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康熙帝第二次南巡优遇传教士、浙江禁教与容教令出台三者是连环关系，二次南巡眷顾传教士触发浙江禁教，再导致容教令的制订与颁布，就中康熙帝眷注传教士和允许传教的态度表露无遗。从中国天主教史角度考察，众所周知的南巡主要目的之外，康熙帝为了使用西洋人的科学技术和艺术，有着附加的一个目标——借机考察传教士的为人与技能。目的达到了，调查研究的施政手段亦运用得很成熟。就康熙帝个人讲，他在对天主教与反教臣民之间实行中庸之道的平衡政策，也是一种政治治理艺术。容教令颁布，宗教纠纷并未完结，地方官的反教事情终康熙之世亦未停止(康熙以后仍在继续)。究其原因，臣民反对外来的天主教是在“华夷之辨大于君臣之伦”观念支配下进行的；又由于君统与道统分离，君统不能支配道统，至少不能完全支配道统，体现君统的皇帝虽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若与道统不能协调一致，方针政策就不能贯彻到所有的领域，不能真正贯彻到基层政权的州县。
[关键词]：康熙帝南巡；天主教；传教士；禁教；容教令；道统；君统；华夷之辨
康熙帝第二次南巡中优遇传教士，随后发生的浙江禁教与容教令出台，三者是循环相生现象，可谓连环关系：二次南巡优遇传教士引发浙江禁教，再导致容教令的出台。从中不难发现事物的多样性，需要从不同角度进行研讨。若从天主教史角度观察，则可深入了解康熙帝调查研究的政治作风与南巡的多种目的——为利用西洋人的科学技术、艺术而考察传教士是南巡目的之一。容教令颁布之后，在浙江及其他一些省份仍有反教现象，而且是以封疆大吏和府县官来主导，他们敢于蔑视皇帝谕旨，是以华夷之辨大于君臣之伦观念为准则，是在君统与道统分离的前提下发生的行为，归根结底并不违背忠君伦理。
一、背景：康熙帝第二次南巡以前与西方教士的关系
康熙二十八年(1689)南巡，三十年(1691)浙江禁教，三十一年(1692)康熙帝制订容教令，三件事集中在皇帝与相当部分地方官、民间对待天主教相异的态度方面，因此有必要先交代康熙帝二次南巡以前与西方传教士的密切关系，以便明了他在第二次南巡中眷顾传教士的历史渊源。
康熙帝是在亲政之初(七年，1668)开始欣赏西士[1]的，随着与西士、传教士接触频繁，认识加深，认为他们忠诚质朴，多方使用，并在二十三年(1684)首次南巡中就表现出对传教士的热情。
第二次南巡前，康熙帝招徕与多方面任用西士。传教士多系主动到中国来传教，或为此目的而为朝廷服务，康熙帝却主动招揽他们。十一年(1672)，令礼部差人前往澳门迎接被说成是精通历法的徐日昇(TomasPereira，1645-1708)。二十四年(1685)，康熙帝要求南怀仁(FerdinandVerbiest，1623-1688)等人推荐在澳门的年轻而懂得历法、医术人员，遂有征召安多(AntoineThomas，1644-1709)之举[2]。二十七年(1688)从江宁府天主堂召苏霖(JoseSuarez，1656-1736)来京使用(韩琦校注书，170页、345页)。同年3月21日，康熙帝接见法国来的洪若翰(洪若，JeandeFontaney，1643-1710)等五人，赐茶及一百金币，“对中国人而言，此举可谓是极高的礼遇”，并将张诚(Jean-FrancoisGerbillon，1654-1707)、白晋(JoachimBouvet，1656-1730)留在宫中，“允许其他神父到各省传播我们神圣的教义”，随后李明(Louis-DanielLeComte，1655-1728)、刘应(ClaudedeVisdelou，1656-1737)、洪若翰去各省传教[3]。
对西士的信任，在于康熙帝认为他们忠诚淳朴。二十一年(1682)利类思(LodovicoBuglio，1606-1682)故世前夕，康熙帝夸奖他“老成质朴，素知文翰”，特赐银二百两、缎十匹。南怀仁在二十七年(1688)临终前后，康熙帝称赞他“综理历法，允合天度，监造炮器，有益戎行，奉职勤劳，恪恭匪懈，秉心质朴，始终不渝”，是“有体面人，毫无虚假”。康熙帝褒奖徐日昇“真实而诚悫可信”[6]。康熙帝如此嘉许西士心地质朴、忠诚可信，与他认为汉人特别是理学名臣虚伪、言行不一有关。
在处理反教臣民与传教士双方的矛盾时，康熙帝采取中庸策略，维持原定政策中对传教的限制，又睁一眼闭一眼放任传教士传教。在八年(1669)终结历案之时，康熙帝接受议政王贝勒大臣九卿科道会议不许传教的建议：南怀仁等照常自行供奉天主外，“直隶各省或复立堂入教，仍着严行晓谕禁止”，“除伊教焚修外，其直隶各省一应人等不许入教”，不得聚会散发《天学传概》、铜像等物。二十六年(1687)，南怀仁请求任从民间信仰天主教，礼部、工部会议坚持八年方针，康熙帝允准，同时指示，有的地方官禁止传教，文告中将天主教等同于谋叛的白莲教，说法不妥，应当删去(韩琦校注书，第183-184页、357-358页)。康熙帝一面依旧禁止传教士传教，一面不让地方官将天主教看作邪教，持中庸态度，以安抚反教的官民和争取合法地位的传教士双方。其实这是矛盾的，允许传教士在各省停留，就是默认他们传教。翻译《中国近事》的梅谦立在《译者的话》中说：“一方面，康熙愿意接纳传教士，希望从他们那里获得西方的知识；另一方面，他不愿意得罪汉族大臣，不肯从官方的角度承认天主教是三教之外的另一个合法的宗教。”(中国近事，第2页)
