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黄黎星，福建南安人，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易学研究所教授，兼任“河洛文化与民族复兴”国际研究院学术委员、国际易学联合会学术委员、福建省易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等。师从当代国学宗师、原福建师范大学副校长黄寿祺教授、当代易学名家、中国周易学会副会长张善文教授，从事易学与中国古代文化研究。黄黎星教授的易学研究，遵循黄寿祺教授、张善文教授所倡导的“从源溯流”、“强干弱枝”、“贯通经传”、“象理兼融”、“博取择善”等研易原则，立足治经传统，精心研读古注，又注重融汇新知，创造发挥，研究领域涉及易学本体、易学史、易学与中国哲学、易学与文艺美学、易学与古代乐律学及古代天文历数学等。
主要内容
摘要
《周易》尊崇的经典地位是在西汉时期确立的,汉《易》之特色在于象数学大昌。汉代易学既以其哲理观念的宏观层面的影响,更以其卦爻符号、象数模式的具体形态的影响,介入政治、经济、军事、伦理等核心领域,也介入天文历法、物候气象、灾异、医药等自然科学领域,还介入音乐、文学、建筑等艺术领域,表现出易学文化解释功能的扩张。汉代易学文化解释功能之扩张,对当时及后世均产生极大的影响,具有独特的文化意义。
关键词
易学象数文化解释功能扩张
一、汉代易学地位之提升
及其象数学特色之形成
两汉近四百年间,是经学全面发展、繁荣的时期。考察两汉时期的思想文化形态,概括地说,是一种定型于西汉中期的以官立经学为主干、以儒学独尊为表征的文化模式,儒家经典与官立经学,在两汉思想文化领域具有笼罩性影响的地位。综合了帝王之倡导、官学之设立、风尚之趋赴、儒生之创造等诸多因素的合力作用,由儒家政治伦理学说与阴阳五行等学说杂揉配合而成的、包罗万象的宇宙论,便很快成为大一统的汉帝国巩固其统治的理论基础,并且取得了显赫尊崇的地位。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内容,或可以径称为“汉代经学”。两汉之间,虽经王莽之新朝短暂篡权,但光武帝恢复汉室后,东汉的思想文化发展,大体上仍然沿承着西汉模式。当然,东汉经学也有自身的某些特点,例如,谶纬之学说更大程度地介入经学体系,再如,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争胜,而结果是古文经学趋于上风;嗣后,又出现了今古文相混合的情形,如郑玄、王肃之所为,等等,都是东汉经学有别于西汉经学的特点。两汉时期,也是作为经学的一个重要门类——易学在其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
易学史滥觞于先秦,尤其是在春秋、战国时期,易学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清代学者皮锡瑞于《经学通论》中曾指出“周衰而卜筮失官”的现象,并认为因此产生了“盖失其义,专言祸福,流为巫史”的弊端。此固有之。但另一方面,《易》筮的流行,说明《易》筮和《易》书已从王室诸侯的卜筮专官所掌之术中得到解放,成为普遍研究、学习的对象,实际上也促进了易学的发展。至于这一时期《易传》的编撰及基本定型,当然更是易学史上极为重要的事件。
然而,据笔者的研究与判断,《周易》作为经典的地位,在春秋、战国时期并未完全确立,至少没有取得尊崇的地位。固然,颇有一些正面支持《易》已列为六经之一的文献资料,但是,反面的资料也值得注意,例如,除《左传》《国语》记载十余则《易》筮实例及若干则引《易》论事者外,先秦诸子群书中引《易》论《易》者,仅十八条,根本无法与《诗》、《书》、《礼》、《春秋》被大量称引的情况相比,而且,从语境上考察,被称引、被论说的《易》辞,也都不似受到推尊的情形;再如,《孟子》全书从未称引《周易》;再如,《荀子》中虽有三处论说引《易》,在《大略篇》中又提及“善为《易》者不占”,但并无特别之推崇,而在《劝学篇》中,荀子所言儒家之“经”有五,即《礼》、《乐》、《诗》、《书》、《春秋》,未将《易》列入。笔者倾向于认为:《周易》冠居群经之首,并被尊为“群经之原”,这种尊崇的地位,是在西汉中后期形成的。
