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包括亚洲的经济基本上是政府主导型，和市场主导型是有差距的，企业家总绕不开官商关系或者政商关系这个话题，我说八个字亲近政府远离政治，你不理政府那些中国证明纯粹是忽悠，美国也不可能不理政府，因为审批，但是你把握好一个关键，不去做使自己能伤筋动骨的事情，我觉得问题不大，其实要做到这一点非常重要的就是说创新创新再创新。
【编者按】
大连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9月8日在美国哈佛大学做讲演，在谈到政商关系时他表示，政商关系在中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这个问题比在哈佛读博士后还要困难，在中国尤其是民营企业能成功做大太不容易了，比美国企业家要艰辛好多倍。处理官商关系或者政商关系要做到八个字，亲近政府，远离政治。
此外，王健林表示企业家精神最重要的两条标准是：一，创新或者叫做敢闯、敢试。二，坚持精神，凡是成功的企业家或者卓越的企业家都接近生命力。
以下为王健林演讲文字实录：
第二个方面，我觉得就是我们的信息化，公司的管理水平，我们在很多年以前，就自己成立自己的信息研发管理中心，海内外招聘了很多优秀人才，当然也跟跨国的很多大公司合作。所有的都实现了我们自己的信息化的管理和我们自己创新的很多的管理的手段，可能给大家讲在民营企业当中，在管理软件这方面，我们万达拿到国家的专利和知识产权是最多的去年一年就有接近20个，现在已经有好几十个自己的拥有自己知识产权的东西，我们也比较重视知识产权，包括我们现在创新所有的像秀的设计，电影科技的这些东西的设计等等等等，我们全部都是用的自己的知识产权。不管我是用外力的智力，我都一定要买断产权。
所以很多人总觉得万达为什么那么块，一个项目18个月就开业了，是不是很粗糙等等，当然我放成80个月把它干成，肯定会很细，可是你的利润就没有了，你不动产的最大特征就是财务费用，早一年开业，多收租金，减少财务费用，你的盈利模式就出来了。
还有一个比较方面，就是执行力，万达的执行力是非常强的，赏罚分明，而且在公司里面没有任何公司争执，我个人在公司里没有任何倾斜，不管是我夫人这边还是我弟弟，亲戚兄弟方面，不管谁怎么样，我宁可给他钱，给钱你自己搞，不要在我公司搞，在我公司里一搞，我看过很多中国的民营企业，就是老公帮老婆，帮弟弟，帮小舅子，麻烦了，对不对。
所以，这些方面的综合，所以万达能有一个比较快的发展速度。我相信，不是说我们作为唯一代表，像我们这一类的企业，民营企业还有很多，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会诞生相当一大批优秀的民营企业会走向世界，我也做过分析，十年以前世界五百大公司，美国有197家接近200家，中国就有7家，2010年十年以后，美国有145家，中国有74家，那么按照这个速度落推算，十年以后，应该是中国美国各100家左右，那么20年，可能中国就应该有150家到200家，美国也许就有50家到70家，不管美国你承不承认这个现实，这就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趋势。
所以，我觉得中国的企业走出去，包括到美国来，都不是洪水猛兽，都是某种程度上，特别是民营企业过来，只要不是买资源，只要不买你的国防企业，我看对美国经济都是一种帮助，就像我在华盛顿要投的这个项目，讲如果，因为毕竟没有签字，没有开工，假如能投，会创造8000个以上的就业岗位，这样事情，美国有的越多不是越好嘛，是吧。现在美国也正在大选，可能跟中国的声音也不少，但是我相信，中美两国的经济互补和联系性是分不开的，像我这样的企业如果在美国呆的越多，可能到有一天咱们都是哥们儿，啥事都没有。
