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刚亮起，韩国准高中生叶媛就走上了去补习班的路。
她去得太早，补习班门口还空无一人，长期缺乏睡眠的她坐在冬天冰冷的地上睡着了。
坐在地上睡着的叶媛
在韩国，流行“四上五落”的说法——如果一天只睡四个小时，就能上大学；如果一天睡五个小时，就会落榜。
为了考上私立高中，叶媛一度每天只睡三小时，补习班门口的小台阶成了她补觉的天堂。
叶媛不是个例，她是千万个韩国中学生的缩影：睡眠不足、日夜补习、内卷成魔。
她们的共同目的只有一个，考上简称“SKY大学”的韩国顶级学府——首尔大学、高丽大学、延世大学。
即便够不上金字塔塔尖，也要上医科大等重点学府。
因为在韩国，高学历就意味着好的人脉、就业前景和可见的阶级跃升阶梯。
极致内卷带来极致压力，数据显示，韩国10-39岁人群的第一大死因是“自杀”，青少年自杀率占比则逐年提升。每年高考季前后，韩国青少年自杀人数都会出现波动增长。
被称为“自杀首选地”的麻浦大桥，被政府贴上了反自杀标语和照片，“你今天还好吗？”“现在去看看你所爱的人吧。”
但即便如此，情形仍然没有改变。
高自杀率与低生育率，是韩国社会的陈年伤疤。
而韩国的青少年，仍然在内卷的漩涡中看不到尽头与希望。
就像纪录片《学习的背叛》开头独白所言——
“我每天腰酸背痛地坐在课桌前十几个小时
大学啊，考上名牌大学依然遥遥无期
大人总说是我还不够努力
那究竟要多努力，才能考上名牌大学呢？”
学习的背叛？
韩国高考的竞争激烈程度，大概可以和十个衡水相比。
开头提到的叶媛，因为学习太用功，手上长满了厚茧和细小的伤疤，她只能忍痛握笔，甚至用皮筋把笔和手绑起来继续写，因为“手腕还可以带动发力”。
她的学习计划精确到了分钟，就连上厕所、吃饭都要定时定点，“休息”对她而言，只是奢望。
在初中，她的排名经常位于前列，成了当地为数不多考上首尔私立高中的学霸。
但到了高中，面对那些数学轻松考满分的“学习怪物”，叶媛的成绩滑落至313名——全年级一共395人。
身在韩国的青少年都默认了一个事实：
努力，是最低级的成本。
学习时只有努力，是远远不够的。
据称，韩国大学录取率是50%，理论上，每个人都有一只脚能踏入大学之门，但现实是，韩国的中产和富人阶级几乎垄断了好大学的入学资格。
补习班文化，就是叶媛口中“学习怪物”的始作俑者。
首尔江南区大峙洞，分布着一千多家高端补习班，为了抢占位置，家长从凌晨开始排队，只为能听心仪老师讲上45分钟。
韩国街头的补习班
经济实力更强的家庭，会在一年甚至两年前早早预约名师名额，被补习机构包装的名师要价实在不菲，此前的热播剧《天空之城》里，有一家小孩光补习就花了1500万人民币。
图源：《天空之城》
名师负责的不仅是授课，还包括衣食住行一站式服务、大学情报搜集等工作，可以说是为学生私人定制的“高考助理”。
从小在“高考至上”口号中长大的韩国青少年，甚至会丧失是非观。
此前曾有补习机构爆出老师性骚扰学生的事件，但老师被停课后，学生不仅没有为受害者讨公平，反而联名要求老师复课，声称要找出举报者，让对方为自己高考的失败负责。
受害者不止一位，有人曾表示，“老师有人脉和资源，一句话就能帮我上重点大学，我宁愿暂时忍耐，也想上好学校。”
所谓“名师”，不仅能掌握极其强大的校友人脉，甚至能为学生提供升学、就业等定制服务，说是教师，不如说是卖资源的中介。但迫于升学压力，学生连反抗的勇气都没有，因为，没有人敢用未来进行没有胜率的赌博。
你可能会想，“我考到好分数就行了，至于那么憋屈么？”
但韩国高考，远非“分数决定论”那么简单。
除了高考分数外，学生还要参加目标大学的自主招生考试，需要准备被称为“生活记录册”的面试材料，学习期间所获奖项、社会活动经验等内容越丰富，申请几率就越高。
有背景的家庭，能写出几十页奖项和社会活动记录，一眼看去，全是普通人沾不到边的高级活动。
而贫困的孩子们，只能在读书记录那栏尽力堆积材料。
大部分人，展示的内容寥寥，更无法吸引面试官的兴趣。
大学都上不了，谈何梦想？
爬上金字塔了，然后呢？
在这条拥挤的单行道内，也有拼尽全力爬上金字塔的底层学子。
但刚入学SKY（首尔大学、高丽大学、延世大学），现实就给了他们一记闷棍。
那些从私立高中升上来的“贵族”们，会在校服上缝上高中的名字，与中学校友抱团撒欢。
即便不“显山露水”，他们也会在入学前提前拉好群组，组队出没在学校的各个角落。
首尔大学里只有两种学生，一种是首尔本地人，一种是非首尔人。
那些千辛万苦从小镇考上顶级学府的学子，已经是当地创造的“考学奇迹”，但也因为同乡的高中校友太少，他们会被排挤、冷落，时常有不合群的困扰。
久渊是学校的特困生，每年都会参加学校组织的特困生活动，那些活动照片相当于把大家的贫困家境公之于众，在看到他人的目光时，久渊敏感说道，“感觉只是把心里的那句‘乞丐’消音了而已。”