首次南巡接见传教士。二十三年(1684)九月二十八日康熙帝到济南，差遣侍卫赵昌到天主堂，因传教士汪儒望(汪儒旺、汪汝望，JeanValat，1614？-1696)去江南，未遇。十一月到金陵，又差赵昌去天主堂，问济南何以无西洋先生。随后，康熙帝传见汪儒望、毕嘉(GiandomenicoGabiani，1623-1694)，传教士献方物四件，康熙帝赐他们青苎、白银，并询问他们姓名、年龄、何时来中华、在江宁几年、用度何来、知否格物穷理之学、身上带没带天主像。毕嘉、汪儒望一一回答。康熙帝离开江宁，道经天主堂前，汪儒望、毕嘉设香案跪送，呈上颂皇恩七言诗。康熙帝览后启行，赵昌让他们给皇上写详细的谢恩信，并由他带给南怀仁等人。十二月初康熙帝回到京城，南怀仁、闵明我在养心殿呈递汪儒望、毕嘉写的感恩信，康熙帝因而问他们某省、某地是否有天主堂，表示对传教士的关怀，令南怀仁感到康熙帝对待传教士“不啻家人父子”!(韩琦校注书，第155-157页、339-340页)在西士眼中，康熙帝把西士看作自家人，不是外人。
看来，康熙帝欣赏西士的为人和特殊技艺，而西士是从西洋传教士中选择的，是以对传教士也另眼看待，故而第一次南巡就主动向他们施放爱惜之意，第二次南巡眷顾他们就不是偶然的了。
二、康熙帝二次南巡优遇传教士与伤害汉臣的两件事
第二次南巡，康熙帝赓续前番施恩传教士的做法，更加公开显示对他们的优容态度，令他们感受传教事业将得到发展的鼓舞；又用传教士传播的天文知识奚落汉大臣与治罪浙江巡抚金鋐，令汉人臣民感到压抑。康熙帝顾惜传教士的情形，不妨先看事实：
事前通知将接见传教士及进行赏赐的物质准备。康熙帝定在二十八年(1689)正月初八日启程，出发前两天，徐日昇、张诚赴内廷请安送行，康熙帝逐一询问巡行将经过地方的传教士姓名及天主堂坐落，并告诉他们会在各地召见教士。同时指示内大臣，“弗忘随带颁赐教士物件”(韩琦校注书，第346页)。徐日昇、张诚得此信息，自然会迅速通知各地传教士早做接驾准备。其实，这可能就是康熙帝向他们预告行程的目的。
南巡途中，凡有传教士的地方，康熙帝都不惜精力地接见传教士，与他们交谈、赏赐和接受贡物，并令侍卫到天主堂行礼。
在济南。康熙帝于正月十五日至济南，传教士柯若瑟(JosedeOsca，1657-1735)跪迎道左，康熙帝执其左手，询问姓名、入华几年、曾否到京。随即令侍卫赵昌、御前一等哈伍至天主堂，宣称“万岁爷命我们来拜叩天主，颁赐银两(二十两)”，柯若瑟请他们“进内厅叙话待茶”。
在苏州。十九日，从杭州尾随御舟的潘国良到苏州，趋朝谢恩，献方物六种。康熙帝觉得人家是从大西洋带过来的物件，不收不好，让呈上过目，收小千里镜、照面镜、玻璃瓶，潘国良叩谢退出。二十二日康熙帝离开苏州，潘国良随同百官在枫桥西跪送。康熙帝将潘国良召至御舟近旁，再次问他年龄、到中国几年、曾住何处、到过北京没有，并赐乳酥、嘉果。潘国良谢恩：“蒙圣恩宠锡，臣不能仰报万一，只求天主保佑万岁爷永永荣福。”康熙帝问他是否认识汉字，是否读过汉书，会说松江话吗？得到肯定回答。康熙帝要他“回去好好住着”。
在济宁。三月十一日康熙帝龙舟至济宁石佛闸、天井闸。传教士利安宁(ManueldeSanJuanBautista，1656-1711)迎驾。康熙帝召见，问姓名字号、哪国人、西洋原名、来中华几年、年纪以及会否天文、医学与满语、汉语，利安宁一一作答，谓自幼习格物穷理，略知历法，在济宁无人教满语，所以不会。康熙帝当即赐御果四盘。接着，康熙帝令赵昌等人到天主堂瞻礼圣像，赐银20两。利安宁献西洋方物四种，康熙帝赏收水晶瓶一对，并且说收一件就如同全部接受了[7]。
由以上叙述可见，康熙帝南巡途中与各地传教士过从以及在宫中接待毕嘉，总括起来有这么几个特点：
其一，不惮其烦地会面，亲切交谈。所到处多次接见传教士，在江河舟行之中，将传教士小船召近御舟，或将传教士召进御舟，几乎是促膝交谈；在道路上勒马接谈；在行宫相见，或令侍卫传话。一个人多次会见，少则两次，多则四五次，还派遣侍卫去天主堂传话，询问事情。
其二，礼尚往来。派遣内侍教堂行礼，赏赐银两和珍稀食品，所赐银子各地标准相同，均为20两，以示一视同仁。传教士敬献方物，中国人的习惯是不能全部接受，康熙帝是依据献物人情况选受两三件，至多六件，表示赏收，给献纳者面子。