我想演讲就这些吧，下面留下一个小时给大家提问，好，谢谢。
主持人：谢谢王总，就你说一句话我不相信，刚才你说了有一个十年的计划当一个全球一流的公司，我估计不要到五年就可以了，不一定太快了，听你的演讲我觉得不太快。所以第一先告诉我们你是谁，第二不是一个演讲，是提一个问题，一个好的一个问题有一个问号在后边，然后王总给我们保留一个小时，大家可以来讨论提问题。
提问：谢谢王总精彩的演讲，我叫林依立来自哈佛商学院的MBA学生，我的问题是这个应该是万达集团第一次，可能是第一次，或者是最大的一次海外并购，那么您刚才讲了一下它背后的一些基本的理由，我的问题是在这个过程中，有没有碰到哪些事情是没有预料到的困难，中美之间的跨境交易，另外一个你觉得26亿的美金是买贵了还是买便宜了谢谢。
为什么呢？管理层的有人告诉我，这几年当中，差不多10年当中他们接待了无数个购买者，过几天见一个人，过几天见一个人，他们见的太多了又见了一个，说是不是又来一个忽悠的，所以这个你首先要相信我们不是来忽悠的，而且是对公司长期有好处的，所以要取得他们的信任，然后跟他们达成一个协议，跟他们基本差不多了，OK了，我们才反过来跟股东谈，这就快多了，所以这也是有曲折的。
第二个，你说26亿美金买贵了还是买便宜了，这个就像买名家字画一样，自己舒服就行了。究竟贵不贵呢，我跟你说，26亿美金，这个公司的帐面还有几亿美金的现金，第二这个公司手里还有一个上市公司的股票，也价值两亿多美金，把这些去掉，大概就20亿，实际上就是这个公司大概有十几亿美金，承担它的负担。
如果把这些去掉，20亿美金除人民币，差不多每块平均也就300万左右，我们计算过，在美国你就是纯粹自己新建去投资这个层面下不来，我可以告诉你在中国投资每块平均的成本超过400万人民币，所以从规模的角度来讲我们认为不吃亏，当然这个企业连续三年亏损，如果永远亏损的话，你可能光有规模也没有什么帐算。那我们怎么办呢？就给一个制度调整，所以我跟你讲，我们就派一个人，这个是只做联络代表，可能很多人觉得奇怪，公司内部很多人说董事长能行吗，说你不要认为你比美国人聪明，他们比你更聪明，我说就是让他们意识到真正的老板，老板真正的主人永远不在卖，大家有稳定的工作岗位，给一个机制就什么都行，所以我们跟他最后差不多管理层就签了中长期的合约，还略微有一点工资上涨，然后给了机制，只要创造了利润，10%归你们，而且我赚了钱，原则上在美国继续扩大投资，同时购买以后，我又给他们五亿美金来进行院线的改造。
第一比五千万，很快还会有，这个看的什么呢？看的长期，可能这两三年不一定好，但是完成改造创新后，利润会提升上来的，那这个利润放在美国资本市场上看，可能也赚不了太多钱，拿到中国资本市场去，我就赚很多钱了，你看这个小小制度一变革，我可以告诉你，这个公司发生了翻天覆地，不能说翻天覆地吧，很明显的进步。这个团队告诉我，今年就有比较好的盈利了，所以我就认为，我还是买便宜了。
提问：感谢王总精彩的演讲，我叫熊文涛(音)我在经济系念博士，您刚才说万达正在考虑可能建设自己的那些拍电影方面的公司，然后我正好有朋友在美国的一些电影制作公司工作，他说其实现在中美两边的电影上的技术水平其实差的很远，就是像美国做很多3D动画，甚至国内还没有做出那样的水平，我想万达有没有长期的打算，在这个方向就是，虽然您刚刚说技术并不是很重要，但是我觉得技术也是企业进步的一个部分，有没有在这个方面再做更多的努力？谢谢。
