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时林，1953年9月出生，1969年入伍；浙江大学化工系化机专业毕业，研究员；曾任浙江大学保卫部长，中国计量大学副校长；现为量大校友总会会长，发展委员会副主任，现代科技学院董事长。
作者|冯时林
编辑|团团
我出生在抗美援朝时期，2岁，一次严重的肺炎，差点夺走我的生命。
有人说，放弃吧，这孩子救不回来了。但父亲不肯，是他全力以赴的救治，将我从鬼门关拉了回来。
所有人都说，这是个奇迹。
小时候，父亲终日忙碌，鲜少在家。成年后的我，才逐渐揭开了关于父亲的秘密：
五岁丧父，跟着母亲逃跑；年少离家学艺，独自闯荡江湖；战火纷飞中，他提起药箱就跟着中共地下党走了……
越是深入挖掘，我越是被一次次震撼。平日里低调少言的父亲，一生中竟有过这种种坎坷与传奇……
01“阿毛，我们要离开这个地方了”
父亲年轻时
父亲生于1921年，姓冯，名少卿，字庆生，但其实我祖上姓“章”。
何故改名换姓？这还要从遥远的十九世纪初说起。
浙东会稽山腹地，有一个群山环抱的王坛镇。离镇子八里地，有个傅家岙村
村里有个寻常农户章家，章老太五十多岁，身体健朗，却总是一副不高兴的模样。
大儿子叫章润龙，三十岁还未定亲，介绍了许多大姑娘，他都看不上。二儿子章润虎，从小得了小儿麻痹症，是个“拐脚”，走路一瘸一拐。
傅家岙村
这一天，章润龙穿了一身新衣裳，要去亲戚家做客。
他步行十几公里，有些口渴，恰好遇到一口水井。此时正值冬天，井口还冒着白气。他打上一桶水，咕嘟咕嘟喝了一气。
“喝冷水对侬（你）身体不好。”身后响起一个好听的声音。
他一回头，是一个婷婷袅袅的姑娘，面容俏丽，眼睛细长明媚，穿一件红色的棉衣，大约十七八岁，端着一盆蔬菜，笑脸盈盈地对他说。
章润龙浑身拘束起来，挠了挠头：“伢拉（我们）不讲究这些。”但他心头一动。
巧的是，章润龙在亲戚家做客时，又看见了那个姑娘。
她就住在旁边，勤快地忙里忙外，可他不敢去搭话，就远远地看着。
章润龙的表弟看到了，就说：“那是徐杏林，今年十八了，还没有婆家呢。”
说完，又别有深意地看了章润龙一眼：“侬想讨她做老嬷（老婆）？”这倒把章润龙闹了个大红脸。
郎有情妾有意，两家长辈一撮合，这门亲事水到渠成。
第二年，也就是1921年，便诞下一个男孩，取名章继德，小名阿毛。
这个阿毛，就是我的父亲。而章润龙与徐杏林，便是我的爷爷奶奶。
父亲被章家视为掌中宝，家庭虽不富裕，但也还算殷实无忧。
可这美满惬意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爷爷章润龙突然得了肺痨。
家中生了变故，年幼的父亲忽然变得懂事了。父亲每日在爷爷床前服侍端药，穿梭在弥漫着浓浓中药味的房间里。
1925年秋天的一个清晨，爷爷去世了。这一年，父亲五岁。
奶奶日日以泪洗面，为爷爷准备后事。但三七刚过，太婆便动了别的心思——要将奶奶许配给二爷爷章润虎。
得到太公太婆的应允，二爷爷喜上眉梢，一瘸一拐地推门进入奶奶的卧房，一边说话一边就伸手要搂。
奶奶忍无可忍，将二爷爷赶出了房门。奶奶打定了主意，要带父亲离开章家。
奶奶将熟睡的父亲摇醒，十分严肃地对他说：“阿毛，我们要离开这个地方了。”
“要带阿毛到哪里玩呀？”
“不是玩呀，孩子。侬爹爹不在了，爷爷奶奶逼我嫁给侬二叔，我不愿意。我们离开这里去其他地方好不好？”
“我听姆妈（妈妈）的话。姆妈去哪里我也去哪里！”
“离开这里我们就要去过苦日子，吃不饱，穿不暖，侬怕不怕？”
“我不怕！跟着姆妈，我什么都不怕！”
“好，那我们今晚就走。”
奶奶立即简单收拾了几件衣裳，打成一个包裹，塞了一点干粮和盘缠，趁着夜色，带着父亲逃离了傅家岙……
02“阿毛，你现在姓冯，名叫少卿”
绍兴蕺山老街
母子二人风餐露宿，逃到绍兴城里。逃跑途中，年幼的父亲受了凉，伤风感冒，高烧不退。
“阿毛，姆妈对不住侬啊……”她抱着虚弱的父亲，挨家挨户地去打听医馆。
一些大医馆奶奶不敢进，怕付不起药钱。在好心人的引荐下，她在绍兴双井头（现称蕺山街道）找到一位叫冯顺甫的医生，听说他出自医生世家，人品极好。
这天，冯医生从邻村接诊回来，刚走到双井头，就有邻居对他说：“有个外地小老妊（少妇），带着个生病的小老倌（男孩），正在侬家门口等着看病呢。”
冯顺甫医生当即提起长衫衣摆，抄了近路，穿过一条便捷的小巷，一出巷口，就看见了坐在医馆门前台阶上的奶奶。
将母子让进屋后，经过一番望闻问切，他心中有了底，抬头说：“孩子并无大碍，只是受了些风寒；不过，孩子年幼体弱，需要调养几日。”
奶奶顿时安心不少，连连向冯医生道谢。冯顺甫医生开了方子，给我父亲服用。