孙筱先生在《两汉经学与社会》一书中,比较了先秦儒学与汉代经学之差异,指出:“经学是汉代的儒学”,“经学是神圣化的儒学”,“经学是谶纬化的儒学”,“经学是阴阳五行化的儒学”,“汉代经学是通经致用的儒学”,“经学是以汉律古的儒学”。此论甚是。以此对照、考察《周易》,我们可以看出以下两点:
第一,经过春秋、战国时期以儒家为主的学者将本为卜筮之书的《周易》进行哲理化的定向改造、阐述、发挥后,《周易》的“经”与“传”密切关联,成为儒家经典中最富于哲学思想内涵的著作,共同组成了为汉代思想文化领域的“哲学教科书”。《周易·系辞传》称:“《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夫《易》广矣大矣!以言乎远则不御,以言乎迩则静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间则备矣。”“《易》之为书,广大悉备。”这些文辞的再三出现,强调的正是《周易》所蕴含的“本体论”、“原理论”方面深刻、精粹的哲理智慧。的确,哲理化之后的《周易》,具有对自然与社会之本体及其规律进行宏观把握的博大而精微的特点,在思维方法、理论模式上也具有了超越具体形态而进行高度概括的构架的形式,再加上《周易》原初的创制被认为是“人文肇始”的象征,又经历了从远古到春秋战国时期的漫长的成书过程,因此,可以说,在汉代学者看来,《周易》具备了思想文化史意义上的“原典”的地位。
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谈到群经时说:“《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辩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太史公似乎并没有特别凸显《周易》的地位,但到了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则曰:“六艺之文,《乐》以和神,仁之表也;《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明者著见,故无训也;《书》以广听,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其后又言:“故曰‘《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言与天地为终始也。至于五学,世有变改,犹五行之更用事焉。”班固此论,可以明确说明:在西汉中后期,《周易》在儒家诸经中已经获得了特殊的尊崇地位。
既然汉代经学是“神圣化的儒学”,当然需要至少一部经典成为“原典”,而最富于哲学思想内涵的《周易》,恰能担当此任,也正因为如此,《周易》的地位才得以大幅度地提升。
第二,从西汉中后期开始,形成了两汉易学显著的、重要的特征,即“象数学”大昌,蔚为大观。先师六庵先生(黄寿祺教授)曾撰《论易学之门庭》,其论汉代易学之大略曰:
