时期，还发现有用一整支商人部族来献祭的行为。这个时候的纣王已经众叛亲离。里应外合的商人里面，可能有萁子的势力，还有微子，这些人可能都有配合周。所以，周武王完成翦商大业后，对这些人委以重任。
武王翦商以后，对怎样治理这样广大的地域并没有一套新打法，文王也似乎没来得及把占卜和算卦这样的技能传给武王和周公。可怜的武王，没有“天命在周”的信念支撑，却要去完成“天命在周”的使命，最好的办法就是延续商法。武王进行了大规模的人祭，然后回到了故地。回去以后，武王也像是完成了他的使命，和他父亲文王一样没几年就过世了。
武王走后，成王尚小，周公辅政。武王从商故地回来后不久，很多地方就开始叛乱。武王走后，不仅有“三监之乱”，东夷那边基本也都叛乱了。周公只能再一次出兵平定叛乱。
作为东夷的一支，蜚廉和恶来父子在“牧野之战”时曾跟着商纣王出兵。他们是纣王后期最重要的宠臣，恶来善毁谗，在纣王众叛亲离的过程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恶来部族可能在今山东南部的费县一带。牧野之战后，蜚廉兵败而死，恶来逃回故地，很快开始反叛。
周公平定东南夷乱后，特别反感恶来部族。西周时，恶来家族被周王朝多次迁徙，最终定居陇西，繁衍出了后来的秦族和秦国。
周公平定“三监之乱”后，把商的贵族微子启封到今天河南的商丘，建立了宋国。微子可能就是当初和周里应外合的人之一，另一个里应外合的人，纣王的叔叔萁子可能因为力量比较强，周公不敢把他留在故地，远封到了辽东。
朝鲜早期有一种说法叫“萁子朝鲜”，说的就是这个萁子。当时的朝鲜很可能在辽东的控制范围内，汉代时朝鲜在汉朝设立的四郡之内。到了后来的高句丽，一点点把都城迁到了今天的朝鲜境内。所以“萁子朝鲜”的说法，不一定指萁子真的到了朝鲜，而是那个时候，朝鲜很有可能在萁子的统治范围之内。
封宋以后，商的贵族后裔聚集在宋国，作为前朝余孽，宋人被黑的很厉害。“守株待兔”、“揠苗助长”、“邯郸学步”、“智子疑邻”，这些成语故事的主角都是宋人。而宋襄公也真“争气”，仁义之师不偷袭，虽败犹荣，愣是以一已之力，以生命为代价，让中国人都知道了宋的迂腐。
天下太平之后，周公开始着手进行制度建设。周公选择了一种实用理性，把那些神神鬼鬼的东西都放弃了——“敬鬼神而远之”。还做了一个制度的变革就是宗法制——把家庭的伦理关系推演到国家。
在价值引领上，周公提出了“德”的概念。商的时候也强调“德”，但那时的“德”是上帝赏赐给人的东西，不带有价值判断。所谓“道德”，“道”是路，要通过王（巫）的引领，才能拿到上帝赏赐给人的东西。这是商的“德”，强调的是通过“王”的引领，拿到上帝给的好处。但到周公这里，这个“德”开始变化，“德”变成了一种内在品质，有了价值判断。这是周公对“德”的重新阐释。
为什么说周公特别重要？文王被拘，周公随大哥伯邑考一起去商都；武王伐商，周公和武王并肩作战；成王继位，周公辅政，率军平叛，之后又制礼作乐，奠定了周统治的基础。周公的一生，没有错过任何大事件，他是周的亲历者，也是制定者。
作者李硕说：“周公时代变革的最大结果，是神权退场，这让中国的文化过于早熟；战国时代变革的最大结果，是贵族退场，这让中国的政治过于早熟”。
孔子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我们知道，孔子祖上是宋国人，而宋是商人后裔，也就是说，孔子是商人的后代，那他为什么要遵从周？孔子晚年习《易》，他从《易》中对商的人祭、杀牲等已有所了解。主张“仁义”的孔子对“人祭”特别反感，以至于对陶制的人俑都厌恶至极。
孔子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他对用陶做的人俑来祭祀都反对，是因为他知道商代人祭的残忍。用陶俑来代替人牲，其实是巨大的历史进步。否则，我们到秦始皇陵看到的不是壮观的兵马俑，而是累累白骨。
孔子对“制礼作乐”的周公充满了崇敬之情，还有真诚的爱慕，以至于孔子经常会梦见周公。晚年时孔子很久没有梦见周公，他说“吾久不复梦见周公。”孔子梦见南子我还可以理解，梦见周公，而且是经常梦见，这也太矫情了。
