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底，被誉为“新时期话剧”开山之作的《于无声处》又在北京、上海、杭州等各大城市重新上演，虽然其影响力和轰动效应已远非30年前初登舞台时可比，但还是引发了阵阵涟漪。
昨晚无事，从网上找到了1979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根据同名话剧拍摄的电影《于无声处》，又看了一遍，颇有感慨，也有了一些新的认识。
《于无声处》讲一个什么故事？
《于无声处》故事发生在1976年夏季，讲述了高干子弟欧阳平（母亲梅林在文革初期被打成叛徒，本人也从一名空军飞行员沦落成饭馆服务员），积极参与了丙辰清明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四五运动”，编辑、散发了诗集《扬眉剑出鞘》。“四五运动”被镇压后，欧阳平为了躲避追捕，同时也为了见一见初恋情人何芸，再加上被下放劳动的母亲梅林也想找当年一起从事地下工作的老战友何是非（梅林对他有救命之恩）澄清自己的“叛徒”问题，他们便一起来到了上海。
欧阳母子没有想到的是，九年前，正是何是非编造了诬陷材料，才导致了梅林被打成叛徒。何也因此青云直上，现担任上海某进出口公司革委会主任，正在极力撮合在公安局工作的女儿何芸和大权在握的上海民兵指挥部领导成员唐有才的婚事。欧阳母子的到来打乱了他的计划，当他觉察到欧阳平正是被全国通缉的“反革命犯”时，再次向唐有才告密。最后，何是非的妻子刘秀英揭露了他九年前出卖梅林的秘密，何落得众叛亲离的下场，在一声惊雷中瘫倒在地。而在影片的最后，身着白衬衣的欧阳平和红衣蓝裙的何芸手挽着手，从容走向等候在小巷口的警车的镜头，更是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1978年，《于无声处》在上海工人文化宫第一次演出。导演苏乐慈，编剧宗福先，演员张孝中、冯广泉、朱玉雯等，当时天安门广场事件尚未平反，此剧迅速引起强烈反响，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中央高层领导调此剧进京演出，之后便在全国广泛传播，高峰时有2700多个剧团同时排演了该剧，数千万人通过报纸、电视和剧场，阅读和观看了这个剧本。今天，《于无声处》被誉为是与《雷雨》、《茶馆》、《暗恋桃花源》、《倾城之恋》等齐名的国内十大不可错过的经典话剧之一，曹禺本人也对这部戏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但实际上，《于无声处》无论是在人物设置，剧情发展方面，模仿《雷雨》的痕迹都是很明显的。
《于无声处》反映了谁的历史观、文革观？
和70年代末80年代初出现的大量和“四人帮”做斗争的文艺作品，如《戴手铐的旅客》、《405谋杀案》一样，尽管“人民不会永远沉默”是剧中的最强音，但实际上，《于无声处》反映的不过是“老干部”的历史观、文革观。
那么，老干部的历史观、文革观是什么呢？归纳起来有两条：
第一、打天下的才能坐天下，谁反对这一点，谁就是反动派；
在《于无声处》以及同时代一系列电影、戏剧中，我们看到，剧中处理“造反派”的手法和“十七年”时期的作品中处理“国民党反动派”的手法是完全一样的，比如他们总是有吃不完的山珍海味，动不动就暴怒，打自己手下的耳光，总是躲在阴暗的角落里密谋等。在《于无声处》中，“唐有才”虽然一直没有正面出现，但最后的一组镜头，不能不让人把他以及他所指挥的民兵组织，同国民党的军统特务联系起来，而何芸不仅反复用钢琴演奏“红梅赞”，而且最后特意换上红色上衣的动作，又明显是希望观众产生“这又是一个江姐”的联想。
相比较文革期间，在“四人帮”主导下拍摄的那些和“走资派”作斗争的电影，如《火红的年代》、《第二个春天》、《决裂》、《春苗》、《反击》等，其中虽然对老干部不无丑化，但总的来说，还是把他们作为“犯了路线错误”的党内矛盾来处理的，这种微妙的差别后来证明是决定性的——“四人帮”还想用处理党内矛盾的方式来解决他们和老干部之间的分歧，但对方却毫不犹豫地使用了武力，并且几十年来一直为此自鸣得意。
