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前二十七年（前清光绪十一年公元一八八五年）四月二十七日（这是用新历推算的日子），我生在杭州府下羊市街金刚寺巷口一所朝西的、还是太平天国战争后仅留下来的古老宅子（太平天国时是一所当铺，铺名“元吉”）中。我的家庭历史是这样的，我家原在浙江绍兴府会稽县东胜武乡车家弄。高祖是一位农夫，名叫应凤。曾祖双名秀明，从绍兴到杭州，学做鞋子，是个工人，后来自己开起店来了，又是商人，才算入了杭州府仁和县籍。祖父呢，名文华，宇焕卿，“三考出身”，正路功名，在前清做京官二十多年就过世了。我的父亲字献臣，名叫琛书；当然承继书香，但只做得一个县学生员。
我五岁（实际不足四岁）那年的春天，有一天，我的父亲在内客堂中间摆了一张四方桌子，靠外一边缚上一幅红呢桌帷，桌子上摆了一到香炉烛台，为着给我“破蒙”，要拜孔夫子。给我破蒙的老师是头年（前清光绪十四年）浙江乡试第一名举人、俗叫解元的山阴王会澧先生，这就可以晓得父亲对我的期望了。
王先生到了，簇新的礼服，映出他那样风神秀丽的仪貌。更从他的谈笑里，显着他的得意。因为他正要上北京去会试，似乎指顾间“连中三元”可以操券而得。
我的父亲自然也穿着礼服，先请王先生拜孔夫子，随后自己也拜，随后便叫我拜。我拜得真神气，王先生称赞了一番，父亲便向王先生行托付礼，彼此互拜了一回，随后父亲叫我拜老师。
破蒙开始了，撤了香炉烛台，摆上朱笔砚台。一本罗泽南的《小学韵语》，是浙江官书局刻的大板，官堆纸印得雪白，铺在桌子左边。一个绿色花绸子做的书包，是四方的绸子，把三面向里搭起，再缝住了，便成了袋子，一面不把的角上，用黑色绸子挖了一个“如意”，镶在上面，又安上一条红布带子。书包里面放着一块木板，大小和书包差不多，板的一面，四边刻着古式花样，无非“双鱼吉庆”、“笔锭如意”一类，中间直刻四个大字，如“福缘善庆”一类，这块木板的用意怎样？或者是古代的“页”，为儿童学书用的（一般用的是板上用白缮粉涂着，可以写字）；或者不过为书包质软，借此村得硬些，以便儿童装书。
王先生当然衣冠端正，伊然人师地坐在上首，我就坐在左边。王先生指着《小学韵语》开首四句；“小学之道，诲尔童蒙（这句或者有些错误，记不真了）。蒙以养正，是曰圣功”叫我随他的声音念。教不到三遍，我就自己会念了。我的父亲自然笑开了脸，王先生也向父亲叫“恭喜”。
以后就是父亲教我了，当然继续读完这本《小学韵语》。读书以外，只有写描朱宇。我一写就很合式，父亲更是欢喜。
可是我家的生活，要靠父亲每月薪水收入维持的，所以父亲也不能准时地继续教我。后来几年，父亲因为我的两位堂兄要读书，请了一位萧山某先生来家，我也跟着读“大学之道”了。后来又换了一位塘栖劳先生。后来请不起先生了，把我送到邻居一位张先生家。张先生有学生十几个人，聚在一间小屋子里，真是一阵一阵老鸦叫个不休，好在我也不过随口乱叫，张先生也不过只要学生背诵得出，就算了事。
在张先生家读书的那年，我已十岁了，可是我还不过读到下《孟》（《孟子》三卷，下《盂》就是下卷），而且也不晓得里面说些什么，但是我的写字算写得相当好了。
这年十二月十二日（自然是旧历）下午，我的大祸临头了。这时我刚刚在那里叫“梁惠王曰：晋国天下莫强焉”，我家一个老做妈妈来对我说；“履官（是我的小名），少奶奶（我的母亲）叫偌回去。”我早晓得父亲这几日病势沉重，听了，就把书包拿起，向先生作了一揖回家了。走入父亲房里，在父亲床前对面坐下，只看着父亲。父亲叫我的母亲拿长生果给我吃，我接着就不觉眼中要滚下泪来，正举起手来要向眼上揩，父亲便朝里睡了，大约也不忍看我。这夜子时（十一点多钟），父亲就撇下了我们母子兄妹四个过世了。
父亲在日，我已没有幸运好好地读书，何况父亲过去了。但是我的母亲呢，偏偏要从他老十个指头底下养活我们的生命，还要叫我承继祖父的“书香”，并且对我说：“你爸爸没有得志，是他一生的恨事，你要替你爸爸争争气。”所以请了一位父亲的学生孙先生来教我们兄弟读书，但是也不过和张先生一样。
我十一岁的冬天，母亲给父亲办葬事，父亲的好友汤颐琐先生从苏州来会葬，便带了我回苏州。明年，杨先生就馆到温州去了，却请了一位刘先生来教我。这位刘先生单名叫题，是苏州阊门外一位医生（自然是中医），所以订明是早来晚归的。他老真会教书，每日早晨九点来钟，我和一个邻舍胡姓的同学到了馆里，他老个别的替我们上新书，温旧书，新旧书都要能够背诵得热了，再替我们讲解。我虽则懂不得文法，却能了解书上说些什么。他老又叫我们写大字小字。末了是“对课”。这件事情，象是现在的造句子一类的意思，为做文的起码练习。那时做文，都是预备将来考试中秀才举人的，因为那时考试要做“五言八韵”的诗，诗是要讲对子的，所以从小就要来讲柳眼、挑腮、飞絮、游丝、青云、赤日、乱头风、长脚雨、红板路、白门潮，由一个字起到五个字，五个字能对，就成了一韵诗。譬如先生出个“一团蝴蝶梦”，我们对个“几处鹧鸪声”，便是写落花的一韵好诗了。