顺便说一句，南子姓“子”，是商的王族姓氏。南子是宋国的公主，嫁给了卫灵公，她和孔子都是商人后裔。按照商人同族婚的传统，他们在一起倒是符合商的礼法，不像周“同姓不婚”。
“子见南子”，子路特别不高兴。子路和孔子的关系有点特别，子路较其他弟子年长，和孔子亦师亦友，不像颜回那样对老师言听计从。子路经常顶嘴，不高兴了还可以嘟囔老师几句。南子的名声不大好，所以子路反对老师去见南子。南子的名声不好，可能和男女关系联系不大，主要是因为南子参与政事，和卫灵公一起执政。按《周礼》看来属于“牝鸡司晨”，《周礼》对这样的行为很反感。
子路不开心，就跟老师吵，最后孔子急了，赌咒发誓：“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我要真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就让老天劈死我吧！）这让我看到了一个真性情的、可爱的孔子。既然孔子这么说了，不管你们信不信，反正我信了。
我学《论语》，是在北大跟从李零老师，收获颇丰。记得有一次上课，老师聊到他最近一次受邀给企业家讲《孙子兵法》，那些企业家听了半天，说怎么感觉不对，这不是他们想听的内容。我能想到，李零老师讲的肯定很学术，不是那些社会上所谓的“心得”、“技法”。李零老师也没客气，说你们想听的不就是三十六计吗？不就是坑蒙拐骗吗？那些东西你们不是比我更专业？
经常想起这些老师，是因为他们的言传身教对我影响很大。如果没有他们，我一定不是今天的我。我对他们的感情，就像孔子对周公。但我从不请这些老师签名，也很少和他们合影，我不想反射他们的光，只想发出自己的光，哪怕微弱。
这些老师的影响，让我确立了做学问的人生道路，我真的觉得这是我能想到的最好的生活方式。看二里头考古队长许宏的访谈，他说“我不在乎当代人怎么看我”，我亦如此。走自己的路，过自己想要的生活，“知我罪我，其惟春秋？”
李硕在书末写道：“也许，人不应该凝视深渊，虽然深渊就在那里。”这让我想起印第安人的一句谚语：每个人的心里都住着两匹狼——一匹好狼、一匹坏狼。当你用好东西喂它时，心里那匹好狼就出来了；当你用坏东西喂它时，那匹坏狼就出来了。
也许，凝视深渊久了，你心里那匹坏狼就出来了。所以，我更愿意和优秀的书友们在一起，共度阅读的美好时光，用心滋养我们心中的那匹好狼。愿我们永远善良！永远纯真！
云晴：我的困惑与人性的复杂
我总体的历史观是这样的：“人不管是谁都无法看清现实中的一切，大多数人只希望看到自己想看到的和想要的现实而已（尤利乌斯凯撒）”。我对作者表示极大的尊敬，对用科学论文的方式写科普作品表示赞同（至少很多观点可以带来挑战和新的讨论）。
读完《翦商》后，我用提问题的方式给出了几个问题/观点：
本书的重要线索如下：
“国之大事，惟祀与戎”——殷周之际，文化转变之特征，决不能在物质文明……亦未必在宗法制度也（傅斯年）——选择一个能够承载宗教思想的载体，以“宗教改革”作为文明更迭的载体：“人祭”——废除“人祭”——宗教的神性秩序转化为世俗的礼制——不依赖于鬼神，构建起一个政治意识体系（天命、敬德、保民、天命靡常、以德补天）
在书中，“商人的思维与国家”一章是一个重要的连接点，讲述了作者眼中的商人形象和他们的思维模式。因为现存甲骨文的缘故，通常认为商朝人只把文字刻在甲骨上，其实甲骨只是商人的书写材料之一。比如甲骨文中有“册”字，是成编竹简的象形；甲骨文中有“典”字，犹如两只手捧着一个“册”，属于会意字；甲骨文的“笔”字，犹如一只手握着一支笔，与写毛笔字的姿势几乎一致；甲骨文中的“书”，即在“笔”下多了一个文字载体，两个文字都非常形象。
在殷墟甲骨文中，专家发现了少数特殊的甲骨文，没有我们常见的刀刻痕迹，只有朱砂痕迹，是书而未刻的甲骨文。甲骨文记载的仅是卜辞内容，不惜一切代价将之刻在龟甲或牛骨之上，说明商人非常重视占卜和祭祀。但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庞大的帝国，商朝还有繁多的法律文件、日常公文、军情谍报等，这些文字用什么书写，又写在什么上面呢？结合甲骨文透露的信息，或许是用毛笔记录在竹简或木简上，或因岁月而朽，或还埋在地下，所以至今未能发现。