王健林：正如你所说我也是这么认为，中美两国在经济方面的差距越来越小，中国经济总量赶上美国我认为是十年之内的事情，我今天说的话大家可以来验证，最晚2022年，应该是2020年经济总量，而且就是GDP，如果算成购买的评价可能更快一些。中国和美国之间的文化差距更加巨大，即使中国GDP赶上美国，人均赶上美国，可能文化上还仍然有比较大的差距，多种原因，语言障碍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说英语从欧洲到印度，到很多地方都行，说中国话就费劲，想使中国话成为世界通用语言，还得干一二百年，你像他会说中文，90%的美国人都会说中文，那这事儿就不用考虑。
所以，文化上的差距，语言这是基础层面的，其中更大的问题在于创意，这个要从教育层面来找原因，从文化上找原因，其实我这些年抓文化和旅游，我自己有感觉，中国企业最缺乏的就是创意，创意产业差距非常大，我们教育就是考试、规范、标准，标准答案，这个麻烦的很，所以我觉得中美文化差距很大，至于技术层面，你说3D、4D，这个东西我觉得不要看的太悬乎，美国能上月球中国人一样可以上去，这个干起来快的很，就是软的方面的东西，这个软的方面的东西就是创意的东西，差距太大了，而文化最重要的就是创意，我觉得这个差距其实更可怕。
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我在武汉做了一个电影的科技公园以后，有六个电影，运用了科技的产品，我想做个介绍，做3D的介绍，如果按照我们中国人的思想，那就是一出来武汉什么什么电影，一个公园，建在什么地方，有哪几个，然后美国软件公司给我做的3D动漫，拿过来一看，我就感觉到差距，我也请国内的两个软件公司，一下差距立显，制作水平不要说，首先它一上来，一家三口在一个房间里，母亲在做饭，当然表现的是中国人，父亲领着女儿在翻一本书，打开一看，看到里面的4D、5D的这种东西，还有飞行的，或者说3D动感平台结构的原子之类的，他们就说这个东西很好之类的，这一说，他的母亲也从厨房里出来，你们讨论什么呢，这么热烈，他就告诉说这有一个什么东西，武汉叫一个什么东西，一篇篇翻，三个人看，看完了，最后一合起来，女儿就讲这么好的公园建在哪呢，建在武汉，什么时候开业，然后一看2014年，就很简单的创意，讲故事，很人性化的把这个东西说出来了，这个差距就立显了。
所以我觉得中美文化的差距最主要是在于创意方面的差距，不在技术层面。
王健林：我很感谢提了一个挑战性的问题，如果每个人都问好的话，也可能这就不是哈佛了。其实你说每个地方的万达广场，你感觉到差不多，这个话也对也不对，说也对它都是一个综合体，可能你看的都有电影院，都有很多餐厅，都有很多服饰，都有什么什么，可能里面内部装饰差距不是特别大，这是对的方面。但是说不对呢，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比如说餐厅，我们任何一个地方的餐厅是完全不同的，中国差距最大的不是在服饰方面，而是在饮食文化方面，我们要求每个城市，每个地方招商之前要做餐饮调查报告，当地排名前三十的餐饮要至少20家进去，所以其实你去细看一下，每个地方的餐厅的品牌，很多地方只有这个地方有，别的地方没有，但是可能就这个地方受欢迎，我们联发品牌，就是联合发展的品牌餐厅是很少的。
第二个服饰品牌，服饰品牌其实有蛮大的差距，有的地方卖的厚的，有的地方卖薄的，品牌也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是一个有区别。第二个当然你担心可能现在去，十年以后怎么办。商业一个最基本的规律，就是调整，商业行话我们叫春调秋调，每年有两次调整，就是一般来讲春季有一次，秋季有一次，根据换季，大一点的调整，所以我们的万达广场签约一般是3年，最长是五年，重装修的单位，比方说餐饮、酒楼要投资几千万的重装修的也是很短，就是为了将来调整，不付出更多的成本。