我当时只能对到三个字，但是他老出口，我就对上了。我那位同学天资比不上我，什么都落后，但是他后来也赶上我了。我们在三个钟头里把功课都做完了，他老真喜得要死，每日不到午时（十二点钟），他老便回去行医了。我们也觉得这个先生真奇怪，尤其是我，向来一窍不通，一忽儿觉得读书很有意思了。
可是不幸的事又临到我的头上，不到三个月，汤先生从温州来信接家眷了，刘先生自然不去，我却跟了姨子（就是杨先生的夫人，是我母亲的盟妹）到温州。汤先生是有名的学者，俞曲园先生的学生，诗文都做得好。他老原想自己教我的，但是他老文酒应酬太忙了，每晚归来，已是“鱼更再鸣”，就没工夫教我了，却叫我读《诗经》、《书经》。我觉得咯哩咯嗒，读都读不上口，哪里还记得上心，了解更谈不上了。但是三五日里，汤先生要我背诵一回，我真叫苦了，因为真是背诵不上几句。这样一年。母亲惦记我了。叫我的叔父来接我回杭州。
一年以后，母亲因我的身体不好，叫我回家（原来住在塾里的），在同巷的李伯伯家，从一位萧山人鲁六僧先生读书。还不是老方子的一贴药，仍旧叫我感不到兴趣，只是写字算越写得好了，因为我的父亲是书法有名的，所以大家也夸奖我。这年是中华民国前十三年（前清光绪二十五年），就是“戊戌政变”的后一年，李家请的鲁先生换了一位范成佐先生。范先生的教书，法子还是一样，可是活泼些，有一回事，却叫我大感兴趣。我有一个姓洪的同学，天资也和我仿佛，我们对背诵，往往要争先到先生面前，我坐得近先生些，当然容易先到，这一回，他乘我不备，早离了他的位子，但是我的眼快，便同时抢到先生面前了，因此他和我都背诵起来。范先生左右为难了，但是他老心里明白，我是后离座位的，他老就出题目了，叫我们都停止背诵，由他老挑出书里一句来，叫我们接着往下背诵。他老先对那位同学说：“你先背。”分明是照顾他的意思。他老就从《论语》里挑出一句：“不占而巳矣”，那位同学却背不出。他老又向我说；“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我立刻接上去背诵了。那位同学自然只得捧了书走，气得几乎下泪，我却一面背诵，一面很得意的向那位同学笑。
这时，我对于《论语》《孟子》算能了解他们文法的部分了，就请范先生教我做八股文。吚晤吚晤地读了几篇“程文”（就是模范文），却爱上了俞曲园先生《课孙草》里“子路宿于石门”一章的一篇，因为有这样四句：“草草杯盘，席上之残肴未撤，荧荧灯火，室中之旧榻犹存。”觉得描写得有趣（这是用王安石的妹子作的诗改作的），就也学做八股文了。可是只做到起股，就不懂往下怎样做了。
头一年秋季，一夜，明月在天，我从外面回家，遇到有人慌张得很，担了泥菩萨搬家。我很奇怪，听人家说，原来康有为学了外国人，要开学堂，清朝皇帝听了康有为的话，要废佛教，拿天下庙宇来办学堂，所以那些尼姑先着了急，趁夜里这样赶来带菩萨逃难。我在那时，耳里早经听着“康梁变法”的话，晓得变法是为什么。那时杭州已有了一个“求是书院”，是新式教育机关（后来的浙江大学堂、浙江高等学堂都是从它改的，现在的浙江大学也设立在它的遗址），我却还没有晓得。
这年夏天，才听说杭州办了一个“养正书塾”，是外国学堂的样子。还晓得我父亲的一位盟友宋浪之先生（也是俞曲园先生的学生）在这里面教书，我就向母亲说明了，要进这个书塾，母亲自然没有不答应的。
我在新四班里和萧山三个姓韩的同学算是一班的“翘楚”，其实不过能做一百来字长的策论。我在半年将完时候，星期做文，一连考上了七次第一，第二第三就是二个姓韩的同学。不到年终考试，我和两个姓韩的同学便升入老四班了。我在老四班里不过一两个月，国文第一又往往轮到我的头上了，所以这年年终考试的结果，我就升到三班。
我升到三班时候，只有一个算学教员赵望杏先生，是在四班里就教我们算学的，可是我对算学总是格格不入，一部《笔算数学》，做到命分就弄不清楚。好在那时还没有物理化学等科目，有的不过是历史地理英文。历史地理都无教科书，也是那时还没有编得出来，所以我们读的历史，是整部的《御批通鉴辑览》，地理是《水道提纲》，我对地理简直无从入门。英文呢，我对发音来得不准，而且很蔑视外国文，所以英文教员魏沖叔先生用尽方法引诱我。年考的时候，我的试卷稍稍象样，他老竟给我奖金。但是我总觉得这是鬼话，我一生的吃亏却在这里。
