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历“文革”，目睹伪集体下个人权利无保证
俞吾金生于1948年，浙江萧山人，高中毕业那年适逢“文革”开始，两年后被分配到上海电力建设单位当安装工人，先到四川渡口攀枝花参加当地发电厂建设，一年以后又回上海。后来又相继参加了上海高桥热电厂、江苏的望亭发电站和金山发电站等电力工程的建设。他在上海电力建设单位先后工作了10年，前5、6年是在一线当安装工人，后来因为俞吾金的文学功底比较好，喜欢写作，就被调到宣传部门搞宣传工作。
第二、历改革，感受思想解放、春风化雨勃勃生机
俞吾金是幸运的，他有幸参加了1977年高考并考上复旦大学哲学系；无论是大门对还是小门错，都证明了机会是给那些有准备的人。思想解放后从“本本”和“教条”中解放出来、开展自由讨论和学术研究的空气，极大地促进了哲学的发展，俞吾金在这个浪潮中脱颖而出，并成就了很多“第一”：
1993年作为领队之一，他率领复旦大学代表队参加狮城大专辩论赛，复旦辩论队夺冠；他是“文革”后最早一批、且在新中国培养的学者中他是第一个入选、在评委会没有引起任何异议而获评的博士生导师；他是国内最早几个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之一，他和陈学明合著的教材是国内第一本介绍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教材；他是全国哲学学科中获评“长江学者”的第一人（2005年，当年文科只有4个名额）。
而今天我们似乎要反过来思考，如果不是在一个思想解放、改革创新的时代，譬如在“文革”时期，这样的提纲可能早就使得当事人身陷囹圄。英雄和土壤是相互配合的，英雄总是在一定的土壤条件中诞生出来。
第三、启批判，洞察中国社会积弊，呼吁重建启蒙
大体来看，他认为中国社会现代化要过三关：
另外，这个问题也与把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对立起来有关，他说，假集体主义“无限地抽空个性的生命、权利和利益，把它奉献给一个抽象的集体即马克思曾批判过的‘虚假集体’。他们很少深入地思考下去，如果一个集体不以维护所有个体的生命、权利和利益作为自己存在的宗旨，相反还要靠个人的生命权利和利益来滋养的话，这样的集体的存在具有合法性吗？难道抽象的集体比具体的生命、权利和利益具有更重要的存在价值吗？”
第三关：“科学”。上文已经提到了俞吾金“大科学”的主张，但是现实是中国各界对于“大科学”（含“主体人”）的无视，中国的现代化必须过这一关。拒斥科学主义，在国内人文学者中恐怕没几个人比俞吾金呼吁得更彻底：就社会流行意识形态中的科学主义，他曾经举自然科学长江学者100万（研究经费），文科50万的例子；在《科学发展观》中，他对“科学主义”做了明确的定义，指出，“所谓科学主义，就是把仅仅适合于数学和自然科学范围内的观念和方法简单地照搬移用到人文社会科学和日常生活中”，它蕴含着“人与物关系的颠倒”，物被主体化了，而人则被物化了，“在科学主义的视野中，人变得越来越微不足道了，最后不得不屈服于物的重压之下。”遗憾的是，当俞吾金呕心沥血，准备在他著作《新十批判书》中专列一章撰写“抵御物化：科学主义批判”时，他就溘然长辞了。
这三个阶段汇聚到一点，那就是大师本人体察现实、对国家发展道路进行不断理论探索的学术担当，俞吾金的基本观点是：国家发展和现代化，不能离开对人、对个人的重视，而这恰恰是启蒙运动和整个现代化过程的核心；而且如果启蒙的功课没有做好，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事业就会遭遇挫折。这个观点我想将会继续得到实践的验证。
复旦大学陈学明教授曾经在俞吾金病逝后指出：“在文革结束后，中国涌现出了一批理论家群体，他们和中国发展的现状有着密切关系。俞吾金可说是这一群体的代表之一。俞吾金永远有强烈的社会关怀，他的研究永远都和时代需要深深地契合。”这一评价非常精要，而且非常吻合本文观点。正是这种社会关怀之心、对时代病症的洞察和诊断能力，以及深厚的人文关怀精神，使得俞吾金成为中国当代哲学史中一个无法被人遗忘的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