其三，公开示好。康熙帝南巡之时，所经过地方的官员、邻近省区的督抚都要到行在朝见，康熙帝频繁、亲切地会见传教士，真可以说是在众目睽睽下进行的，传教士感到荣耀，倒不一定是世俗的荣誉感，而主要是从中体会到皇帝让他们好好在地方居住，是向地方官员暗示允许传教，可能会令各地官员改变对传教士不友好或冷漠的态度，对他们传教大为有利。如同徐日昇、安多在三十年(1691)十二月十六日题本所说：“皇上南巡，凡遇西洋之人，俱颁温旨教训，容留之处，众咸闻知。”(韩琦校注书，第182页)又如中途参加第三次南巡的白晋所说：康熙帝延见各地传教士，“他要以这些公开表示让人看到他至高无上的关怀以及对所有传教士的重视，并以此表明允许他们在帝国各省传教”(书简集，第148页)。他们理解，众人都知道康熙帝优遇传教士，都是尊崇皇帝的，皇帝的态度明朗，众人当然要礼遇传教士；如此，传教事务就好做了，就会顺利。
二次南巡中康熙帝对传教士热情的同时，却对汉人大臣做出两件不愉快的事情，一是突然考察汉臣天文学知识，搞得他们狼狈不堪；另一件事是问罪浙江巡抚金鋐。
康熙帝二次南巡，优遇西洋传教士，以及治罪金鋐与在江宁观星台奚落汉臣，汉人是何感受，当事人、当时人能够心平气和吗？会有不满情绪吗？按情理讲会有反应。果然，两年后发生浙江禁教事件。
三、浙江禁教的发生与状况
康熙三十年(1691)七月十六日，浙江巡抚张鹏翮支持临安知县禁教，发出全省禁教令。在说明其执行过程及结局之前，需要明了它产生的社会背景。
(一)禁教发生的背景
传教士在浙江活动频繁，吸收了不少信徒，坚持宗教生活；培养出一些华人笃信者，协助其传播宗教；教徒中不少士人，影响甚大。浙江是儒学重地，历来文风很盛，反对天主教势力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儒学与天主教针锋相对，势必出现水火不容的斗争，乃有禁教的发生。
1.天主教在浙江的活动能量甚大
(1)“圣教三柱石”反映出明清之际天主教在浙江立足与发展
明末有“圣教三柱石”之说，“三柱石”是徐光启(1562-1633)、李之藻(157l-1630)和杨廷筠(1562-1627)，徐光启系南直隶松江上海人，李之藻和杨廷筠均为浙江杭州仁和人，都是江浙人，而杭州有其二。李之藻，万历进士，三十八年(1610)信教，四十一年(1613)与利玛窦(MatteoRicci，1552-1610)合作编译《同文算指》，协助徐光启修撰《崇祯历法》。撰文《读景教碑书后》，说明明代天主教与唐代景教一脉相传，不应怀疑天主教教义及其正当性(韩琦校注书，第11-13页)。杨廷筠，官苏松巡按御史，原先对佛学有兴趣，后与李之藻、传教士金尼阁(NicolasTrigault，1577-1628)、艾儒略(GiulioAleni，1582-1649)、郭居静(Cattaneo，1560-1640)往还，特别是见到李之藻之父采用天主教葬礼，遂于万历三十九年(1611)入教，著《代疑编》《代疑续编》《圣水纪言》《天释明辨》，为天主教辩白。
三柱石均同传教士过从甚密，明末清初在江浙的传教士甚多。金尼阁万历三十九年(1611)到杭州传教，后去罗马，返回后于天启二年(1622)再度来到杭州，并于崇祯元年(1628)病逝于此[15]。艾儒略在去过北京、南京等地后，于万历四十七年(1619)到杭州传教，为250人举行洗礼(荣振华书，第12页)。接着邓玉函(JohannTerrenz，1576-1630)于天启元年(1621)到杭州进行传教活动(荣振华书，第603页)。在金尼阁到达前夕，中国广东新会人、助理修士钟鸣仁已在浙江传教，于万历三十九年(1611)在杭州建立教堂，并于天启元年(1611)故世此地(荣振华书，第216-217页)。他的幼弟、助理修士钟鸣礼亦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到杭州活动(荣振华书，第213页)。
传教士在浙江吸收教徒，建立教堂。在17世纪上半叶，天主教教堂散布于浙江八个府的府城、县城、村镇(表1)。
表1天主教浙江早期教堂表
府名
县名
村镇
备注
1586
绍兴
1608
杭州
仁和
16ll
1615
嘉兴
桐乡
严州
遂安***
1620
湖州
德清
1628
宁波
五井村
金华
东阳
1629
崇德(石门)
1637
慈溪
1638
温州
瑞安
1640
高山
1642
塘栖
富阳
兰溪
定海
1644
1644年以前
1646
温州**
1660
杭州城内*
注：
***荣振华书第855页云“遂州于1615年”建立教堂，然浙江无遂州；而该书第411页又说卫匡国于1643年到杭州，后来去遂安县、宁波，返回杭州。由此笔者认为“遂州”系“遂安”之误。遂安，今淳安．属杭州市。
**荣振华书，第855页。
*荣振华书，第4ll页；鲁日满账本，第176页。
顺治十七年(1660)，多年在浙江传教的卫匡国(MartinoMartini，1614-1661)在杭州城北关门内兴建教堂[16]，康熙二年(1663)在洪度贞(HumbertAugery，1616-1673)主持下竣工落成(荣振华书，第40页)。该堂建筑规模大，可以容纳众多传教士居停，有花园，特建房舍，专门储存传教士印刷天主教书籍的刻版。教堂内悬挂图画七十二帧，描绘天主教圣人和主要人物。所以白晋说它“因建筑结构和堂内绘画而被视为中国最美之教堂”(书简集，第149页)。这所教堂就是前述殷铎泽迎接康熙帝，以及赵昌进入行礼的地方。它是江浙教会中心，苏州、松江、上海、常熟、嘉兴、崇明的耶稣会院都隶属于它(鲁日满账本，第176-177页)。