这时三班的历史教员是刚刚请来的一位有名的历史学家陈介石先生（名叫黻宸），他老的古文也做得好，我们当初并不晓得，只当是一位布衣布鞋的乡下老先生。他老一口温州话，我们初初也真懂不得，可是我占便宜了，因为我到过温州，虽则我在温州住了将近一年，实在没有和温州人正式接触，不过听听邻舍人家讲话，有了些印象，所以陈先生说出来，我倒觉得和“他乡遇故知”一样。我听了他老对历史上的议论，很感兴趣。他老因为言语不通，总是用笔来考问我们。他老不但“循循善诱”，还真懂得“不愤不启，不排不发”的教法。我们经他老几次的启发，没有不五体投地的归依他老了。我在三班里半年终了，又升到二班，便和原在二班的各位同学并驾齐驱了。
这年是清朝光绪二十六年，北方出了义和团的事件，欧美日本八国联军攻人北京，皇太后皇帝都向西安逃跑了。那时杭州有三份上海报纸，是《申报》、《新闻报》、《中外日报》，但是我们书塾里只教员室有报看，我们哪里敢进去。这位陈老先生却常常把时事告诉我们。一日，他把我叫得去，告诉我联军进了北京，皇帝走了。我好象天向我头上压下来了，就号啕大哭。他老却不响，直待我哭得太伤心了，他才对我说：“你不要哭，慢慢对你说。”我听他的说话，好象基督徒相信《圣经》一样，晓得他老必定有个道理的，也就止了泪。他老说：“你去息息罢。”我内心还是凄凉得很，也没有话说，就退出了。
后来他老并不怎样特别地告诉我什么，但是、我们从他老讲历史里说到六朝五代和宋明亡国的事，我们不知不觉了解我们所处的时代了。他老又叫我们在课外看《天演论》、《法意》，和《黄书》、《伯牙琴》。《明夷待访录》一类的书，我们又不知不觉懂得须要革命了。因此我们考试文里也大变了色彩。
我在二班里，也是半年就和全班的同学一起升了头班。可是我苦了，因为他们的算学都是学微积了，而我连三角也学不好。英文也连造句还咯哩咯嗒，改学日文，又讨厌他总是鬼话。不过我在历史、国文、掌故（这门功课有些特别，大概等于现在的政治学、经济学里的概论，而又只限于中国历史以内，并且没有教本，只在《九通》里面自己摸索）方面的成绩，除了汤尔和、杜士珍两位同学外，我总超过其他同学们，所以保持了在头班的地位。
我在头班半年不到，和汤杜两位同学的成绩又超过了其他同学，忽然把我们三个加了一个特班生的头衔，却仍在头班里读书，这是在前清光绪二十七年上半年。下半年书塾里又出新花样了，加设师范生六名。备班学生一班，备班取来的都是象现在初小一二年级的学生。师范生呢，并非另开一班，也不增加教育科目，就是给我和汤杜两位同学，和还有周继善、叶诚然、龚寿康三位同学（都是头班生）加了一个职务，叫我们去教备班学失，不过不算正式教员，所以特立这个名目。
我们在备班里，一面是教师地位，一面还是同学地位。我们对于这班里的小兄弟，真是看得和自己的兄弟一样。而我们的教法，不但用了陈老先生教我们的方法：“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我们和他们真“德漠克拉西”。我们有时设了一个问题，反而自己退下讲台来坐在学生位子上，请他们里面自动要说话的上去互相质问辩难。所以他们也和我们亲热得要死。他们里面有一个杨崇英，是书塾总理的孙子，不过十二三岁，先和我在新四班里同学，他后来告退了，这时重复进来，他每次能够佩侃而谈。还有一个傅孟，也是了不得的。
这时，我们书塾里还没有体操，我们到求是书院里去看了一番，“不胜欣慕之至”，就由高级同学发起向总理（就是校长）上书，请求增加体操科目。起初总理以为这是不需要的，后来终究被我们的“绝妙好词”感动了，增加了体操。我对这事，倒大感兴趣，翻杠子、荡秋千，居然第二手。
我们又发起组织同学了，一个现在学生会似的组织，由我们几个高级同学来领导，虽则形式上很不完全，精神上倒很团结。我们几个人常常晚上到年级较低的同学宿舍里集合他们，作演讲、辩论，很似现在的座谈会。
这时，我的十七岁光阴过完了，养正书塾也改为杭州府中学堂，我们六个师范生都要在明年（光绪二十八年）暑假毕业。校方预定派我和汤杜到日本去留学，我们约定去学陆军，学了回来就好革命。（后来汤尔和曾去日本，一度进成城学校。）可是将要毕业的前两个月，却给我们一个留学计划的根本打击。
