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民间婚姻形式较为复杂，阿注婚、冥婚、走婚、空妇婚、抢婚、小儿婚、伍和婚、入赘婚、姑舅表婚、共妻婚、典妻婚、服役婚、转房婚、自愿婚等等。这些婚姻形式多数可囊括进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形态之中。
入洞房后，去掉镇物，行交杯酒。喝完酒，新郎新娘挽手上床，左转三圈，右转三圈，为之“踩四角”。踩时，旁人念道：“踩，踩，踩四角，四角娘娘保护着，娃多着，女少着，婆夫两人常好着。”踩完四角，新娘要脱去凤冠霞帔，换上红绸便装，怀抱秤、瓷瓶、箅筘，盘腿坐于炕角的斗上，名曰“坐帐”，象征新娘办事公平、周密，守口如瓶。新娘“坐帐”时，男方将设“十五圆”佳宴款待宾客。娘家人趁机看望一次新娘，从新娘那里得馒头一个。娘家人带回家扔进水缸里，象征发家。闹房是第八步。新婚之夜，新郎的好友定要闹房，闹房者不分大小。人们令新郎新娘说绕口令、唱民歌，做些相互亲昵的动作。新娘不从，可用扫帚责打新郎。闹完后，要设晚餐招待闹房者。深夜，以有人听房为吉，若无则放把扫帚以避邪。此活动要连搞三夜。回门是第九步。新婚后第二日，新婚夫妇要先行家礼，在祖先堂叩拜祖先，然后叩拜父母、亲戚。行罢家礼，新娘乘花轿回娘家，并要在天黑前赶回。至此，婚姻礼俗的全过程已基本完成。这一风俗特征，基本（蟹）能概括汉民族的婚俗特点，尽管各地略微有些区别，但大同小异，程序基本一致。
土家族婚俗受汉族婚俗影响
改土归流后，土家族婚俗受汉族婚俗影响，出现了媒人说合——汉至清雍正年间，湘西土家族人结亲从来不用媒人。每年正月，男女老少聚集摆手堂跳摆手舞时，青年男女便开始选择、物色各自中意的对象。跳完摆手舞后，老人、已婚男女和小孩都退出摆手堂，余下未婚男女尽情歌舞、自由择偶。当双方都满意，并得到土老师（土家族巫师）同意后，便可订婚。能不能把新娘接到家中，还要以双方的武力胜败来决定。男女双方要比武功，有鸡形拳、扫帚棍、四门耙、跳桌子、标风车、骑马射箭等等，只要男方战胜了女方，便在女方袖上系红绿丝线，由女方的亲兄或亲妹引至男方家完婚。清雍正七年，当地施行改土归流，废除了土司制度。这一举措，继而也导致了汉民族的经济与文化对该地区、该民族的渗透和影响。土家族的婚俗从此出现了汉民族婚俗制中的媒人说合定亲。
改土归流后，布依族婚俗中出现了传统婚俗与被接受的汉族婚俗并存不悖的情形。允许男女青年“浪哨”（谈情说爱）。这是承袭古俗的一种谈情说爱方式，每一位布依族的男青年到了十四、五岁便必须会对歌，必须学会浪哨，若不会浪哨，则会被别人视为没出息、没本身。浪哨是不被家长限制的，男女青年可尽情尽兴的浪哨，互送定情物；但婚姻却要由父母包办，要请媒人说合，这明显是受汉族婚俗的影响所致。布依族称媒人为“补事”，一般由寨子中德高望重的老人担任。男方父母请补事去女方家说亲，要带一封红糖，若女家收下说亲糖，则证明女家同意这门婚事，双方可择吉日举行订婚仪式。布依族中流传着这样的话：只有浪哨的自由，没有婚姻的自由；婚姻必须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改土归流后，苗族婚嫁过程中的送礼风受汉族影响，愈演愈烈。说亲时，媒人要替男方送给女家两只杀好的鸡，两升炒熟的荞麦面，几个鸡蛋和一瓶酒。定亲时，男方要带同前一样的礼物（并使礼物的量大于前次几倍）去女方家相亲。订婚后半月内举行“小娶”仪式。“小娶”后大约一至三年内举行“大娶”仪式，“大娶”定日子，媒人还要替男方送给女方同前一样的礼物。
在“大娶”那一日，新郎要带给新娘家一头大肥猪（称作新郎猪）、一头耕牛和一只羊作为接亲之厚礼，其中新郎猪是用于办婚礼招待客人的，耕牛是赔偿新娘父母对新娘的抚养费，羊则用于馈送新娘的舅舅（称作“还娘头钱”）。