这导致一个问题：如果根据甲骨文了解商代，会觉得那时人的一切行为都围绕着祭祀。其实，商人虽然重鬼，也未必到这样的地步。《翦商》P210在对商人进行特征画像时提到：“商人认为鬼神会随时、随意给任何人降下灾难，大到灾荒和战乱，小到生活中的各种不如意，都有鬼神在背后操纵，即使是商王也难免”；P504在武王和周公权力交接时的表述为：“周公对上帝和鬼神有自己一套基于‘德’的理解，曾无数次用这套理论宽慰从噩梦中惊醒的兄长……武王知道，在周人中，只有周公在试图挣脱商人的宗教，不再对那些商人的鬼神战战兢兢，顶礼膜拜。武王自己无法摆脱，但他认为或者说希望周公能够找到出路”。
我们看看周武王在牧野大战之前作的《牧誓》，这篇誓辞被收入《尚书》中，是上古时代的重要文献。在《牧誓》中，周武王声讨了纣王的诸般罪状，以证明周灭商的合法性。这些罪状，综合起来看，主要是纣王利用后妃、外地人、身份低贱的人在政治上取代贵族、打击贵族。另外，通过削弱祖宗的神权，来削弱因为先祖血脉获得地位的宗室贵族的势力，因而商朝贵族大面积背叛纣王也是题中应有之义。但文中通篇没有声讨纣王的人祭和人殉，也并没有文献佐证地方贵族们背商归周是因为商朝的人祭和人殉“不人道”。周人的那些盟军（西土之人）等，或会害怕商朝抓他们去人祭，但根据《牧誓》来看，这不是他们追随周人的主要原因，主要原因应该还是纣王打击贵族、加强王权。在贵族看来，自己毫无尊严地匍匐在王权脚下是不可接受的。因此，废除“人祭”应该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但导致朝代变更的不同利益集团之间利益冲突的因素，或许不能忽视——尽管这或许又回到非常俗套的功利哲学分析框架中。
周人用天命、封建、宗法和礼制四条纽带协调好天下各方的利益诉求，把天下维系成一个整体。是否采用“人祭”，基于之前谈到的“殷周之际，文化转变之特征，决不能在物质文明……亦未必在宗法制度也”观点，一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但这个体系的其他因素或许也不能够轻易忽视。举个例子，贵族和天子之间的利益冲突不解决，天子就无法得到贵族持续的支持而实现稳固统治，因此“封建”这种权力的分配制衡机制实现了对这一矛盾的解决。理论上说天子会这样做：当实际利益过分被侵夺时，他会牺牲一些合法性去争取利益；但当合法性岌岌可危时，他又会牺牲一些实际利益来捍卫合法性。因此，第二十六章“周公新时代”中描写的一系列从宗教、意识形态到迁都、分封、修改历史记忆的行为，在我看来是非常精华的部分，也是比较全面体现一个政权或一个文明取代另一个时涉及到除了宗教思想之外比较重要的影响因素，值得细读。
另一个方面，鉴于本书对“死亡”与“残忍”、“不人道”等一些观念的链接，尝试理解上古时期人的死亡观也很重要。类比一下，在《希腊精神》一书中，作者对当时人生的苦难进行了描述：人在此世种种看不到任何获得幸福的希望，便很本能地想在彼世中寻求慰藉……相比之下，他们对现世的生活没有任何留恋之情，也没有什么让他们觉得比冥世更加实实在在；……智力与思辨不能给他们无望的生活带来希望，也不能给他们任何力量去忍受那些无法忍受的苦难。心怀恐惧、饱经苦难的人们不会去寻求理性的帮助，他们本能地从外界现实退却。
我想，在认为“被剥夺死亡权利”很残忍的同时，是否也应该考虑“在人世间遭受无望的苦难”同样甚至更加残忍？即便在更为理性、更为乐观的希腊人眼中，生之无常和死之切近也是非常深切的。他们同样一次又一次地强调人类的种种努力都是短暂、徒劳无益的，一切美好、使人快乐的事物都会转瞬即逝。
许多书友都引用了“你在凝视深渊，深渊也在凝视你”这句话，这源自尼采《善良的彼岸》。原句是这样表述的：“和恶龙相处久了，自己也会变成恶龙；如果凝视深渊太久，深渊将回以凝视。”一种解读是说勇士为正义而战，为正义而不断杀戮，最终也不过是以战止战，所以没有绝对的正义与邪恶，两者没有本质的区别，人们只看到英雄的光，忽视了背后的黑暗。或许是作者因为病重的缘故，很多人解读为：“接触了过多残酷的事实，给自己带来了巨大的负担和压力，是‘深渊’带来了负面的后果”。我的理解是：人类本身是复杂矛盾的复合体，一半是天使，一半是恶魔，因此，心中的光明和黑暗需要辩证看待。文明的发展也并非就是一个一路向前的方向，用“先进取代落后、文明取代莽荒”的逻辑来看待历史，或许和人性的复杂就不见得那么匹配。