所以，十年后的事情大可不必担心，不断在调整的，即使到了调的时候，把它拆了重建，重置成本比土地便宜多了在中国。
提问：谢谢，健林先生您好，我是来自上海市委党校的王治平，您刚才谈到一个文化差异的问题，我想进一步问一下文化冲突的问题。您现在收购的AMC，以后的AMC可能会放一些电影，而这些电影的话，我猜可能的中国领导人会不喜欢，有一部分中国老百姓也不喜欢，这个时候您建立精神，包括万达好比是三明治当中的一个牛肉饼，您是不是已经做好了被两边人都咬一口的准备？谢谢。
王健林：首先我告诉你，第一AMC在美国放电影，中国人不看的，他知道跟我没关系，他在美国放，在中国放电影是万达院线，所以万达院线不放让领导人不高兴的电影就够了，我没必要关心AMC放什么电影的，所以我不担心。
提问：王总您好，谢谢你的精彩演讲，我叫潘海宁，来自于哈佛商学院，现在在读MBA。有一个问题我想问你，我们现在哈佛商学院很多的案例是关于跨国公司到海外并购，然后发现很多文化上的差异就是企业文化上的差异，有个问题是以后你是想让你们自己的管理层到美国来管理公司，还是说想要一个中国人，但是在美国生活很久的，然后来管理他的公司，管理层的抉择上面该有什么样的选择，谢谢。
王健林：我可以告诉你，如果在美国，第一选择选择美国人，我肯定不会派中国人，大量的派中国人，也不会少量的派中国人到这儿来，来干嘛呢？就算语言过关，那对这的熟悉差多了，所以首先选择是美国人，第二选择在美国生活的本地的中国人，比方说在华盛顿我可能也不会选洛杉矶的中国人到这儿去，因为华人在美国什么地方也都有，所以一定是本土化，我这个做了充分的准备，派了一个人，还不是一个高职位的，只做联络员就行了，你觉得有问题吗？没问题，要相信我们的判断，你看今年AMC的报表，明年看它的报表就知道我的判断是正确的，所以人才本土化是世界趋势，你看500大企业在中国，基本上都是中国人在那联着干，只要是一个派本国人去的企业，在中国没有发展好的，这个道理同样适用美国，所以我肯定选择当地人的。
提问：王总您好，我是MIT的房地产研究中心的学生，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就是关于现在的万达在行业内你们是怎么样定位自己的，因为现在在国内，我们也看到近几年万达在二三线城市确实发展的很不错，特别是一些商业综合体的项目，但是在一线的城市，北京或者是上海的话，最顶级的商业地段还是比较难看到万达的身影，可能还是以港资背景的发展商为主，所以我想问一下关于这点你们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是因为主要的商业地段拿地成本太贵，还是因为你们觉得现在万达的开发能力还不足以挤身到一流的一线的水平，或者说还是因为你们只想做面对大众消费群体的这样一个发展商，你们到底是怎么样的考虑，谢谢。
王健林：我可以说两点，第一万达广场定位首先万达广场定位是时尚流行为主，不以奢华、奢侈品为主。所以我们从盈利的考虑，我们极少选择核心地段去投资，其实对我来讲，地段远一点，或者土地利用非场地，但是因为我们的品牌和今后增长趋势，租金并不低，所以从财务投资角度，我不会在核心地段，核心地段拿完以后算不过来帐，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不是我不想去核心地段拿，现在中国因为比较早发展20年，15年前的时候，外资、港资比较有钱，所以他们那个时候核心地段拿了很多地，现在我就是想拿地也拿不着了，比如说我在南京路去拿地，我猜谁是啊？对不对，我也没这个机会把谁干掉了，所以我们只会在新的地方寻求机会，比方说明年差不多六七月份、七八月份我们会在武汉和长沙各开业一个顶级的奢侈品万达广场，特别是武汉这一个，叫汉街万达广场，无论从建筑设计，内部装饰还是招商品质，可以说颠覆了世界上所有奢华购物中心的概念，毫不客气讲，绝对是世界奢华购物中心NO.1，为什么这个地段我会有这个项目，是政府这一个地段想改造，整个1.8平方公里，110亿全卖给我们，在2008年、2009年，拉动经济，所以我可以在这个地区重新再造，组织这个核心的地段，但是这种机会很少。所以我们奢侈品的购物中心已经开了一个在合肥，接下来明年会有武汉和长沙，可能后年会有太原，但是会不会有更多的机会，我看很难。