秦政焚书,《易》以卜筮幸存,较群经为最无阙。然自西汉以后,经说之最复杂者,亦莫如《易》。盖西汉《易》学之派别,大抵可分为四派:曰训诂举大谊,周王孙、服光、王同、丁宽、杨何、蔡公、韩婴七家《易传》是也;曰阴阳候灾变,孟喜、京房、五鹿充宗、段嘉四家《易传》是也;曰章句守师说,施雠、孟喜、梁丘贺、京房学官博士所立以教授者(谨案:此据《汉书·艺文志》将孟喜、京房分列两类,章句之学为正宗,灾变占验则独成一家也。又案:京房受《易》于焦赣,焦氏无章句,故《汉书·艺文志》不著录。)是也;曰《十翼》解《经》意。费直无章句,专以《孔传》(指《十翼》)解说,民间所用以传授者是也。其东汉《易》学派别亦有四:曰马融、刘表、宋衷、王肃、董遇,此皆为《费氏易》作章句者也;(《费氏易》无章句,诸家各为立注。)曰郑玄、荀爽,先治《京氏易》,后参治《费氏易》者也;(郑玄从第五元先通《京氏易》,荀爽从陈实受樊英句,亦京氏学。)曰虞翻,本治《孟氏易》,杂用《参同契》纳甲之术者也;曰陆绩,专治《京氏易》者也。明乎此,则“汉《易》”之流派,约略可知。
本师张善文教授亦曾总结两汉易学之特色曰:
就易学在汉代流传情况来看,自田何、杨何之后,众家之说迭起,其派别亦颇为纷多,有立于学官的“今文《易》学”,有未立于学官而在民间传授的“古文《易》学”,有一人兼通两派者,也有一派繁衍为多支者,不一而足。但汉代《易》学的总体特色则是注重《周易》的“象数”之学。直至东汉末虞翻创立“虞氏《易》”,则把汉《易》象数学推至一个高峰。
汉《易》“象数学”所包容的领域至为广泛,不少《易》说与当时盛行的谶纬感应、术数阴阳之学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汉《易》家所创立的易学体例也相当繁杂,如,“卦气”说的盛行,占筮术的衍扩,“卦变爻变”说的发展,用象方法的演变,以及“纳甲”、“飞伏”、“互卦”、“爻辰”等具体条例的运用等等,都对当时及后世产生过重大影响。
与先秦儒学相比,汉代经学是“谶纬化的儒学”,“阴阳五行化的儒学”,“通经致用的儒学”,“以汉律古的儒学”,这几项,均与汉《易》“象数学”极为吻合,因此也成为促使易学地位提升的重要因素。
高怀民先生在《两汉易学史》中,曾分析了作为汉代易学之主流的“象数学”兴盛的原因和形态:
新的象数易与旧有的儒门易相较,是一张全然不同的面孔,一登场,立刻为易学带来了新奇与生气,十二消息、六日七分、纳甲、爻辰、飞伏、互体等等,都是前所未有的新名目,更加上迎合占验灾异的时代人心,于是不旋踵之间,象数易便风靡于世。
……我们看象数易,第一个印象便是象数易家们总是肆无忌惮地一任自己的思想向四面八方投射出去:向天上投射,结合了天文星象之学;向地上投射,结合了舆地分野之说;与律历合流,配合时节天候音声;与各家杂学合流,配合五行干支色相等。活像一枚炸弹爆发开来,火花四溅。汉易之所以迷人耳目,正是由这种知识的突然开放的新形势所造成,而象数易之真正引人入胜之处,也在与此。
……象数易的目的,不在于求一个完美的人格,乃就人智所能及的知识领域中,去证明易道的无所不在:天文星宿上可见易道,节候时令上可见易道,鸟兽木石上有易道,音声色相中有易道……只要是人的知识所及,凡可以比附牵引的,都拉进象数易中派上关系,尤其在象的变化、数的推求配合与术的创造上,在在表现出“追求新知”的欲望。所以我们说,象数易是以知识为活动园地,它与儒门易实同属于人道的范围,只是彼此活动的区间不同罢了。
汉代易学,一方面是由天道明人事的哲理思想,另一方面是以象征拟万物的象数模式,为自身取得了尊崇的地位,并介入诸多领域,形成了文化解释功能的扩张。
二、汉代易学文化解释功能
对政治领域之介入
易学的文化解释功能,指的是通过《周易》的经传义理思想观念,以及《易》学的卦爻形态、象数模式,对万有之中、形上形下,包括宇宙自然与社会人事的种种事物及其形态进行分析、解说、推理、论证和评判。借用西汉辞赋家司马相如“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揽人物”(《西京杂记》卷二)的话说,汉代易学的文化解释功能,那就是“易学之术,苞括宇宙,总揽人物”。