眼见这对落难的母子孤苦无依，冯医生心中不免恻然，不但免去了医药费，还让母子二人暂时住在他家的柴房里。
在冯顺甫医生的精心调理下，父亲渐渐痊愈。
有一天，奶奶觉得口渴，但暖水瓶里却没有水了。她走到冯家院子里，见水缸里水很清澈，便舀了半瓢。
刚要喝，却听身后响起冯医生的声音：“喝冷水对侬身体不好。”
奶奶一回头，看见冯医生望着她，眼睛里溢满关爱。她想起与爷爷第一次见面时她对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喝冷水对侬身体不好”。
而眼前的冯医生，此刻说出了她曾对爷爷说过的话，几乎是同样的语气、同样的眼神、同样的关爱。
“侬到堂屋里来吧，有开水的。”
奶奶深情地望了冯医生一眼：“嗯呐。”
冯顺甫医生刚过不惑之年，常年走街串巷，四处行医，未及考虑婚娶，还是个单身汉。
奶奶则刚刚二十出头，他们同在一个屋檐下，每天低头不见抬头见，彼此都心生爱慕之意。
在左邻右舍的撮合下，两人都觉得对方合适，便结婚了。
从此冯顺甫医生正式成了我的爷爷。我的父亲改名“少卿”。
改名以后，奶奶对父亲说：“阿毛，侬要记住，侬现在姓冯，爹爹是冯顺甫；侬的名字，叫冯少卿，又名庆生。”
“我记住了，姆妈。”
03“爹爹，我想像您一样，做个好医生”
父亲八岁读私塾，五年的学习经历为他后来从医打下了十分重要的基础。
他还写得一手漂亮的小楷，有钟繇之风，朴素自然、平淡率真。
爷爷奶奶平常积德行善，仁术救人。从小父亲帮爷爷打下手，对医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他暗暗记下了许多医学知识，熟知了很多药材的名字和功效，有时还会偷偷翻看爷爷的医书，觉得其中有无限的乐趣。
父亲知道当年自己的生父死于痨病，如果当时有个好医生，就可能不致于早逝。
一个冬日，他告诉了爷爷自己的理想：“爹爹，我想像您一样，做个好医生。”爷爷很欣慰，冯家的医术终于后继有人了。
1937年，父亲16岁，开始正式系统地跟着爷爷学习中医，眷抄药方。
爷爷先把常用的处方仔细讲给父亲听，重点讲解了两百余种常见中草药的特质，从药名、外形、药用价值、药效，到用法用量、禁忌、副作用等等，讲得十分详尽。
这么多内容灌入父亲的耳朵，让他应接不暇。于是他下起苦功，起床时背，吃饭时背，连睡觉时说梦话，也时不时蹦出几个草药名来。
爷爷时不时要抽查，看到父亲都能对答如流，十分满意。于是，爷爷准备传授冯家祖传的针灸和膏药熬制法。
传说三皇五帝时期，神农帝“尝百药而制九针”，发明了针灸。后世将针灸分为针法和灸法，而爷爷尤为擅长针法。
在爷爷的言传身教中，父亲渐渐掌握了中医针法，包括银针的下针、留针、转动、提针等，还将人体361个穴位记得滚瓜烂熟。
接下来，是学习膏药制作。熬膏药并不容易，熬制的火候必须掌握好，过火会焦，火候不到则熬不出汁来。
爷爷要求我父亲背诵熬膏药的一套歌诀：“一丹二油，膏药呈稠，三上三下，熬枯去渣，滴水成珠，离火下丹，丹熟造化，冷水地下，其形黑似漆，热则软，凉则硬，贴之即黏，拔之即起。”
几年下来，父亲已娴熟地掌握了冯家祖传的医术，爷爷打心眼里高兴。
“少卿的医术大有进步，甚至比我还要厉害了。”爷爷和奶奶絮叨着。
此时，爷爷已下定决心，给父亲找一位更厉害的老师，助他更上一层楼。
04拜入“浙东大力士”叶家班门下
叶桂芳，上虞小越镇五车堰人，是浙东地区赫赫有名的游医，擅长跌打刀伤、正骨接骨、气功疗伤、拔牙镶牙，是一个全科大夫。
他品行孤傲、医术精湛、救死扶伤、行侠仗义，在宁波、绍兴一带被民间称为“浙东大力士”，名声极好。
叶桂芳医师有一个行医班子，人称“叶家班”。
叶师傅四处行医，路途中遇到些孤苦无依的孩子，便会收为学徒。班子里的徒弟们各有所长，因此“叶家班”也是个集百般武艺于一体的功夫班子。
“叶家班”里功夫最好的，是王锦彪、毛蓓成和叶桂英三人。
王锦彪，体格强壮，习武多年，有着扎实的功夫底子，能轻松举起两三百斤的石担，他的拳法也相当了得。
毛蓓成擅长气功，胸口碎大石是一绝。
叶师傅的妹妹叶桂英（化名），斗笠长袍，腰佩长剑，一身英气，她随兄行走江湖，颇具英雄气概。
叶桂英一米六七的个头，人生得标致俏丽，练得一手好拳、好剑，尤擅轻功。
“叶家班”行走江湖，主要走水路，他们开着一艘可容二三十人的大船，桅杆上悬着面红绸烫金大旗，旗上赫然题着“大力士叶桂芳”六个大字，过往行人、船只无不驻足观看。
叶师傅调教的徒弟们不但武功了得，而且医术过人，因此在宁波、绍兴一带声名远播。
爷爷看中的正是叶师傅超群的医术和行走江湖的经验，他想让父亲拜在叶师傅门下。
叶师傅也知道爷爷是个好医师，两人见面后交谈甚欢，当即便答应收父亲为徒。
第二天一早，天蒙蒙亮，爷爷便领着父亲，坐船来到五车堰拜师。