事情是这样的：我们同学们合理的思想发展了，我们组织起来了，对于校方古典式的一切会表示不满。在历史上，学生一进了校门，除了工友们以外，都是师长，尤其是在四十多年前，师字是和天地君亲成了联系的，杭州人家家里往往供着一块天地君宗师的牌位，便可以晓得师字的尊严，所以书塾里的职员，人人自以为师，个个自以为长。我们塾里一位“学正”先生（类似现在的总务主任），真很神气，大家就把他做了攻击的对象，但是平常对他还是礼貌不衰。
二十八年清明时节，西子湖边，山盘翠髻，水皱青丝，柳似舞腰，桃如含笑，怎不逗起我们的春情。向来清明、立夏这些节日是放假的，这年却改了规则。我们向学正先生要求，请向监督（改学堂后，总理也改叫监督）商量，仍旧放假。他说：“不行”，自然大家不高兴。我们几个师范生却有点不师范了，就和几个头二班里的同学请了假，溜到西湖上，赊了几匹马，大家轻衫软策，游山玩水，好不赏心悦目。哪里晓得半路上碰着了学正先生，三名轿夫，一乘快轿，冲到我们马前，来个照面。彼此来不及招呼就过去了。这日晚上，我们就听见这位学正先生在那里和教员们说我们不遵规则，还有形容我们的两句话，是“扇子扬扬，马鞭挥挥”。我们想他也何尝守规则，大家就有了一肚子气。
一会儿到立夏节了，当然没有放假的希望，大家倒也不想出去。
一日，我们六个师范生正陪着陈老先生吃晚饭。（我们有特别权利在宿舍里开饭，请他老同吃。）忽听到楼下饭厅里那位学正先生的声音很高，还有拍桌子的声音。赶紧叫工友去看，他回来说：“邵师爷同傅少爷、徐少爷相骂，邵师爷坐得轿到监督屋里去哉。”我们赶紧下去一问，方晓得和这位学正先生同桌子吃饭的同学傅振绅（后来改名锐，宇毋退）、王孚，徐景清三位，吃饭时候谈天，被学正先生斥责了，所以争起来。我们晓得学正先生向监督那里一去，这三位同学定被严厉的处分了。向来我和汤杜两同学是被监督特别看待的，这时汤尔和因病睡在隔壁医院里，大家就推我和杜士珍也赶到监督家里去，好替那三位同学说说话。可怜，我们是一盏灯笼两条腿，怎样赶得过学正先生的轿子。半路上就看见“翰林院编修”的灯笼，晓得监督向校里来了，又急忙回身就赶。赶到了校里，只见全校的同学已布满在监督办公室外面院子里，好些教员都在监督办公室外面君子堂里，监督准备开除三位同学的学籍了。
说到我的革命思想，是发生在十六岁。那时，我读了王夫之的《黄书》、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和《明季稗史》里面的《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一类的书，有了民族民权两种观念的轮廓，这年又碰上了义和团的事变，八国联军冲破了北京，就峻深了我的民族观念，又读了些盂德斯鸠的《法意》、卢梭《民的论》的译本，和李提摩泰的《泰西新史揽要》（十三年，我代理教育部部务，后藏班禅喇嘛来北京，我去访问他的时候，遇见了李提摩奉先生，他已七十岁左右了。一口很好的中国官话。但陆丹林先生告诉我李提摩泰在一九一九年四月十七日死在伦敦，享年七十四岁。怕我遇到的是另一个李提摩泰。）一类的书，不知不觉地非要打倒满洲政权，建立民主国家不可，并且就想找同志了。
在同学里，和汤尔和、杜士珍也基于这点上拜了把子，还想向求是书院里找同志。当时求是书院里有蒋尊簋、蒋百里、史久光、李斐然、周承菼、许寿裳，钱家治等一辈，我们就想联络一起。后来二蒋和史、李、周五位都往日本学陆军，我们三杰（这是当时外面称我和汤杜的，因为我们在养正书塾里是特班生，同学就把我们和周继善、叶诚然、龚寿康联起来，又称六君子，这是他们给我们开玩笑的。那时距离“戊戌政变”不过两年，所以他们这样叫我们。）也决意待毕业后往日本学陆军，不想巴望得可以达目的时候，竟为了抱不平，帮同学，被学校除名了。
我的家贫，我们兄弟姊妹五个，依赖母亲十个指头维持生活的，这样一来，不但不能再进学校，也不能不解决一家的生活问题了，才跑到上海来帮助蒋观云先生（他的原名记不起来了，那时他又自号智由；他是蒋尊簋的父亲）编辑《选报》。
那时（前清光绪二十八年），上海是维新派集中的地方，维新派是和平改革派，戊戌党人里“硕果仅存”的张元济先生就在这里，隐然是个龙头。革命党呢，露面的只有章炳麟先生。
蒋观云先生是维新派，《选报》不过选取各报里国内外的重要消息，加一篇论说批评批评政治，形式还是线装书。
我帮助蒋先生编辑。选报，不久，资方的赵祖德先生（他的别字和我相同，都叫彝初。见面，我称他彝初先生，他叫我彝初兄。后来我改为夷初。）想再办一个刊物，和我商量，就出了一份《新世界学报》，编辑写文的是我的老师（陈黻宸先生）和同学（汤、杜），不免要带点革命思想给读者了，但是真也“微乎其微”，因为刊物虽办在上海的外国租界，但却要公开行销到内地去，自然不能“畅所欲言”了。