(2)历案透露出浙江天主教拥有巨大的潜在力量
在万历四十四年(1616)教案中，仅剩下江西、杭州两个住院，而后者还在秘密地向北京、河南、陕西、湖广、南京、广州和上海传教(荣振华书，第84l-842页)。康熙四年(1665)历案，或被称作“历狱”，一部分传教士被囚禁北京，甚至将汤若望(JohannAdamSchallvonBell，1592-1666)判处死刑(未执行)，25名传教士禁闭在广州。而浙江传教区竟然继续活动，扩及东南、中南、西北和京城，潜在能量甚大。在禁闭广州的25人中，洪度贞、闵明我、费里白、白道明四人是在浙江传教的，张玛诺(Jorge，162l-1677)、鲁日满(FrancoisdeRougemont，1624-1676)、毕嘉、潘国光(FrancescoBrancati，1607-1671)、刘迪我(JacquesleFavre，1613-1675)、成际理(FelicienPacheco，1622-1686)、柏应理(PhilippeCouplet，1623-1693)七人活动于江南，其他几省一、二、三人不等[17]，江浙传教士几乎占了一半，人多，传教力量大。而且在江浙的传教士互相配合，往往一人在两省传教，如鲁日满，顺治十五年(1658)到澳门，而后在杭州住了一年，康熙二年(1663)起常驻常熟(荣振华书，第576-578页)，以此为基地，不时到杭州布道(下文将说到他在杭州传教的情形)。
2.浙江士民奉教者众多而坚定
(1)传教士与传道员、笃信者
由布施情形可知，教徒中有一批虔诚者。他们不仅仅是自家信仰，还宣传、捍卫天主教及其教义。教徒HumCiemin(HungChi-Min)在二十六年(1687)前后写作《辟妄》，与反对天主教的常熟人、佛教和尚Chieh辩论。杭州教徒冯研祥(冯文昌)，别号吴越遗民，是藏书家，修订龙华民(NiccoloLongobardi，1565-1655)的《圣约瑟夫行实》、南怀仁的《温计图说》(鲁日满账本，第212页、253-254页)。
从“三柱石”起，到冯研祥、HumCiemin，或为进士，或普通人，但在教徒中有一批各种层级的文士，他们对天主教信仰弥笃，能够为捍卫天主教出力，因为社会地位较高，颇能左右民众对天主教的态度，追随他们信教，就连杨廷筠都是受李之藻父子的影响，更不必说一般平民了。他们是浙江天主教的中坚力量。
(2)信徒宗教生活
教徒的宗教生活离不开教堂，杭州不仅有北关门内的教堂，城外还有一些小教堂，另有一座小圣母堂。
杭州教会内部有善会组织——教徒的协会，是小群体，有几种类型，如儒会，是文人教徒团体，可能也吸收非教徒参加活动。聚会时，教堂有点心供应；教堂购买书籍，供文人共同使用。又如天神会，由教会付钱给工匠制作一些念珠，提供其成员使用。女信徒由女传道员带领在小圣母堂进行宗教庆祝，每年会有几次集会[20]。
教徒按照传教士制定的教会年历和瞻礼单过宗教生活。在江南的传教士柏应理、鲁日满分别制作中国教会礼仪年历和瞻礼单，开列教会节日，供教友使用。此种年历在江南流通，商人得知某日为天主教某节，因应做生意牟利。教堂据以组织宗教活动，从圣诞节开始，而后是天主教的其他重要节日，届时信徒到教堂做弥撒，做告解。传教士则忙于听告解，会客，送圣像(鲁日满账本，第299-304页)。
3.儒家文化重镇浙江反对天主教的力量雄厚
标题所示，笔者限于条件未曾为撰写本文阅览浙江地方志和有关人物的文集[21]，没有多少史料支持，因而有想当然的成分。而还要这么说，乃因浙江是人文荟萃大省，系儒家文化重镇[22]，儒士中尽管有笃信天主教者，但反对者亦必众多，反对势力亦必强大，否则就不会有张鹏翮的禁教。而在执行雍正朝驱逐传教士政策中，浙江巡抚李卫又是一位强有力者。他说西洋人传教，以金钱引诱中国人，许多人暗中入教，现在虽无大害，但应禁革。他将传教士马德诺遣送澳门，把杭州天主堂改为天后宫[23]。应当说两位浙抚的行为反映了反教者的强烈愿望。
(二)张鹏翮禁教
发布告示，随之而来的是更多禁教具体行动。(1)针对天主教和传教士。将告示贴在教堂门上，封闭教堂，没收作为官府的公用建筑，或者用作中国人信仰的祭祀场所，甚而意欲拆毁教堂；将殷铎泽传到衙门，质问他原先居住江西，“是如何获准在(杭州)城内居住的”？(书简集，第281页)这当然使殷铎泽感到非常难堪，是对他的羞辱和折磨；同时官方对其他传教士也进行质问，甚至要驱逐出省；教堂里的许多天主教书籍和各种圣像被焚毁。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官方虽然传问殷铎泽，但是并没有控制他，他仍然有行动自由，能够给京城西士写信求助，所以对他做法上是有分寸的，有节制的。(2)针对教徒。据殷铎泽给洪若翰的信中说，禁教中，“最让我悲痛的是……人们对我的可怜的基督徒施行的暴力；人们抢劫他们的钱财，进入他们的住宅，虐待他们，扔掉他们的圣像，使他们整日不得安宁”(书简集，第28l页)。苏霖得知的信息是：教徒“有的被关押，有的被抢掠”(中国近事，第24页)。无疑，浙江官方强令教徒退教，殴打信徒，甚至把一些人逮捕关押，毁坏他们的宗教信仰用品，如十字架、书籍、画像等物。在这个过程中，不法差役和地方不良分子抢夺教徒的财物。