李俊杰：宏大叙事的牺牲者
通过推行人祭来维系自我认同，这种解释似乎说得通，但在几千年后的今天得出这样的结论，几千年前的商族人是否能够认识到自我认同这个概念，以及人祭对自我认同的作用，并不可知。作者在书中也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我们以现在的思维推测几千年前的人的想法，得出来的结论对我们来说也许是合理的，但并不一定符合当时人的想法。在我看来，以当时人的认知水平，决定在统治范围内推行人祭的商朝统治者是认识不到人祭对于自我认同的作用的。更有可能的是，商朝通过战争俘虏的人口超过了当时生产力所能承载的量。对于俘虏而来的过剩的人口，释放他们无异于放虎归山。信奉鬼神的商朝统治者便想到了将他们用作祭品，以求得鬼神的恩宠，由此，人祭逐渐发展为一种在全国范围内盛行的带有宗教色彩的活动。
不管是出于何种原因，我们能确定的是，商朝统治者确实推行过人祭活动。推行人祭，是当时的商朝统治者在面对一个特定的问题时基于自己的主观判断做出的决策。很难说他们面临的是一个统治问题，还是一个宗教问题，但不管面临的是什么问题，当他们做出推行人祭这一决策时，注定会有人为此丧命，千千万万个人的命运就此改写，沦为商人的祭品。
周族人推翻商朝后，人祭是存是废，都有各自的支持者。作为献祭者的商族人，对人祭痴迷其中；作为被献祭者的异族人，对人祭深恶痛绝。天平向哪边倾斜，就看新的统治者如何决策。周武王选择继承商族人的人祭传统，不仅把商朝贵族献祭给上帝和周族的列祖列宗，还打算在新的都城修建好后，将普通的商族人当做祭品献给诸神。不过周武王登基不久便去世了，摄政的周公旦并不像周武王一样愿意接纳人祭的存在。在他的努力之下，新建立的政权远离了人祭，开创了以“德”为核心的道德体系。
从上升到国家宗教形态，到被掩盖、消除，人祭的存废完全取决于统治者的个人意志。普通人的身影是如此渺小，往往只是作为被献祭者的身份出现。甲骨文上记载的献祭人数和考古挖掘出来的层层白骨告诉我们，在当时，为数众多的普通人是以非常悲惨的方式参与到统治者做出决策后的历史进程中的。我们记住了武丁王，记住了商纣王，但谁能记住那些被他们献祭的人呢？
纵观中国历史，在国家治理、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民生福利等方面，普通人是宏大叙事的书写者，也是宏大叙事的牺牲者，没有一个普通人能够跳出宏大叙事的魔咒。与其浑浑噩噩地成为宏大叙事的牺牲者，不如睁开眼，看清楚自己在宏大叙事中的位置，兴许还能避开一些不必要的劫难。
唐千雅：对历史和人性的深刻反思
作者的意思是说做上古史人祭文化的研究，看到祭祀坑、墓葬坑中的累累白骨，种种惨状，让人从精神上感到很痛苦，也许不应当去触碰这方面的研究。他提出了一个关于研究历史的思考：当面对历史中的暗淡和残酷时，我们是否应该继续深入研究，还是应该选择遗忘。这是一个关于如何对待历史的深刻问题，也是一个关于人类对于知识和真相追求的哲学问题。
这两个观点在层次上是相互关联的。第一个观点是对于历史研究的态度和方法的思考，而第二个观点则是对于人性的理解和警示。两者共同构成了作者李硕对于历史、人性和知识追求的深刻理解和反思。
钟国骏：期待准确还原华夏古史
多次参加复旦校友读书会，非常受益！
上个月《翦商》第一次读书会，我有一个简单的发言，当时这本书我还只看了一部分。这次郭总提前把电子版发到读书群里，我看了一遍。群里推荐了很多资料，包括好几篇学者的读后感、唐际根的6集讲座视频、《十三邀》许宏4个多小时的访谈对话等等，我也全部看完了。