这时，正是清朝的政治日见腐败，英、德、俄、法、日本等帝国主义在中国“为所欲为”的时候。因为庚子以后，清朝的帝、后和“权贵”都怕他们，正是“唯命是听”了。
但是，知识分子对政治改革的要求，日见加强，革命思想，灌输到知识青年，也象油在水面扩充不止，因为革命党在日本出版的鼓吹革命的刊物，在上海固然容易看到，内地也秘密输入的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行动，常常给人们不断地刺激。庚子年，唐才常弟兄在汉口起事被杀（唐先生弟兄死后，他的家属住在上海虹口什么路的隆庆里，他的大儿子唐蟒〔圭良）年纪比我小几岁，我们很要好，一天。他约我和杜士珍同到他家，拜见了他的七十岁的祖父，这位老先生要哭不哭，一种说不出的悲惨样子，摸着圭良的头（那时圭良活象一个寺院里的小沙弥）托我们替他照管照管，声音低得几乎听不出（原来，圭良还有九十岁的曾祖母在上头，唐先生弟兄的死信还瞒着她呢）。）也给大家很大的冲动。在上海的维新派或革命派，除了文字工作以外，遇有外交上的事件发生，又是一个工作的机会，因为在上海租界上，我们还可以昌言无忌。那时，清朝虽则也有象胡适考据过的“校事”，却还不懂希特勒、墨索里尼的那一套，差了蔡钧做上海道，叫他来侦探革命党，结果，《苏报》的案子，还碰了一鼻子灰。
我这时年纪不到二十岁，遇到法国对龙州、俄国对奉天这些事发生，张家花园（现在的泰兴路南段就是张家花园遗址）开会总去参加的。张国开会照例有章炳麟、吴敬恒、蔡元培的演说，年青的只有马君武、沈步洲也夹在里面说说。遇到章炳麟先生的演说，总是大声疾呼的革命革命；除了听见对他的鼓掌声音以外，一到散会时候，就有许多人象蚂蚁附着盐鱼一样，向他致敬致亲，象征了当时对革命的欢迎，正象现在对民主一样。
后来，赵先生又别有企图，我们师生也各有各事，就散了。《新世界学报》也就中止。
汤尔和往日本学陆军去了，奉天事情紧急的时候，留学日本的学生“鼓噪”了，组织义勇队，要回国来，情愿和俄国开战，先派了汤尔和、钮永建回来，向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袁世凯申说意见，到了保定，见了袁世凯，袁只给他一个电报看，他们的任务就终止了。因为清朝已得了报告，说他们是革命党，有密令则袁世凯逮捕。当时，我在杭州，得到消息，尔和已“被杀”了，急忙打电报给杜士珍，叫他来商量，我们怎样去处理他的后事。又给袁世凯“幕府”里一位魏少棠老先生去信问问情形（这位魏老先生。是和林琴南翻译小说著名的魏易的叔父，也是尔和的长辈），得他的复信，说没有这回事。原来，他们想通过魏老先生和袁世凯说话，魏老先生劝他们快离保定罢。
我因家庭生活的负担关系，往来杭州上海，教书写文。那时，一位广东人邓实先生（别字秋枚），独自办了一份期刊。叫做《政艺通报》，约我写文。后来他更有兴趣了，又约我和他的同学黄节先生（别字晦闻，他们都是康有为的同学简朝亮的弟子，晦闻后来在北京大学任教授）办了一份期刊，名目是《国粹学报》。这个刊物有文艺复兴的意义，而鼓吹民族主义的革命很卖力气，居然风行一时，柳亚子、陈佩忍、章炳麟、刘师培都是革命分子（刘师培后来拜了端方的门，并且袁世凯想做皇帝，他竟加入了筹安会），也先后加入写文。柳亚子、陈佩忍发起组织南社，做同盟会的外围，我也加入了。这时，我正学做诗，读了一本《孙逸仙》，就胡诌一首七律，现在只记得末了两句是；“一击满湖烟雨破，谁家天下举杯看。”因为在杭州游西湖船里做的，所以就把满湖两个字双关用了。
我是二十岁（前清光绪二十年）结婚的，那时，胆子却不算小，自己做了一副新房联对，现在也记不起了，末了大概是“卿桴独立鼓，我揭自由旗”。明年，汤尔和结婚，我送他一副新房联对，记得上联的末了是：“快播革命种”，都在杭州裱画店裱出来，却没有遭到危险。因为当时没有特务。
以后，我在杭州、江山、诸暨、广州做了几年教员，在江山县立中学堂，遇到一件有关革命的案子，原来，江山是浙江边上的一个县份，在宋明的时候，文化水准还不错，到了清朝，乾隆以前，就科举考试的还不多，据说是因为“故家遗族”反对清朝的缘故，在《江山县志》上记载乾隆时候有一位姓郑的还为“清风不识字，翻我案头书”两句诗几乎灭族。这种历史的教育，到了这时。还有人接受他。