浙江禁教，随着容教令的出台而结束。但在容教令制订过程中，礼部于三十一年(1692)正月二十日上题本，建议下令停止浙江禁教，二十三日康熙帝批准。至此，浙江禁教已是不了了之。
四、容教令的制订
容教令的产生，有着三部曲的过程，首先是朝内西士、朝外传教士的活动与意图私下解决；第二部是礼部坚持不许传教的旧章与西士希图借机达到全面开禁；第三部为康熙帝撇开汉臣、使用满臣制订容教令。
浙江禁教，殷铎泽当即写信给徐日昇、安多求助，差人送到北京，信中说浙江巡抚以天主教为邪教，欲将教堂拆毁，驱逐西洋人。徐日昇等于九月见信，同时期，南京的毕嘉亦将浙江之事通知张诚。徐日昇、张诚因在《尼布楚条约》签订过程中与清朝首席代表、康熙帝叔舅公索额图(？-1703)建立了友情，后者表示过以后会帮助他们，这时徐日昇找到索额图，索额图即写信给张鹏翮，希望他停止禁教。可能是张鹏翮不买他的账，没有给他答复，致使西士希望私下了结的愿望落空，转而直接请求康熙帝出面制止张鹏翮禁教。
康熙帝为使事情赶快解决，开始设想让人私下游说张鹏翮撤回文告，绕过礼部，免得公文往还，耗费时日。但是，这时徐日昇等人改变主意，以为这样做的话，浙江的问题虽然解决了，以后再出现类似的事情怎么办？不如一劳永逸，请求皇帝通过礼部的公文手续，撤销原先禁止传教的法令，改为允许传教，中国人自由信教[31]。徐日昇、安多遂于十二月十六日以“钦天监治理历法臣”的名义给康熙帝上题本，讲述西士治历、造炮、出使诸方面劳绩，而遭到攻击，使得殷铎泽无容身之地，“臣等孤子无可依之人”，唯愿皇上“将臣等无私可矜之处，察明施行”。走正常程序，题本经由通政司上呈，康熙帝也因徐日昇等人的私下当面求情，将题本发交礼部议奏。立即有御史弹劾徐日昇、安多，指责传教士不当给皇帝上这样的题本，反对允许传教．礼部于三十一年(1692)正月二十日议复，搬出康熙八年、二十六年禁止传教的条文．坚持不许传教的旧章，唯因二十六年诏令中有地方官不得将天主教与白莲教谋叛相提并论的内容，以此通知浙江巡抚。在此之前，西士预计到走正式程序，题本“会回到汉族文官的手上”，“再次为礼部公布禁教法令提供可乘之机”(中国近事，第26页)。事情果然如此。
康熙帝解决浙江禁教事端，不是就事论事，也不为指斥张鹏翮及浙江官员，强令他们撤回禁教布告，而是首先撤除八年、二十六年禁止传教、信教的诏令，又顺理成章地在全国范围允许传教，允许信教。
五、余论：从中国天主教史看康熙帝政治
本文主要内容大致陈述如此，意犹未尽，思索天主教传教何以如此波折，皇帝诏令究竟对其传播有多大价值：皇帝优待传教士，地方臣民禁止传教，皇帝干脆允许传教，地方臣民又有新的反教活动，如此环环相扣，怎么都与各自愿望相左？难道皇帝的政令就不能全面彻底地贯彻？与此相联系，反教官民所信奉的思想武器——道统与君统是何关系，君统能够完全支配道统吗？康熙帝六次南巡，究其原因，都没有说到与传教士的关系，难道没有任何瓜葛吗？因此，笔者拟从天主教史的角度，从道统与君统关系的角度，探讨康熙帝的政治。
(一)康熙帝南巡目的之一是考察传教士，反映其调查研究的政治作风
康熙帝信任西士和传教士不是盲目的，是通过各种方式、渠道考察他们，观察他们是否实心实意为清朝效力，以便决定对他们的态度。后来发现在礼仪之争中张诚偏袒教皇使节铎罗，就对他冷淡了，再发现传教士对他隐瞒教皇格勒门得十一世禁约令，就非常生气，而后宣布驱逐科技艺术人员之外的传教士。南巡途次的考察传教士，显示出康熙帝的政治作风和考核臣工的方法。尤可注意的是，康熙帝对传教士的这种细密考察，比考察中国臣工的含义更深刻，因为他们是外国人、传播外国宗教，就更其需要严格察究和监视。
(二)从南巡途中颁发印票看康熙帝在教会内部斗争中争取传教士留在中国的努力
康熙帝晚年禁教，改变三十年代的初衷，是回应教皇对华传教方针，当然不是福建宗座代牧麦格罗特(阎当)等在华传教士导致的。但若从中国天主教兴衰史角度看康熙帝政治，康熙帝的热情对待与驱逐传教士的截然相反态度的变化，是维护清朝敬天法祖的治国纲领。教廷不允许中国教徒敬天尊孔祭祖，违背康熙帝的政纲，超出了允许传教的底线，理所当然遭到禁止。
(三)容教令颁布后康熙朝反教势力仍在不断地表达其态度
容教令颁布，一方面是传教士、教徒兴高采烈，歌颂康熙帝圣明；另一方面，反教的势力依然存在，他们的声音也没有消失。终康熙朝，奉教与反教的斗争始终不断，当然康熙朝以后亦复如此。下面从浙江天主教、反教双方态度说起，次及各省反教事件，以及朝臣的反教上疏。
(1)殷铎泽进京谢恩和严州建立教堂
