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在上个世纪的民国时期，曾有这样一位奇人。他以一己之力，将古老的玄学理念与现代科学的逻辑思维相互结合了起来。
从而在西方文化的疯狂冲击之下，挽救了整个东方玄学的命运。避免了中华文明数千年的精髓积累，在那个风雨飘摇的乱世中毁于一旦。
也正因如此，他也被世人尊称为近代玄学领域当中的第一人。
今天我们人物篇要聊的，就是民国时期的一代玄学大家“袁树珊”。
他出生于医卜世家，一生淡泊名利，早年随父亲学习医术和玄门占卜之术。成年后进入北京大学深造，随后又远赴日本留学再度归来之际，已是声名大噪。
在此之后还曾经为蒋介石、何应钦，吴佩孚等民国时期的大人物，测算过人生的命运，并且受到这些人的大加赞许。
清朝末年，袁树珊出生于江苏镇江，在他出生的那天晚上，原本一片晴朗的夜空，竟忽然间变得阴云密布，风雨交加。
而恰巧他的父亲袁开昌，精通命理占卜之术，于是便对他的生辰八字进行了一番推敲。
最终留下结论：
“吾儿八字，五行缺水，其未生时，星月朗朗，值出生时，忽天降大雨，怪耶。
此八字原局水枯，但得天时之水补之，聊胜于无。
命造无官运，仕途难期，但秉性纯正，如果能读书安命，择交治生，必不致坠家声。
由此可见，其父也是一位大隐于市的高人，只用寥寥数语，已然算透了他一生的命数。
在此之后，他人生当中的每一步，几乎都是按照这番预言来应验的。
早年时期袁树珊也曾与其他少年一样，学儒家经典，读四书五经，并且立志考取功名，但结果却连秀才都没有考中。
经过这件事情之后，他似乎也意识到自己天生没有做官的命，于是便打算另谋出路。
但或许是受到了父亲的长期熏陶和影响，也或许是命中注定的天赋。
他开始对玄学命理这个领域，产生了极为浓厚的兴趣。于是便一边跟随父亲学医，一边钻研命理之术。
然而就在他一门心思钻研学问的同时，一场震动全国的辛亥革命也随之爆发，一个旧的时代彻底宣告覆灭。
但是就在中华文明的废墟，还没有来得及重建之时，一场以西方文化为主流的风暴，瞬间席卷了整个中国。
尤其是在现代科学理念的影响下，素来以神秘著称的玄学和命理一脉，更是被人当做愚昧迷信的旧时代产物，在当时的民国政府当中，甚至有人提议将之彻底废除。
在这样的环境局势之下，东方玄学已然走到了危机存亡的生死关头，许多曾经的玄学大师，都已经准备好改头换面，重新定位自己的身份。
然而面对如此情形，在玄学领域造诣颇深的袁树珊，却破天荒的提出了一种，足以让东方玄学起死回生的新理念。
正如他在《命理探源》一书中所言：
“卜筮相术本是中国的国粹，几乎是和中国文化史同步而生
对卜筮之学视而不见，无异于掩耳盗铃。
只有精研此术，破除神秘，直得本原，方可去除迷信，而得术数学之本来面目。”
这番话的意思就是，希望可以用新时代的科学原理，来解释神秘的玄学现象。从而破除东方玄学的神秘性，使其变得更加通俗易懂。
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他开始积极的拥抱科学，先是到了当时的北京大学进修，随后又前往日本东京留学。
经过这一番周折之后，他在现代学术界的造诣和地位，已经不低于国内当时任何一位学术大家。
就连上世纪最著名的学者胡适，也时常与他探讨一些学术问题，之后到了民国17年，袁树珊终于学成归来，并且发表了《中西相人探原》一书。
这时候的他，俨然已经成了人们眼中的一代奇才，社会各界多方势力，纷纷向其抛出榄枝。
可面对这一切，他却丝毫没有放在心上，因为在他看来，自己的使命还远远没有完成。玄学命理这个领域，还有着太多的谜团没有解开。
相比于世俗中的名和利，他更愿意潜下心来，专心去研究自己的学问。于是他又一次回到镇江老家，重新开了一家医馆，过起了半医半卜的生活。
那时候，他的书房里挂着一副对联。
上联写着：
“十亩栽桑，十亩种田。”
下联写着：
“半日诊病，半日读书。”
其实从这里也可以看得出来，他当时的心境，已然达到了一种超脱世俗的程度，人们所追求的宁静致远，对他而言也是一种常态。
不过这样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太久，随着日寇全面入侵，袁树珊的平静生活再一次被打破。
而这也成了他弃医从玄的契机，因为他深知在迷茫的乱世之中，最令人们感到恐惧和不安的，恰恰是未来和命运的不确定。
只有从根本上解决一个人对自身命运的困惑，才能使其重新找到生命的意义，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与其为人治病，倒不如为人治命。
在袁树珊彻底投身于玄学之后，第一个找他看命解惑的人，就是当时的民国政府大员何应钦。
求得批命后，何应钦对袁树珊的玄学造诣深感钦佩，于是又将其推荐给了蒋介石。
然而面对这样一位位高权重的人物，他依旧不卑不亢，大大方方的直言批述，并且甚得蒋公欣赏。消息传开后，袁树珊又一次成了社会各界争相追捧的对象。