因为在商言商嘛，我有几个证明我有这个能力可以做的更好，就足够了，还是赚钱为主。
王健林：说实话，你问的真的挺好，我们并购AMC最担心的问题就是美国的安全评估，因为美国有一个法律，外国人在这儿投资要通过安全评估，但叫自愿提交，但是又有一条，如果没有提交它在无限期年度里发现安全出了问题可以关闭你的企业，就是你营业50年了，他来告诉你这不行，你就全关了，所以这个法律逼的我们必须要提交安全评估，因为文化这些渠道嘛，又是文化，又是渠道，而且规模比较大，所以我当时有担心安全评估能不能过，但是事实上证明我的担心多余了，第一我想可能我不是并购的敏感企业，不是国防工业，不是别的。
第二可能我是真正的民营企业，所以出乎我的预料，一个月之内拿到了美国商务部和安全评估两个部门的批准，比我们中国政府的批准还快了半个多月，就这样。
中国还有接近7亿人生活在农村，按照我们国家的战略规划，每年城市化率提升0.8%到一个百分点，意味着每年要有超过一千万到一千三百万的人要进城，这些人进入了城市里这个城市化进程就意味着产生巨大的需求，中国经济这两年有所放缓其实不完全是而且肯定主因不是外部经济放缓，不是欧洲美国出了问题，而是我们主流调控压缩房地产，如果稍微在房地产上管管，放松一点点，这个城市化的巨大需求可以至少支撑中国经济再干15到20年，什么时候呢，70%、80%中国经济山地比较多，必须到不了像美国80%、90%，可能70%到75%的时候城市化的基本停止了，那个时候可能中国经济真正放缓的时候就到了，你想如果再增加20个百分点的话，意味着两亿六千万人要产生多少住房需求，消耗钢铁消耗水泥，增加就业机会增加文化消费方方面面需求，就是中国还有巨大的需求在那摆着，所以供给就不成问题了，所以我认为未来15到20年是没有问题的。
还有一个中国经济的这不是最根本的但是最重要原因就是工业化过程没有完成，中国现在的工业化只是在工业化的中期，还没有进入工业化后期，比如我们的高速公路，我们的高速铁路，人均拥有的道路面积人均拥有的用钢量等等很多方面，我们还有很多需要改造需要提升的机会，工业化需求也会刺激我们发展，但是我认为城市化城镇化这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大的推手，只要控制好房地产泡沫，不像日本那样鼓爆，掌握平衡，和啤酒一样，没泡沫啤酒肯定不好喝，泡沫大了一倒全流出去了也都不行，所以智慧就在于把握好这个度，中国经济没有问题。
王健林：你其实提了三个问题，因为你是提的挑战性的问题，所以我都愿意回答你，第一，我讲国有企业，不收购是安全，我指的是审批容易过关，当然如果审批过关，你把他的战略性公司买了也是可以，就美国政府能批你我讲的是能不能审批的角度，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关于对风险，我想告诉你中国有句古话叫富贵险中求，如果所有人都认为这件事可以干，这个事情一定不能干，不管是从前瞻性还是判断力，只有少数能判断对的事情，敢于去做才可能成功，才可能有更高的盈利，首先我的回答什么意思呢，不管是失败还是成功，我们都愿意试探一下这是第一个有没有风险的问题，如果他有风险企业如果没有风险那叫什么企业，恰恰是巨大的风险和挑战你才感觉满足，无论是心理上的感官上的都觉得满足，你才有成功感，你才有喜悦感，所以痛苦和喜悦相比只有痛苦更多喜悦才会更强，这是第一个。