就浙江禁教而言，容教令的颁布，是张鹏翮及浙江官员的失败，殷铎泽是大赢家，教徒也扬眉吐气。殷铎泽在容教令颁布一个多月后的四月三十日赶到京城，向康熙帝谢恩，赵昌传旨：“你老人家远来，身体都安康么？但今日你来乏了，且回去歇息，过几日再来陛见。”五月初三日殷铎泽趋朝，进呈天学穷理各书及方物12种，康熙帝全部收受。初九日，乾清宫朝见，康熙帝问：“你老人年寿几何？那一年到中国？在江西住了几多年？在杭州住了几多年？”到了六月，殷铎泽要回杭州，因安多和内务府李煦要去广东迎接奉命出使俄罗斯的闵明我，康熙帝让他们同行，以便照顾，十七日到畅春园辞谢，赏赐琼玉膏，“路上用补力”(韩琦校注书，第186-187页、359-360页)。康熙帝对他真可谓眷顾甚殷，殷铎泽风光地返回杭州。
大约是在容教令发布七八年之后，经过礼部批准，罗萨里主教德·里奥纳(梁弘仁)在严州建立教堂(书简集，第314页)。
(2)在地方官反对中宁波建堂的周折
利圣学(Jean-CharlesdeBroissia，1660-1704)、郭中传(Jean-AlexisdeGollet，1664-1741)于四十年(1701)夏天到达宁波，开始取得地方官同意，购买地皮，兴建教堂。不久，新任地方官不认可，查问利圣学是什么人，从何处来，到此有什么打算。回答后，仍禁止建房，并将事情报告巡抚，巡抚持同样态度。传教士搬出容教令及新近礼部批准严州建立教堂的例子，述说兴建教堂合于康熙帝旨意。巡抚声称“皇帝的诏书未禁止建造新的教堂，但是，它也没有允许建造新的教堂。礼部已批准了严州的教堂，但是这一批准并未涉及到宁波”，予以拒绝。后因张诚找到礼部尚书说情，礼部批准宁波建堂。郭中传乃重新开工修造教堂，他雇用的偶像崇拜者厨师下毒药害他，幸免于死(书简集，第204页、313-317页)。事情明摆着，浙江巡抚、宁波地方官及民人中有人对容教令不认同，不乐于执行。
(3)衢州、严州反教活动与奉教者的著述
约在康熙四十六年(1707)第六次南巡前夕，浙江衢州、严州同时出现反教活动。当康熙四十四年(1705)第五次南巡时，严州府天主堂孟輗(FrancoisdeMontighy，？-1742)与杭州府天主堂艾思玎(AgostinoBarelli，1656-1711)、湖州府天主堂隆盛(GuillaumeMelon，1666-1710)远至淮安迎驾，随后在杭州献方物。及至康熙帝驻跸西湖行宫，衢州府天主堂艾毓翰(JuanAstudillo，1670-1714)与绍兴府萧山县天主堂何纳笃(GiovanniDonatoMezzafalce，166l-1720)陛见，献方物16种。康熙帝回銮，孟輗、艾毓翰等五人送驾(韩琦校注书，第191-192页)。事隔一年，衢州、严州都出现反教事情。地方官追究天主堂神父，封闭教堂，不许教徒出入；差役到教徒家中搜查，看是否藏匿传教士，如同搜捕叛逆一般；毁坏宗教器物、书籍；衢州教徒余多默被县官杖责锁押，县官说“朝廷已禁天教，驱逐西洋人，尔等何得管守堂内？”衢州、严州之外，金华、兰溪、嘉兴、萧山等处教徒“俱各受累，人人自危”[38]。
反教者激烈活动，奉教者也不甘示弱，何文豪、张星曜、杨达等人著述《昭代钦崇天教至华叙略》，张星曜增补为《钦命传教约述》，宣传康熙帝对天主教和传教士的仁慈，证明信教合法，不应遭到迫害[39]。康熙末年，传教士仍然在浙江活动，六十一年(1722)，西洋人德神父到海宁县传教，高廷显及子入教；到了乾隆十一年(1746)，他们的后人高维学、高天升家尚存有天主画像、经书[40]。
(4)其他省份的反教活动
福建反教。在衢州、严州反教之时，有福建教徒朱玛窦到杭州，告诉杭州同教者：“福建八府神父尽回西洋，地方光棍联络衙门，将堂白占，议改义学公馆，不容一人进堂瞻礼。”(韩琦校注书，第425-426页)所述显然有很大夸张成分，不过，四十六年(1707)闽浙总督梁鼐确有“驱逐西士，阻止行教”之事(韩琦校注书，第364页)。四十八年，福建巡抚张伯行(165l-1725)有《拟请废天主教堂疏》，请求禁止天主教，以正人心，以维风俗[41]。表明福建长吏多有强烈反对天主教者。
湖广黄州逮捕教徒。四十一年(1702)赫苍壁(Julie-PlacidiHervieu，167l-1746)、孟正气(JeanDomebge，1666-1735)到黄州准备建立教堂，地方官与巡抚都不允许，说省城已有教堂，为何还要在黄州建立。传教士报告张诚，后者找到巡抚儿子、国子监官员说情，巡抚遂行允准，给知府行文云，容教令宣称“欧洲人的教义表明其绝非是一种没有根据和迷信的教派。他们也不是骚扰国家之人，反而是在为国家效劳”。知府也顺水推舟地同意了[42]。孟正气在黄州买了房子，僧侣与百姓反对，告到官府，孟正气怕出大事不得不让出房屋(书简集，第205页)。黄州官员查检到在当地的江西赣州朱姓教徒，因他公开信教，摘除其圣像，押解至九江，辗转解送回籍(书简集，第323页)。
江西府县官反教。约在三十九年(1700)，利圣学、孟正气在抚州、饶州、九江三处买房建堂，饶州、九江地方官反对，藩司持通融态度，才在那里立足传教[43]。