除这些厚礼外，还要送两只鸡、鸡蛋（数量要足够女方家人参加大娶婚礼时平均每人食一个）、酒（足够使女方家所有参加婚礼的主客喝醉）、炒面（足够参加者每人食一顿早餐）。这些东西只能是女方家主、客人吃，新郎家去参加大娶婚礼的人不得食用一星一点，否则将被视为无礼。
“大娶”婚礼之后，新郎要将新娘接回家，对陪送新娘的5至16名男女青年，新郎家要在他们返回时，送给他们“谢礼”，男的送一头猪、女的则送一只鸡，有几个人就送几个。当然夫妇首次回娘家作客时，要送回门礼，其中包括猪肉、鸡、鸡蛋和炒面等物，数量必须达到女方家所有叔伯兄弟们每人一份。新夫妇返回婆家时，女家回赠的礼物亦很多，包括牛、马、绵羊、山羊、猪及鸡等，而且要成双成对的送，除外叔伯兄弟每家也要送牛、马、猪、羊等各一头。男女双方的父母或兄弟互相作客于对方家时，还要互送走亲礼。可见苗族婚嫁礼馈赠之浩繁。
清代的婚姻形式多承袭古俗，但也有在内容或形式上发生了些许变化的新俗。同时，清政（蟹）府对一些陋俗严加禁止，致使一些婚俗逐渐走向消亡。
冥婚，周代便已流传，并为禁止之俗。此俗虽被禁止，但由于帝王将相带头推行，故盛行不衰。其形式为替两家的亡男女合葬定婚。可是，到了清代，福建泉州地区的冥婚已经发展到“娶木主”和“娶烈女”的地步。
娶木主有两种新类型：
一是女方未婚先死，男方在另择配偶结婚前，要先迎已死的原配者的木主，第二日才可迎后配的新娘。整个仪式分在两天进行。第一日，先用花轿迎娶已故原配者的木主。木主完全按活人装扮，用芋魁作头，插上首饰花针和花朵，披上头巾，戴上首饰，如活人一般迎进洞房，置于眠床架上。第二日，再用花轿迎娶后配的新娘。新娘入洞房后，先立于门后，双手捧拜木主，口称姐姐。陪伴者念道：“拜阿姐，拜得心欢喜，桃花来接李。”说完，将木主送上厅堂就位。二是姑娘尚未定婚先死，她的父母为了能给她找到配偶，便将她的婢女作为新娘，抱着死者的木主出嫁。这种婚姻只有家境贫困的男人才愿意接受。男方可从这门婚事中减免全部聘金和彩礼，同时又得到可观的嫁妆。“娶烈女”，即男方定婚后，男方忽然死亡，女方不敢违约另嫁，只好作为烈女被男家迎娶进门。迎娶时，其女要照新娘的装束戴花冠、乘花轿，男方邀乡老长辈迎接。烈女进门后，将被送入烈女房，脱去喜服，换上孝衣，到厅堂拜天地与公婆，并随男方家人痛哭一场。清代，烈女的生活十分不幸，一进夫家就被关进烈女房，终日不得出来与外人接触，房门及窗均紧闭或遮盖，唯有一妇女服侍其生活。
在川滇交界地区居住的蒙古族，有一种独特的婚姻形式——走婚。据说这种走婚风俗形成于清咸丰年间。当地的蒙古族土司对租种土地的蒙古族贫民实行租税制。贫民除了要向土司按地的优劣缴纳不同价格的地租外，还要缴纳30余种税。其中一种叫婚礼税，该税规定：凡辖区内的蒙古族贫民结婚，都要按所种土地的等级缴纳与地租同等数量的订婚税和结婚税。如此沉重的婚姻税，导致没有任何支付能力的蒙古族贫民在税制的缝隙中，寻到了一种可行的婚姻形式，这就是走婚制。他们背着土司开始了秘密婚姻生活：男不到女家落户，女不到男家落户，男方早出晚归，其子女跟随母亲，家庭由女方的兄弟照料。即使“走婚”，也要按规矩办事，订婚时要请媒人说亲；婚姻大事要由男女双方的父母作主，只有父母同意后，男女双方才能交换定婚礼物；结成秘密夫妻后，男女双方均不得另求新欢。当这种独特的婚俗在下层流行开来后，土司得知亦加以限制，但收效甚微，最后，土司也就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采取顺其自然的办法一了百了，致使这种婚制从秘密走向公开。
空妇婚是指未婚夫不在家而娶妻的婚俗形式。这种婚姻形式在广东较为流行。近人徐珂在《清稗类钞·婚姻类》中说：“粤东有被人掠卖至外国为苦工者曰猪仔，若其家已为聘妻，久俟不归，则仍迎娶如仪”。婚礼仍很隆重，女用花轿迎进男家门，只是行礼交拜时，新娘左侧，以一雄鸡代替新郎。新娘婚后，有的终生见不到丈夫，有的见到丈夫时也已老矣。新娘嫁至新郎家，必须恪守规矩，不得与外人亲近，更不得与其他男子发生性关系，否则，会遭到族人的严惩。