叶家大院院门早已敞开，叶师傅先在祖师爷孙思邈画像前点了香烛，父亲跪在蒲团上，对着画像三叩首，再对着叶师傅和师娘拜了三拜，敬了茶。
从此，父亲正式成为了“叶家班”的一员，开始了离家学艺的生活。
叶师傅对父亲倾囊相授。父亲年纪虽小，但聪明伶俐、为人谦逊、领悟能力又强，很讨叶师傅和师娘的喜欢。
他们年近半百，却膝下无子，商量后决定将父亲收为义子。
说来也巧，自从叶师傅认了义子，夫妇俩心情大悦，接连添了五个子女。按年龄父亲排行老大，叶家的孩子都亲切地喊他“阿毛哥”。
“叶家班”除了在叶家大院练功、学医、坐诊外，也经常去浙东几个市县行医。
每年到了赶庙会的日子，“叶家班”的队伍浩浩荡荡从船上下来，人们争相围观，热烈欢迎，颇为壮观。
十年间，父亲随着“叶家班”走南闯北，对乡野疑难杂症了解了不少，更重要的是，他的医术深得义父叶桂芳真传。
此时，他已经可以独当一面，被浙东人民尊称一声“毛医生”。
05中共地下党说：带上药具，现在就跟我走
三五支队
1941年4月19日，日军在浙江地区发动“宁绍战役”，浙东人民没有屈服于日军的枪炮，展开了顽强斗争。
当地抗日名气最大的当属“三五支队”。“三五支队”的全称是“第三战区淞沪游击队第五支队”。
“三五支队”的抗日活动深得当地老百姓的拥护，并迅速发展成为以四明山为根据地的游击纵队。
随着“宁绍战役”进入尾声，很多负伤的战士暂时留在地下交通员施锦槐家中养伤。
施锦槐家是泗门镇的“红色堡垒户”，他按照中共地下党的指示全力安顿、保护和救治伤员。
同时，他开始秘密寻找附近的中医师傅，很快就有人向他推荐了父亲“毛医生”。
此时父亲已成为“叶家班”医术最好的医师。
施锦槐向中共地下党黄明汇报了父亲的情况后，黄明主动找到了父亲，说：“毛医生，听说侬医术很高。我们是‘三五支队’的，是共产党的抗日队伍，现在要求助侬了。”
“我不姓毛。我姓冯，叫冯少卿。早就听说过‘三五支队’，侬抗日都是好样的，要我做什么，尽管说就是。”
“那太好了。侬带上药具，现在就跟我走啊。”
“救治抗日伤员，我没有二话。”父亲备齐药品，背上药箱，按黄明的要求赶赴伤员驻点，开始救治伤员。
他正值青壮年，虽未参军上阵杀敌，也怀有一腔报国志。但是治疗枪伤，对父亲来说也是首次。
枪伤属于易感染创伤，父亲细心地给伤员消毒，在碎肉中找到子弹或炮弹碎片，小心翼翼地取出来，然后细心谨慎地缝合伤口，再上药包扎。
整个过程中，父亲想方设法减轻伤者痛苦。
父亲看着送过来的一批批伤员，心里又疼又急，但手术却一丝不苟，一例一例地做，术后每天还要观察他们的康复情况，并做好记录。他夜以继日地工作，很少休息。
在父亲的精心医治和调理下，一些伤员的病情很快好转，恢复情况良好。父亲的医术医德，受到了伤员们和支队首长的赞赏。
06“小林病重，速归！”
1949年5月22日，余姚市解放，人民欢腾。
此时，父亲与母亲谢梅琴已结婚两年。
父亲在余姚临山镇上开了一家诊所。遇到家境贫寒、无力支付医药费的患者，父亲总是给予减免。
对于那些行走不便的病人，或者生了急病的，父亲总是急病人所急，亲自上门诊疗。
父亲的医术仁心大受老百姓的赞扬，当地传起了这样一句民谣：“西边有个张阿耀，东边有个冯阿毛。”
渐渐的，在山清水秀的浙东地区，“毛医生”的名气越来越大。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家里的生活也开始动荡起来。
抗美援朝时期，妇女纳鞋底赶军鞋
母亲因为女红做得好，被拉去纳鞋底，赶做军鞋。
父亲和医学界的同仁，在泗门镇中心医院李家骥带领下，上街开展义诊，所得款项全部交给镇政府。
外公也变卖了财产，把钱捐给国家。
这两三年间，家里的日子只能勉强维系，大家心里都期盼着抗美援朝的胜利。
我的姐姐阿娟，也在这期间，因为感染麻疹引起肺炎并发症，不幸天折了，年仅八岁。
国家动荡，父母舍小家为大家，终日奔波忙碌，这已是父母失去的第二个孩子，他们的身心都备受打击。
1953年7月27日，抗美援朝战争终于取得了伟大胜利。
当父亲回家把抗美援朝胜利的消息告诉我母亲时，她十分激动。她对父亲说：“少卿啊，胜利了，咱们的孩子也快出生了。”
在欢庆抗美援朝胜利的喜庆氛围里，在这个特殊的日子——1953年9月27日，我出生了，成为了家里第二个儿子。
母亲在妊娠期，天天为远在朝鲜的前方将士纳鞋底、做军鞋，吃得不好，营养跟不上。
因此，我从小体弱多病，经常发烧，还伴有惊厥。
1955年的夏秋之交，2岁的我不幸得了肺炎，病越来越重……
后来看见我一直咳嗽不止，且声音异常，情况危急之下，母亲才给父亲发了电报——“小林病重，速归！”
慢慢地，我开始眼睛凹陷，双目无光，脉相不健，连呼吸也变得困难，常常陷入深度昏迷。
身边人看了我病情危重的样子，纷纷劝父亲说：“毛医生，看来孩子是救不过来了，放弃吧。”