河南南阳、鹿邑反教。南阳教堂是西士冯秉正(JosephMarieAnnedeMoyriacdeMailla，1669-1748)、雷孝思(Jean-BaptisteRegis，1663-1738)利用测绘地图时机，用银子买的。五十三年(1714)新任知府以禁止所有教派为名查禁天主教，教堂门前不许放置十字架，强令信徒退教，于是有人退出。后因知府奉派出差，禁教不了了之。约在五十八年(1719)，鹿邑知县厉行禁教，拘捕教徒弗朗索瓦·吴，抄家，在公堂焚烧基督、圣母像，三次打他，致其死亡[44]。
(5)御史樊绍祚疏请禁教
康熙五十年(1711)，御史樊绍祚奏疏请求禁教，疏称：“今有西洋人等造为异说，名曰天主教，臣访闻近今京畿直隶各省人民，多有信服其教者，恐流衍日久，渐染滋深，害及中国人心，则廓清不易，伏祈敕下该部，严行禁止。”礼部根据容教令、给予传教士印票事，认为传教士并无妄作非为，不应禁止，得到康熙帝认可(韩琦校注书，第217页)。
注释：
[1]“西士”是在朝廷、宫廷服务的传教士，他们以服务的业务为主要职责，传教作用很大，但不是将主要精力投注于此，并以此区别于专门从事宗教活动的传教士。冯尔康：《康熙帝多方使用西士及其原因试析》，《安徽史学》2014年第5期。
[2]《熙朝定案》，韩琦、吴旻校注：《<熙朝崇正集><熙朝定案>(外三种)》，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57页。《<熙朝崇正集><熙朝定案>(外三种)》含《熙朝崇正集》《熙朝定案》《昭代钦崇天教至华叙略》《钦命传教约述》和《正教奉褒》五书，下文凡取材于这五书的，简单注作“韩琦校注书”。引文出处间或随文夹注。
[3][法]杜赫德编：《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国回忆录》第l卷，郑德弟等译，郑州：大象出版社，2001年，第269页，下引该书简单注作“书简集”；朱静编译：《洋教士看中国朝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7页。
[4]《清史稿》卷280《郎坦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34册第10134页。
[5]韩琦校注书，第170页；[德]莱布尼茨编：《中国近事：为了照亮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梅谦立等译，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年，第20页，以下简注作“中国近事”。
[6]韩琦校注书，第127-129页、168页、170页；《中国近事》，第20页。
[7]以上康熙帝在各地与传教士的往还，俱见韩琦校注书第171-18l页、346-351页；书简集第275-277页。
[9]召毕嘉等畅春园赴宴、观看杂剧烟灯事，《熙朝定案》《正教奉褒》均系于康熙三十年上元日(韩琦校注书，第180页、354页)。据《耶稣会毕先生碑记》，毕嘉于“己巳”四月到京、“辛未”(康熙三十年)离京(韩琦校注书第415页)，则他有可能在北京度过了康熙二十九年、三十年两个上元日。是仅三十年上元日还是两个上元日均受召赴宴，从笔者所见史料看难以确定。
[10]徐海松：《清初士人与西学》，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237-24l页；吴伯娅：《康雍乾三帝与西学东渐·绪论》，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年，第16页。
[11]《圣祖仁皇帝实录》卷139，二月乙丑条，《清实录》第5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526-527页。
[12]关于江宁观星台考察汉大臣学问之事的记载，实录之外有：《康熙起居注》，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843-1844页；书简集，第276页；韩琦校注书，第175-176页；李光地：《榕村续语录》卷14《本朝时事》，《榕村语录榕村续语录》，陈祖武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743页。
[13]杭州将军郭丕在前一天迎驾，见《圣祖仁皇帝实录》卷139，二月己亥条，《清实录》第5册，第518页。
[14]康熙帝在浙江期间及在苏州处置浙江事务，均见《圣祖仁皇帝实录》卷139，二月庚子条、乙巳至庚申各条，《清实录》第5册，第518-525页。
[15][法]荣振华：《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耿昇译，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680-68l页，下引该书简单注作“荣振华书”。参阅[比利时]高华士《清初耶稣会士鲁日满常熟账本及灵修笔记研究》序言一(韩德力)，赵殿红译，郑州：大象出版社，2007年，第3页，下引该书简单注作“鲁日满账本”。
