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中央机关与各革命根据地联络的南方交通线由上海中共中央机关经香港，广东汕头、大埔、福建闽西汀州到中央苏区红都江西瑞金，由中共中央交通局直接领导。它不仅传送着党中央与苏区的往来文件，运送苏区急需的物资和经费，而且完成了党的中央机关由上海到中央苏区的重大转移，安全护送一批党中央领导和党、政、军负责同志到达中央苏区，被誉为“中央红色交通线”。
为支持中央苏区的创建，沿线各地党组织和人民承担了红色交通线（上海——香港——汕头——大埔——永定——长汀——瑞金）各中转站的任务。
各中转站人员冒着生命危险护送周恩来、刘少奇、陈云、博古、聂荣臻、刘伯承、左权、李富春、林伯渠、董必武、谢觉哉、徐特立、张闻天、王稼祥、李维汉、邓颖超、蔡畅、邓小平、杨尚昆、陆定一、王首道、瞿秋白等与国际人士（李德），护送过无线电设备、技术人员及著名文艺工作者，以及苏区３００万人民每年需要的价值９００万元的食盐和价值６００万元的布及其他苏区紧缺物资。
（一）汕头红色交通线血脉直达中央苏区汀州、瑞金
中央红军长征之前，上海和中央苏区之间有一条途经汕头的秘密交通线，它担负着党中央从上海到苏区的转移任务，它就是人们称颂的“红色交通线”，这条通向中央苏区的秘密交通线，活动于国民党统治区，战斗在白色恐怖之中，却自始至终不受破坏，成为摧不垮、打不掉的地下航线，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近日，记者走访了汕头史学界学者、市委党史研究室原副研究员秦梓高，听他讲述这条“红色交通线”的革命故事。
镇邦街７号、海平路９８号是中共地下秘密中转站
１９３０年１０月，中共中央为了沟通与中央苏区的联系，打破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央苏区的反革命围剿及严密的经济封锁，决定建立一条由上海、过汕头、转大埔、入永定、到瑞金的秘密交通线。这条横越沪、港、汕三大城市，绵亘闽粤赣三省高山密林间的千里交通线，要突破敌人的重重关卡，穿越赤白交界地区的层层封锁线，闯过军警的盘查和暗探的追踪，避开反动民团的袭击，严防叛徒的出卖和破坏，这些困难可想而知。但在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交通委员会领导下，克服了种种困难，始终未遭敌人破坏，出色完成党交给的任务，被誉为“红色交通线”。
１９３０年底，中央调南方局秘书长饶卫华在香港建立香港交通大站，与此同时，中央交通局副局长陈刚来汕头镇邦街７号建立中法西药房分号，作为交通局直属交通站。１９３１年，为防止意外作两手准备，中央交通局又派陈彭年、顾玉良、罗贵昆来汕头筹建备用交通站。陈彭年等三人接受任务后，以上海客商身份，于１９３１年一二月间来到汕头，并在海平路９８号租到地方，选择便于为苏区筹措电器材料的行业作为掩护，开起华富电料行。１９３１年４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特科负责人之一的顾顺章被捕叛变，汕头中法药房交通站停用，正式启用华富电料行这个秘密中转站。上海——香港——汕头——大埔——闽西——瑞金，这条秘密交通线成为中央苏区与外界联系的主要通道。汕头交通站在中央交通局直接领导下，坚持长达４年多，既为土地革命战争作出特殊的贡献，也为汕头革命斗争谱写了光辉的篇章。
通过交通线进入中央苏区的干部达２００多人