一位毛云鹏先生，是江山数一数二的读书人，他热心要办一个县立中学堂，和知县李锺岳商妥，把旧有的“涵香书院’来改造一下，这样，就得罪了地方上旧派里靠书院膏火（就是现在的奖金）补助生活的人。毛先生是有革命思想的，他在省城里买了些清朝皇太后那拉氏（就是西太后）皇帝载湉和什么什么妃子的相片回去，他偶尔在那拉氏的相片上写了《西厢记》里一句：“我见了也消魂”，给他们设法拿走了，就告到县里，说毛先生是革命党，在皇太后相片上写这样的东西，便是“大逆不道”。
知县李锺岳是山东人，是个“忠厚长者”，做官也还不差。（前清经义和团运动失败后，各国的“传教士”在地方上真正“横行”极了。江山县前任知县龚廷玉吃过教士和教民许多苦头，他却对付得“奉命惟谨”。李锺岳到任，当然先向他“请教”一番，他说：“这里人民很好，只是教士、教民不可放纵。”李镜岳当他说的是好话，头一件办的案子，便是教民控告平民，李锺岳毫不“徇情”，办了教民一个罪，教士去说情，也不理会，因此他们倒不敢胡来了。其实龚廷玉倒是“不怀好意”的。）他晓得这里面的缘故，但是，案子太大了，他不容易明白地帮助毛先生，况且他的顶头上司衢州府知府是个满洲人，更使他棘手了。他赶忙设法把对方缓住，而对方还威胁他说：“知县办不了，我们上府里去告。”
毛先生自然也没有办法，因为凭据落在他们手里。那时，我替他写了辩文，只说皇太后皇帝的“御容”，并没有明令颁发出来，民间无从得着。这固然不够替他解释，但也有点道理。我又和本地人两位同事，在夜里跑去访李知县，给他说利害，如果这事不能消弭，你的“处分”也不小。第二夜他来回访我们，他说：“请你们告诉毛先生家里，我决要把这件事情消弭掉，叫毛先生暂时避开一下，我就要上府里去，祝道台的寿，道台是我的同乡，我和他的少爷又要好，必定想个办法。”后来，果然叫毛先生出了一百担谷，就了事了。
有了这件事情，毛先生自然不能再办学校了，我也回了杭州，下半年去广州，这是前清光绪三十二年的事，这时我二十二岁。
我到了广州，先在两广师范馆，后到两广方言学堂，都是教书。方言学堂的学生，有许多加入同盟会的，如朱执信、林云陔自较知名，却有一个怪人，他并没在方言学堂毕业，中途就去了，这人姓廖、名容，惠州人。他离开了学堂，去加入“洪门”，辛亥革命时候，他在王和顺部下，后来王和顺做了惠州镇守使，他当了袁世凯总统府顾问，他却是有怀抱的。且等后边再讲。
从此，我几乎不敢骑马了。这年，正是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的宣统元年，方言学堂的监督是我的老师陈黻宸先生，他当选了浙江咨议局的正议长，要我回杭州替他帮忙，而且杭州两级师范学堂也找我当教员，我就回了杭州。那时，杭州有一个秘密组织，我的朋友参加的不少，常在庙宇或词堂（如西湖的白云庵、三潭印月的彭公祠）里秘密会议，我也有时参加，但没有什么作为。我有一位“宗文义塾”的同学杨廷栋，后来改姓名做顾乃斌，从武备学堂毕业，做了营长，我和他常在火车站小茶店碰头，他坐茶店是有点顾二娘卖人肉的派头，我们也在这里谈心，好在那时没有特务。
江浙人为了反对沪杭甬铁路收归国有，闹得“不亦乐乎”。清朝耍一耍手段，把汤老放了安徽盐运使（汤老先被赏给四品京堂），这是调虎离山的计策，江浙人却留他不放，汤老也不肯去，清朝就把他革职了。这样一来，正是火上加油，这时，争路的代表由京回杭（沈玄庐就是代表的一个），铁路局开股东大会，我和汤尔和、楼守光（诸暨人，咨议局议员）想把扩大事态来送清朝的终，我和汤尔和都是穷光蛋，守光也不是丰裕的人，想在大会里去发生作用，引起革命。可是没有股权进不去的，守光想了办法，借得几个股权，便参加了大会，这次会场就被我们控制住了，一致主张挽留杨老，反对收归国有。早预备好了替盛宣怀捧场的人，都不敢吐一吐舌头。那时有人这样说：“这次股东会是为三个小老头儿开的。”因为我和尔和都养了长须，守光也有胡髭，但是，论年纪我还不到三十岁。
一会儿，武汉起义了，我们三个就借这个因头，和陈老师商量，在省城办民团。表面是自己防卫，实际预备响应；陈老师自然赞成，就联合了商会绅土发起。在咨议局开成立会，公推汤老做总理，陈老师做副的，请巡抚下照会。我们拟了办法，三个人分任城里上中下三段的重要职务，并预备各要一匹马，做巡夜的代步。尔和是长在江北，江湖上武艺很来得几手的，自然要让他做领导了。我们虽然计划内定了，可是民团必须有枪械才有作用，一面正式向巡抚去要，一面和督练公所总参议袁思永去商量，请他把尽新式的拨给。原来袁思永是汤老的门生，而陈老师是咨议局议长，他一口承担。但是，不晓得怎样走漏了风声，巡抚增温（蒙古人，傅仪做“满洲国”康德皇帝，他是侍从长。）把照会搁起来，杭州的驻防守军也把新式枪械都提了去，这个民团局就成立不起。