小儿婚是包办婚姻畸形发展的产物，较具代表性的有指腹婚、襁褓婚和童养婚。这几种婚姻形式都比较古老，至清代，由于经济、文化的发展，推进了文明的进程，很多人意识到这种婚姻的鄙陋之处，开始出现对前两种婚姻的明文禁令。对指腹婚，许多宗族竭力反对，并立家规明令禁止。湖南宁乡《陶氏家谱·家约》规定：“戒指腹为婚”。从欧阳宗书先生搜集到的家谱中，可见这种禁令亦存在于安徽、江西的一些宗族的族规之中①。襁褓婚，也是一种变态的幼儿婚姻，只是相约于婴儿襁褓期。这种婚姻曾在宗族社会中盛行，有相当的市场，甚至还有被树立典范加以颂扬的烈女（实为襁褓婚的牺牲品）。这种婚姻的结果，造成了许多无辜者不幸的生活悲剧。清代，不少宗族也制定了宗规对此加以禁止。童养婚即童养媳婚，亦是一种变态小儿婚形式，但在各地宗族中普遍盛行，未见有何禁令。究其原因，包办婚姻的双方父母都得到了各自的利益，女方家是因贫穷，养不活女孩，故将其送至富裕人家做童养媳，此举目的是为让孩子能有条活路。而男方家则白白得了个劳力、奴婢，何乐而不为，加上婚娶简单，不用出定亲礼物，故许多有钱人家愿做此笔“买卖”。这正是童养婚盛行不禁的原因。
至清代，台湾高山族仍盛行从妻居的入赘婚，这种婚姻实际上是母系社会对偶婚的一种延续。在整个婚姻缔结过程中，女方占有绝对主动权。找对象是由女方主动找男方；找到后男方便可到女方家同居三年，其表现如若令姑娘满意，三年后便可正式结婚；正式结婚也要举行婚礼仪式，结婚那天，新娘要在亲友的陪同下到男方家去迎娶新郎。男方家陪送新郎的嫁妆为狩猎工具、生产工具及几件衣服。婚礼仪式上，两家父母要坐在一起饮酒为贺，青年男女饮酒歌舞使婚庆达到高潮。此婚俗至清乾隆年间（1736～1795年）渐废。
三朝，夫妻要双双回拜岳父母，叫“回门”。岳父要摆酒请女婿。新郎要带些红纸包，凡小辈来见，都要分送一个。清代杭州九姓渔户的婚俗比之明代，要繁杂、隆重得多，而这种显著变化，不仅取决于他们社会地位、生活状况的改变，而且也是他们改贱为良后与平民文化交融发展的必然结果。
一个姑娘被其父母包办，许配给一个男子后，在她的生活中将产生一系列质的变化：第一，她将从一个姑娘变成一位媳妇，其在家庭的角色发生了质变；第二，她将从一个熟悉的家庭环境转进另一个陌生的环境中，并且永远地生活在那里；第三，她将从依附于父母变成依附于丈夫；第四，她将从伺侯父母转而伺侯丈夫、公婆；第五，她将从简单、无忧虑的生活中一变而成为有责任的生活者，成为夫家传宗接代、生儿育女的中心人物。正是这一系列质变来得太突然了，新娘在婆家未来的地位太特殊了，因此，无论是依依不舍的娘家嫁女，还是迫不及待的婆家娶媳，都赋予新娘最高的“礼遇”，从而形成了特殊的女方文化。
这是婚俗中的一个程序，多为结婚前一日发奁。豪门大户嫁妆厚重，而贫门小户人家，其嫁妆虽不能与大户相比，但也超越了他们实际生活水平。嫁妆的多少、厚薄代表着新娘的身份，更代表了新娘到男家后的地位。因此，无论贫者，还是富者，都尽己财力所及为女儿置办嫁妆，富裕大户的嫁妆有“良田千亩、十里红妆”之说。清末，杭州一带的豪门大户发妆有“全铺房一封书”，可谓嫁妆无所不有。根据财力，其箱、橱就分12箱4橱的，8箱2橱的，6箱1橱的，4箱1橱1桌的，4箱1桌的。其中箱有安东箱、台湾箱、描金箱、撞箱；橱有书橱、衣橱；桌有春台、梳妆台之不同。
此外还分外房家伙和内房家伙，外房家伙包括画桌、琴桌、四仙桌、圈椅、一字椅、茶椅板凳、铜面盆、手炉、脚炉、烫斗及各式锡器；内房家伙包括衣架、脸盆架、琴凳、春凳、小脚凳、马箱子孙桶、大小浴盆、小脚盆、坐桶、提桶、汤桶、和合提盒、果盒、五升斗、大箱焙笼等等。这些嫁妆的布置陈设都有一定的规矩，何桌在前，何物在后，何橱在左，何橱在右，都按传统的格式摆放，不得随意变动。即便是发嫁妆前往新郎家，何物在前，何物在后，也是有严格规定的。最先发进新郎家的嫁妆是子孙桶、桶中盛着红鸡蛋一包，喜果一包，进门后，由伴娘取出，送给主婚太太，称为“送子”。嫁妆中禁忌陪嫁眠床，而且当新房陈设好后，床上必须有两人睡之，禁忌空床。女方家长还必须在新床的棉被内放鹅毛管，以示夫妻和睦生活，白头到老；还要放文房四宝，预祝新郎新娘生个读书秀才。