在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给他一个机制，你只要盈利多少可以做奖金，产生的营业利润，因为我不仅仅拿每年几千万美金回去，我允许你继续投资发展，再增加基本的份量，所以我相信当然了所有的一切用三年来做证明，也许我会成功也许会失败，但是我这些年一辈子干到现在失败的多了去了，只要是我基本上不伤筋动骨，我不会说头三百亿五百亿干一个项目上去，我觉得因为万达现在这个实力，即使失败也不会有什么大的风险，如果一个失败可以叫我全军覆没的时候可能我们会慎重，这是第二个问题。
政商关系其实在中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这个问题比你哈佛读博士后还要困难，真的，美国一个官员跟我讲中国的官员跟我讲他们特别佩服你们这成名的企业家，在中国尤其是民营企业能成功做大太不容易了，比美国企业家要艰辛好多倍，我说你知道这一点就行了，所以说中国这些民营企业家有很多干过美国来的话，那可能很了不起，因为中国他就是特殊这么一个环境，五千年的封建文化，而且亚洲经济不要说中国包括亚洲的经济基本上是政府主导型，和市场主导型是有差距的，官商关系或者政商关系绕不开这个话题，所以我的演讲说一句算名言吧，我说八个字亲近政府远离政治，你不理政府那些中国证明纯粹是忽悠，美国也不可能不理政府，因为审批，但是你把握好一个关键，不去做使自己能伤筋动骨的事情，我觉得问题不大，其实要做到这一点非常重要的就是说创新创新再创新。
提问：王总您好，我是哈佛商学院的毕业生。
王健林：你好。
王健林：我可以告诉你一点，非常不幸的是中国的创业环境比十年二十年前更加的恶化，什么原因呢，一开始只有国有企业大，现在不幸的是还有很大一批民营企业也逐渐做大了，所以留给中小企业特别小的企业的空间就比较小，要不然你看政府这两年拼命讲要支持小微企业，他拼命说什么就意味着这方面有不足了，创业的成本，创业的宽容的政策空间都比较少，但是要看跟哪比，跟美国比，那大得去了机会，还是在中国创业比美国容易的多。那么，你觉得需要，我可以跟你说一个事情，万达，因为我是从小做起来的，在创业的前10年，特别是前5年受过了很多的白眼和刁难、歧视，所以我是非常同情小企业，民营小企，这几年，我多年的体验都是，你们应该懂这些的体验或者发言都是围绕着民企或者小企业什么的，免税、贷款等等这些体验。
我也决定从明年开始，我自己来做一个知识青年的创业基金，以前办它的思想主要是扶贫和教育，可能以后会增加一条就是支持创业。我第一个创立的叫银基金，支持青年人创业基金，但是我觉得不够，是跟别人五家合资的，我就说我自己再来搞一个，每年支持看多少嘛，青年创业，主要是大学生或者说大学硕士，大学学生的创业。因为我有一个调查资料，2010年的调查资料，2010年中国大学学生创业比例，全国比例不到1%，只有千分之5、6，比10年、20年前掉了几十倍，所以我很担心中国企业家，特别民营企业家断层，其实现在已经有这个现象了，你看在舞台上活跃的企业家还是岁数比较大的，因为老是有20、30的人顶出来，可能中国希望更大的一些，所以我愿意支持青年创业。
提问：王总，你好，我来自日本的移动。很高兴，刚才您提到的很多，我学到很多东西。我的问题是创意和体制的关系，就是说刚才您提到中美最大的差距在于创意，那我的理解它是做软件，做内容的水准。那么，就是说您的电影院走出去了，那总有一天你的内容，电影本身的内容，它的题材、素材要走出去，那么我过去几年在北京也参与言论，包括电视、媒体出书，去年的文化体制改革它对经济来说是加分的，但是对于所谓的创意来说是减分，刚刚您提到创新的环境跟过去20年相比是在恶化的，那么我在北京待了10年，它做言论、做文化作品的这个环境跟10年前相比也是恶化的，那么您觉得未来整个的战略过程当中，中国的整个体制，做内容、做这个文化作品这块，因为现在比如说我在中国出一本书，很多内容是不能包括进去的，很多有政府的限制，那您对这一块是怎么看？您站在走出去的过程当中，体制对您的创意有什么样的影响？您这方面是乐观还是悲观？谢谢。