事实上，从我看到的不少资料，包括唐际根（我也很敬佩他）、许宏等人的观点来看，我觉得他们对古籍的研读可能还不够。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唐际根讲到周公的几个兄弟时（周公旦平三监叛乱，杀了一个弟弟，流放了一个弟弟，还把一个弟弟贬为庶民，文王的这几个儿子史书上都称“叔”——管叔鲜、蔡叔度、霍叔处等等，这个“叔”是指周公的兄弟而不是叔叔），说周公把他几个“叔叔”怎样怎样，研读先秦著作训练有素的人不会出这么简单的错误。当然，这些考古学家不一定是古文献专家，他们对古文献的研读有欠缺可以理解，但对于“华夏文明的起源、传承”这么重大的课题，我们有理由期待考古学家们同时成为古文献尤其先秦文献、汉代文献的研究专家，这样他们在发掘和研究考古资料时，可以从更加广阔、更加丰富的思路上去探索，而不是只了解部分古文献，只选择合乎他们推测的资料。
刚才赵颖博士说，“夏”是确实的存在，现在已没有太大的疑问，但是“夏”是不是文明形态还未确证。因为青铜器、文字和城邦是文明形态的三个标志，“夏”缺少了“文字”这样一个文明要素。许宏对于二里头是不是“夏”或者说二里头只是“商”的前期阶段也有犹疑。他说，目前的研究成果只能说是一个相对的比较好的结论，但绝对不是唯一的结论。
我们国家的夏商周断代史研究，或多或少受到一些情绪的影响，或者说受到某种程度的政治正确的影响，倾向于某一种结论。这一点许宏也有委婉表达。刚才云晴也说到，有些人写书包括李硕或多或少也存在这个情况，就是说我想证明我的假设，那么我选择的材料，更多地支持我的假设，而那些不支持这种假设的材料，可能就没有去引用，甚至都没有去深入研读和挖掘。许宏为什么说“有些结论只是一个相对较好的结论，而不是唯一的结论”，就是这个道理。许宏和唐际根都是考古队长，他们的选择恐怕也或多或少有倾向性。比如说二里头的粮食，通过土壤浮层和千粒重研究，85%是水稻，这在我看来仍然是孤证，是不是其他地方也这样呢？也许那一区域出来的东西里面正好是稻米比较多的，就像我们家里平时吃米也吃面，假如某一天正好家里米吃完了，但还有些面。如果那时候调查我家的厨房，发现面多而没米，我们不能肯定这个家庭就以面食为主吧？我是这么一个想法，就是，孤证不能当做确证来锁定。
关于人祭、人牲、人殉，也许在那个时代是人和神某种程度的相通和沟通的一种方式。我们现在看特别野蛮、特别血腥，但在当时来看，他们认为人祭甚至杀祭恐怕不是现在认为的那么地不文明，当然那时还未必有“文明”的概念。比如说秦穆公死，子车氏三兄弟自愿陪葬，历史上有清楚的记载，他们三兄弟是自愿的。虽然临死的那一刻也恐惧，但一开始并不是被逼的，他们要表达对国王的忠诚，对祖先的归附，对上帝的虔敬。人祭没有我们后世认为的那么血腥和野蛮，在一个时代说一个时代的话。文明在进步，以人为本的思想，在传说的尧舜禹的时代就有，在古籍记载的“夏”，在商朝，都有。但是这种“有”，涉及到尧舜禹和夏，都只是后世的追述。在商代则更可能是统治阶层的自我美化、自我宣传。从周朝开始，由于周公姬旦推行“仁政”、“礼乐”制度，“以人为本”逐渐进入官方话语体系，但其本质还是为了统治，历代帝王并非发自内心地“以人为本”。但无疑地，周比之于商，中华文明是相对进步了。
另外，“周人是羌人的一支”这个说法值得再探讨。“周”，最早的甲骨文象形“一块方形的田”，外边的框和中间的横竖，指四周的田埂；中间的四个小点，指生长中的稻米，间接说明“周”是农耕民族。《诗经》里最早的《豳风七月》描述了每个月份的农事，对周民族的农耕生活有着生动写照。虽然后稷是姜嫄所生（姜嫄是帝喾的妃子，《诗经》里说她踩了上帝脚印的大拇指处受孕生了后稷），说周人是姜姓的后人、与姜姓有较多的血缘关系（比如古公亶父的正妻、姬昌的祖母即“太姜”）是可以的，但还不能断定“周人是羌人的一支”。《史记周本纪》记载，周始祖后稷的后代有一位“不窋”曾经迁居羌狄地区，但仍然坚持农耕，而周的传人们都是农耕而非游牧民族。应该说，周人来自西方部族，与商代的羌方、周代的戎狄血缘更为密切，而与商人、周代的东夷则较为疏远。周人灭商后自称“华夏”，对西北部族则以“戎狄”谓之。实际上“华夏”和“戎狄”更多是文化概念而非血缘概念。前者是周人政权主导的文明圈，后者则是周人对西北区域异族的泛称甚至蔑称。
