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之光，1933年生，浙江诸暨人，南大历史学教授，中国太平天国研究会原会长，江苏省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共党员。发表论文160余篇，著有《太平天国兴亡史》（合著）《洪秀全》《太平天国通史》（参与）等，其中《太平天国通史》获得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一头顺，一头真——记省文史馆方之光馆员
2019-01-12
不久前的一个下午，在前往采访方之光先生的路上，我们议论：太平天国研究起伏跌宕，作为此领域的专家，他的人生之路是否亦是如此？
走进方宅，握手，就座。南窗下，方之光开口便说太平天国。激动处，语速略快，乡音无改，我们须屏息静听，再三求证。
只有顺道，不论是非
1956年，大学扩招，因应届高中毕业生不足，国家动员尚未毕业的高中学生和已参加工作的干部报考。1950年已参加工作的方之光响应号召，以调干生的身份考入南京大学历史系。1961年本科毕业后，他又攻读陈恭禄、茅家琦先生的研究生，后留校工作。
陈恭禄
茅家琦
半个世纪，“大部头著作不多，5本，合著、合编的论文集7本、资料集5本，论文近160篇”。列数未完，方之光马上强调，“之所以能取得一点成绩，两方面原因：一个，当时的副校长孙叔平先生做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启蒙老师，教我们历史唯物主义，光《共产党宣言》就读了7个星期。又精读了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等马列经典著作，写了近万字的读书笔记，经孙先生订正；另一个启蒙老师陈恭禄先生是近代史研究专家，资料丰富，讲求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这两位老师分别给了我们理论思维和实证科学两件武器。”
这样，大四的时候，方之光便和同学合写了《论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史几个问题》，“1960年8月18日《光明日报》全文发表”。50年后，方之光记忆犹新，不无自豪。该文后被《人民日报》摘登，并被收入三联书店出版的《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讨论集》。
但当时，方之光们要做的是螺丝钉，不需要独立思想，“只有顺道，不论是非”，方之光耿耿于怀。
正在读研的方之光作为“黑苗子”，没有资格参与轰轰烈烈的大批判。
“政治干扰学术研究，指鹿为马，没办法。只有顺道，不论是非。”追忆至此，方之光苦笑。
1965年，方之光被下放到溧阳果园，参与创建南京大学溧阳文科分校的基建工作，经匡亚明校长点名任采购。次年，文科师生到分校开石头、修水库、植果树、种水稻。“文革”开始后，分校师生一度回校本部参加运动。1969年，全校师生都到分校，直到1971年林彪事件后，分校师生才回到校本部搞“斗批改”，根本不可能好好读书做学问。史学界都知道，“文革”中，太平天国研究是“重灾区”之一。
只讲利益，没有是非
1976年粉碎“四人帮”，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改革开放的新时代，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太平天国研究进入一个拨乱反正的新阶段。
1979年，太平天国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南京307招待所（今钟山宾馆）召开，这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史学界首次举办国际会议，中外专家学者近300人参加这次盛会，可谓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据文汇报高级记者施宣圆回忆，“那时，他（方之光）只有40岁出头，年富力强”。
“年富力强”的方之光意气风发，笔耕不辍。他合著或参与撰写的有《太平天国兴亡史》《洪秀全》《中国近代史讲稿》《太平天国通史》等，都是在80年代初至90年代初完成的，其中《兴亡史》《通史》分别获得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一等奖。
1989年，“我很敬佩的冯友兰先生”（方之光语）出版了《中国哲学史新编》，提出要为曾国藩翻案，学术界、文艺界掀起全面否定太平天国之风，太平天国研究进入低谷。
1989年底，为筹建中国太平天国史研究会，方之光去北京拜访罗尔纲先生。罗先生见面第一句话：“你们要组织批判冯友兰的观点！”方之光说：“罗老，这是学术问题，可以讨论，不要批判了吧？”
2000年，中央电视台播出了近50集的大型电视剧《太平天国》后，学术界又出现了全面否定包括太平天国在内的近代一切革命的思潮。文汇报记者采访方之光时，他说：“‘神化’太平天国固然不对，‘鬼化’太平天国也未必正确，我们应该走出‘神化’、‘鬼化’的误区，向‘人化’即还历史本来面目的方向前进。”
