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8月，饶宗颐出生于广东省潮州的大富之家，其外祖父为清末进士，父亲饶锷为当地知名的考据学家、工商金融界名流。饶宗颐曾说，“父亲为我取名‘宗颐’，是期望我师法宋五子之首周敦颐。”饶家开有四家钱庄，几代皆为潮州首富。他曾说，“家庭条件非常好，可以玩的东西很多，按理似乎可以造就出一个玩物丧志的公子哥儿，但命里注定我要去做学问，我终于成了一个学者。”早年毕业于上海法政大学、喜爱西洋建筑的饶锷，在家乡建起了潮州最大的藏书楼——天啸楼，藏书十万余卷。受父亲影响，饶宗颐时常浸泡在此，读书玩耍之间，文史典籍早已烂熟于心。
家学渊源和富裕的家庭条件，使饶宗颐从小便拥有了大多数人望尘莫及的学习条件，当其他孩子都步入学堂读书的时候，饶宗颐感觉学校的教育并不适合自己，总感觉学校教的“太肤浅”，他宁愿独自一人躲进天啸楼里自学。这位后来学富五车的汉学大师，是一个连初中都没毕业的少年。
他人生的第一个导师是自己的父亲。在父亲的悉心栽培下，饶宗颐打下了良好的传统文化根基，培养了超强的自学能力。虽然再未获得正式学校文凭，也未曾留学海外，但后来却在海内外二十余所高等院校任教，精通英、法、日等六国语言，还熟知古代梵文、楔形文、甲骨文、金文、简牍帛书文字，皆得益于他的自学能力。也因此，钱锺书曾称他为“旷世奇才”，季羡林说他是自己心目中的大师，金庸也曾赞誉“只要有了他，香港就不是文化沙漠”。
以甲骨文研究成名的国学大师
饶宗颐的成名领域为甲骨文。早年曾作为著名出版家、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的助手，做甲骨经文图书记录工作，这是他第一次接触到许多经文的甲骨书，从此开始对古文字产生兴趣。
随着年岁的增长，饶宗颐的研究几乎涵盖国学的所有领域，根据他自己的归纳，其著述可分为敦煌学、甲骨学、诗词、史学、目录学、楚辞学、考古学（含金石学）、书画等八大门类，很难把他归到哪一家中去，他自己也曾幽默地说：“我是一个无‘家’可归的游子。”人称“业精六学，才备九能，已臻化境”，同时还是一位书画大师。2009年在中国内地出版的《饶宗颐20世纪学术文集》共计14卷20册，超过1200万字，包含专著80余种、论文1000多篇，可谓文卷浩瀚。
“知识海洋里的两栖游物”
关于饶宗颐的治学方法，季羡林在《饶宗颐史学论著选》序言中写道，“每一次有比较重要的文物出土，他立刻就加以探讨研究，以之与纸上遗文相印证。他对国内考古和文物刊物之熟悉，简直远达令人吃惊的程度。即使参观博物馆或者旅游，他也往往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而是时时注意对自己的学术探讨有用的东西。地下发掘出来的死东西，到了饶先生笔下，往往变成了活生生的有用之物。”
至于饶宗颐，曾风趣地以“知识海洋里的两栖游物”来形容自己的这种学习和创作状态：“我一天的生活，上午可以在感性的世界里，到了下午说不定又游到理性的彼岸上，寻找着另外一个世界、另外一个天地，越是没有人去过的地方、没有人涉足的地方，我越是想探秘。”为了能够直接读懂最原始的经典，饶宗颐还在40多岁时开始学习梵文、60岁以后学有“天书”之称的楔形文字。他说：“这个过程是很有意思的，令我欲罢不能，我的求知欲太强了，几乎吞没了我自己。”
“守株待兔”式的治学原则
谈及治学心得，饶宗颐常对人言，做学问和做人要耐得住寂寞，要有平常心态，要“守株待兔”，不能急功近利。“积极追兔子的人未必能够找到兔子，而我就靠在树底下，当有兔子过来的时候，我就猛然扑上去，我这一辈子也不过就抓住几只兔子而已。”
获悉饶宗颐辞世噩耗后，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公开致悼：“我有幸认识饶公多年，并于担任发展局局长期间直接参与饶宗颐文化馆的设立。我和饶公及他的家人感情深厚，多年来得到他老人家的亲自教诲，令我获益良多。我谨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向他的家人致以深切慰问。”并高度评价称：“饶公治学数十年，在历史、文学、语言文字、宗教、哲学、艺术、中外文化关系方面钻研极深，成就超卓，驰誉国际。饶公治学的精神更加值得我们崇敬，他刻苦精勤，不到30岁已成一家之言，80年来述作不绝，以大智慧启迪世人，是名副其实的著作等身，是学术和艺术界的瑰宝。”林郑月娥还表示与饶宗颐一家关系很好，饶宗颐曾分别在2010年与去年赠送过她两幅题字，她一直将这两幅墨宝挂在办公室内，去年10月还曾邀请饶宗颐及其家人到礼宾府茶聚。
西泠印社方面则宣布，将于2月7日起在杭州孤山的社址内为这位前社长设置灵堂，接受社会各界吊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