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帛书周易·要篇》记载：孔子晚年，对《周易》这本书极为着迷，在家则放在坐席边，外出则带在口袋里。（原文：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橐。）
不但如此，还经常亲自动手占卦。这让他身边的弟子有些疑惑，尤其是子贡，以为老师老了。于是师生之间有段对话。大意如下：
子贡问：“老师呀！您以前教导我们，德行沦丧才去乞求神灵，没有智谋才会打卦问卜，我深以为然，并认真落实您的教诲，我从来不曾违背。如今您年老了，为何反而喜爱占卜呢？”（原文：子赣曰：“夫子它日教此弟子曰：‘德行亡者，神灵之趋；知谋远者，卜筮之繁。’赐以此为然矣。以此言取之，赐缗行之为也。夫子何以老而好之乎？）
孔子说：“我并非违背了自己一贯的原则。但我现在明白，人间吉凶祸福之事，都不是偶然的。搞清楚这里面的演变规律，就会安然处世，而不是去投机取巧。关于这一点，《尚书》没有细说，《周易》却深入阐发。而且这都是古圣人之说。我并非沉迷于卜算，只是欣赏其中的内涵，你又有什么担心的呢？”（原文：夫子曰：“君子言以矩方也。前祥而至者，弗祥而巧也。察其要者，不诡其福。《尚书》多疏矣，《周易》未失也，且又有古之遗言焉。予非安其用也，予乐其辞也，予何尤于此乎？”）
子贡还是一头雾水，继续说：“如果这样，君子不犯了大错吗！我曾听您您讲过，谦逊正直，践行仁义，就不会有什么困惑。如今您不运用这些美德，反而研究周易，则是在人前用奇巧，这样可以吗？”（原文：子赣曰：“如是，则君子已重过矣。赐闻诸夫子曰：‘逊正而行义，则人不惑矣。’夫子今不安其用而乐其辞，则是用奇于人也，而可乎？”）
孔子说：“错了，端木赐呀！我告诉你吧，研究易经的目的就是占卜，这是一般老百姓的做法。但这不是真正的易道。真正的易道，是使鲁莽的人有所畏惧，软弱的人变得勇敢，愚昧的人变得聪明，奸诈的人回归忠厚。当年文王仁爱，却不得其志，故有所悟。纣王无道，文王作《易》，为了不因此书而招灾祸，才以卜筮的名义来讲授天人之道，这样《周易》才真正兴旺起来。如今我体察到文王的本意所在，如果不是文王做《易》，我怎知他那时的苦心？”（原文：子曰：“谬哉！赐！吾告汝。《易》之道，良筮而善占，此百姓之道也，非《易》也。夫《易》，刚者使知惧，柔者使知刚，愚人为而不妄，渐人为而去诈。文王仁，不得其志，以成其虑。纣乃无道，文王作，讳而避咎，然后《易》始兴也。予乐其知之。非文王之自作《易》，予何知其事纣乎？”）
子贡就问了：“您是否也相信卜筮的推断结果？”（原文：子赣曰：“夫子亦信其筮乎？”）
孔子说：“我占卜大概有百分之七十的准确率。当然，就是周梁山这种多人共筮的占法，也是用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来确定占卜结果嘛”（原文：子曰：“吾百占而七十当，唯周梁山之占也，亦必从其多者而已矣。”）
最后孔子说：“《周易》，我把求神问卜看作是次要的，我的目的是研究事物的德性仁义。乞求神明就能得到筮数，明了筮数就能通达于德义，这样才能有仁的坚守和义的实行。乞求于神明而没有筮策的理性思考，这就是巫的行为。明了筮策但不能通达于德行仁义，这就是史的做法。史巫们的做法，向往而不追求，喜欢而不执著。如果后世有怀疑我孔丘的，或者就是因为《周易》吧！我是探索其德义而已，我与史巫同途而殊归。君子靠品行去求福，祭祀会比较少。靠仁义去求吉，卜筮会比较少。（这样一来）求神问卜不就放在其次要位置了吗？”（原文：子曰：“《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观德义耳也。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又有仁守者而义行之耳。赞而不达于数，则其为巫；数而不达于德，则其为史。史巫之筮，向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涂而殊归者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稀也。祝巫卜筮其后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