“红色交通线”的主要任务是沟通上海党中央和中央苏区的联系、护送干部进入中央苏区。国民党军数次“围剿”中央苏区这样重要的情报，就是通过这条交通线传递的。交通线另一个主要任务是向中央苏区输送物资。据不完全统计，这条交通线先后输送食盐、布匹、药品，以及电器、印刷、军械等物资有３００多吨。此外，这条交通线还担负着把中央苏区在斗争中缴获的黄金、白银、现钞交给党中央的任务。１９３１年吴德峰到中央苏区提款，一次就带走２０万元。
“红色交通线”护送干部到中央苏区规模比较大的有三次。第一次是１９３０年冬至１９３１年春夏间，是时革命形势较好，为了发展扩大苏区和红军，打破国民党的“围剿”，决定抽调一批干部到中央苏区去加强领导。这时，经这条交通线进入中央苏区的有１００多人，其中有任弼时、刘伯承、徐特立、张爱萍、左权、项英、邓发等，还有从苏联受训和旅欧学习回国的几十人如肖劲光、伍修权等。叶剑英是１９３１年初由香港经汕头到中央苏区的。
第二次是１９３１年４月顾顺章叛变后，因顾的职务与地位，对上海党中央内部情况熟悉，他的叛变严重威胁着中央直属机关和高级干部的安全。在周恩来、陈云等同志果断机智指挥下，干部及时转移。有的疏散外地，有的撤到中央苏区，如周恩来、聂荣臻、邓小平、李富春、董必武、邓颖超等人。
第三次是１９３３年１月前后，由于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上海难以立足，被迫迁入中央苏区。经此线进入苏区的有博古、刘少奇、陈云、李维汉、林伯渠、谢觉哉、瞿秋白和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李德（即奥托·布劳恩）等人。
除这三次较大规模的护送外，还担负经常性的护送任务，从１９３０年到长征前，由这条交通线进入中央苏区的干部约有２００多人。
周恩来、邓颖超先后经汕头转移到中央苏区
在第二次大规模转移干部中，周恩来和邓颖超先后从上海经汕头安全转移到中央苏区。
周恩来是１９３１年１２月由专职交通员肖桂昌护送，从上海坐船到汕头，由交通站安排在当时汕头最大的金陵旅馆住宿。刚上楼，就发现楼梯转角处挂有一张１９２５年“汕头各界欢迎黄埔学生军大会”的照片，内有周恩来。交通员感到不安全，陈彭年即利用其社会关系，将周恩来转移到当时镇守潮汕的国民党独立第二师师长张瑞贵秘密开设在棉安街的内部招待所。这里不但特务密侦宪兵没来骚扰，就连公安局的警察也未敢来“查夜”，是相当安全的。翌日，才坐潮汕铁路火车到潮州，再转乘电船到大埔青溪交通站。然后由精悍短枪队护送，昼伏夜行，翻山越岭，绕开地方反动民团的封锁区，到达闽西永定，１２月底安全抵达瑞金。
邓颖超１９３２年５月从上海出发，同行的有项英的妹妹项德芬及其丈夫余长生，他们由专人护送来到汕头，风尘仆仆的住进金陵旅馆。邓颖超１９２５年随周恩来来汕，曾是汕头妇女解放协会领导，为安全起见，闽西交通站站长李沛群专程从永定来汕迎接邓颖超。汕头交通站长陈彭年，有着丰富的地下斗争经验，他要邓颖超将头发盘成髻，装扮成城市小商人妻子的模样。李改扮成生意人，称邓颖超为表姐，是陪表姐到内地找丈夫的。陈彭年还考虑到大埔一带讲客家话，还增派一个能讲客家话的交通员相陪。在交通员带领下，直达大埔青溪，由青溪交通站派出赤卫队员护送到永定，再由闽西红军学校调来十多个学员组成的短枪护送班，把邓颖超等人直接护送到江西瑞金。
汕头人民誓死保护交通线安全
交通线横越沪、港、汕三大城市，绵亘闽粤赣三省的高山密林，要突破敌人的重重关卡，穿越赤白交界地区的层层封锁线，闯过特务、暗探们的盘查与追踪，避开或战胜军警、民团的袭击，还要预防叛徒的出卖和破坏，对敌斗争是十分艰险曲折的。１９３２年冬，中央交通局派专职交通员熊志华从上海运送电台配件到了汕头，住进南京旅社，等候与前来接应的老陈同志见面。当晚，汕头市戒严，传言要抓一个外面来的共产党。警察、宪兵３次前来搜查，他沉着冷静、巧妙应付，在旅社“伙计”的帮助下，终于闯过险关；进入大埔青溪交通站后，又在当地党组织和地方武装的保护下，打退敌人袭击，把电台配件安全带到闽西苏区。当他转回上海时，才获悉由于叛徒告密，汕头交通站的老彭、老陈被捕了，但是，他们没有暴露党的秘密，保证了熊志华和绝密交通线的安全。
