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称他为“国际瞩目的汉学泰斗”、“整个亚洲文化的骄傲”;还断言：只要香港有饶公，就不能算文化沙漠。这位饶公，就是著名的国学大师饶宗颐。大家平时会看当代香港国学大师吗关于当代香港国学大师你又知道多少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当代香港国学大师，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他说，我的祖父、父亲都是做生意的，我的家是当时广东潮州地方的首富。所不同的是，我的父亲一面做生意，一面也读书做学问。因此我家里有很多的书，大概有几万本。我小时候就在这些书里，很早就念了很多书。到了十几岁，父亲就过世了，我接下了他的两副担子，既要管生意，还要继续做他没做完的学问。后来，我对钱越来越没兴趣，父亲的钱到我手里变得越来越少。看来，我只能做好一件事，就是把他的学术研究继续下来。我后来就变为纯粹向学术方向发展了。可以说是家庭教育，是家学，使我走上这条路的。
少年早慧的饶宗颐，20岁出头因整理发表了父亲的遗著《潮州艺文志》而文名大噪，旋即被聘为中山大学的研究员。当时，日军已经南侵，中大迁往云南。在赴聘途中，饶宗颐大病一场，滞留在香港。没想到，这场大病，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在香港，他有机会结识了后来对他影响深远的学者王云五和叶恭绰，从而正式步入国学研究的大门。
而这场大病，是饶公此生唯一害过的一场大病。因此，对佛、道都深有研究的他认为，这是一种缘分。
饶宗颐对“缘”的解释不是完全被动的：缘是外面的条件，你自己有某种内在的条件可以同外缘结合，能够配得上的就会能够搭得上，要不然也搭不上，因为你的条件和它的条件不合，它没有需要你，所以说缘要内外两方面的结合。我碰上很多缘，自己也不大明白为什么会这样子。
饶宗颐治学，涉猎领域很广。季羡林先生曾将饶氏的学问分归八个门类，后来郑炜明先生更是添加补充，细分为十五类。
饶公说，还有个义理的问题。中国人常讲的义理，就是基本的思想逻辑和它的演变的轨辙，在无拘无束的学习环境下，我从小就养成了独特的学习习惯和方法，以后我会“唤”出来用于做各方面的学问。
几十年中，谁对您做学问的影响最大呢饶公不假思索地说：“一位印度人。他是一个律师，一个大大的学者。印度话的‘大’是‘马哈’，他是‘马哈马哈’学者。他写了两套书，其中一套是印度的文化史。不像一般的文化史只是罗列事情，他把每个概念都穷追到底，追到源头，给人非常透彻的感觉，不是浅尝辄止、半通不通。几十年前，我见他时，他已经90岁了。他的治学精神和方法，令我震动，以后我也是这样‘朔源’不已，然后再‘缘流’而下。”
治学的博与专，是一对矛盾，很难兼得，但饶公做到了。在一些领域，他占据了开路人的地位。例如，他的《殷代贞卜人物通考》，震惊了国际学界;他的《梵学集》，也开辟了该领域中国学术研究的新天地。为了达到“专”，饶公不顾一切地“往里钻”。像梵学，为了品到“原汁原味”，他硬是从40多岁开始埋头学习梵文，一学几十年，可以朗朗而读。饶公说，我的梵文是与一位印度学者“换”来的。50年代末，那位在内地留学过的学者提出向我学《说文解字》。我正好想用功学学梵文，于是与他讲了条件：用《说文解字》交换梵文。此后几年间，我们互为老师，都学到了想学的东西。
对不求甚解，饶公一向非常反感，他忿忿地说：有些事真让人不可想象、不可理解!比如，中国人接受印度的文化，倘若以佛教传入为起点，有两千来年了，可到现在还没有有关印度最基本文法、也是世界上第一部文法专着的中文全译本!德文、日文的都有，就是没有中文的。这是为什么呢研究印度，连起码的工具都没有，怎么可能“深山探宝”呢饶公在《梵学集》里专门对这一历史性缺失问题做了研究和论述，认为与玄奘对该书作者巴尼尼的偏见有关，而唐以后，人们就因为玄奘骂过巴尼尼，连他的著作也不愿碰了。
支撑饶宗颐在学术方面锲而不舍深钻的，是一种“求阙”精神。饶公说，“求阙”是曾国藩的话。他认为做人、做学问，都要“求阙”。“阙”同现在的“缺”，就是要不知足的意思。实际上，天下万物都是有“缺”的，追求把“缺”的补齐，可事实上永远也补不齐，这样就会永远不知足地追求下去。
