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磨路上摆水果摊的王天成一出场，跟我一块看片的朋友就说，这人一看就是“角儿”！王身上的确有戏，在武汉十三年，他仍然说着河南方言，一开始他和城管交流彬彬有礼，他调侃自己的病情，说自己得了梗塞，这辈子算完啦，这让城管都觉得老王今天心情不错。其实王有潜台词——你别惹我激动，不然会有生命危险。
接着下一个镜头，老王满脸杀气，他撕碎了城管队员开的通告单，然后拦住他说，你走不成了！围观群众说，别激动，人家有人家的职责。老王说，啥职责？我要吃饭！
这太突然了，这时候非常紧张，激烈的冲突开始了，影片音轨上铺进了密集的鼓点，然后出了片名《城市梦》。
我觉得《城市梦》音乐不错。据说陈为军认为之前的纪录片《生门》音乐用的不好，说用的太多了，但这部《城市梦》用鼓点表达冲突，不是加强而是诠释了一种对立和冲突的紧张感，这很不错。因为这个对立冲突是客观存在的，它有它的渊源，解释这个渊源并观察它的发展是这部片子的重要任务。
王天成夫妇和他的儿子小王一家从河南农村到武汉谋生，他们在洪山区鲁磨路得到了一个小商亭，以此为据点摆起了水果摊，这条路要改建为珠宝街，要把他家的地摊取缔，但老王一家激烈对抗，而他最终成为鲁磨路上有名的“钉子户”。
但什么是钉子户？王天成算不算钉子户？看了这部影片，我们会如何评价他？同情还是将他视为“刁民”，这是本片制作伦理的关键。一部纪录片被播放后，焦点还是会落实到创作者身上，尤其是导演陈为军的身上，人们会审视、批判他的社会理解，以及他的社会叙事的政治性。
而之后观众和影评人也会被拷问。因为如何理解这部影片，也是对于其社会理解力和人性特征的呈现。大家看同一部影片，所得到的关于王天成一家的印象和评价并不一样，这是由观众接近影片前的先验性存在决定的。
笔者在网上看到一位影评人的评价，他说王天成让他感到同情和佩服。他对这个人物的评价本身其实就是对这部影片的评价。因为观看者对人物的感情投射，一个重要的部分是来自于是影片的叙事，来自于导演和其他创作者合力形成的传意倾向性。
面对这批作品，其实完全可以有两种态度，一种是上面这种，一种则可以对创作者个体施以更多善意——他们在各种限定下仍将这种个体苦难呈现出来，这当然是他们的伟大努力。有了一些影像和现象，就有了一个媒介，有了讨论事情的物质基础，这自然是善的。
我觉得陈为军和他的这几部作品在中国纪录片史上十分重要，当然也是意义非凡的。陈为军是属于那种对于社会有整体认知能力，并能够选取最能体现社会本质的题材进行拍摄的导演。社会十分庞大，往往令创作者有狗咬刺猬无从下嘴的感觉，陈导知道如何下嘴，这也是一个优秀纪录片导演的必要素质。
《生门》拍的是医院妇产科的故事。护士抱着刚出生的孩子，对家长说，快去交两万。有农村孕妇怀了多胞胎，她本人又有综合症，躺在病床上生命危险，但丈夫拿不出钱来，拿不出钱治疗就无法继续。这部纪录片里虽然配了音乐，但我觉得那不是不合时宜的抒情和升华，而仅仅起到了给观众解压的作用。
《城市梦》里的城管说，“他（王天成）是生活上的底层，我们是工作中的底层”，《城市梦》和《生门》所选择拍摄的职业——医生和城管有相似之处，这些人的某些做法乍看起来不近人情，但再看下去，你会发现其中堂奥。这两种职业都成为体系的化身，他们其实将各种矛盾浓缩起来了，成为了一个终端的显示器，如同电脑显示器，数字在主机，但显像在另外一个部位。体系不可见，是相对抽象的，但这些职业可见、可触、可碰（片子中王天成与城管多次有肢体接触），而且具有可拍摄性。我看到网上有人在争论本片是不是美化了城管，我觉得摄像机的在场当然会改变一些东西，但究竟是如何改变的，我相信随着交流的深入会逐渐明朗。但对于这些职业，不妨有更深入的认识。
本片值得被认同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将王天成一家的命运做了相对完整的展现。我们在电视新闻上，若看到王天成的片段，必然会对他有一个不好的印象，因为在他和城管冲突的现场，有一些旁观者都对王天成的表现十分不满。但纪录片深入调研，解释了王天成一家的命运。父子皆残疾，妻子患癌，老家已颓败，他的儿子在广东打工时手被机器切掉，仅赔偿了两万块。如此等等。
大家往往认为陈为军的作品有事实而少余韵，我觉得这算是他的一个特色，他在用这种相对独立的纪录片作品来完成他的记者的使命。他的纪录片如同深度报道，虽然本片因为片中人物的豪气与行动力，而具有了一种电影感。
王天成真的是“角儿”，这种公共空间的公共事务的拍摄往往失之于人物零碎，有始无终，但本片聚焦在他身上，他一个人带领一家完成了多幕剧。而这种聚焦和恒心，也体现了创作者的素质，他们的田野功夫，他们深入了解个体命运的人道主义。我们借此看到王天成一家命运的形成，也看到他“城市梦”背后的心酸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