政治,历来是影响时代、社会的核心要素。汉代政治与经学的合流、汉代经学家以经学介入政治,始于西汉中期,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提倡是其标志。此后,经学与政治融合,在主导观念、理论诠释、实际运用诸方面都得以呈现。从主导观念上看,《汉书·儒林传》开篇即称:“古之儒者,博学乎六艺之文。六艺者,王教之典籍,先圣所以明天道,正人伦,致至治之成法也。”这就颇具代表性。从理论诠释上看,汉代经学家在初始阶段谨守师法、家法,进行大量的以汉律古、通经致用的诠释工作。从实际运用上看,清代学者赵翼曾考察了“汉时以经义断事”的情况:“每有大事,朝臣得援经义以折衷是非。”其例证颇多。因此,有学者指出,“糅杂经学于制度之中,缘饰经义于行政之内”,是汉代施政之道的贡献。
汉代易学对经济、军事、伦理等领域的介入和解释,与对政治领域的介入和解释相似(或者,我们可以说,经济、军事、伦理等领域都被广义的政治领域所包容了)。
三、汉代易学文化解释功能
对自然科学领域之影响
下面,我们考察一下汉代《易》学对天文历法、物候气象、灾异、医药等自然科学领域的介入与解释。
还值得一提的是:东汉末年,魏伯阳著《周易参同契》,“以《周易》和道家思想为依托,广泛吸取先秦两汉天文历法、医学、易学、物候学、炼丹术等方面的成就,假借易学象数系统的结构框架,建构成以炼丹术为主体、天文历法为前提的天地人三才合一的庞大而又复杂的思想体系。”这当然也是汉代易学文化解释功能扩张的又一重要表现。
四、汉代易学文化解释功能
对文学艺术领域之渗透
由于《周易》的经典地位的提升,更由于象数易学的繁盛发展,汉代易学也更多更深地介入了被认为体现“天地之和”、具有“通神化人”功用的音乐学领域,尤其是介入乐律学的创建、发展过程中,与乐律学有了紧密的、显性的关联。此种盛况,此前既未有过,其后亦仅为余绪。
其实,以天文历数、地域方位、阴阳五行等自然哲学观念及其相应的模式与乐律理论相对应,相值配,是起源于先秦时期的古老的观念学说。《周易》这一古老、奇特的思想文化经典,既被认为具有“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弥纶天地之道”,“范围天地之化”的功效,又独具卦爻符号之象征体系,因此,汉代学者就更多地依据易学的义理内涵、象数模式,来引《易》论律,援《易》立律。
援《易》立律的系统理论建构的出现,应推西汉易学家京房为起点。京房的学说,对易学与古代乐律理论的关系而言,具有代表性意义。“京房六十律”的理论体系,经由后世诸多律学家的沿承、发展,形成了一系相承、不断发展的、长期占有主导地位的“变律体系”,其学术价值和文化意义值得重视。笔者的判断是:京房“六十律”,是依据“卦气”说而建构起来的,推律至“六十”,必是其题中应有之义,它不仅要解决“旋宫转调”的音律学具体问题,而且更大程度上是要与整个文化解释体系相呼应、相吻合。
五、汉代易学文化解释功能
之影响及其意义
以上,我们从几个不同的方面考察、分析了汉代易学的文化解释功能扩张的状况。对此现象,我们应该如何来认识、把握和评判呢
具体落实到易学文化解释功能扩张的问题上,除了上述的大背景、大趋势的共性之外,《周易》这一经典及汉代易学的独特性的个性因素也值得注意。将宇宙自然、社会人事的种种现象,都被集纳到经学的建构模式与解释体系中去,这一经学发展的使命,更多地落在易学上,当然是内因外因相互作用的结果。《四库总目提要》曾论《易》与《春秋》后世著述最多的原因,曰:“盖六经之中,惟《易》包罗众理,事事可通;《春秋》具列事实,亦人人可解。一知半解,议论易生,著录之繁,二经为最。”这一分析,颇有见地。其实,在儒家经典中,《诗经》乃诗歌作品,《尚书》为古代文献,《礼经》记载典章制度、礼仪规范,《春秋》则具列事实,这些经典,当然都可能在某些相应的领域里找到并发挥其文化解释功能,然而,它们的适应性范围必然受到限制,而《周易》,于卜筮之树绽放哲理之花,从卜筮之书演成哲学经典,从而具有“包罗众理,事事可通”的“哲学教科书”的地位,其文化解释功能的普适性,自然在群经之中最为突出。再者,由于汉代易学家迎合时代的需求,吸收先秦时期的旧有形式又大胆地托古创新,创造出众多的象数模式,更增强了易学对诸多领域的文化解释功能。