其实，老干部们可能没有认真想过，如果只有打天下的人才能坐天下，那不是和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没有什么区别了吗？要知道，革命的目的不是为了换一批人，哪怕是更高尚、更能干的人来坐天下，而是为了用一种更合理的新秩序来代替已经不合理的旧秩序，只要这个新秩序能够出现，打天下的人坐不坐天下，并不是最重要的事，“为而不有”，才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所应该具有的最高境界，正如毛泽东词曰：“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1949年新中国成立，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应该说古老的中华大地上已经出现了远比旧中国合理的新秩序，如何开放政治进程，使人民群众能够更多地参与国家管理，最终完全掌握国家的统治权、管理权，正是“打天下”者所应该认真考虑的问题。可惜的是，在当时的中共党内，除了毛泽东之外，从刘、周、朱、邓直到最基层的支部书记，没有一个人不认为打天下坐天下是理所当然的，自己最多不过“修养”一下就行了。
文化大革命可以说是毛泽东试图打破这一“理所当然”，让人民群众获得国家统治权、管理权的一次伟大尝试，但由于“老干部-官僚集团”或积极或消极的抵抗，毛泽东即使在他的威望达到鼎盛的时候，也只获得了部分的成功。毛泽东一去世，掌握军队又有武装斗争经验的老干部们立刻翻脸，“唐有才”们被抓的抓、关的关、杀的杀，从此退出历史舞台，中国的政治进程再次对人民群众关上了大门。
也许有人会说，毛泽东自己难道不是打天下坐天下吗？他不是一直到最后还掌握着中国最高权力吗？其实，毛泽东在1949年就“得了天下”，如果他要安于“自己的天下”，他根本就没有必要发动文革了，因为刘并没有对毛泽东的“天下”构成实质性的威胁，如果单是为了解决刘的问题，毛完全可以用50年代解决高、彭，70年代解决林、邓，以及邓在80年代解决胡、赵的方式来解决刘的问题，实际上，刘在文革风云乍起的时候就已经表示愿意辞去一切职务，这是公认的事实，但文革却在刘垮台后又整整延续了10年之久，原因就在于，毛要争的并不是“自己的天下”，而是“人民的天下”——这个问题并不能通过仅仅把刘拿下来解决。
近来一位刘氏家族的将军，在一次“谈心”中，完全从个人恩怨的角度解释毛、刘之争，联想到其父当年把自己和毛泽东关于“四清”主要矛盾的争论理解为“对主席尊重不够”，据此一本正经地向毛泽东道歉，让毛感到啼笑皆非的往事，不禁让人感叹这个家族的学习能力太低了，老黑格尔在挖苦法国贵族时讽刺说：什么也没有学会，什么也没有忘记！信然。
毛泽东放着现成的天下不坐，偏要冒着“被打的粉碎”的危险去当一个革命者、造反者，这样大公无私的人，古今中外绝无仅有，伟哉，毛泽东！
第二、文革前十七年的社会主义模式是唯一正确的，谁反对这一点，谁就是反革命；
文革前十七年的社会主义模式，有很多优点，也符合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性。这毋庸赘言，但它也有很多问题，应该说对这一模式最不满意的就是毛泽东本人，否则的话就无法理解他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了。
十七年的社会主义模式，最大的问题是等级制和社会缺乏活力，“老干部”已经开始出现向既得利益集团蜕变的趋向，即毛泽东所担心的“修正主义”。毛希望通过发动群众，用“自下而上地揭露阴暗面”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毛泽东在文革中提出“斗私、批修、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即“斗、批、改”的任务，招招都指向手握大权的“老干部”的要害，这就难怪他们普遍地对文革表示反感了。