王健林：关于文化走出去压根我就没想，这为什么呢？我觉得早的话我还走出去，引进来还差不多，我根本就没想，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关于你说的创意的环境有所恶化，这可能是你的评价，究竟是恶化还是在进步那可能要通过这种统一的调查看一个比例才能知道。
大家都知道中国文化方面确实是有管制的，管制过多也是现在优秀作品比较少的一个原因，是不是根本原因也要探讨，我是不太赞成对创意产业，尤其是内容产业过多的管制。你看看文化繁荣比较好的时期恰恰都是比较宽松的。你看我们电视剧，为什么现在我们电视剧比较火，市场很大，每年一万多集，全球最大，那个产业规模最大，从2005年两、三百万就是电视剧，放松管制，放在各个省市自己去批，这是我自己的看法。可能我这个话观众不一定喜欢，但是这是我真实的想法，因为我在这里我想不要装，所以我跟你说我是赞成放松管制，但是也要注意不能挑战底线，你以为美国电影没有底线，美国电影描述你把美国干掉了，或者写一些什么东西，恐怖主义你试试看，也麻烦，就是怎么能够又不挑战底线，又能创造好的作品，那这就是工夫了。
提问：王总您好，我是来自财经杂志的记者王宁宁，我的问题是在万达这次走出去的这个过程中，为什么选择了文化产业，而不是商业地产作为您全球化走向海外的起点？那么您在未来，在商业地产这方面的投资计划是怎么样的？它和文化产业之中有没有结合？谢谢。
王健林：这个地产业是全世界所有行业当中，不能说第一，也是前几名最需要本土化的行业之一，所以房地产行业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出五百强，但是快了，现在全世界前十大房地产也都在中国，今年可能就会有一两家、两、三家销售做到五百大的标准。它是非常需要本土化，甚至区域化，更不要说在，你看美国，在全美国的四面开花的房地产企业很少，为什么呢？它麻烦，当地政府审批、环境、居民的通过，又不标准化，房地产之所以不能做的规模很大，就是不能标准化。
一个项目一块地地形不一样，一个项目高度不一样，非常麻烦需要重新的创新，重新研究，所以它就限制了发展，基于这个原因所以我们的商业地产，包括房地产，可能我不会走出去，即使我有一两个投资，那也是一个简单的实验，不会大规模的走出去，选择文化走出去是应该，也很难说是如何怎么前瞻性，如果怎么算计好的，真好，AMC想卖，我想买，我现在还想买美国的酒店管理公司呢，也谈了好多家，现在可能比较困难，买起来比较困难，就说可能买一个先走出去，就是说机缘吧。
王健林：可能第一个我要稍微做点纠正，你反映说这些企业出来的都不太成功，其实联想出来是成功的，除了收购IBM某个硬件，IBM不行了很便宜买了，就是联想你看现在硬件已经做到了估计今年就会做到了世界第一，就会做到世界第一规模，而且盈利非常好，所以你看联想股票是在涨的，所以我觉得不能说你举的例子当中有一些小小的失误。
第二，就是有人跟我说，还是发到中国的媒体上，说中国出去并购百分之七十是百分之三十的成功，我还真就对这问题较真了，我就说百分之七十还有多少呢？就跟一些银行做的统计，发现找不到数据支持，这个其实是百分之三十的成功，我不知道这个是怎么编出来的，这些就比较大一点的来看，其实失败和成功还是成功多于失败的，也许他掌握的更多资料，包括三、五十万的美金收购在内可能是失败多一点，成功少一点。
