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弱的个人就像一段浮木,在时代的滔天大浪里载沉载浮,不知会被浪头打往哪一个驳岸。
我还记得两个月前合上《秋园》时的感受:我看到这位八十九岁的老人“突然睁大眼睛,看了她的孩子们一眼——长大了的孩子们正立于床头,守候着她的死亡”,这一刻,所有在之前所看到的苦难与沉重一并迸发,我的心被重重地敲击,随之而来的是不可名状的伤感和说不尽的沉痛,这种伤感与沉痛一直延续到了之后的阅读中。
在阅读杨本芬的这三部曲的时候,我和后记中的第二位网友一样,回到了听母亲讲述祖辈们的故事时的感觉之中:
婆太与外公
八十多岁的婆太去世,是我有记忆以来第一次经历亲人的离去。我所有关于她的记忆都来自于妈妈给我讲述的故事。妈妈说,婆太送丈夫去参军,但之后却再也没有等到丈夫回来,于是就有了每次去外公家时都能在门沿上看到的“烈士家属”的金属牌子;婆太把外公抚养长大,却也亲眼看见过她的小儿子由于吃了米虫而活生生地疼死;婆太曾让外公挑着担子去换米盐,在路边苦苦守了几个小时才等到把草鞋磨破,双脚流血的外公;婆太很聪明,她有很多治偏方的办法,我小时候的肚子疼就是她治好的......
“微弱的个人就像一段浮木,在时代的滔天大浪里载沉载浮,不知会被浪头打往哪一个驳岸”,经历苦难的人并没有能力去讲述,所以得以传播的叙述就显得罕有而珍贵。而更珍贵的是在苦难中生存下来的这些人,正如涂涂为《秋园》写的短评一样:“这是一本高贵的书,它的高贵会打动我,也会打动更多的人。因为它在苦难面前既没有低头也没有控诉,它走过苦难,所以它是高贵的。”
我的婆太,我的外公,都是高贵的。
爷爷与奶奶
在我四年级的时候,有一天下午放学,我像往常一样在老师家里练字。忽然接到老师的消息说妈妈在楼下等我,准备接我回家。在见到妈妈的那一刻,不知道为什么,我忽然问了一句:“是不是家里出了什么事情?”妈妈很惊讶,然后和我说了奶奶去世的消息。那天是我第一次知道火化,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看见那熊熊烈火将人变成小小的盒子。妈妈说,有一次奶奶为了亲我,但我一直往反方向躲,结果脸蛋被捏得青了一块;有一次我下地自己玩,把别人家的红薯挖了,奶奶不知情地夸了我,还在那人上门“算账”的时候护着我。
现在我考上大学了,考上研究生了,回老家的次数一年比一年少,但每一次回去的时候我都会想,爷爷奶奶会为我高兴的吧。
全家福、周记本与记录
二十年前,家里拍了两张全家福。一张是我刚出生的时候拍的,和爷爷奶奶、爸爸妈妈、伯伯伯母、姑姑姑父以及哥哥姐姐一起。照片定格的那一刻我眯着眼睛,仿佛还没有睡醒一般,坐在奶奶的怀里,很安静很安静。奶奶的旁边坐着严肃的爷爷,爸爸和妈妈站在照片的最右侧,我还记得爸爸那时候挺起了胸脯,很有意气风发的范儿。另一张是我长大些时候拍的,和婆太外公、爸爸妈妈、舅舅舅妈、姨妈姨父以及哥哥姐姐一起。照片定格的那一刻我皱着眉头,嘴角向下,还把缺了一角的门牙露了出来,在妈妈的怀里。后来我才知道,那天我一直哭一直哭,妈妈哄了好久才让我安静下来。婆太和外公坐在正中间,那时候外公虽然已经满头白发,但是精神矍铄,爸爸妈妈站在照片的最左边,妈妈那天的发型是我之后都没有见到过的。
十五年前,我开始上小学,妈妈不知从哪里学来的教育方法,有一天忽然把一本厚厚的本子递给我,让我写周记。她让我从本子的正面开始写,而她也对应地在我写完的那天从本子的背面记录她的感受,这样长大以后一起看会很有意义,但当时的我却毫不在意,甚至有一些抗拒。后来由于学习压力慢慢加大,加上我自己对周记也厌倦颇久,周记本的数量就永远地停留在了三本。让我自己想不到的是,如此讨厌记录的我居然在读研的今天,时不时翻开大学时发的微博和朋友圈,以此来怀念自己的大学时光。不过还好,这几本周记本和童年的相册一起,被妈妈妥善地保存了下来。
十年前,外公去世以后,在高中当语文老师的姨夫记下了有关于外公的故事,写下了一本名为《赤子之殇》的书,学绘画的姐姐为这本书设计了封面。
五年前,我考上大学以后,妈妈告诉了我关于婆太的故事,也告诉我,有一位我的公太根据婆太送丈夫参军的故事写出了剧本《八子参军》,获得了一致认可,并因此成名。
所以,当我看完杨本芬的三部曲以后,我很感动。在这个新媒体异常发达的年代,妈妈讲述的故事,姨夫的书,公太的剧本,还有杨本芬的作品,第一次让我感受到了口口相传的意义。如果没有故事的讲述者,这些停留在模糊记忆里的人,又能够在我的世界里徘徊多久?
在当下,记下那些过去的故事变得愈发简单,可故事的讲述者却离我们越来越远。也许我们需要考虑的或许已经不是怎样记录故事的问题,而应该是怎样留存故事、传递故事与书写故事的问题,失去了故事的讲述者与书写者,再先进的记录方式也会变得无用与悲哀。
写在后面
“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
本文作者芝士脆脆鲨,中山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在读,容易犯困的音乐爱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