上至政界显要，下至富商巨贾，均以手持他所批示的命单为荣。
时任江苏省民政厅厅长的缪斌，在听闻消息之后，也特地前来找他预测命数。根据史料记载，两人见面的那天，恰好下着蒙蒙细雨。
于是袁树珊便按照天时为他起了一卦，并且最终留下了一句：
“受累于吴，的预言。”
对于这4个字，廖斌当时并未放在心上，但是后来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事情的走向就逐渐开始变得微妙了起来。
身为国民政府元老的廖斌，居然不顾民族大义，选择投靠汪伪政府作了汉奸。
后来抗战胜利，形势再度发生转变，廖斌自然也成了阶下之囚。为了能够苟延残喘，他只好请夫人找自己的同乡吴稚辉作说客，向蒋委员长求情。
可是吴稚辉这个人，做事情实在过于认真，居然不分场合，一而再再而三的向蒋介石请求放过廖斌。这一举动让原本就生性多疑的蒋介石，顿时变得尤为敏感。
再加上当时还流传着这样一种说：
“缪斌之投汪逆，本是受蒋介石之秘令潜伏敌后，且代表重庆方面赴日与日酋秘密谈和。”
这条谣言一出，无疑让蒋介石骑虎难下，即使原本有心想要放了廖斌，如今也不可能了。，于是只好不顾人将其处死。
而这样的一个结果，倒也恰好印证了当初那个受累于吴的预言。
不过就在廖斌自食恶果的同时，袁树珊的人生和心境，也在悄然发生着改变。
民国末期此时的袁树珊为了躲避战乱，已经从镇江老家迁居到了上海。而且随着在乱世当中接触的人越来越多，他对于人生和命运，也逐渐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
时常对身边的人说：
“来向星相家请教的不外三种人。
一是受重大刺激；二是迷于名利；三是有的走投无路，所以不得不察颜定色，善为指点。”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国民党军官郭歧于南京兵败之后，辗转来到上海。
后来经人介绍，找到袁树珊请求指点，袁树珊看完他的手相之后，沉吟着说道：
“郭先生是军人，到四十岁时可升少将师长，后在沙漠中作战，因此战失败，将有性命之忧。不过，您最后仍能顺利脱险归队，从此一帆风顺，后福可羡。”
由于当时自己正处在危机之中，所以郭歧也是将信将疑，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每一件都如袁树珊所料的那样。
他先是顺利逃出了上海，之后又成功回到部队，紧接着便是一路升迁，从营长升到了少校师长，负责戍守伊犁区精河县，这一年他刚好40岁。
但也就是在这一年，他所率领的部队在沙漠中遇到了叛军，最终全军覆没，而他自己本人也被敌军俘虏，直到战后双方交换战俘，才得以侥幸脱险。
后来到了晚年的时候，郭歧还专门在自己著作的《陷都血泪录》这本书里，专门提到过此事。
而除了郭歧之外，袁树珊在晚年客居香港的时候，也曾经为民国京剧三大家之一的马连良指点迷津，当时马连良夫妇准备离开香港回归大陆，于是便来找他问卜前程。
经过一番测算之后，袁树珊告诉他说：
“你还有十五年的大运。”
对方听后若有所悟，于是便转身道谢离去，然而令人惊讶的是，马连良自从离港北归，到后来猝然而亡，细细掐指一算，果然整整15个年头。
而经过这件事情之后，袁树珊对于命理的感悟，也达到了一个全新的境界。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
“玄学修到最后，无外乎因果二字，凡人执着命运，无非是想要逃避结果，可殊不知世间万法皆空，唯独因果不虚！”
为此他还特地写下了一首《心命歌》，其内容如下：
“心好命也好，富贵直到老。
心好命不好，天地终有保。
命好心不好，中途夭折了。
心命俱不好，贫困受烦恼。
心乃命之源，最要存公道。
命乃行之本,穷通难自料。”
从这首词的字里行间，我们大概可以总结出一句话，即为：但行好事，莫问前程！
同时他在临终之前，也特别嘱咐自己的儿子，从今往后只需安心学医便可，无需再花费心思，去研究玄学命理那一套东西，因为在他看来，这天底下最大的善行，莫过于悬壶济世治病救人。
与其费尽心思去研究如何改变命运，倒不如将心思落在实处，为这个世界多增一份善念，多行一份善事。
其实纵观袁树珊一生的心境转变，我们就可以发现他对待命运的态度，也一直都在发生着变化。
从最开始的四处奔走探究原理，到后来学术有成，弃医从玄。再到最后万法皆空，彻底释然。
这其中所代表的，其实是对命运的一种最高程度的理解。正如他在生命最后阶段的感悟，人生的命运，其实都是心念的外在显化。与其执着于外在的形式，倒不如从根源上去塑造和改变自身。
研究命理和玄学的最终目的，其实是为了知晓生命运作的方式和规律。知晓的规律就能够有所规范，有所规范之后就不会再胡作妄为，如此即为大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