嫁亦好，娶亦好，所嫁娶的女子都是整个婚俗过程中的中心人物，处于主动地位。女方家若不嫁女，男方就无法娶妻，婚事将告吹，男方所做的全部努力将付之东流。因此，便产生了男催女嫁的礼俗。清道光《泰州志》载：婚礼前，女家开宴，婿家要持赤柬到女家请三次，催请新娘上妆登轿。催妆时，男家要为女家送去礼物，所送礼物即新娘乘轿出嫁所用的冠、帔、花、粉，当然，女方亦要还礼。在黄河中下游、淮河流域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其催妆的形式更为特别。婚娶日的前一天，男家携礼品去女家“催妆”，其礼品中有一只公鹅，女家收下后，要为这只公鹅配一只母鹅，待婚礼正日，随新娘的花轿带至新郎家。这对鹅要一直喂养至老死，不得宰杀，以象征夫妻双双白头到老。
是传统婚礼中陪伴新娘的女子，亦称“喜娘”、“喜婆”、“陪妈”、“喜嫔”、“女嫔相”。女子出嫁时，娘家必须择请两位熟悉婚嫁礼仪、善于辞令的妇女护送陪伴新娘，名曰伴娘。伴娘在婚礼的进程当中既要负责为新娘指点各种礼仪，亦要在亲友闹房时从中斡旋，使新娘免遭或少受谐谑之苦。由于伴娘在婚礼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所以伴娘的选择往往重其容貌和辞令。徐珂《清稗类钞·婚姻类》说：“伴娘果美丽者，闹房之人，视线所集，不于新娘而于伴娘矣。”实际上，伴娘充任的是新娘的保护者和礼仪的教导者，是女方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这是婚俗制中形成的又一特殊的女方文化。教媳妇也叫“调媳妇”、“淘媳妇”，还有叫“闹洞房”、“拜故事”的。
清末已逐渐形成了婚礼隐语行话。例如，婚礼中照顾新娘的被称为“喜娘”，照顾新郎的被称为“掌礼”。喜娘在照顾新娘，招呼亲朋时往往使用隐语行话，如谓“花轿”为“花方正”，“开脸”为“请毛”，扶新娘为“挡”，合卺礼为“圈堂”，为新娘梳头为“盘顶”，为新娘料理寝事为“安床”，新娘的绣衣叫“光身”，教新娘分别亲友为“开金口”，喜事钱为“好看钱”。男掌礼称新娘为“新无人”，叫喜娘为“挡直头”，拜天地为“弯对腰”。喜娘被人称为“挑路”。媒人被人称做“酸头”。
清宫婚姻制度是满族传统婚俗与汉族宫廷婚礼相结合的产物。它从满族建国开始，至入关后逐步完善。
满族婚姻特重民族高下，一般男女婚嫁多以本族人为对象。由于满洲与蒙古接壤，满蒙两族久有接触，互相婚嫁者亦为数不少。清皇室从政治需要出发，为在夺取全国政权和实现北部边疆的安定巩固中得到蒙古贵族的支持，更加重视与蒙古贵族的婚姻联盟，所娶女子中，蒙古族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仅据不完全统计，清初努尔哈赤、皇太极、福临、玄烨四帝娶的蒙古族后妃就有14人。
而乾隆十年（1751年）以前的清宫制度，皇室近支宗室的未婚女性（公主、郡主、王公格格等）须全部指配给蒙古贵族子弟为妻。乾隆十六年（1757年）以后，虽然将在京八旗勋旧世家子孙也列为宗室格格（满语，小姐之意）指选额驸的人选范围，但皇帝指婚时仍要优先考虑蒙古贵族子弟。即使在年龄条件不甚般配的情况下也是如此。
皇帝结婚称“大婚”。清制，皇帝大婚的前后礼仪程序主要有议婚、纳采、大征、册迎、合卺、庆贺及赐宴等。
清代皇帝娶谁为后，大都是由其母皇太后指定，或由皇太后与辅政大臣商议而定，故称“议婚”。皇后人选确定后，由皇太后下慈谕，命皇帝娶某女为后。议婚后由内阁（后改为翰林院）撰写册文、宝文，礼部监制金册、金宝，内务府准备彩礼诸事。再由钦天监选定纳采以下诸礼的吉日，按吉期行纳采以下诸礼。