商、周两朝祖先的降生传说也证明了先民们是非常信神的，所以从周公到孔子“不语怪力乱神”，以德以礼来治天下，摆脱跟上帝神明的那种关系，这是人类文明的一大进步。追寻中华民族文明的源头，怎样更好地引导当代人跟世界主流文明接轨是重要的课题。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我们有5000年、8000年、1万年的文明，我们是世界上最牛的”这种认知上，这种情绪或多或少在我们的考古学界和文化界发生了一些影响。我觉得，这也是我们阅读《翦商》、交流读后感可以注意的一个地方。
非常认可张光直先生的以下观点：“中国的古史研究不属于狭窄的专业，而应当是由各行各业的专家——包括史学家、考古学家、美术史家、古文字学家、古地理学家、理论家等等——携手一起从各方面、各角度，利用各种的资料来从事进行的”。
说到古文献，里面也有很多似是而非的内容，有些古籍相对靠谱，有些是后人伪作，错讹混杂。史实和神话交缠，虽然仍有参考价值，但是对准确描述古代社会不无干扰。即便被誉为“史家之绝唱”的《史记》，其《五帝本纪》仍然只能看做神话传说而非信史。个人觉得，目前还缺乏通家——集古史学家、考古学家、古文献专家、古地理学家、古文字学家于一身的真正大家，来完成书写华夏古史的伟大工程。作为普通读者，我期待有一本（套）通俗易懂且详细梳理、准确还原“夏商周”的大众读物。我们可能还需要等待，等待学者们发现、挖掘、研究更多的出土文物以后，逐步还原出准确的华夏古史。
谢谢大家！
冯云飞：尊重生命、善良待人
我觉得赵颖博士讲得特别好，一气呵成，全程无尿点，连我这种不怎么懂历史的人都听得津津有味，特别感谢！也谢谢赵博推荐了这本书，这是我人生中读到的第二本又大又厚又难读的书。第一本是《耶路撒冷三千年》，当时也是跟着读书会硬着头皮读下来的。
有的人读书过目不忘，我属于阅后即焚的那种，看完之后在脑海里边片甲不留。但是会有一些读书的感受留在心里面，记忆深刻，许久不忘。
记得读《耶路撒冷三千年》的时候，读到某些片段就恨不得马上把书合上，觉得看不下去。那时就觉得宗教发展的历史是杀戮的历史史，充满了野蛮和残暴，真的是用血肉筑成的。当时很庆幸自己生活在一个这么文明的时代。
看《翦商》也有类似的感觉。刚才云晴讲，当时有人祭的时候，可能人们的生死观不同，生命观不同，但无论如何我对人祭是不能接受的。很难想象，当你面对一个人，他直面死亡时候的那种恐惧、无助和绝望，然后还可以心安理得地去做。我觉得这是文明还没有启蒙的一种状态，缺少最基本的善良和同理心，那个时候真正的文明还没有在社会植根。
有一次一个同学跟我聊，她说“当我带着一片赤诚和别人交往时，却发现自己伤痕累累，这个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还有一次，我和一个特别有智慧的朋友聊这个话题，他说“这个世界是随机的，你遇到什么样的人，付出是否有回报，都是随机的”。我现在也不知道到底世界是什么样子的。有可能大家生命观不同，有可能善有善报，有可能也没有。在这个世界中你可能会随机碰到各种各样不同的人、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事，更重要的是你自己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如果你喜欢读书，就别管这个世界别人读不读书；你愿意善良、真诚待人，就不用去考虑你会遇到什么样子的人。
薛自华：模糊的商史
作为一本严肃的历史书籍，我理解作者只能以有明确证据的考古发现并佐证史料得出结论，但本书是不是缺了点什么？创造了辉煌文化的商朝、商人应该不至于像书中表达的如此不堪。
首先，关于商人摧毁二里头文化事件，夏人明明创造了远高于商人的文化，以稻谷为主要口粮的属性又表明夏人在社会组织度上应当也强于商人，更别提还掌握了青铜冶炼这个“大杀器”，怎么就一夜之间城毁人亡呢？不合理、说不通。
综上，商的历史漫长而模糊，单凭目前的研究成果、文献资料还不能让我们对商人有全面、清晰的认知，我觉得书里对商人的感情是片面的，甚至夹杂了作者的一些先入为主的情绪在里面。考古工作依然任重道远。
吴易陶：不同视角看《翦商》