面对七嘴八舌的规劝，父亲只回答了一个字：“不！”
他只身跑到余姚县医院求助，请来医生们到泗门镇家里，一起参与对我的抢救。
然而，几位医生联合诊断后，都认为情况很不乐观。父亲与众医生商量，最后决定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案治疗。
我被注射了超剂量青链霉素，那是县医院的医生带来的特效药。同时，我还服用了父亲自己动手熬制的祖传中药汤剂。
父亲对县医院赶来抢救我的医生表示了感谢，送他们出镇后，又赶紧返回来，坐到了我的病床前。
在抢救我的日子里，父母几天几夜守在我身旁，看顾和照料我。
功夫不负有心人，我在鬼门关转了转，又折返回来了。
当我不再昏睡并睁开眼睛时，母亲高兴得一下子哭了出来，大声叫道：“少卿少卿，小林醒了，小林醒了，救回来啦！”
父亲激动地紧紧捏着母亲的手，目不转睛地看着我……好一会儿才放松下来，长长舒了一口气，看看我，又看看母亲，这才低下头，擦擦自己湿润的眼睛说：“善哉，善哉。”
左邻右舍都说，我被救回来，是个奇迹。
不久后，父亲向上级辞去了小曹娥－朗海乡中西医联合诊所负责人的职务，决定回到泗门镇老家，区里让他负责建立泗门镇第二高级社保健站。
对父亲来说，已经失去太多了，能陪伴在至亲至爱之人的身边，才是最重要的吧。
但时代的滚滚浪潮，又推着他不得不一次次远行……
07一句“试试看”，便干了33年
1958年10月，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家里来了两位重要的客人，泗门区委副书记干志成和泗门区中心医院院长李家骥。
干书记说：“为落实毛主席的指示，区委决定动员有医疗工作经验的私人诊所医生，响应党的号召，到农村去建立卫生所、保健院，解决农村缺医少药的现状。”
父亲听明白了，区委的意思是让他再度出山，到湖北公社去开创新的集体医疗卫生事业。
“感谢组织信任。”父亲对干书记和李院长表态说，“我试试看。”
母亲正怀着三弟，照顾不过来，五岁的我便要跟着父亲一起去湖北公社。
湖北公社距家有七八公里地，如果不走小路，只能坐船前去。陪父亲出任保健所所长的这天，是我第一次坐船。
保健所东西朝向，西门连着应家的院子，一出门有个烧饭烧水的地方，东门为正门，有两级台阶，就这么简简单单。
房子四周，种满了凤仙花和鸡冠花，煞是好看。经过几个月的筹建，保健所基本就绪。
挂牌仪式当天，在一阵鞭炮声后，公社党委书记宋天生宣布：“湖北公社保健所今天正式挂牌成立！咱们以后，也有了自己的保健所啦！”
父亲也没想到，自己竟把大半生的热血，都投进了这湖北公社。
就是这一句“试试看”，让父亲一干便是28年，直到退休，又返聘了5年。
如今的绍兴卫校
为了改变乡村缺医少药的情况，1963年6月，父亲又动脑筋，想办法，自编教材和辅导材料，组织举办了湖北公社第一期卫生员培训班。
经过将近半年的学习，学员们从父亲的培训班“毕业”了。从此，公社各村的社员们，都有了自己的“医生”。一些常见的疾病都能得到及时治疗。
上世纪农村的“赤脚医生”
母亲也在父亲的建议下，参加了慈溪县沈师桥妇科助产士培训班，刻苦学习，成为了一名可以独当一面的“妇幼天使”。
父母亲在保健所里建起了第一个分娩室和妇科门诊，为公社的妇女们提供了生育和卫生保障。
不仅如此，父亲还在深入农村基层行医问诊、救死扶伤的路上，创造了一个个传奇……
08凌晨，他喝下半瓶剧毒农药“1059”
这一天，天蒙蒙亮，窗外就下起了小雨。
母亲总是第一个起床，自己洗漱完了，就忙着烧水，做早饭。
我还赖在床上。突然，医院大门外面传来了急促的呼救声：“冯院长！冯师母！侬可要救救伢儿子啊！”
我凝神谛听，又听到撕心裂肺的声音：“志尧啊，侬为什么会想不通，为什么要喝农药啊……”
嘈杂的喊声，让我从床上一骨碌爬起来，跑到医院门口。
只见四个年轻人，抬着一扇门板做成的简易担架，上面躺着一个年轻人，后面哭着喊着的，是他的母亲。
父亲脸都没有顾得上洗，赶紧一边接诊，一边询问病人的情况。
原来，湖北公社七大队的王志尧和六大队的胡淑芬是一对情投意合的恋人。两年多的恋情使他们如胶似漆，难分难舍，谁都不愿意离开对方。
王志尧的母亲说，昨晚她儿子去胡淑芬家里提亲，不料被她的父亲奚落了一番。
“人模狗样的，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胡淑芬的父亲说，“侬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侬介般配啷格？”
王志尧回到家里，整个晚上都在抽烟。到了凌晨，他把一瓶剧毒农药“1059”喝下半瓶，对家里人说，反正娶不到淑芬，他也不想活了。