交通员是革命史上的无名英雄
红色交通线上的交通员一般都经过比较严格的挑选，从事行商、贩运、挑夫、船工等适合于秘密交通工作的职业，这条交通线是广大交通员们用双脚踩出来、用血汗浇灌出来的。他们冲破敌人的白色恐怖和重重障碍，担负起传递文件、指示、情报，接待过往干部、人员，带送款项、物资等艰巨任务，忠于职守，前赴后继，不惜献身，堪称中国革命史上的无名英雄。担任东江特委联系省委的交通员谢金顺，１９３３年遭叛徒出卖在汕头被捕，受尽火烙等酷刑，仍始终保守党的秘密；从贫农成长为共产党员的潮城交通员张姆，１９３４年１月祖孙三代被捕，小孙子年仅９岁，她面对酷刑，毫不动摇；澄海下堡乡龙秋地交通站，１９３３年４月遭敌人破坏，双目失明以卜卦为掩护的交通员陈惠丰在临刑前仍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穷人自有雪仇日！”１６岁的女交通员黄秋富怒斥敌人，视死如归。浩然正气，谱写了潮汕各地交通战士的英雄形象。
（二）鲜为人知的沪港粤闽赣“红色交通线”
在众多的“红色交通线”之中，有一条交通线格外令人瞩目。这条“红色交通线”横跨沪、港、粤三省，由海上转入陆地，蜿蜒长达数千公里。它连接着上海党中央与中央苏区两大战斗核心，不仅传送着党中央与苏区的往来文件，运送苏区急需的物质和经费，而且将数以百计的高级干部护送到苏区，使他们继续发挥着中国革命中流砥柱的作用。
危难之际组建地下交通网络
早在１９２７年的“八七会议”上，中共中央就认识到建立全国性秘密交通网的重要性。８月２１号，中共中央便发出《通告第叁号》，决定在中央所在地设立中央交通处，在上海设立交通分处，作为中央与南、北局及浙江间交通的总枢纽。１９２８年，中央专门设立外交科，组织交通网与各地联系，并同时开拓了北方线、长江线、南方线。由于处在国民党政府的极端白色恐怖之下，各地交通线和交通站经常被破坏，交通人员也时刻面临着被捕甚至牺牲的危险，因此，这些交通线、站极为隐蔽，且很不稳定，经常发生变化。在１９３０年到１９３４年的４年间，始终保持运作的交通站只有三个，即上海总站和香港、汕头中转站。而连接着这三个站点的线路，便是在中共秘密战线史上享有盛誉的沪港粤“红色交通线”。
险恶环境之下，交通线上形成了一套独特复杂而又行之有效的秘密工作方式。比如：交通员之间的联系只能是单线联系，没有往来的交通员之间，一般相互都不认识，即便是站长也不一定认识全线的交通员。在交通点的安排上也是费尽心机，比如：有的点是以家庭的形式出现，而有的点则是以店铺或学校的形式出现，甚至有的点还出现在娱乐场所。对交通员的选择无疑是整个工作的重中之重。比如：交通员要求有很强的党性，丰富的对敌工作经验，而且身体必须健壮，思维缜密，有一技之长。此外，交通员还必须与各色人等打成一片，懂得当地“行话”，以便混入人群之中不容易被人察觉。同时，在每次行动之前，他们都要准备好一些能自圆其说的“托词”，通晓各种隐藏文件、金钱和重要物质的技巧。
正是有了如此精密的布局，加上交通人员的机智勇敢，沪港粤“红色交通线”自成立以来，一直畅通无阻，完成了许多足以在党史上大书一笔的重大任务。