首先谈一下对这本书的整体印象。我认为李硕在这本书中把现有的夏商周考古资料捋了一遍，结合古文献、语言文字学、地名学、宗教学、心理学等材料，还原性地叙述了那一段历史事件和社会生活，提出了独特论点：商周变革是旧华夏文明到新华夏文明的革命性变革，这场变革奠定了近三千年中国社会观念意识的基础。李硕的叙述、论证言之有据，总体框架扎实，基本做到了内部逻辑自洽，自成一家之言。但对这些考古文献资料所展示的现象，学术界有一些不同的解释，构建了不同的理论假设。下面谈几点读后感，介绍一些不同的观点。
一、商汤灭夏
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早商部族力量不算大，而拟作夏都的二里头，规模较大，文化先进，应该力量更强大。同时，商文化因素成规模出现在二里头，即商代夏之时，二里头没有大规模战斗的痕迹，商如何战胜夏？《翦商》认为商汤革命时二里头有内应，与商汤里应外合，证据是二里头遗址内青铜作坊区文化要素与宫殿区不同质，显示二里头内青铜族与夏王不同族；鼎革后商文化要素集中在宫殿区，青铜作坊区不多，显示商人没有占领青铜作坊区，而是与青铜区族群和平共处，由此推测二里头青铜作坊族与商可能有关联交易。对此，有论者根据《左传》等文献，认为夏王桀当时带着大批部队出征了，商汤乘虚而入，不战而胜，所以没有激烈战斗遗迹。《墨子》等古文献记载商汤克夏有攻城墙的战斗，二里头没有城墙。北大孙庆伟的著作《鼏宅禹迹》则根据另一些历史文献，认为当时夏有多座都城，二里头只是其中之一，文献记载的攻城战斗可能发生在其他都城，目前尚未发现遗址。
根据考古发现，商代文明像是突然崛起。早商遗址发掘显示其聚落规模和技术文化先进程度在当时并不突出，取代夏之后，出现了较成熟的文字、青铜冶炼技术突破、城市规划建筑进步，社会快速进入文明门槛。这种突飞猛进的原因是什么？《翦商》根据文献资料提出一种假设：早商部族是游牧商贸部族。我个人认为这个论点很有道理。
2、中古时中亚粟特人。他们也是商贸民族，是丝绸之路上的主要商帮，长袖善舞，善于利用各方势力谋取利益。他们与各国订立协议，在各主要城市设置本族自治的定居社区，建自己的宗教场所（祆教）和独立的文化。唐玄宗时，伊斯兰宗教东扩，大食国进逼中亚，大唐在中亚影响下降，粟特人老巢不稳，粟特裔的安禄山史思明发动叛乱，企图取唐而代之。安禄山是本名轧罗山，粟特语“光明”之意，通五国语言。“安史之乱”几乎成功，可见古代这等商贸部族的厉害。
三、人祭
古代多个民族许多宗教将人体作为祭品。其实，不同的宗教对此有不同的意义。据我了解，主要有如下几种：
1、人祭。《翦商》谈了许多祭祀坑的考古发现，刚才赵老师说到《圣经》中替罪羊的故事也是此类。还有美洲印第安14世纪的阿兹特克文明，他们在太阳金字塔、月亮金字塔高台上杀人祭祀，人头挂在神庙前展示。据最先抵达阿兹特克的西班牙人记载，他们曾看到有数万个首级挂在神庙前的场景。电影《启示》表现的就是阿兹特克抓人祭神的故事。
2、人殉葬。《翦商》中描写的墓葬有许多是此类。殉葬的宗教意义主要是事死如事生，活着的时候伺候主人，主人死了要一起下葬继续伺候。也有些殉葬有驱邪守护阴宅的意义。在中国活人殉葬直到清代都有，后来多是逼殉葬者自杀，如寡妇殉夫等。
3、猎头族。有些部族猎头是成年礼，显示勇武精神和魇胜，猎头能力和数量与部族内社会地位有关。《翦商》中贵族子弟学校武术实战训练与此意义有关。
4、食人族。有些食人族是生活在蛋白质食物贫乏的山区、岛屿，食人风俗的宗教意义与补充蛋白质的营养意义结合在一起。记得读过一条逸闻，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科学家爱丁顿带了一个小组到南太平洋的某小岛做日食观测，验证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那个岛上当时有食人族，他们与食人族的长老们聊天，说到我们欧洲在打仗，一次杀几十万人，长老非常惊讶：“怎么吃得完？”回答：“战争只杀不吃。”岛上居民不理解，不吃为何要杀人？观念不同不易理解。有些食人族与猎头族混合，也有魇胜消除威胁的意义。
5、食葬。有些原始部族食用逝去旳亲人尸体，宗教意义是逝者永远活在亲人中。我猜想此类部族生活环境也有蛋白质食物贫乏的问题。非洲还有部族只食用逝者脑子，以保留其灵魂。