纳采礼即聘礼，是皇帝选定皇后之后首次向其家颁赐定婚礼品的礼仪。清制规定，皇帝大婚纳采礼品为：鞍辔具全的文马10匹、甲胄10副、缎100匹、布200匹。行纳采礼的当天早晨，内务府官员将装载礼品的文马、龙亭牵抬至太和殿前，于丹陛上下左右陈列；由皇帝指定的负责纳采的正副使在丹墀左等候。吉时到，由宣制官向正副使宣读皇帝制书，曰：“皇帝钦奉皇太后懿旨，纳某氏某女为后，命卿等持节行纳采礼”。读毕，正使受节，然后率副使前行，内务府官员率禁中校尉抬龙亭、牵文马跟随于后。至皇后府邸，皇后之父跪迎，正使向后父宣读制书并授礼，后父跪受。礼毕，正副使回宫复命，内务府官员等皆退，后父跪送于大门外。
同日，皇家在皇后府邸设纳采宴，宴请皇后家人。特命公主和大臣命妇宴后母于内堂；命大臣、侍卫、八旗公侯以下、满汉二品以上官员宴后父于外厅。
大征即“六礼”中的“纳征”，是皇帝与皇后正式定婚后，由皇帝颁赐给皇后父母礼品的仪式。这次的礼品比纳采的数量要多，规格也更高。有：黄金200两、白银1万两、金茶器1具、银茶器2具、银盆2个、缎1000匹、具鞍辔文马20匹，冬夏朝服、朝衣两套，貂裘两件。又有甲胄、弓箭等。皇后的兄弟、姐妹也均赐衣服、财物等礼品。大征礼的仪式和宴会与纳采礼同。
卺即瓢。汉族古代婚礼中，将一瓠对剖为两瓢，各盛以酒，令新人各饮其一，叫做“合卺”，寓夫妻一体、相互敬爱之意。清宫合卺礼于大婚当天在坤宁宫举行。届时坤宁宫东暖阁被装饰为临时洞房，内设龙凤囍炕，炕上悬挂五彩百子帐，铺大红缎绣龙凤囍字炕褥和朱红彩百子被，象征帝后多子多福。
行合卺宴时，皇后在福晋四人服侍下净面、穿戴礼服，乘礼轿先入坤宁宫等候，皇帝著吉服后至。帝后对面坐炕上，皇帝居左，皇后居右，四名福晋夫人在旁恭侍。宴用黄地龙凤囍字膳桌；食品有“子孙饽饽”和以“龙”、“凤”、“呈”、“祥”、“乾”、“坤”、“和”、“泰”、“囍”等字为名的菜点；碗盘餐具多为金、红色并饰百子、囍字纹样。帝后进合卺宴时，还有结发侍卫夫妇于室外念“交祝歌”。这些都是为祝福帝后大婚吉祥、子孙满堂、夫妻美满而设。是夜，帝后同寝于坤宁宫洞房中，正式结为夫妻。
大婚第二天一早，皇后要向太后行朝见礼，即民间的拜见公婆礼。因皇帝即位和大婚多是在前代皇帝死后，故皇后朝见的通常只有婆（皇太后）而无公（太上皇）。这天早晨，皇后着礼服出坤宁宫，乘舆至慈宁宫，先向太后行三跪九叩礼，然后亲自服侍太后盥洗和用早膳。礼毕，皇后乘舆回坤宁宫。第三天行庆贺礼。皇帝率群臣至慈宁宫向太后行礼。礼毕，皇帝御太和殿，王公百官上表庆贺皇帝大婚。皇帝颁诏，将大婚盛典晓喻天下。女眷如公主、福晋、命妇等则至坤宁宫向皇后行礼，以示祝贺。这天，皇帝在太和殿举行盛大筵宴，宴赏皇后之父及其男性族人，王公百官均与宴；皇太后在慈宁宫赐皇后之母及其女性亲属宴，公主、福晋、夫人和大臣命妇等与宴。至此大婚礼成。以后，皇后由坤宁宫东暖阁迁至东、西六宫中的某宫居住，是为“本宫”。皇帝大婚也是民间的喜庆日子。册迎皇后前后，京城及外省官民均须穿红戴绿、张灯结彩，以示举国同庆。
公主是皇帝的女儿。公主出嫁又称“出降”、“下嫁”或“厘降”；额驸娶公主则称“尚”某公主。因为公主是“金枝玉叶”，地位比其夫（额驸）要高。公主婚礼主要由指婚、纳彩、出降、合卺、归宁等礼仪组成。指婚之日，宗人府管理大臣将所选额驸带至乾清门东阶下，宣旨：“今以某公主择配某人。”额驸跪拜接旨。指婚后，额驸家择吉日向皇家行纳采礼（又称“一九礼”）。届时额驸送彩礼至午门外恭进。
据《大清会典事例》载，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以前，彩礼为“驮一、马八”；后改为“羊九只”。纳采次日，皇帝于中和殿、保和殿悬彩设宴，款待额驸及其男性族人。额驸等先至慈宁宫外向太后行礼，再至保和殿向皇帝行礼，然后入宴。