[16]卫匡国，崇祯十六年(1643)到达杭州，随后去上海、浙江遂安，顺治三年(1646)在宁波，五年(1648)为杭州住院会长，后回欧洲，顺治十六年(1659)重返杭州，兴建教堂，十八年(1661)卒于杭州。见荣振华书第4ll-412页。
[17]韩琦校注书，第398-399页；荣振华书，第842-843页。
[18]《四库全书》收入天主教书籍三种，《七克》为其一。
[19]鲁日满账本，第117页、120页、125页、148页、151页、152页、178页、189页、190页、2ll页、212页、214页、215页、322页、350页、352页、364页。
[20]鲁日满账本，第118页、125页、134页、177页。
[21]应该阅读浙江省通志及有关府州县镇志，以及当事人张鹏翮文集，虽有客观原因未能如愿，然亦不能消释笔者愧疚感。
[22]清朝科举鼎甲，尤其是状元，多出在苏松常杭嘉湖。
[23]《朱批御制·李卫奏折》，雍正五年十一月初八日折、八年五月初二日折，光绪十三年上海点石斋缩印本；参阅拙作《雍正传》第十一章第一节第一目“驱逐传教士于澳门、广州”，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04页。
[24]陆次云：《八纮译史·例言》，“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26]转引自徐海松《清初士人与西学》，第204页。
[27]《中国近事》，第20页；书简集，第262页。
[28]《中国近事》第22页：“通告刻于木板，公开示众。”
[29]张鹏翮文告，见《中国近事》第22-24页，书简集第28l页，《洋教士看中国朝廷》第42页。
[30]见《圣祖仁皇帝实录》卷34，十月癸巳条，《清实录》第4册，第46l页；又见《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卷2《敕谕·谕礼部》，《四库全书》本。
[31]一些教士认为：“应当对簿公堂，因为，除非禁教诏令被撤销，否则迫害会天天发生，我们哪里好意思常常麻烦皇上。”《中国近事》，第26页。
[32]容教令产生过程的史料，见《中国近事》第24-36页，韩琦校注书第183-186页、356-359页，书简集第28l-284页，“洋教士看中国朝廷》第42-44页。
[33]文载《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
[34]韩琦校注书，182页；中国近事，第28-29页。
[35]《抄写得西洋堂内康熙三十一年碑文》，原件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引文见冯明珠主编《康熙大帝与太阳王路易十四特展》，台北故宫博物院，2011年，第128-129页；另见冯明珠《坚持与容忍——档案中所见康熙皇帝对中梵关系生变的因应》，收入辅仁大学历史系编《中梵外交关系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2年，第167页。其他多种文献记录了容教令内容，不再一一列出。
[36]台北《故宫文物月刊》第343期，第47页。
[37]在派遣龙安国出使之前，派遣白晋出使，由于铎罗设置障碍，白晋未能成行。
[38]韩琦：《张星曜与<钦命传教约述>》，韩琦校注书，第425页。
[39]韩琦：《张星曜与<钦命传教约述>》，韩琦校注书，第416-432页。
[40]浙江巡抚常安奏(乾隆十一年九月二十一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史料》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122页。
[41]张伯行：《正谊堂文集附续集》之《续集》卷1《拟疏》，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丛书集成初编本，第175-176页。
[42]书简集，第323-327页；荣振华书，第189页、309页。
[43]书简集，第203-204页；荣振华书，第189页。
[44][法]杜赫德编：《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国回忆录》第2卷，郑德弟译，郑州：大象出版社，2001年，第179-183页、221页。
（作者系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编辑：霍群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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