在中共主要领导人中，叶剑英元帅是较早经由这条交通线进入中央苏区的。广州起义失败以后，叶剑英遭到广东反动当局的通缉，不得不乔装打扮进入香港避难，之后，他又进入莫斯科劳动大学学习。１９３０年秋，叶剑英奉命回到香港，准备经汕头进入中央苏区工作。当时，叶剑英是国民党悬赏十万大洋捉拿的“共党头目”，而他本身又是广东梅县人，且长期在广东从事革命运动。对于这么一位“公众”人物，护送起来自然有一定难度。此次任务，是由闽西特委书记邓发亲自布置的。他特地派了叶剑英的同乡、具有多年地下工作经验的交通员卢伟良到香港，全程陪同叶剑英上路。一路之上可谓惊险异常。正准备从香港动身时，国民党当局不知听到了什么风声，大肆散布“叶剑英被捕”的谣言，企图让叶放松警惕。在由香港开往汕头的船上，看到周围耳目众多，卢伟良和叶剑英不得不装作毫不相识，互不搭理。在山区行路时，由于怕暴露目标，一行人基本不问路，不求宿。夜间就寝时，护送人员更是不敢入睡，随时都注意着周围的情况。经过几日的艰苦历程，卢伟良终于顺利完成任务，把叶剑英送入闽西特委所在地虎岗。
苏区的“邮路”和“补给线”
这条交通线，除了是白区进出中央苏区的重要渠道，还是中央苏区对外通信的重要窗口和物质补给线。
当时，红军虽有少量的小型电台，但是，这种电台并不能进行远距离通讯。因此，处在重兵包围之中的红军将士，很难得知外面的情况，位于上海的中共中央也经常不能及时把指示传达下来。有鉴于此中央规定，各地的交通站和交通人员，须承担起传达中央文件，输送党内宣传品，并打探各地动向的责任。同时，各苏区务必形成逢初一、十五向中央总结工作的文件制度。这样，就勉强确保了苏区与上海党中央之间的信息沟通。
中共中央还专门在香港交通站，设立了文件中转机构，具体事务归廖梦醒负责。由于廖梦醒的丈夫李少石是香港交通站的站长，所以交通站就直接设在廖家。无论是从苏区传出来的报告，还是从上海传过来的指示，都是经过了特殊处理，到了香港以后，必须经廖梦醒重新“翻译”和处理，然后才交给交通员发出去。苏区来的文件很多是用草纸就“药水”所写，廖梦醒通常要把草纸上的字用碘酒显示出来，再用很细的笔抄写在薄纸上，以便于交通员长途携带到上海去。上海给苏区的文件则刚好相反，字写得很细，甚至细得要用放大镜才看得清。廖梦醒就要把这些文件重新抄在草纸上，再由交通员带进苏区。
在国民党军队的封锁之下，中央苏区的物质条件非常艰苦。虽然说苏区的粮食和各类农产品可以勉强自给自足，但是很多工业品，尤其是急需的食盐、药品、电器和军用器械都很短缺。于是红军不得不把从敌军和地主土豪那里缴获的黄金和白银运送出去，通过采购点换成钞票和银元，再拿来购买所需物资。
汕头交通站就是红军在白区的重要采购点。站长陈彭年充分利用他开的上海电器材料行，与社会各界搞好关系，暗地里将各类物资大箱大箱地往苏区运。物资运到大埔青溪站时，往往都是隐藏在一些偏僻的地方，做好记号之后，再通知苏区派短小精悍的武装力量出来抢运。有时候，青溪交通站的同志还要负责联络各乡村交通站，发动当地群众，假装挑粪下田或上山割草，将物资藏在粪桶或草料中，越过封锁线，一站接一站地传送到苏区。
１９３４年１０月，中央红军被迫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红军离开之际，中央曾向沿线的各个交通站发出撤离的指示。接到指示之后，不少交通员加入长征队伍，他们中的一些人后来牺牲在长征中，也有一些人跟着共产党一直走到了建国后。留下来的交通员，则随着交通站和接头户的暴露，大都被国民党当局逮捕。被捕之后，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英勇不屈，从容就义。１９３５年前后，这条“摧不垮、打不掉”的“红色交通线”，最终在国民党政府的残酷镇压下彻底中断了。（东山涛）
原文载于《检察风云》２００７年第１９期、《中央红色交通线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