席间演奏吉祥乐曲。宴毕，额驸等还要到皇后宫外向皇后行礼。同日，太后在慈宁宫宴请额驸族中女眷，皇后率皇贵妃、妃嫔等与宴。出降前一日，内务府官员率銮仪校抬送公主嫁妆至额驸家，额驸要率族人于乾清门外行三跪九叩礼迎接。嫁妆送到后，由内务府管领命妇负责陈设。随同嫁妆送至额驸家的还有一名“试婚格格”（格格，满语小姐之意）。试婚格格由皇太后或皇后于宫女中选择精明貌美者充当，任务是在公主出降前先行与额驸同床试婚，以查验额驸有无隐疾和性生活情况等；试婚后即遣人将查验结果回报宫中。如无异常，公主出降便按期举行；反之，则另议。试婚格格在公主出降后一般留作额驸的侧室，少数也有做公主女侍的。试婚之仪是清宫特有的习俗。此举仅限于皇家公主下嫁，其他王公贵族禁行。公主出降这天，额驸家将准备好的“九九礼”抬至午门恭纳。礼品为鞍马18匹、甲胄18副、马21匹、驮6匹、宴桌90席、羊81只、乳酒和黄酒45瓶。受礼后，皇帝、皇太后分别于太和殿和慈宁宫宴请额驸家男女族人。
但从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起，出降日的九九礼及筵宴均被废止。准备出降的公主身穿吉服；吉时到，先至皇太后、皇帝、皇后前依次行告别礼；如系妃嫔所出，再向生身妃嫔行礼。然后，公主在命妇引导下升舆出宫，赴额驸府邸。公主乘舆由内务府校尉抬行。其前有仪仗开道；其后，送亲福晋、夫人、命妇等乘舆随行；最后是护送的骑马军校。送亲队伍浩浩荡荡。至额驸府邸后，额驸父礼男宾于外厅，额驸母礼女宾于中堂，公主与额驸于洞房行合卺礼。礼毕众退。归宁是婚礼的最后一项仪式。婚后第9日，公主偕额驸入宫拜见太后、皇帝、皇后等，依次行谢恩礼。其日宫中少不得还要大张筵宴，热闹一番。
民间对死亡的重视不亚于对诞生、成年、婚姻的重视程度。它的重要性不仅表现在它是人生历程的终结，而且更表现在它是人的信仰意念中新生的开始。死亡不过是肉体的终结，人的灵魂是永生的，灵魂离开了旧有的肉体，寻求新的生命载体。这一载体或许是物，或许是新生婴儿，或许是鬼，或许是天上的精灵，所以，为了使灵魂重获新生，人们对丧葬投注了更隆重的礼仪，更神圣的祈祷，更奇异的爱。清代，流行的主要丧葬方式为土葬，因此土葬礼仪习俗更具代表性。
清代民间丧葬习俗已十分繁缛，并形成了相应的礼节。整个程序包括：候夜、送终、落地、报丧、戴孝、落材、封材、立孝堂、做道场、做七、出殡、安葬、点主等等。各地区又因地而有些差异，但大体内容基本一致。在这里，我们选择较有代表性的浙江杭州地区流行的丧葬习俗做一详细描述：参见《浙江风俗简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9～91页。
当长辈病情加重时，他的子女都要守在床边，以尽子女最后孝心。这谓之“候夜”。假使某家长辈病重，而无子女守候于身边的，其子女就会被邻里视为不孝子女。
当病人即将咽气时，其家中无论大小，都必须聚集在病人的床前，眼看着病人咽气。当病人一断气，全家大小立刻要嚎啕大哭，同时还要烧一些纸绽、锡箔之类的东西，称做“烧落地纸”。富人家还要烧包袱、雨伞等等，还要请和尚念“开路经”、“往生咒”，边念边给死者换衣服。死者所换衣，要改成明代服饰。除外，家人还要拿三枚铜钱，分别放在死者的两手心和口中，俗称“含口钱”。
到了晚上，尸体便要从门板移至棺材内，名曰“落材”，全家人和亲友都要手持燃香相送。
第二天封材。若子女在外地工作，要在封材前赶到。封材时要给死者整容，让亲人见最后一面，全家人和亲友要围着棺材，边转边看。之后，要将亲友送的殉葬物一件件放进棺材，边放边讲是某人所送某物，以告死者。到此，即钉棺材盖，俗称“盖棺死钉”，再在外面糊上棉纸。
将封材后的棺材横着摆放，外挂一白布帘，谓之“孝堂”或“灵堂”。一般人家，放三五天即出殡，有钱人家则要放七七四十九天。每天吃饭时，都要盛饭菜供于棺材前。若有亲友前来祭奠，家人要陪哭，直至出殡。