我们又想别的路子，等到上海光复了，我们到上海来向民立报馆找于右任，右任告诉我们，浙江的革命机关在振华旅馆。我们要找褚辅成，遇不着，只得仍回杭州。我把外祖母、母亲和我的妻小都送到乡下，一个人守了一所住宅。这时一个出裸弟兄（杭州叫邻舍从小一起的做出裸弟兄）程途，他是武备学堂毕业，在标统朱瑞部下当个排长，他在夜里赶来告诉我，一两日内杭州也要动了，这是标部里的消息，他说：“我还要赶回营去。”
那时，陈老师也有一个姓叶的处州军人，和他老去谈光复浙江的事，无非大家取得联络，不想程途来报告我的这晚就起事了，在先，陈其美曾来杭州（上海光复以前），找朱瑞的另一个标统周承菼商量。到了这时，朱瑞刚才请假不在杭州，周承菼部的顾乃斌在巡抚衙门东边买了一块空地，预备包围巡抚衙门的时候，计算增韫必定从这里打通墙壁逃亡的。果然不出所料，就把增韫擒获，送在我的旧住宅相近关王阁东首全闽会馆看守起来。全城（除了驻防）文武自然不消说得没有反抗的了。据我晓得，劝业道董元亮也是开了永不开的后门，由管驿后逃走的。
第二日（阴历是九月十四日，推算公历一时记不起了。）大早，我急忙赶到咨议局，副议长沈钧儒已在陈老师卧室里谈夜里起事的情形。沈先生因为当时布告上的都督童伯吹，实际上我们找不到这位都督（注1），就说，我们须得把汤蛰老（即汤寿潜。他的别字叫蛰先，那时在上海。）找回来。就由我起了一个简单的电稿，陈老师、沈先生和我的名字都署上，沈先生还加上一个褚辅成，也就由我送铁路局去请他代打。
当时就有一部分军队方面的人，到咨议局来办公，可是一颗印信都没有，我便去刻了一颗“浙军都督府都督之印”，立刻应用起来。最要紧的是封查仓库，但是人手简直太少了，我便携带了封条，向大清银行、布政司、盐运司等衙门把仓库次第封了。在藩司前（布政司衙门所在地名）遇到一排人驻扎着，排长徐允中和我说：“子弹不够了，请你告诉一声。”
这日下午，我因为到车站去接汤蛰老，就在车站先和顾乃斌谈了一下。这时，顾乃斌负了驻守车站的任务，我从他晓得都督已换了周承菼了。一会儿，上海火车打了白旗进入车站，汤老随带了张竹生和另外两个人一同下车，直到咨议局。伙颐，一间普通接应室里，人头攒动，劈头听见说话的是驻防协领贵林的口音，我引汤老一行，排开众人向里走，迎面的就是周承菼，八字式坐着，佩刀地上立着，两手捧住了刀柄，凛然是个大将气概。陈老师和贵林对面坐的，汤尔和坐在周承菼右边，任临时的书记，纸上已经写了不少条款。原来贵林是代表驻防出营来议降，他也全身“命服”，最惹人注目的是两根雪白的忠孝带。他倒侃侃不屈的在争某些条件，似乎难得解决。他看见汤老到来，立刻就说：“蛰老来了，蛰老怎样说，我无不依从。”这时，周承菼却不做声，起身迎让蛰老就座，蛰老象煞自己是都督了，毫不谦让，草草看了一遍条款，就说：“便这样，我签字吧。”提起笔来写上他的大名。这样一来，大家都无话说，一场议降会议，就此告终。但是，汤老就算是第三任都督了。
我不晓得为什么事离开了咨议局，直到晚饭以后，再到咨议局，汤老一个人踽踽凉凉很无聊的样子，这时，褚辅成在机关部，沈钧儒是在临时担任警察局长，都没有和汤老见面。一会儿张竹生来了，请汤老着手组织都督府。汤老开了一张名单：民政司长陈黻宸．财政司长张鸿（这是张竹生的大名），教育司长沈钧儒，褚辅成是什么长，我记不清了。我和搂守光都是秘书，但是，怎样发表？外边枪声常常掠耳而过，原来，旗管还被围着，驻防也不肯降．据说下午的会议的条件，不能算数。杨老叫我和楼守光出去打听打听。我从回回新桥走出大街，落北向官巷口走，一路十个五个的兵把旗营包围着。正到官巷口，在一盏路灯底下，被一位排长看见了，叫一声：“先生，前去不得了，迎紫门上有守军，不时放枪呢。”我听声音，正是我在养正书塾做师范生时候教过的学生傅盂（他在书塾时候的原名叫傅振绳，这是他进武备学堂改的名字，他和黄郛是同学还拜把的），我问他怎样了？他说：“还不肯降。”我也就折回了。汤老叫我起两个草稿．一个是给湖北都督黎元洪的电报，一个是豁免全省钱粮的文告，后来是不是用的我的草稿不晓得．豁免钱粮这件事，几乎使财政上没有办法。因上有三百万的省债。
第二日早晨，我因为要去安慰一下母亲，到乡下去了。在乡下多耽搁了一夜，再回城里，局面全不同了。汤老固然正式做了都督，但是没有实权，而褚辅成做了政事部长，是和都督平行，和湖北、江苏等都督府的官制不同的。贵林和他的儿子都被枪毙了。原来，驻防不肯投降，革命军驻扎在粮道山上的，大炮对着旗营南头什么门上，炮台要取攻势了，他们还想发炮抵抗，幸而他们炮上的闩子早被革命军方面叫帮里的朋友张子廉（是洪门的大哥）想法卸去，那门炮就没用了，因此，终于投降，只把许多枪杆向河里丢。