如果要用“产权”理论来解释的话，那么我们还会发现，“十七年社会主义模式”的根本问题在于，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管理权没有重合，所有权对管理权也缺乏有效制衡，这就决定了这种模式必然是一种不稳定的状态——要么按照毛泽东指引的方向前进，建立一个人民不仅拥有所有权，而且拥有管理权，至少可以有效监控管理者的“人民民主社会主义”；要么向后倒退，建立一个以私有制为主体的“特色社会主义”，甚至干脆易帜了事。放眼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无一例外地都必须在这两个方向之间作出选择。
到了1976年，《于无声处》的故事发生的时候，老干部们还试图重建“十七年社会主义”，确实有点刻舟求剑了，他们没有意识到，人不可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在毛泽东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之后，马克思主义已经发展到了第三个里程碑，但他们却梦想回到第二个里程碑，这岂不是一大悲剧？
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也许从来没有哪个“打天下”的群体像这一代老干部那样时运不济，命途多桀。在前三十年，他们正值壮盛之年，又因为刚刚赢得辉煌的胜利而意气风发，但由于毛泽东执意要通过大民主的方式让人民群众直接参与政治进程，他们常常感到既压抑，又无奈，到了后三十年，毛泽东去世并且被否定，但他们信仰的东西已经时过境迁，不再时髦了，历史舞台的中心很快被新崛起的精英所占据——经历了70年代末短暂的几年“黄金时代”后，“改革开放”的号角一吹响，老干部们又被迅速边缘化了，继续坚持原来信念的人，被视为僵化保守，逐步演变成了“老左派”；还有一些更机灵，或本来就没什么信仰，或本来就不信仰社会主义的人，则演变成了“接轨-买办派”，麋集在《炎黄春秋》旗下的就是这样一些人。
1976年“四五运动”的性质
在1976年发生的“四五运动”中，群众缅怀周总理，这种感情是真挚的，由于文革失败（或没有达到预期目的）而导致的沮丧情绪，使人们开始怀念“十七年”时期的安定生活，这种心情也是可以理解的。当时非常活跃，仍然占据着舞台中心的高干子弟充分意识到了这一点，并淋漓尽致地加以运用，将群众的不满情绪引向毛泽东、四人帮和文革。可以说，高干子弟领导了这场运动，运动的性质是要否定文革，恢复老干部们对中国的统治。《于无声处》正确地反映了这一点，但他们没有意识到的是，此后的历史固然不属于文革派，但也不属于老干部，因为精英们已经蓄势待发了。
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来，所有自下而上的政治运动，不管是左的还是右的，统统都被否定了，只有“四五运动”被完全肯定，其原因也盖由于此。
从《于无声处》看造反派的失误或错误
文革所要达到的目标无疑是崇高的，但和任何有着崇高目标的革命运动一样，革命的洪波涌起，必然导致泥沙俱下，文化大革命也不能例外。
当文革开始进入“夺权”阶段之后，在很多地方，个人野心开始取代文革的崇高目标，成为一些参与者的主要动力，为了夺权开始不择手段。
在《于无声处》中，“造反派”为了打倒梅林，并把矛头指向周总理，逼迫何是非提供假材料，从而把梅林定为“叛徒”——这一情节当然是为了妖魔化文革派而刻意设置的，但无可否认的是，在文革的实践中，确曾出现了不少类似的案例，有些甚至是著名案例。毛泽东虽然尽了很大的努力，希望造反派能够“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但并没有能够在全国范围内有效地杜绝这样的事件。
用肮脏的手段进行革命，这虽然并非文革的主流，但却严重损害了文革的声誉，在某种程度上，文革就是由此先丧失了道义上的合法性，然后又丧失了政治上的合法（尽管文革从未丧失历史合法性），最后被“彻底否定”的。
我们完全可以设想，假如造反派在政治上能够再成熟一些，更加注重政策和策略，那么文革的结局可能也就会有所不同。
剧中人物今如何？
揣测一下剧中人物后来的命运，应该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如果在三十多年前，《于无声处》刚刚上演时，我们谈论剧中人物的命运将会怎样，还为时尚早的话，那么今天我们再谈论这个话题，就有了坚实的历史事实作基础了。
