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三传》：是《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的合称。《春秋》经文言简义深，如无注释，则无法理解。注释《春秋》的书，有左氏、公羊、谷梁三家，另有邹氏、夹氏二家，早在汉朝即已失传。所以自汉至今，学者仅仅凭借“三传”研读《春秋》。《春秋》是记事的，后多散佚，仅留下孔子整理的鲁国《春秋》，汉代有重新编撰整理的“春秋三传”，即《公羊传》《谷梁传》《左传》，且都是编年体史书
传说孔子写《春秋》的目的就是要原始察终，见盛观衰，惩恶扬善，拨乱反正。为达到这个目的，孔子在写作时非常讲究遣词造句，这就是后人说的微言大义，以一字寓褒贬。所以古人特别重视《春秋》。汉代为《春秋》立官学，列为“五经”之一。
发展历史
《春秋》是中国古代记事史书的通称。据《汉书·艺文志》和《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记载，孔子作《春秋》时与左丘明参观鲁国的史记，据行事、论人道、假日月以定历数、藉明聘以正礼乐，其中有所褒讳贬损，不可写明，乃口授弟子。而弟子们后来所言互异。左丘明惟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实，故讨论本事而作传，证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至于公谷二传，则是口传要义，传了几代以后，始写成文字。《公羊传》是齐国的公羊高受传于子夏，再传其子，子孙口耳相传，到汉景帝时，由公羊高的玄孙公羊寿与齐人胡母生合写成书，《谷梁传》至何时何人始着为书，史记不详，据《汉志》注只知始承传者是鲁国的谷梁子。颜师古注，谷梁子名喜，桓谭《新论》以为名赤，王充《论衡》以为名置，阮孝绪《七录》以为名俶。四名何者为是，难以考证。
阐述《春秋》经最著名的有《左传》、《公羊传》、《穀梁传》，合称“春秋三传”。至隋代，盛行《左传》，其馀二传渐衰。
《左传》
《左传》原名《左氏春秋》，到西汉班固时才改称《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旧时相传是春秋末年左丘明为解释孔子的《春秋》而作，大约成书于战国初期。全书六十卷，以《春秋》为纲，并仿照春秋体例，按照鲁国君主的次序，记载了自鲁隐公元年至鲁悼公十四年间春秋霸主递嬗的历史，保存了许多当时社会文化、自然科学等方面的珍贵史料，在史学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后代史家梁启超推崇《左传》的出现是“商周以来史界之革命”。
晋范宁评“春秋三传”的特色说：“《左氏》艳而富，其失也巫（指多叙鬼神之事）。《谷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辩而裁，其失也俗。”当然，这只是一家之言。
公羊传
其释史十分简略，而着重阐释《春秋》所谓的“微言大义”，用问答的方式解经。《公羊春秋》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东汉的何休、唐代的徐彦、清代中后期常州学派的庄存与、孔广森、刘逢禄、龚自珍、魏源，直到近代维新派的康有为、梁启超等，都是公羊学派中有影响的人物。
谷梁传
现代学者一般认为《穀梁传》比《公羊传》晚出，属今文经学，其宗旨亦在阐发《春秋》经中之微言大义，只有少量叙事，间或有长篇对话。可能由于师传不同，《穀梁传》所释之大义与《公羊传》略有出入，但在曲解经文为己所用上，二者倒是不谋而合。
存在的争议
公羊、谷梁二传用汉时的隶书写成，称为今文春秋传。左传文字则是古文，秦禁诗书后，左传不见于世，到了汉朝，由北平侯张苍献出，称为古文春秋传。《文心雕龙》史传篇说：「传者转也，转受经旨，以授于后」。左公谷三传都是转受春秋经旨，以授后世者，但左传详于记事，公羊谷梁详于诂经。诂经必须依经训解，所以春秋所无者，公羊谷梁未尝言之。记叙事实，则须原始要终。所以左氏或把事实列在经文之前，以叙其始。或把事实置于经文之后，以终结其义。或为春秋经文所无者，而左传特着其事。或为春秋所有者，而左传不蓍其事。因此，西汉今文博士曾谓左氏不传春秋，而以公羊谷梁为得春秋真意。然而古文家看今文公谷，口传了好几代，是否不失圣人之意，也很值得怀疑。
左氏所记的事实，有很多是出乎一般人了解之外者，如庄公八年，齐侯在野外看见一头大豕，竟是冤死的公子彭生所变，齐侯怒而射之，豕人立而啼。又如昭公七年，郑子产讲述禹王之父鲧死后化为黄熊（一作熊）。其它尚有很多鬼神之事，以及卜筮祸福之期等。这在讲究现实人生的学者看来，确是奇异。所以范宁在他的谷梁传序文里说：「左氏艳而富，其失也巫」。然而理藉事明，奇事愈多，则其供给学者的见闻愈广，学者可以深悉前因后果，眼界为之大开，探索经义自然便利。故以左传为主，兼采公谷二家，实为研读春秋的正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