就业则更为可怕，从私立高中考到SKY的学生很早就开始建立校友网络，他们可以轻松拥有在三星、LG等财团工作的前辈们手写的推荐信，“小镇做题家”们则只能靠自己堆简历，过上比他人辛苦十倍的大学生活。
在成均馆大学就读的金善惠从小就在底层长大，她期望自己能成为一名社会学家，为弱者建言发声。
但刚到首尔，她就被高昂的房租、学费压得喘不过气。
她的未来会如何？
最终，他只能搬离城市，回到老家。
很多考上好大学的学霸会与善惠、满吉遭遇同样的困境：
因为没钱，所以必须去打工；
因为没人脉，所以去不了好企业实习；
因为没有好履历，所以找不到好工作，只能做低薪小时工。
循环几遍后，他们的命运又回到了“没钱”的原点，继续沦为底层。
这群人从小学拼到大学，才发现自己其实走在一条没有终点也没有希望的路上。
归宿在哪里？
在韩国大学生群体中，还流行着“炸鸡幻想”的说法，大意是大部分人最终都会走投无路，回老家租一间简陋商铺开炸鸡店，过平庸且无望的一生。
而纪录片《学习的背叛》，标题意思也很明确——
只有努力学习是完全不够的，学习也会背叛你，因为努力不是社会的规则。
穷人有梦想的资格吗？
面对没有希望的未来，有人从麻浦大桥一跃而下，用极端的方式结束年轻的生命。
也有人不就业、不进修，在家躺平，俗称“尼特族”。
据统计，韩国的尼特族数量在青年人群中占比已经超过20%，排名仅次墨西哥。
“如果自己已经活得很辛苦，就更不想让自己的孩子受苦”，韩国的生育率近年来也在持续走低，可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因人口负增长灭国的国家”。
你可以说，这一切都与韩国变态的高考制度有关，是极致的竞争文化侵蚀了人们的心灵、抹杀了少年的未来。
但归根结底，还是因为韩国社会阶级固化严重，富人占据了绝大部分优质资源，堵死了底层向上流动的渠道。
韩国的阶级问题很早就有显露，在电影《寄生虫》中，穷人只能住半地下室：
图源：《寄生虫》
而富人，眼望之处皆是绿地：
韩国还有“汤匙论”的说法，将家庭按照资产分为“金银铜土”四个等级。
“金汤匙”和“银汤匙”家庭，要么年入百万，要么资产超百万，他们的后代是未来的高管、政府骨干，牢牢把握社会最顶层的话语权，是不愁吃穿的精英阶级。
最底层的“土汤匙”家庭，大多没有稳定收入、没有固定工作，一家人蜗居在廉价公寓中，甚至需要领救济金过日子。
对“土汤匙”而言，考上大学、进好公司或许是改变现状的唯一方式，但就连这条通道，也逐渐被锦衣玉食的人挤满，寻不到一毫厘的前进空间。
韩国前总统卢武铉和文在寅都曾大刀阔斧进行教育改革，期望改善“补习班盛行”“教育资本”的情形，但结果很明显——一个卷入复杂的政治斗争，跳崖自杀，一个被市民集体举报，或将被“清算”。
文在寅（左），卢武铉（右）
一阵风过后，各种教育机构仍如雨后春笋，肆意生长。
控制韩国经济命脉的财阀，与教育不公平现象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
甚至，很多韩国的重点高中就由财阀投资建立。
一边建学校、一边享受自己建构的教育资源，可谓“一举两得”。
也有不少富豪，早早就将孩子送去美国念书，肆意张扬个性，所谓“生在罗马”。
而困在底层的韩国青少年们，却不知青春为何物。
久未逛街的善惠想用工资为妈妈买一件衣服
事实上，他们之中的大部分人，并没有结束生命的“决心”，也无法安心躺平，只能做一只焦灼的蚂蚁，终日徘徊在绝望与痛苦之间。
他们想要的，不过是一个“努力就可以获得回报”的未来。
但他们收获的，却是“学习和努力的背叛”。
努力有错吗？
学习有罪吗？
显然没有，根本的问题，是看不到希望。
找到新兼职（卖票员）的善惠
休学打工的善惠一边忙着手头的活，一边喃喃道：
“这个工作不怎么辛苦的，不是为了挣钱撑的，至少感觉挺有趣的。
如果现在很辛苦、很累，但以后能有画出一条上升曲线的自信感和信念的话，没有什么做不好的。
但并看不出什么上升的迹象来…
如果未来没有上升的希望的话，就更坚持不下去了。”
“在这个穷人没法做梦的世界上，我们的孩子可以描绘出怎样的未来呢？”
或许，你会说这只是一部纪录片中的世界，并非韩国青少年的全貌。
但我相信，没有人不希望它只是片面的个例。
因为你们、我们，其实都身在其中。
参考资料：
1、《真故实验室》，韩国高考，普通人跨越阶层的唯一通道；
2、《北京晚报》，韩国高考成举国之战：午饭带到考场吃；
3、《时代周刊》，涨幅超10%，韩国年轻人自杀率为何那么高？
4、EBS，纪录片《学习的背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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