《于无声处》中的角色，都是干部或小知识分子，只有“唐有才”是唯一的一个工人，编剧特意给他取了一个庸俗不堪的名字，暗示他的父辈也是没有文化的“下等人”。虽然他从未露面，但编剧却对他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例如借何为之口，说唐有才某次会见外宾，平均半分钟骂一次娘，被外宾听得耳熟了，于是问“whatis‘他娘’”，翻译只好胡扯，说这是唐先生家的方言，大致的意思是“你好”。在这样一次次的描述之下，唐有才流氓无产者的嘴脸就被固定化了。
在剧中，唐有才既阴森可怖又滑稽可笑，既法力无边又愚不可及，完全被漫画化了。作为当时的上海民兵指挥部的成员，王洪文的“小兄弟”，“四人帮的死党”这顶帽子是跑不了的。就在1976年这一年，唐有才会被逮捕，其后最低限度要被判处15-20年徒刑，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如果他今天仍然活着，并且子女（唐有才不应该有子女，因为他还在追求何芸）也没有发财的话，那他应该是一个靠低保度日的“弱势群体”——这可以说是一种回归，很显然，如果没有毛泽东的话，这样的位置本来就是给他们预备的。
男一号欧阳平。在剧中由于他总是一副一贯正确的嘴脸，所以他也是最不让人亲近的一个人物，他身着洗得发白的，带有肩袢的旧军装，暗示着他红色贵族的高贵血统。1976年，在经过短暂的牢狱之灾后，他将会以“四五运动英雄”的名义光荣出狱，其后33年的道路，对他将是一片光明——如从政，则今天最低限度也是省部级；从军，最低限度是少将；从商，则早已腰缠万贯，富甲一方；从学，恐怕也早就是教授、院士了，他还很有可能是亦官亦商。总而言之，这三十年，他算是赶上好时候了，简直要风得风，要雨得雨，走到海边，海水都会向两边分开为他让出一条路来。虽然高干子弟不能主导国家的转向，但却会从这种转向中最大限度获得好处。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们在1976年冒一点风险，简直太值了。
女一号何芸。她在最后关头选择欧阳平而不是唐有才，证明她是一个极聪明的姑娘，她挽起欧阳平的手臂，等于买到一支极具增长潜力的“绩优股”，她其后的命运，将是和欧阳平一样的，唯一不确定的因素是她和欧阳平的婚姻——须知男人有钱就变坏，这是近三十年的铁律。
反派人物何是非。虽然何是非最后陷入极度的沮丧当中，唐有才的失势对他也很不利，但像他这样风派人物，是不可能真正吃亏的。我预期，他在经过短暂的沉寂之后，将很快会找到新的主子，开始“控诉”文革、反右，并成为激进改革派了，到了今天，他说不定早以跻身于“著名经济学家”或“文化大师”之列了。谓予不信，那就去翻翻那些经济学家或文化大师的履历吧，你将会发现，他们中的不少人都是从文革中的“小爬虫”羽化登仙而来的。
何为。何是非的儿子，在剧中他一个愤世嫉俗的医生。有趣的是，为了表现他的玩世不恭，导演让他每天捧着一本长篇小说《飘》。在今天，如果有人这样做，那就绝不是颓废，而简直是深沉了，今天要想颓废，方法比当年不知要多多少倍：可以去赌、去嫖、去抽海洛因……作为一个医生，何为这三十年也将是顺风顺水的，只是到了今天，面对医疗腐败和势成水火的医患关系，他会不会再次颓废？
老干部梅林。在剧中她身患重病，来日无多，但如果她能够活下来，则无非是我前面说的那两种状态，当然也有可能是第三种状态——含饴弄孙，颐养天年，“被养起来也被封锁起来”如此而已。无论从生理还是从社会进程的角度上看，她们的时代都已经过去了！
何妻刘秀英。这个人物是导演手中的一个道具，最不真实，所以就不谈了。
《于无声处》以“人民不会永远沉默”为主要标签，但随着“四人帮”的被粉碎，“四大自由”被从宪法中取消，人民还真的就此沉默下去了，连几千万工人下岗这样重大的变故，都没有怎么出声，已经三十年了，他们还会继续沉默下去吗？
现在，又到了“于无声处”的时候了！
200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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