6、献俘阙下。杀战俘仇人祭天祭祖是人祭的变体，和罪犯枭首大辟凌迟示众一样社会意义大于宗教意义。中国历朝以此作为最严重的刑罚，清朝后期幼天王洪天贵被当众凌迟，石达开、李秀成等均被枭首。
四、商周革命与周公变革
李泽厚研究中华文明观念的形成和特性时，用了几个概念进行说明，形成过程是“由巫入史”，特性是：一个世界、实用理性、情本体等等，其中“一个世界”说的是中国人宗教观念的特点。基督教文明认为有此岸（人间）和彼岸两个世界，彼岸世界是本质的世界、全能至上神的世界，彼岸世界制定规则决定此岸世界。人生的意义就是要信仰、投向彼岸世界、至上神。亚伯拉罕奉神谕不惜弑子奉献，上帝为拯救众人，不惜献出自己的儿子（耶稣）指引众人走向彼岸，此岸世界都是带原罪的俗人，人不可能成为神，人人平等，人神之间界限分明。
中国上古神的世界模糊不清，神多围绕人的世界作为，人可以通过祭祀与神交易、用咒语法术驱使神为人服务，神也按人间的规则行事。人神界限不清，活人死人都可以成神。儒家明确提出“神道设教”，对神采取“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的态度。李泽厚以“一个世界”来说明这种观念，而“一个世界”的形成经历了“由巫入史”的过程
《翦商》根据甲骨文等考古发现还原商代宗教仪式场景，进而探讨商代宗教观念。根据甲骨卜辞，商代宗教是祖先神——至上神结合，具有一定的全能神的特性。同时有祭祀万能的观念，注重神对人间的干预限制作用，占卜中神的行为无规律可循，人只能较被动地服从神。这些宗教观念做法似乎有朝全能神宗教的方向发展的倾向，那么，有没有进一步人神两分、走向一神教的可能？按文献，之前还有“绝地天通”、部落首脑大巫垄断神谕的基础。这只是一种假设，不过，商代宗教面貌与后世差异明显，如果沿着商代宗教继续发展，中国社会的主流宗教观念和面貌很可能走向与后来“一个世界”的不同道路。
《翦商》认为商周鼎革后，周公姬旦进行宗教和社会变革，废弃商宗教祭祀万能体系，改造了商的祖先神——至上神崇拜，以敬天保民为德、用更抽象的“天”取代至上神“帝”，制礼作乐，以人间规则为敬天的前提，天命有一定章法可循，天眷顾有德之人，人可以在德上努力，在人间的主观能动性能够赢得神的支持。这场变革描绘出主流观念“一个世界”的轮廓，从思想观念、仪式仪轨、社会组织制度、民风习俗等全面更新，开创了新华夏文明，为之后的社会形态奠定了基础。周公的宗教变革是中国历史的重要转机，扼杀了一神教的种子。
我补充一点：中国即使沿商代的路子发展也不会出现基督教式的一神教。
六、《翦商》有些地方对文献解读过于演义化
如“周易暌卦”，《翦商》演义为周文王在殷都拜访姜尚，编撰的情节曲折离奇，其中“上九”有“载鬼一车，先张之弧，后说之弧，匪寇，婚媾”一句，《翦商》将其中的“载鬼一车”解作拉了一车尸骨，与后面的张弓脱弓、匪寇、婚媾衔接不畅，见尸骨为何要张弓？李镜池《周易通义》解作：载着一车像鬼一样奇形怪状的人，“鬼”指的是图腾打扮，画了鬼脸，古代族外婚时，画上自己族的图腾，以示族别。这个解释与后文张弓松弓，婚媾连接顺畅。
另外，《翦商》如能结合考古、文献在经济技术如农具、工具、青铜冶炼、井田制等方面做一些分析叙述，会更加全面。
李春伶：书院开放
归心书院是一个书香气息浓郁的地方，和此次读书会气质还蛮匹配的。
关于这本书，大家说的都特别好，我的理解和云飞有些相似，听完觉得还是挺沉重。
面对深渊，我们转过身来就好，看到的依然一片美好，活在当下还是很幸福。对于献祭，心情沉重且不易接受，但它也事实存在过。现代人追求的其实就是一种幸福和快乐的能力，和过去对比，我们的幸福和快乐指数更高了。
书院的所有空间7月起开始正式对外开放，希望各位小伙伴常来玩，谢谢！
段曹林（总结）
这本书是关于历史的，我的总结简单概括为两句话：
我注意到其他书友也纷纷提到这本书存在一定的主观倾向性，比如有选择性地使用考古的资料。我认为许宏的序，说明了一个方法和底线，那就是科学的想象。想象一定离不开，但要最大可能地做到科学。又科学又想象，要做到完美结合，的确不容易，这也是为什么许宏对《翦商》持一定肯定态度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