立孝堂后，死者家属要请道士超度亡灵。道场上挂满“十殿阎罗”、“三尊大佛”图像。孝子脚穿草鞋，身穿麻布衣，跟着道士跪拜，并不断焚烧锡箔、纸钱。
人死后，7天为“一七”，到49天为“七七”，各地均有做七的仪式，有做“三七”的，有做“五七”的，有“七七”的。清阎若璩《潜丘劄记》中载道：“今人以初丧四十九日，居于柩侧，谓之七七。”民间认为：此俗可超度亡魂，使之免入地狱。有钱人家请道士来念经做七，烧香烛，化纸钱。没钱人家则到坟上烧纸、拜祭、名叫“烧七”。
幡幛引路，鸣锣喝道，孝子披麻戴孝，手持灵丧棒扶棺，家属亲友后继。人数可多可少，声势亦可大可小，这要由死者的社会地位、经济条件决定。沿途还有亲友“路祭”，水路有“船祭”。凡送至墓地者，均可分得馒头。
这是最隆重的仪式。在死者牌位前，摆香案，吹奏哀乐，地方有名之士用朱笔在死者牌位上的“王”字点一点，点主后，牌位被人用红布包头送进祠堂，并给点主人酬以重礼。
死者葬后三天，其孝子要率全家大小到坟上添土、奠纸、举哀，俗称“圆坟”。之后，要围绕新坟哭绕三匝后归家。
当我们稍微留意一下中国的丧葬习俗的方方面面，会发现“纸”在整个丧葬习俗中起着不可忽略的作用。人死后，要烧落地纸；死者的脸上要盖一纸；前往吊唁的要为死者准备一份纸火；做七时要烧纸钱；出殡时，有专职撒纸钱者，最多可撒纸钱百余斤；圆坟时，家人仍要奠纸。在晋中地区，清末流行的丧葬纸扎，不仅可以表示亡者的年龄，而且也可作为丧亲之家的标志。亡者谢世后第2日为烧纸日，此时，要把岁纸挂到大门外一侧，摆设香案、阳寿牌位、祭祀等物品，以此说明亡者的姓名、享年、生前身份等，同时也昭示了主丧人家的门户地址。假使年岁不足享寿（60岁）的，其死后不得用岁纸。岁纸的条数越多，说明亡者的年龄越大。按当地方言，“岁纸”读作“xùzǐ”，即“岁纸”谐音词“续子”，以象征招魂，繁衍子孙。由此，在当地还形成了一种抱岁纸的习俗，人们将抢到的岁纸用红纸扎成三角小包，或“手圈”、“戒指”，别在腰间，或佩戴于身；甚至还为满月婴儿做“满毛圈圈”（将岁纸卷成条状缝在孩子佩戴的“长命锁”的颈圈上），以期婴儿能够长命百岁。
在晋中祁县一带，丧葬岁纸又另有特色，要用整张粗麻白纸剪条，每一条为一岁，死者寿终为多少岁就剪多少条，然后再多剪两条以祭天地万灵。这些岁纸要扎成幡状，出殡日，与其它纸扎一同拿到坟地焚烧。在广东，办丧事要用纸、竹等扎成各种物具，像纸屋、纸轿、纸人、纸牛、纸马等等，统称“冥器”。在这些冥器当中，纸屋占据了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位置。纸屋制做得十分讲究，包括墙院窗户、楼台厅堂、书斋、花圃，桌椅几案等，有的甚至还包括金银仓库和箱笼橱柜等，其中贮藏着金银纸绽和经牒。在清代风俗画中就有此类绘画。
按清宫丧制，凡遇帝后之丧，不仅宗室男性不得剃发，即使文武百官和普通军民也必须留发百日，故当时有“百日不剃发”之说。违制者要受到极严厉的处罚。如蒋氏《东华录》载，乾隆时都司姜兴汉、知府金文、总督塞楞额等满汉文武官员，均因于孝贤皇后丧期内剃发而下狱，论罪当斩，后遇特赦才幸免于死。与男子留发相应，满族妇女在丧期中有放发示哀的习俗。放发即把头髻打开，使头发披散。按《满洲慎终集》所载，放发的惯例是：“子妇为公姑、妻为夫当时（即刚死）放发，殓后收起；每供饭即放发，至葬处收起；百日内至墓前即放发。仆妇同嫂为叔为弟当时放发，殓后收起即不再放。嫁女、室女皆放发，殓后收起。”放发也被清宫丧礼所继承。剪发、留发和放发都是满族丧葬中特有的习俗。究其原因，恐与满族特重孝道和受汉族儒家“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观念影响有关。
