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导语：南宋杰出的爱国诗人、民族英雄文天祥有一句励志的爱国名言“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他除了会写诗还会算命而且算命准确率百分之九十八我们一起来了解。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是南宋杰出的爱国诗人、民族英雄文天祥留下的名言。状元出身的文天祥官至丞相，封信国公，面对国家危亡，他临危不俱、视死如归，表现了坚贞不屈，大义凛然的民族气节。文天祥出生于江西庐陵。小时，文天祥的父亲就开始精心培养他。《四书》、《五经》是文天祥从小必修之课。文天祥小时，尤其喜爱群经之首的《易经》。文天祥四柱算命准确率百分之九十八。
文天祥在《赠谈命朱斗南序》中说：
“天下命书多矣，《五星》勿论，若《三命》之说，予大概病其泛，而可以意推出入，祸福特未可知也。
“惟《太乙统纪》，钩索深远，以论世之贵人，鲜有不合，然闾阎贱微，有时而适相似者，仓卒不可辨。
“予尝谓：安得一书为之旁证，以窥风造化之庶几哉!
“最后得朱斗南出《白顾山人秘传》一卷，以十干，十二支，五行，二十七字，旁施午竖，错综交互之中，论其屈伸。刑冲六害，察其变动，生旺官印空，而为衰败死绝破。禄马不害为贫贱，孤劫未尝不富贵。盈虚消息，观其所归，和平者为福，反是为祸。其言亲切而有证，予切爱之。独其所著之文，可以意得，不可以辞解，乃循其本文，变其旧读，概之以其凡，表之以其例，其不可臆见者阙疑焉。《统纪》十干，干各一诗，其辞虽若专指一干而云，而十干取用，无不相通，古诗虽以百数，其大指数十而已，亦复如《白顾》之列，别为之篇，以附见其后，使两书贯穿于一人之手，彼此以补其所不及，年月日时，虽相去一字之差，而于铢两轻重，为不可诬矣。
“斗南，吉永人，拔起田间，谈命皆自得之妙。
“予谓：初事《统纪》，失之者十之二三，继得《白顾》书，失之者百之二三也。
“予观斗南用二书奇中，所不在论，偶然而不中，则反求之吾书，书未尝失，顾用书者或未尽耳，予又恨《白顾》书有阙疑也，天命之至矣，出于人之所俄度者，不可一言而尽也。吾所见斗南论命，就其一家，真白眉哉，是为序。”
文天祥把《太乙统纪》和《白顾山人秘传》两本书有机的统一起来，失算率由原来的十分之二三提高到百分之二三，也就是说四柱算命准确率百分之九十八。但文天祥似乎还对微小的推算误差不满意，以期精益求精。但是他宁愿相信是天命之至，出于人之所俄度者。诚如纪晓岚所说“不验者天之微妙斯存”。
考刘基托名宋京图撰《滴天髓》有十天干歌诀与全文风格迥异，或源于《太乙统纪》十干诗。从《白顾山人秘传》“孤劫未尝不富贵。盈虚消息，观其所归，和平者为福，反是为祸”看，文天祥的八字推算已经以用神理论为纲了。“以十干，十二支，五行，二十七字，旁施午竖，错综交互之中，论其屈伸。刑冲六害，察其变动”，这说明当时的运算程序已经相当具逻辑性和数学性，完全具备科学的特征。
实际上唐李虚中的四柱运算体系就已经是高端逻辑化与数学化的命理学了，只是过于繁杂，常人无法掌握。韩愈评价李虚中曰：“(虚中)年少长，喜学，无所不通。最深于五行书，以人之始生年月日所值日辰支干(既时辰)，相生胜衰死相王斟酌，推人寿夭、贵贱、利不利，辄先起其年时，百不失一二。其说汪洋奥义，关节开解，万端千绪，参错重出。学者就传其法，初若可取，卒然失之。星官历翁莫能与之校得失。”(《韩吕黎文集》)。
时下易学命学新派理论泛滥成灾，对传统学说几乎全盘否定，这些标新立异的理论自相矛盾、不合逻辑，随着实践的深入大都会被淘汰。这也是民族虚无主义思潮在易学界的表现，由此导致国学衰微。
全面继承后能否有所创新呢继承不了，谈何创新以《黄帝内经》为例，五千年来有几人通达诚如梁漱溟先生所说，中国文化是人类的早熟文化。
梁漱溟一生主要研究两个问题:一个是人生问题，一个是社会问题。他认为，人类生活有三大问题，即人对物、人对人和人对自身生命的问题。同时，人类生活有三种根本态度即意欲向前要求、意欲调和持中与意欲反身向后要求。近代“西洋文化”以第一种态度解决第一个问题，中国文化与印度文化分别以第二、三种态度解决第二、三个问题，于是人类文化演变为三大系。由于三大问题深浅不等，其出现时期应有先后。他认为，以近代“西洋文化”为代表的人类第一期文化尚未完成，而中国人不待走完第一期就直接进入了第二期。中国文化是人类文化的早熟，于是出现了短绌的一面，即幼稚、衰老、不落实。所以，“落于无发展前途的消极”。但人类文化终归要进入第二期，那时中国的人生态度必将取代第一种。因此，未来的人类文化必将是中国文化的复兴。