笔者认为,汉代易学文化解释功能扩张的影响和意义,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二,汉代易学,特别是其象数学体系,将政治、经济、军事、伦理、天文、历法、气象、物候、音律、文学、建筑等领域中结构、形态各不相同的因素,以体现阴阳五行相生相克、《周易》卦爻周流六虚、刚柔相推原理的象数模式来对应、安排,沟通、阐释,形成了综合性的文化解释功能的网络。这种情形,在汉代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而相应的文化解释功能网络,虽经后世的更改、整合,却仍然具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力,甚至,其某种形态依然存活于当今时代。《四库总目提要》的《易类小序》中提到:“又《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结合前文所进行的考察和分析,我们不难作出判断:众多领域“皆可援《易》以为说”,全部都导源于汉代。没有汉代易学文化解释功能的扩张,《周易》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学术中的地位及影响力可能不会有如此的强势。
最具有实际意义的“影响”和“意义”还在于:我们今天要研究古代的天文、历法、物候、气象、医学、乐律、丹炉、术数等学科,都难以离开对汉易象数学的精确把握。业师萧汉明教授对易学与中国传统医学的研究、对《周易参同契》的研究等等,之所以能够取得学界所赞赏的成就,除了他对传统医学、古代炼丹术有深入的研究之外,他对汉易象数学的精确的理解和把握,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笔者在近期所进行的易学与古代乐律学的研究中,也感受到汉易象数学对古代乐律学的“体”、“用”两方面渗透性影响的重大意义。
第三,的确,汉代易学,尤其是象数学体系,在其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在不断地介入各种不同领域、形成文化解释功能扩张的过程中,产生了繁复琐碎、牵拘晦涩的流弊。思想文化发展史上的剥复交变、盛衰消长,终使两汉经学流弊之蓄积,成为魏晋玄学发展之契机。王弼的“扫象阐理”,终结了汉易象数学昌盛的局面,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易学史发展的主流方向。从学术发展必经“正—反—合”之曲折辨证的角度上看,汉代易学文化解释功能的扩张,又何尝不是一种趋于极端而知其边界的尝试,从而成为魏晋玄学“举本统末”、“得意忘象”的反面所作出的贡献呢
包括易学在内的两汉经学是因应着大一统汉帝国的政治局面而产生、发展、兴盛起来的。汉代经学的模式,自有其与大一统帝国统治相适应之价值与功用,故“其兴也勃焉”。然而,两汉经学在其扩张、发展的过程中,也隐含着自身走向衰败的因子——无所限制地对经学旁涉领域的扩张、对儒家经典进行种种叠床架屋式的繁琐解释,功名利禄对儒学士子的诱惑和腐蚀,使两汉经学的体系走向了繁重而陈腐的境地。当东汉末期的政治变动危及大一统汉帝国统治时,在思想文化领域长期占据显赫地位的经学体系失去依附的主体,也就“其亡也忽焉”了。汉代易学所负担的众多的文化解释功能,必然使其体系日趋庞大繁杂,终致走向难以整体地、简约地把握的困境,“王弼乘其极敝而攻之,遂能排击汉儒,自标新学”。王弼的“扫象阐理”的非凡建树,自有学术思想史的重大意义。然而,汉易象数学的深沉内蕴,所形成的文化解释功能,及其曾经发挥过的作用,仍然具有历史的价值和意义,值得我们继续深入、细致地发掘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