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兹提出的国际关系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为新现实主义的发展开创了先河。华尔兹的结构分析强调“国家构成结构，结构造就国家”，只有变革结构，才能改变国际系统的无政府性质。结构是新现实主义的核心概念，华尔兹确定了由三部分组成的结构定义：排列原则、单元特性和能力分配。按照这一定义，国际政治系统具有以下结构特征：第一，主权国家之间的无政府状态；第二，行为体之间最小限度的功能差异；第三，国家间能力分配的差异。华尔兹认为前两个特征是不变的，否则国际政治系统与国内政治系统将没有区别，因此，结构的变化由第三个特征——各单元实力对比的变化所造成。结构是国际系统最核心的特征，它具有独立性，一旦形成便约束着国家的行为并决定着国家行为的结果。国际系统结构与国家行为之间是因果关系，系统结构是原因，单位行为是结果。由于无政府状态下，国家的首要利益是生存，所以它必须学会顺应国际系统的规律，依照国际系统结构的要求而行动，这样在一定国际系统结构中，国家必然根据其结构的特征制定本国的对外政策。同时，只要国际系统结构，即大国之间的物质实力分配不发生质的变化，系统中成员的国际行为也不会发生重大变化。
华尔兹认为很多学者信奉归纳法(induc-tion)，因此他们只能处理问题的一些零碎部分，无法察觉总体。他坚持认为，理论不能单靠归纳来建立，要靠“简化”(simplification)和“还原”(reduction)来实现。“简化”有四个步骤：分离(isolation)、提要(abstrac-tion)、归并(aggregation)、理想化(ideal-ization)。这样建构起来的理论，能够使被观察的事物显示其重要性，把各种现象按照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排列，揭示一些现象中的变化如何必然引起另一些现象的变化。在以上分离及还原工作的基础上，华尔兹“构想”出国际政治的“系统”和“结构”的研究框架。系统理论意味着，在国家的行动、国家间的互动以及它们产生的结果中，系统层次而非单元层次的作用最大。系统的结构充当了约束性和分配性的因素。
在上述原则的指导下，华尔兹通过“三种想象”(threeimages)寻找到国际政治结构理论的切入点。所谓的“三种想象”，由他的著作《人、国家与战争》完成。他率先运用层次分析(levelsofanalysis)方法研究战争根源，并归纳出三层次的想象：第一层次的想象是从人性和人的行为出发，试图通过考察人的本性，理解国际冲突的根源，把国际政治看成源于人性的善或恶的一种国家间关系；第二层次的想象集中在把国家(state)作为一种行为体的层面，试图通过考察各个国家自身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构成，来解释国际关系的种种现实，认为国家的基本特性决定了国际关系的基本属性；第三层次的想象主要在于国际层面，通过考察国际政治的“无政府状态”来解释国际政治的基本事实。华尔兹最后总结说：“我的结论是：理解国际政治需要把第三层次关于战争根源的观点，看作是前两层次所假定的战争根源得以起作用的背景。”
在无政府结构的这种特征下，可以预期均势的出现。华尔兹并没有对均势做出明确的定义，他可能意指均势指的是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权力在大国间的分配大致平衡，均势是特定条件下国家行为的结果，而它的限定条件在于：第一，国家是单一行为体；第二，均势解释一种单元共同行为的结果，而该结果未必符合行为体的预期；第三，均势理论从系统层面解释国际政治，而不能解释特定的国家政策。均势理论导致许多对行为与结果的预期，我们预期国家将采取均势行为，而无论均势是否是它的目标，这一预期不是说均势一旦形成将会永远存在，而是说一旦均势破坏，仍能以某种方式得以恢复，均势将周而复始地形成。
传统意义上讲，完善的均势需要至少三个大国的参与，例如欧洲就经历了几个世纪的多极系统，而华尔兹却认为参与者数量越小的系统越稳定，参与者数量越多越不稳定。多极系统中国家联盟的灵活性只有在主要行为体数量增加时才会出现，而随之而来的则是复杂性与不确定性的增大，如果彼此竞争的集团实力十分接近，而竞争又是围绕重大利益展开的，那么一方实力的衰落将可能导致自身的毁灭；某些或者所有大国的误判是多极系统中危险的源泉，各国经常为了实现它们的利益而聚集资源，实力基本相当的各国在展开合作时，必须为其政策寻找一个公分母，它们甘冒风险，但却很容易在所有可能的选项中找到一个最坏的结果。而在两极世界中谁是谁的威胁毋庸置疑，一方之所失便是一方之所得，为此两强面对任何不稳定事件都会迅速做出反应，由此形成稳定的均衡态势；两极世界中也不存在边缘地带，危险的根源在于两强中一方或双方的过度反应，这种关系的简单性以及由此产生的强大压力，使两大强国变得保守。因此华尔兹坚持认为，两极之间的均势是最稳定的。
从华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诞生伊始，其引发的批判和争论是广泛而深远的，国际关系理论另外的主流理论，例如新自由主义、建构主义等无不以“华尔兹新现实主义为靶子”，特别是冷战由苏联的解体而结束，华尔兹的两极稳定论更是受到广泛的质疑。2000年，华尔兹发表了题为《冷战后的结构现实主义》的论文，再次强调除非发生根本的系统结构变革，否则结构现实主义仍然是国际政治的基本理论。华尔兹认为冷战后的国家内部变化、国家互动变化、国家和别的行为体对于体制内部的变化、系统构成原则的变化和武器的变化均属于体制内部变化，并没有改变结构现实主义的适用性，结构现实主义仍然在民主、相互依存、国际制度、均势、观念与规范等方面彰显效力。诚然，结构现实主义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例如对重大历史事件的解释力不足和不可证伪性。但结构现实主义仍然是当今各国对外政策奉行的重要理论依据，也是国际关系理论的里程碑。华尔兹本人作为一代国际关系理论大师更是值得我们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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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N.Waltz，1924—2013)，著名国际关系理论家，“结构现实主义”(structuralrealism)开创者。1924年6月8日生于美国密歇根州安阿伯，1948年毕业于奥比多林学院，1950年和1954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分别获得政治学硕士和博士学位，1953年起先后在哥伦比亚大学、斯沃斯摩尔学院、布兰戴斯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和从事研究。1994年退休，是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学系终身荣誉教授，1997年起任哥伦比亚大学兼职教授，2013年5月13日逝世，享年88岁。曾担任美国对外政策委员会委员、美国政治学会会长等职，并荣获“詹姆斯麦迪逊政治科学杰出学术贡献奖”。其主要著作有《人、国家与战争》(Man,theStateandWar，1959)，《国际政治理论》(TheoryofInternationalPolitics，1979)。这两部作品被誉为“当代经典”。《人、国家与战争》被斯坦利霍夫曼列为“有史以来有关国际政治的三部最好作品之一”，《国际政治理论》被称作“新现实主义的第一个范本”(thefirstgreattextofneo-real-ism)。(幸尧赵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