满清建国之初，宫廷丧仪比较简陋。康熙时，在学习汉族儒家传统丧礼、特别是明宫丧礼的基础上，清宫丧制初步形成，后又经雍正、乾隆两朝的补充始臻于完备。清史文献称丧礼为“丧仪”；皇帝的丧礼规格最高，称“大丧仪”。大丧仪的主要礼仪和程序为：小敛、成服、大敛、朝奠、殷奠、启奠、奉移、初祭、绎祭、大祭、除服、周月祭、上尊谥庙号、致祭、百日祭、祖奠、启行、谒陵、安奉等。具体过程十分繁杂，不容尽述。其中虽掺有满族旧俗，但基本框架与明宫丧葬礼仪相同。
清制，皇帝大丧，宫中及在京诸王均须守制（即居丧守孝制度）27个月。在此期间，对守制者有种种限制与禁忌。如不得悬挂门符，不得张灯结彩，不得婚嫁，不得同房生育，不得作乐，不得欢宴及男不衣红、女不簪花等等。总之要停止一切喜庆活动。皇帝大丧又是国丧，在京文武百官及军民，27日内须摘冠缨、穿素服，每日至大行（死）皇帝牌位前朝夕哭临两次。官员百日内不得作乐、嫁娶；军民百日内不得作乐，49日内不得屠宰，1月内不得嫁娶，27日内不得祈祷、祭神。外省各地官员，要自接到丧讯文诰之日起举哀、成服，停止办公3日，每日朝夕哭临。第4日照常办公；至27日后除服。又特忌红色。除服前27日内，除禁穿红衣外，又禁挂红旗；就连平常各衙门之间行文用的朱笔、朱印，也改用蓝笔、蓝印。即使是上报朝廷的奏章，也要在15日后方可改用朱印。凡此种种禁忌，违者严惩不贷。
帝王的坟墓称“陵寝”。满族政权建立之前，无所谓陵寝；建国后，受汉族历代王朝的葬制影响，始有陵寝之设，并逐渐形成了一套陵寝制度。
按汉族帝王的惯例，每位皇帝从即位之日起，便派精通堪舆（风水）之人为自己选择建造陵墓的地，即所谓“万年吉地”。据传统的风水迷信说法，山脉是龙的象征，又称“龙（蟹）脉”。
根据不同的形状，山可分为祖山、宗山、主山等。而每一座山的各个部位，又象征着龙脑、龙尾、分龙、起龙、来龙等等。根据不同的土质与形势，地也有福地、吉地、凶地、绝地之分。人死之后，如选择乾坤聚秀、阴阳和会、低俗作品请删除砂水、山川壮美的福区吉地安葬，就能遗福子孙；反之，则降灾于后代。对于帝王来说，葬所选址的好坏更关系到国运的兴衰存亡，因此备受重视。清初，由于战争的关系，陵寝建设不可能十分讲究。太祖努尔哈赤的福陵（位于沈阳城东20里浑河北岸之石嘴山，俗称“东陵”）和太宗皇太极的昭陵（位于沈阳城北10里，俗称“北陵”），规模和豪华虽不及后来诸帝的陵墓，但二陵的陵址已是由堪舆者“卜地”而定的，均为依山傍水的“风水宝地”。满清入关后，陵寝的堪舆制度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如顺治帝的孝陵就是由钦天监官员林如预、杨宏量等人负责堪舆的；雍正帝泰陵的卜地由怡亲王允祥和总督高倬等主持。
满清建国之初，帝后的陵墓尚无定制。建于关外的“清初三陵”，即皇室爱新觉罗氏祖先的永陵（位于辽宁新宾县永陵镇西北）和前述福陵、昭陵，初建时都比较简陋，并带有明显的满族及东北地方建筑的色彩。它们现在的规模和形式，是康熙与后来历代皇帝不断扩建增修的结果。
入关后，满族统治者将陵墓建于京畿附近，在继承明宫丧葬仪礼的同时，也继承了其陵墓营造法式，从而形成了清宫陵制。清宫在北京的东北和西南方向修建了两大陵区，即“清东陵”和“清西陵”，先后埋葬了入关后的9位皇帝、24位皇后及妃嫔、王爷、皇子、公主等300余人。清东陵位于河北省遵化县马兰峪昌瑞山，距北京约250里。清代入关后的第一位皇帝顺治的孝陵就建于此。据说顺治帝在一次狩猎中偶过昌瑞山，见此地风景优美，“王气葱郁”，流连忘返，于是亲定此地为自己死后的“万年吉地”。尔后顺治帝再次率臣至昌瑞山进行堪舆，并在考察了明帝诸陵的基础上拟定了孝陵的规制。其主要建筑由南而北，依次有：石牌坊、大红门、风水墙、具服殿、神功圣德碑楼、石象生（即石人、石兽）、龙凤门、神路石桥、神道碑楼、神厨库、东西朝房、东西值房、宫门（名“隆恩门”）、飨殿（名“隆恩殿”）、东西配殿、三座门、二柱门、石五供、方城、城楼（名“明楼”）、宝城、宝顶（即墓顶）及地宫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