王志尧服毒自杀，当时已经面色发紫，口吐白沫，神志昏迷，生命体征微弱。
我父亲问明情况后，立即指挥医护人员救治，并快速作了分工：
母亲和静芝医师用温肥皂水为患者灌服洗胃；将高锰酸钾用水溶解配比，给患者灌肠，并马上对病人注射了阿托品和解磷定、氯磷定、生理盐水溶液。
鉴于人手紧张，我父亲又调来五位“赤脚医生”到公社卫生院集合，组成临时抢救小组，自任组长，展开了紧张的救治。
24小时过去了，病人生命体征逐渐有了改善。
虽然母亲和几位“赤脚医生”戴了口罩，也采取了一定防护措施，患者的呕吐物和排泄物还是使他们产生了轻度中毒症状。
父亲随后又对母亲和几位“赤脚医生”做了简单治疗。
“1059”属剧毒农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棉区都有使用，但七十年代后期，已经严禁使用。
喝“1059”剧毒农药自杀的患者，在父亲负责的湖北公社医院，还是第一次碰到。
父亲坚持中西医结合，一方面注射大剂量的阿托品、解磷定，另一方面使用中草药配合治疗，用绿豆、甘草、曼陀罗、金鸡尾、金银花煎服排毒。
72小时过去了，经过抢救小组的全力施救，王志尧体内排出了十几条蛔虫，可见剧毒农药“1059”的毒性之强。
患者脱毒了，生命体征大为好转，但是参与抢救的医护人员却一个个累得直不起腰来，大家都已经精疲力尽。
“谢谢，谢谢。”父亲一边捶着后腰，一边轻声说，“脱离危险了，侬都去休息吧，这里有我。”可大家围着父亲，久久不愿意离去。
72小时的危险期终于熬过去了，众人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喝“1059”自杀的患者病愈出院了，我父亲却添上了一桩新的心事，就是王志尧和胡淑芬的婚事。
他了解到两个年轻人自由恋爱两年多，感情纯洁，心心相印，只因为王志尧家庭经济条件比胡淑芬家差，男方才被女方父亲嫌弃。
我父亲心地善良，很想玉成良缘，便生出了“帮人帮到底”的想法。
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父亲登门拜访了胡淑芬的父亲胡大伯。经过一番循循善诱，他娓娓道来：
“胡老哥，依选女婿，首先是看人品，人品好是第一位的。其次，是看双方有没有感情。感情好，孩子们能互相恩爱，这才是建立家庭最大的保障。”
经过父亲的劝导，胡家最终答应了亲事。王志尧和胡淑芬有情人终成眷属，花好月圆，喜结连理。
婚礼上，父亲在大家不断的敬酒中，喝多了。他平日里有五斤黄酒的量，这是我印象中父亲第一次喝醉。
许是真的高兴吧，他不仅成功救治了生命垂危的王志尧，还玉成了他和胡淑芬的美满姻缘。
09“瘟神”来了，十有九户绝后代
1963年秋天，“瘟神”猝不及防地来了。
民间曾经流传过这样的歌谣：身无三尺长，脸上干又黄。人在门槛里，肚子出了房。
血吸虫病患者
五六十年代血吸虫病在中国流行广泛，涉及12个省市，350个县市，患病人数高达1000多万，受到感染威胁的人口，超过1亿。
它传染性极强，据浙江省调查统计，当时病区每年新增患者近10%，许多人在水稻田劳作时，不知不觉就感染了。
在病害严重的地区，出现整村人口死亡的情况。这病不仅害人，也急速降低着全国的生育率。毛泽东主席发出号召：“全党动员，全民动员，治灭血吸虫病。”具体来说，便是从源头上消灭钉螺，从水草、粪便中消灭虫卵。
父亲作为湖北公社保健所所长便提议全公社开展大规模的改水、改厕运动，以彻底消灭血吸虫病。
公社还经常性派专业人员为大队居民房前屋后的粪缸灭蚊、灭蝇，后来又提倡改建饮水池和水冲式坐便器。
与湖北公社距离不远的慈溪县泗门区海南村，是重灾区。
慈溪县的县委书记黄建英，带领县级机关和卫生局“血防”领导小组，在海南村召开了县、区、公社三级卫生医疗工作人员现场会，我父亲也参加了。
会后，黄书记握着父亲的手说：“侬就是冯医师，祖传中医，是乡村卫生医疗事业的拓流者，很了不起！中医博大精深，民间有很多神奇的草药和秘方，还请冯医师为‘血防’工作多做贡献啊。”
这话一直在父亲耳旁萦绕，他牢记黄书记对他的嘱托，在治疗“血吸虫病”工作中发挥中医优势。
他翻阅了大量祖传的土剂良方，终于寻找到中草药治疗“大肚子病”的方法。
父亲先是用腹水草消肿积水、攻痞块、扶正气、除虫毒，自制了中药配方“腹水散灭虫剂”，并谨慎地应用于临床。
他后来又用甘草、金银花、黄连、青皮、原木子、草果、柴胡、黄芩、茯苓、栀子和半夏等进行清热化湿，并亲自煎药，配制“清垫理脾驱虫汤”杀虫。
这些中医药的方法都取得了良好效果，经父亲治疗过的十几位病人都痊愈出院，并且没有发生任何后遗症。
在1965和1966年，父亲先后参加县卫生局抽调的两个批次医疗工作者队伍，历时三个多月，全面普查钉螺状况，强化管理水源和人畜粪便，收到的成效是良好的。