复旦大学教授潘旭澜出版《太平杂说》一书，后来又发表《还洪秀全的历史真面目》等文，认为“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军造反，引发了中华民族史无前例的大灾难”。
方之光自然不认同，发文商榷。你来我往，不亦乐乎。方之光呵呵笑道：“潘老给我戴了不少帽子，说我左倾、保守、僵化，对他的批评是‘文革’遗风。”
尽管挨骂，尽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学术界出现“只讲利益，没有是非”之不正学风，但方之光很痛快——比起现在的挨骂，当年不骂也让你整日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2006年，潘旭澜去世，方之光敬献了花圈。“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方之光引用伏尔泰的语录解释自己的行为。
只论是非，不计利益
老而弥坚，方之光开始“只论是非，不计利益”。他大声疾呼：“历史学既不能成为‘政治’的奴婢，也不能把它变成‘商品’，而应当采取唯物辩证的科学态度！”他极力推崇楚图南先生所说的“治学不为媚时语，独寻真知启后人”。
“有人大批劫富济贫、农民平均主义，难道劫贫济富是对的？你不能劫贫济富、为富不仁嘛！老子就说过，‘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方之光提高了嗓门，“为对中国革命和改革开放作出重大贡献的广大农民说几句好话是知识分子的良心，始终站在广大劳动人民一边是我的底线”！
本着“知识分子的良知和良心”，方之光提出建立“农民学”：“敦煌学、红学……这个‘学’，那个‘学’，很热闹，我觉得建立‘农民学’才更重要。”
当然，方之光感叹，廉颇老矣，他只能抛砖引玉，“农民学”的兴盛，有待后人努力了。
崔之清，还有和方之光有过多次合作的后学、南京瞻园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的袁蓉透露，方之光仍葆有一颗赤子之心，每日晚饭前在院中散步，都会和原南大以及各系领导等老同事们纵论古今，指点天下——这几位老教授被原南大校长蒋树声称为北京西路2号新村南大家属院的“院士”。
方之光的老伴儿评价：“他这人呢，绝对不是‘风’派，正直也正直，爱国也爱国，但是我老讲他，替古人担忧！”
方之光呵呵笑：“我不是当官的料，能搞清一些问题，就比较高兴。”
问他以一个历史学家的眼光看自己的人生，有什么想法。他平实地说：“我的同学中，有右派，有反革命，有的早已经去世了，同他们比，我比较幸运。人活着，就要有点价值。我能做的，就是用自己的学术，对养育我的人民和国家做点有意义的事。”
不谙人事，只管做事
在方之光眼里，“有意义的事”，除了历史研究，还有就是帮助有志于研究历史的学生，省文史馆《江苏文史研究》负责刊务的丁骏就是其中一位。
丁骏到江苏省文史馆工作，是方之光推荐的。他说：“我的一位师弟，龚云，到北京工作，也是方老师主动写信推荐的。现在龚云在中国社科院，是年轻的研究员，已出了好多部历史和理论著作，取得很大成就了。一个证明方老师有眼光，第二，也因为方老师帮他找到了好的平台。”
茅家琦和方之光合带的博士生池子华，目前已经成为苏州大学近代史学科带头人。另一个博士生吴春梅则是安徽大学副校长、合肥市副市长，2009年当选全国政协委员后，每次参会，她都寄政协会议首日封给两位老师予以问候。
笑过之后，崔之清说：“对于太平天国研究，回头看，我觉得我们有应该反思的地方，但是方老师很执著，一直坚持自己的学术观点，很真诚，没有一点投机的心理。
说着，崔之清又笑：“方老师比我们大，但比我们还率真，待人接物上，这么多年没有多大‘长进’，蛮可爱的！他从来不害人，有时候被人害了还不知道是谁害他的！”
崔之清听说是某某人组稿的，说：“哎呀，这个人什么课题都搞，又长得獐头鼠目的，会不会是把我们的东西拿去剽窃？”方之光觉得不可思议：“怎么会呢？”崔之清坚持自己的判断：“反正我的论文不给他！”方之光都有点生气了：“哟，崔之清啊，你还会算命啊？！”
过了一个月，那人把稿子全部退回了，说发不了了。
崔之清马上告诉了方之光，方之光傻了眼：“这怎么办？”崔之清怒发冲冠：“找他们研究所说去！”方之光说：“不能不能，那样不是影响我们两家的关系吗？”
崔之清没把自己的论文交给那个“獐头鼠目”的编辑，而是投给了安徽大学学报。崔之清认为太平天国革命纲领不是《天朝田亩制度》。论文发表后不久，方之光到山东参加学术会议，著名历史学家、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黎澍把他叫去，说：“你们的学生要砍旗啊？”方之光解释，这只是他们学术上的看法，虽然不成熟。回南京后，方之光马上找到崔之清，很慎重地跟他说：“老崔啊，你们出事啦！要注意啊！”
多年后，回首往事，崔之清感叹：“现在看，这事是个笑话，但在当时的那种氛围中，方老师让我们感到很温暖。”
“老一辈学人，包括不少老一辈革命者，说他们是‘两头真’，即年少时追求真理发现自我，后来失去自我，到老了又找回自我。我说我们这一辈是一头‘顺’，一头‘真’”。落日熔金，余晖斜照，南窗下，方之光坦坦荡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