文天祥真情实录感人肺腑
千秋美文：文天祥“《指南录》后序”。今译如下：
宋恭帝德佑二年正月十九日，我(原作者文天祥自称，以下同此)被任命为右丞相兼枢密使，统帅全国各路军队。当时，元兵已逼近都城临安附近，应战、守城、迁都都来不及进行。大小官员聚集在左丞相府，不知如何是好。时逢双方使者往来频繁，元人邀请宋朝当政者相见会谈。众人认为我去一趟，可以解除国家的祸患。国势已到了如此地步，我不能只顾惜自己的生命，料想也可以用语言来打动元人，使他们改变主意。先前的使臣奉命往来，没有被元人扣留不回的，我也想趁机观察一下元人的情况，回来后，好寻求挽救国家危亡的办法。于是，我辞去右丞相职务，第二天，以资政殿学士的身份，前往元人军中。
刚到元人军营时，由于我大胆陈辞，慷慨激昂，敌人从上到下都非常震惊，不敢贸然轻视我朝。不幸的是，吕师孟先前就和我结下怨仇，后来，贾余庆又媚敌投降!我被软禁起来，不能回朝。国家局势更加不可收拾。我自知不能脱身，索性上前，责骂元军统帅不讲信用，列举吕师孟叔侄背叛朝廷的罪行。我只求一死报国，不再考虑个人利害得失。元人表面上虽然尊敬我，实际上却恨得要命。两个元军将领，名义上是在客馆中陪伴我，夜里却派兵把寓所团团围住，致使我无法回国。
不久，贾余庆等人以祈请使的身份，北赴元京大都，元人强迫我和他们同行，但又不把我列在使者名单之中。按理，我应该自杀，但还是含垢忍辱同行了。前人说：“含垢忍辱的活着，是想要有所作为。”到镇江时，我得到一个机会，逃往真州，立即把元人的军情虚实，全部告诉了淮东、淮西制置使，和他们相约，联合各军大规模反击敌人。恢复国家的机会，或许在此一举。
停留了两天，驻守扬州的淮东制置使，下达了杀我的命令。不得已，我改名换姓，隐蔽踪迹，在草丛中行走，露宿野外。每天在淮东路一带，为了避免元人骑兵追捕，元兵来时，我潜伏下来，元兵走后，我赶紧赶路。困窘饥饿，无依无靠，敌人追捕又急，天高地远，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答，真是毫无办法。后来，我弄到了一只船，避开敌人占据的沙州，出长江口以北的大海，然后渡长江，进苏州洋，辗转宁波、天台，到达温州。
我在患难途中，有时写诗来记述自己的遭遇，现在还保存着这些诗稿，舍不得扔掉。在路上，我亲手抄录：出使元军，被元人拘留在北门时，写的诗是一卷;从北门外出发，经过苏州、常州、渡瓜洲，再还镇江，写的诗是一卷;从镇江逃脱，走真州、扬州、高邮、泰州、通州，写的诗是一卷;从海上到温州，来福州，写的诗是一卷。我要把它们藏在家中，使后人读到后，同情我的遭遇，明白我的心意。
哎!我能活着是侥幸的事。但这样侥幸活下来，能有什么作为呢!作为臣子，皇帝遭难受辱，死有余辜;作为儿子，用受之于父母的身躯，去冒险而死，则要受到指责。我向君王请罪，君王不同意;我向母亲请罪，母亲不允许。在先人坟前请罪，活着没有拯救国难，死后变成厉鬼，也要去杀敌，这才是义的表现。我要托上天之灵，赖祖宗之福，整修武器跟随君王去作战，并作为军队的先锋冲锋在前。雪洗国耻，恢复高祖天下。所谓誓不与敌共存亡，所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也是义的表现。哎!像我这样的人，不管死在哪里，都是死得其所。先前，如果我葬身草野，虽然自己光明磊落，无愧于心，但不能据此在君王和祖先面前掩饰自己的过失，否则，他们该怎样看我啊!实在没有想到，我逃回宋朝后，又重新穿上故国的衣服，重新见到宋朝皇帝，使自己早晚都能归葬故乡，我还有什么遗憾呢我还有什么遗憾呢
这一年夏季五月，改年号为景炎，庐陵文天祥为自己的诗集作序，诗集名叫《指南录》。
【笔者附言】
《指南录》诗集共四卷，是文天祥受命出使元军、被扣押北行和中途脱险过程中所作。因其《扬子江》一诗中有“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誓不休”的句子，以表明他对南宋王朝的赤诚忠心，所以把诗集定名为《指南录》。诗集有自序二篇，这是《后序》。此文追述作者与敌人作斗争以及逃出敌手、九死一生的历险经过。它不仅是个人经历的记叙，同时也是一篇真实的历史文献，是作者“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光辉人格的具体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