但是，谁也没有料到，在战胜血吸虫病以后，杭州湾地区慈溪县又发生了严重的“二号病”——霍乱疫情。
父亲曾告诉我，这次疫情的发生，让他遭遇到了自己的一件终生憾事。
10“你胆子这么大，公社书记的事也敢管？”
父亲是湖北公社卫生院院长，作为一位从旧社会走过来的民间中医，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政府培养下，成长为一名全科医生。
1963年底，公社党委书记沈海标找父亲谈话，肯定了父亲所做的贡献，并希望他加入到共产党的队伍中来。
他表示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立志为农村医疗事业贡献毕生的力量，为党和政府的卫生事业奋斗终身。
但是，令父亲始料未及的是，入党申请提交后，公社党委主要领导却发生了人事变动，宋天生和沈海标书记都调到另外的公社任职去了。
与此同时，大杭州湾地区的慈溪县又发生了严重的“二号病”疫情。
“二号病”也叫霍乱，当地老百姓叫它“瘪螺痧”，传染性极强，主要症状为无发热、无痛腹泻、呕吐，严重时可致人死亡。
这次疫情的传播速度之快、波及范围之广、发病人数之多、疫情势头之猛，都为历史罕见。仅发病死亡的人数，在全国便多达三万余人。
查明杭州湾一带的病人多为吃了不卫生的海产品，政府专门发出“政府令”：严令禁止吃泥螺和醉蟹，严防、严控“二号病”蔓延。
父亲作为卫生院院长，责无旁贷要查验市场销售情况，对泥螺、沙蟹等海产食品严格管控。
有一天，父亲到书记办公室汇报工作，发现湖北公社新任党委书记居然违背政府禁令，食用泥螺。
父亲便直截了当地批评了他：“书记，侬为啥要吃泥螺，不按规定和要求做？”
新书记见父亲口吻严肃，有些下不来台，悻悻地说：“吃口泥螺，有什么大不了？”
“可侬是书记啊，”父亲寸步不让，“侬带头吃这些东西，如果别人有样学样，我们该怎么管控？”
“让侬管控别人，侬还管到我头上来了？”书记更加不高兴了，“我吃死了，是我自己的事情，不要侬管！”
“这可不是侬自己的事情，书记。既然我们卫生院做防控‘二号病’工作，就一定得管到侬头上。”
父亲说完，也不管书记怎么争辩，拿起他面前装泥螺的盘子，走到厕所里把泥螺倒掉了。
书记跟着追了几步，又觉得不妥，退回了办公室。他十分恼怒，觉得父亲小题大做，是故意让他为难，不给他面子。
父亲拿着空盘子回到书记办公室，想继续汇报工作。
“侬瞧瞧侬，干嗦格来？”书记站在办公桌后面，见父亲进去，猛地拍了一下桌子，“侬冯少卿眼里，还有我这个书记吗？”
“我眼里当然有侬这个书记。”父亲平静地说，“这不是正要向侬汇报工作嘛。”
“侬冯少卿胆子这么大，连我公社书记的事也敢管！”他不接父亲的话，生气地说道，“侬还想不想入党了？”
“我冯少卿决不拿原则做交易，决不把党和政府的指令当儿戏！我宁可不入，也要按党和政府的指示办！”
因为这次冲突，父亲入党的问题便一直被搁置下来。
这位书记作为公社一把手，公报私仇，在党委会上恨恨地说：“冯少卿这个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根本不把我们党委放眼里！”
见会上没人站出来为我父亲说话，书记最后总结道：“让这样的人入了党，还了得？”
他的意思很明白，就是不让我父亲入党。这次党委会的“会议纪要”写道：冯少卿入党问题，不予讨论，不予复议。
最终，父亲没有能够实现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这成了他这一生的憾事。
11“少卿，撑不住了，就先歇息下来吧。”
六十年代，农村医疗刚刚起步，一切都是从头开始建设。而在这多灾多难，看天吃饭的稻田间，父亲始终如一，扎根基层。
1966年秋，慈溪县湖北公社暴发了流行性脑膜炎。
老百姓人心惶惶，病人一批一批往公社卫生院送。但卫生院人手很紧，正式的医生只有我父亲和另外两个做普通医护工作的。
但是他已经疲劳至极，走路时感觉头重脚轻，累得随时可能瘫倒在地。
“少卿，”我母亲劝他，“撑不住了，就先歇息下来吧。”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农药中毒事件又频繁发生。
喝剧毒农药“1059”自杀的王志尧救回来之后，又有许多农民在灌溉农药期间不慎吸入中毒，有时中毒者甚至一批一批前来就诊。
特别是傍晚时分，从田里送来的中毒病人更是又急又重，眼看着就命悬一线。
“救人啊，救人啊！”送医的老乡大多是满头大汗，气喘吁吁。也有的惊慌失措，哭声连连。
父亲文化程度虽然不高，但他是个善于思考、勤于调查研究和乐于想办法的人。他会从贴近农村实际的角度想出一丝新点子，做一些工作创新的尝试。