国际并购历来就比较困难，如果容易的话全世界都是满天飞，都靠并购了，正因为有困难，执行度比较大，并购才少，但是一个企业做大走向国际化，并购是迈不过去的坎，靠自己发展，你看世界五百大找不到一家企业完全没有并购发展起来，这个哈佛是研究案例的，你这个找一个都找不到，做到世界前五百大企业，说是没有并购，就自己作到现在的没有，就说明这个事必须干，你这必须做，必须做就是有几个准备。
第一，你要算好自己的先进人物，和失败的成本，能不能成材，能成材你就干这个事，不能成材你就不要干，过几年再弄，这是第一个，必须计算成本。第二个，所有做最坏的打算，最优的计划，那没用，真真实实的就是对这个并购的后果管理层，先进人物做详尽的技术层面的分析，而且最好不要请一家公司，几家公司做分析，然后合力所需要并购的对象做深入的探讨。如果来自外部的，来自你原有并购对象的和来自你自己三方的评估都吻合的时候，风险应该不会特别大，就是把握这两点，就是说你几个方面对技术层面的要吻合，第二个要足够你有足够的能力支付这失败的成本，大概就是这样。
提问：王总您好，我的名字叫谢宜南，因为我现在自己也在创业，也希望可以听一下您有什么建议可以提供给我们，如果是美国的学生会去中国创业或者美国的公司，有什么样的优势？谢谢。
王健林：托尼教授告诉我三点五十要结束，因为他也要赶飞机，我也要赶飞机，那么我想这就如果不太合适的话是不是最后一个问题，这样吧。你说创业要有什么建议或者说是我的体会，我在有一次演讲当中，在中国我讲了一句话，什么清华大北大，不如胆子大，现在我也告诉你，自己敢闯，因为机会是闯出来的，哪有算出来的，你首先要敢闯敢试。
企业成功以我自身的经历和我看过这么多，因为我接触这个层面应该都是成功企业家，我算是一个创始，跟几位企业家创立了一个中国企业家俱乐部，叫做顶级企业家俱乐部，现在有接近五十个人，那跟这些每年开四次会，可能还有些活动见面基本都是成功企业家，主要是民营的，看到可能都是成功的，从我的朋友、我自己的体会当中一个最最最重要的体会就是敢闯敢试，这不是我现在创新的。
300多年前、400多年前古人就说了这句话，富贵险中求，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要想创业成功，你有把握没把握都要去试，绝对有把握，那有这么容易的事情呢，所以我不是说了嘛，如果你十个朋友告诉你说都能做你千万别做，三个朋友告诉你说可以做，七个人说够呛，你就去闯去试，可能会失败，失败的再来，你有成本，你年轻，所以为什么企业都是越做胆子越小，越大的时候创新精神越缺失，这是成正比的。
当然了也不是盲目的，最好做一点小成本的，资金不是太大的正确视眼，如果你要是回去中国创业，那我觉得机会蛮多的，在美国我不太清楚，因为我没有生活在那个地方，所以我给里一个建议就是最好的一个建议，胆子大一点，胆子大一点比什么都强，企业家精神，什么叫企业家精神？最重要的两条标准。
一，创新或者叫做敢闯、敢试。二，坚持精神，凡是成功的企业家或者卓越的企业家都接近生命力，什么意思呢？自己相信自己这个故事，相信我能做成，失败五次、十次甚至更多次也不怕，接着再弄，接着再干，还真就获得成功，这个路上就站起来了，如果没有这种坚持精神、锲而不舍的精神，没有这种执着，或者坚信不可能成功的，这个人太圆滑了，或者说太容易放弃了是不可能成功的，所以具体建议也说不上，就这两点告诉你，敢闯，第二，坚持肯定成功，谢谢。
主持人：对不起，我知道还有很多人想提问题，可能王总刚才说了他们必须五点到机场起飞到西雅图，所以对不起很多的人，大家再次谢谢王总，第一他演讲很有意思，还有那么反复回答了大家的问题，我想再次谢谢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