饶公是史学家，他说，最令我兴奋的是今天中国不断地有很多新东西(出土文物)从地下冒出来了。而这些东西又带出了许多新问题，需要解答。比如，遇见冒出来的东西以后，发现有的文字与我们今天看到的本子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你就要解答了，我是研究这方面的，我有找出答案的责任，我要研究。我不能不研究，别人有没有兴趣，我不管;别人说，这个毫无用处，没有意思。我不理，我对它有兴趣，我就要研究。价值这个东西很难讲，我看有价值，别人看毫无价值。在学术上，越有争执的东西，越需要讲出一个道理来。我就是要找出这个“道理”来。
以有限的生命探求无涯的学问，于是饶宗颐做到了既博又专。
“跑”遍天下气凈心定苦耕耘
可别以为饶宗颐是个只钻故纸堆的“书蠹”，这位从里到外都“很传统”的国学大师还是个足迹遍天下的旅行家哩，除南美洲外，世界上的其它几大洲他都去过了。85岁的饶公壮心不已地说：希望以后有机会能去南美洲跑一跑。
有人问：您实践了古人所说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在“行”的过程中，您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最大的乐趣是什么
饶宗颐不假思索地答道：最大的乐趣，就是我从书本上得知的东西，在所到的那个地方做了亲自的验证。我会满意地说，原来如此;或者是又受到新的启发，产生了新的疑问。回来后，就继续查书、研究，追寻问题的结论。可能因为我的求知欲太强了，经常忘我地“走”、忘我地想、忘我地读、忘我地追寻，但是我觉得这是一种极大的乐趣。
饶公向我讲了关于《想尔》的故事。道教早期重要典籍《想尔》在史书中虽有记载，但隋代以前已经佚失。清末敦煌莫高窟所发现的六朝写本《老子道经想尔注》残卷，使其重现于世。但原件为英国人掠走，藏于伦敦大英博物馆。饶宗颐缘着线索，穷追不舍，终于想方设法找到敦煌残卷，将正文与注释分别录出，并按《老君道德经河上公章句》的次第，分别章次，进行考证、注释，写出了《老子想尔注校证》，补上了中国道教史的一段重要缺空。这部著作从30多年前首次问世，已经再版多次了。
饶公是书法大家，在香港许多文化殿堂，可以看到他题写的匾额。他说，做学问与写字做画一样，都很讲究一个“气”字。因为气不贯，就好象一个人没有生命。写字、做学问，实际上是把一个人的生命都摆在里面，有“气”、有生命，才会缘缘不绝。而“气贯”就能神“定”，不受外界的干扰。
饶宗颐又讲佛理了，他说，佛教讲这个“定”。就是提倡心力的高度集中，培养定力。外出闲云野鹤，返家静如处子。多年来，我养成了一个宁静的心态，排除掉各种烦恼，养成自己心里头的干净，心里头的安定，所以才能“定”在做学问上。
很多学者本身就是文化的载体，像饶宗颐更是满腹经纶，而且许多堪称“绝学”。他们会有后继人吗
饶宗颐说：我也很担心这个。连一些专家都认为我“钻”的是“无聊的事情”，也没有钱赚，太傻。以后，谁还会像我这么傻地去研究呢但我的兴趣就在这里，我就愿意追寻莫名其妙的那些问题，而且每个问题都要“打破沙锅纹(问)到底”。是兴趣，推着我去搞那么多的不同语言，不同门类的学问。尽管有些事情最终也不能弄得太明白，但是研究的过程本身就是很有趣味的，令我欲罢而不能。当然，从长远讲，我也很乐观，因为人类的学问是不会中断的，而且会越来越壮大。
童心不泯创新方可树常青
禅机，让人感到无限深邃、苍老。可饶公谈“禅”，经常活泼得像个小孩子。
在一次饶公的画展上，有人看着一幅他在香港大屿山盘腿打坐的照片，露出将信将疑的神情。没想到，饶公竟出人意料地当场在座椅上表演起来，他轻而易举地把双脚盘在了大腿上，脚心向上，连皮鞋都没脱。“这不是计算机合成的。”饶公指着相片对怀疑者说。还有一次，笔者与饶公谈到印度的瑜珈功。老爷子说到兴奋处，竟也来了一次现场表演，在小小的直背餐椅上双脚上翻地打起坐来。我担心饶公扭伤了腿脚，请他赶快复原。他却笑着说：“六七十年的功夫了，没问题。20多岁在印度时就让当地人惊奇了。”
“我自己也奇怪，85岁了，但是我的心态还是十几岁那个年龄的孩子的心态，还不停地干着那个年龄时有兴趣的事。为什么会这样大概因为我对很多事情看得比较透吧，无常的事情令我看富贵、贫贱，有钱没钱，都差不多。我都不怎么在乎，不当回事，认为变化是一定的，是自然的，因此都不动摇我的心。”饶公这样解释他“几十年心态的不变”，而对学问、艺术，他又主张不断求变、创新。
“您也画了、写了几十年了……”“是不是担心我也变成‘匠’啦”大笑之后饶公说：“我力争不变为‘匠’，不断求变求新，窍门就是我尽量保持童心不泯。”
面对种种赞誉，这位著书近百种的大紫荆勋章获得者始终淡然处之。他静静地说：“如果像人们说的那样，香港是一个文化沙漠，那我只是这个沙漠中的一颗沙子。我不像别人说得那么重要，那么好。我还有‘阕’，还在继续‘熏’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