1970年，父亲在湖北公社全面实行了“农村合作医疗”，由于政策惠民合理，门诊人数骤然增加。
父亲医院的医生护士人数本来就少，工作量却骤增。一天的门诊人数，多时可达100至200人，少时，也有80至90人，有时还有加夜急诊。
连续的超负荷工作，父亲积劳成疾，患了重症肝炎，他却坚持上班。
母亲经常心疼得偷偷掉眼泪：“少卿啊，侬这样拼命工作，是要出大问题的啊。”
父亲作为湖北公社卫生院院长，处在医疗卫生事业最基层，他对工作永远严肃认真，宵衣旰食，慎终如始。
紧接着，文革来了……父亲遭受到的屈辱和磨难层出不穷，直到退休。
12这份内疚，伴随了父亲一生
文革期间，湖北公社革委会分管合作医疗的财务管理层，出现了贪污盗窃等违纪违规问题。
父亲为确保集体资金和老百姓的血汗钱不受损失，毅然进行了检举和揭露。
正值造反派掌权，公社革委会听信小人谗言，开始对父亲打击报复。
批斗会上，造反派头头鲁峰（化名）和一个姓金的，要我父亲下跪。
父亲坚决不从。
鲁峰大约三十几岁，腰间扎着武装带，双手叉着腰，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他走到父亲身边，朝腰上猛地踹了一脚，嘴里喝道：“冯少卿，跪下！”
父亲一下子跌倒在地，但是，他又爬了起来，倔强地站着，用强硬的态度对造反派怒斥道：“侬这帮畜生，会得报应的！”
批斗会结束的当天晚上，父亲回到家里，躺在床上嚎啕大哭。从不轻易流泪的他，真的伤心到了极致。母亲也跟着流着泪，只能轻声安慰和开导父亲。
这天夜里，我们兄弟几个听见父母说话说到很晚。我们都很害怕，不知道第二天，第三天和以后日子里，还会发生什么。
第二天早上，父亲发现自己尿中带血。
他担心肾被造反派踢坏，赶紧和家人告别，让母亲帮他向公社卫生院办公室打了招呼请假，自己紧急赶往杭州的王师弟家里治疗养病。
造反派们不仅在政治上歧视父亲，生活上虐待他，还将他每月的工资无端扣掉40元，致使我们全家的生活陷入了困境。
也是在这期间，父亲留下了第二个终身憾事。
父亲的阿姨，我的姨奶奶徐友凤，在上海沦陷时连遭不幸。
丈夫被日本人飞机投的炸弹炸死，两个儿子，一个在逃难中病死，一个饿得皮包骨头，最终因吃了泔水桶里的残羹剩饭，得了痢疾，却没钱治病，便血而亡。
姨奶奶失去了三位至亲，终日以泪洗面，多次生出自杀的念头，在街坊邻里的劝说和帮助下，艰难地活了下来。
后来姨奶奶辗转多地，来到我们家一起生活，日子虽不富裕，但也能和亲人相依为命。
文革时，父亲的工资被无故扣掉一半，家里就要揭不开锅了。
姨奶奶主动说要去公社食堂打工，补贴家用。她很珍惜这份工作，兢兢业业，不敢怠慢。
革委会的人紧抓着父亲不放，要将他整倒。姨奶奶无意间听说，他们要送父亲去坐大牢，便气得冲上前去理论。
话还没说完，她就瘫倒在地上，脑中风了。
经过父亲的全力救治，姨奶奶仍然落下了半身瘫痪。母亲像照顾亲娘一般在姨奶奶床前服侍，一日三餐，喂饭喂水，擦身换洗。
每当回想起姨奶奶冲进公社据理力争的事情，父亲总是后悔不已，觉得自己不该接她来此，卷入这是是非非中……
这份内疚，伴随了父亲一生。
13“退休之前，组织上终于还了我一个清白”
1972年底，湖北公社农村合作医疗机制与公社卫生院剥离，下放到各生产大队合作医疗站，以大队为单位参保报销。
这导致老百姓不信任，合作医疗经费经常入不敷出，难以为继。
上级处理这一问题的政策是：各自根据实际情况，逐步自行淘汰。
本来势头良好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仅仅运作了三至五年，便陆续停办了。
父亲负责的湖北公社卫生院是集体编制，自负盈亏，国家不给补贴。
不出所料，每天到公社卫生院看门诊的人数出现了断崖式跌落，几乎可以用“门可罗雀”来形容。
医院业务收入减少，员工薪资发不出来，医护人员的生活很快失去了基本保障。
父亲主持工作的公社医院，现实情况更加严峻。
他就像一位站在悬崖边上的“麦田守望者”，虽然已经身心俱疲，却以超常的毅力、坚韧的心态和负责任的精神，全力阻止着公社医院跌入深谷。
父亲一边坚持向县、地区和省行政主管部门写信，反映农村基层医卫单位情况。
一边精打细算，一分钱掰成两半花，坚持把“老三件”的听诊器、体温表、血压计等医疗器械作了更新。
当时国民经济在生产领域出现梗阻，物资异常紧缺。父亲便主动通过亲友关系联系资源，亲自跨县、跨地区采购物资。
他不仅拼体力、拼精力，还悄悄拿出家里多年的积蓄，为集体建设垫付急需的资金。
他坚持完善了医院的设备，在艰难困苦中让各科室医疗设施完成了升级，以一己之力创造了公社医院的奇迹。
1981年，父亲到了退休年龄。
没想到，在离任审计中，竟然有人指责父亲在医院基建中存在违纪、违规和贪污现象。
这让无辜的父亲再次蒙受冤届，身心备受推残。
被审计的日子里，父亲陷入了深深的沉默，母亲只能陪着他悄悄抹泪。
许多人气不过，为父亲鸣不平，但父亲始终保持着沉默，没有上访。
我们全家人都知道，他在等待，并且坚信，清者自清。他相信组织上经过调查，一定会给出公正结论。
最终，在各级党委和有关领导关心下，父亲的冤案得以昭雪。他非常感谢组织。
父亲一生有泪不轻弹，但是，当他拿着印有组织结论的公函来到母亲面前时，声音禁不住有些哽咽：“侬看，侬看看，退休之前，组织上终于还了我一个清白。”
母亲看了报告，竟“哇”的一声大哭起来。
父母那一代人，是那么重视政治生命的清白，那么珍惜道德评价的公正。组织上的公正结论，再次焕发了父亲的工作热忱。
他主动申请延迟退休，自愿继续为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做贡献，一干就是五年。
1985年湖北公社卫生员合影，父亲在第一排左三
1986年，父亲才依依惜别了同事和他亲手打造并工作了33年的湖北公社医院，恋恋不舍地回到泗门镇的家里。
父亲办理退休手续时，他看过的病人还有1000多元医药费没有结清，他就帮忙支付了那些医药费。
每每想到父亲那几年蒙受冤屈时的忍辱负重，想到他为医院事业发展的殚精竭虑，想到他默默相信组织的无私襟怀，我都忍不住会热泪盈眶。
父亲，您太不容易，太了不起了！
14一颗仁爱的正义之心，一生舍己为人
2008年7月25日，父亲走了，享年87岁。
父亲做了一辈子医生，与当地群众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平时省吃俭用的他在临终时留下遗言：把自己的全部积蓄捐献给湖北村的卫生事业。
为实现父亲的遗愿，我们四兄弟和村里商量以后，决定用这笔资金建造余姚泗门镇湖北社区卫生服务站。
2011年，占地200余平方米的社区卫生服务站已经落成。社区卫生站配备了7名专业医务人员，设置了处置室、全科门诊、预防保健室等。
2011年，湖北冯少卿社区卫生服务站成立
父亲从战火纷飞的旧社会，走到全面建设的新中国。多么希望父亲在天上能够看到这一切。
他以医术精湛而闻名，始终选择扎根农村，关爱着身边的每一位群众；他一生植根乡间，为改变农村缺医少药的困境不遗余力，救死扶伤无数。
父亲，有一颗仁爱的正义之心，一生舍己为人。
我们家在泗门镇属中医世家，父亲从爷爷那里秉承的医术仁心，又经革命战争年代的影响和淬炼，让他在家里奉行的家教和家风，都非常严正。
全家福
五岁，我跟着父亲去湖北公社建保健所，我亲眼看着父亲一日日奔波劳碌，行医救人，舍小家为大家，带病坚持工作，鲜少考虑自身。
父亲的言行给我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亦塑造了我独立而丰满的灵魂。
我出生于抗美援朝时期，1969年入伍，197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7岁离家，我在福建当了七年兵。退伍回到泗门老家后，我没有放弃学习，终于考上浙江大学，圆了自己的“大学梦“。
1978年，我从浙江大学化工系毕业。在学校的培养和锻炼下，我不断成长，从浙大化工系团委书记和党支部书记，做到浙大组织部干事，后又担任浙大派出所所长，保卫处处长。
此间，我攻读了研究生，在专业技术方面不断进步，最终晋升为研究员。
32年的浙大工作经历，我努力付出，获得了诸多荣誉，但收获最大的，是一众帮助我、支持我、指引我前进的领导和老师们。
2006年，经中共浙江省委考察研究，决定将我调入中国计量学院（后更名“中国计量大学”）担任副校长和党委委员。鉴于工作需要，组织批准我延迟至2018年退休。
这期间，我还生了一场大病，病毒性脑膜炎。幸得朋友们的热心帮助和医生们的全力救治，终于熬过来了，也没有留下什么后遗症。
退休后，我又受邀继续担任校友总会会长和发展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务。我欣然同意，很愿意继续为学校工作。
在中国计量大学，这一干就是十五年。
直到现在，我仍因工作时常忙碌奔波，但每每遇到困难，我总是会想到父亲，想到他挎着药箱，独自走在乡间的样子。
那个坚忍不拔的身影，一直鼓舞着我，激励着我。
一晃，父亲已离开13年，但在我记忆中，关于他的一切是永不褪色的，深深刻在了生命里。
今年，是父亲的一百岁诞辰。我希望他这一生的传奇故事，能为更多人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