话说贵林，他的母亲是个节妇，相当给他一些旧式教育，叫他结交“知名之士”，所以他对宋恕，几乎是师事的（宋恕别字燕生，又号平子，是一位博学而且诗文都注意近代化的。他和章炳麟都是俞的学生，和梁启超一辈维新、革命党派的知名人士，多有交情。这位先生很像后汉的郭泰。前清的重臣李鸿章，是他妻父的门生，想叫他做官，不敢出口。他做了一本书，名叫《卑议》，李鸿章说：“这叫‘卑议’？我看来太高了”），由宋恕又结交了陈老师，他在旗营里有圣人的绰号。他是一个满洲人里的开明分子，自然，一般的种族观念他也有的。那时，杭州驻防里，还有两个知识分子：一个是三多，蒙古人，他是词学大家谭献的学生；一个是金梁，他的阿哥是杭州驻防的协领（贵林是补他的缺的），他和杭州的革命史上却有关系。
这位巡抚是江苏宜兴县人，姓任，名叫道镕。是个正途出身，究竟读过些书的。一日，他并不铺排他的文武执事，开锣喝道（前清在任官员出门，先有两扇“肃静”“回避”的头牌，再把他的在任官衔如浙江巡抚部院，除了巡抚浙江部院，还有兼管两浙盐政、节制水陆各镇等等官衔牌子叫做执事，再有红黑高帽子的皂隶，敲起大锣，哦、哦地叫，叫做喝道。），只带了一个当差，青衣小帽，坐了一乘普通轿子（巡抚照例是坐绿呢大轿，四抬四插），一直到了求是书院。他也不待通报，先看了各处书院的布告和斋舍壁上粘贴的学生文课作品，然后再请“监院”把学生平日作文检来带走，说是要考察考察他们的成绩，那时，大家并不以为有什么大事。
过了几日，巡抚率领两司（布政司、按察司）二道（杭嘉湖道、督粮道）一府（杭州府）两县（钱塘、仁和）全副执事到来书院，才叫大家惊奇了。（向例书院没有大典礼，他们不会一齐来的。）巡抚召集了书院的当局以下，在严肃的状态底下，宣布他本日来院的任务，是有本院旗籍学生告发本院学生有悖逆文字，所以上次亲身来院查访一下，带去书院的布告和学生的课卷，都经自己一样一样仔细地过目了，确实并无一点悖逆文字，可见是诬告的。在这时候，还有挑拨满汉意见，希望“大兴文字之狱”，实在不是国家的福气，该当严办诬告，姑念这些都是年轻没有知识的，马上就命仁、钱两县，把院中旗籍学生勒归营里，又命杭州府去告将军，请他惩办，才后向靴筒里取出纸卷，叫司道以下看完，还给监院而去。（学生课卷中还把史久光一篇。《庄子〈天下篇〉书后》赏识得了不得，“置为第一”。史久光在辛亥江浙的革命都有份儿。中华民国参谋本部成立，他任第四局局长，直到近年，方才退役，但穷得过不了日子。后任上海市立师范专科学校国文教员。他和我同年，比我早生一个月。）
这时，江苏巡抚程德全也宣告独立，自称都督了，程德全的宣告独立，是我的一位世交长辈应德闳先生和江苏督练公所里的几位湖南人张通典、章驾时、罗俈子和我的同学杜士珍千成的。应先生的父亲，曾做过江苏布政使，后来应先生也去江苏，候补知府。辛亥那年，他新过了道班，他是在程德全幕里很被赏识的。布政使陆＊＊升了陕西巡抚，程德全就派应先生署理布政使，着实叫当时的按察使和一班老的候补道难看。程德全竟被御史参了一本，说他不合以未引见道员迳署布政使（清例，道员未曾引见，不能正式任官的，引见就是由吏部或军机处带领去见皇帝），这样“一箭双雕”，把个应先生前途丢了，程德全也碰了一鼻子灰，加上上海都督陈其美要移师北伐了，所以给章驾时等一凑，就宣布独立，应先生做了都督府的秘书长，杜士珍也在都督府任职，邀我去苏州一走。我到苏州，他们要我在上海办一份日报，我就担负了这个任务，在福州路找了一所房子，预备起来。
这时，章炳麟先生已由日本回到上海，同来的有他的学生，几位四川人，其中一位就是现在重庆民主运动里的斗士黄墨涵先生（他名叫云鹏）；都住在爱俪园，——哈同花园。我每日都和章先生去商谈。袁世凯叫冯国璋攻破了汉阳，上海各报不敢发表，因为那时人民宁信《民立报》为宣传捏造的消息，而对于真实的如革命军失败的消息，就会打毁报馆的，《申报》《新闻报》就被打过，这是民意的测验。章先生却得了黎元洪的电报。章先生气得给我的信上竟称黄兴做逃帅。我那时就由应德闳先生给章先生和程德全拉拢了，为的是要北伐。因此，这份报纸取名《大共和日报。，请章先生做社长，杜士珍任经理，我担任了总主笔，章驾时、汪东（章先生的学生）都是主笔。（章驾时因军事关系，始终未到。）
汤尔和、黄群、陈时夏和陈毅都在这时由浙江都督派赴湖北和黎元洪议事。那时，湖北因为是起义的地方，成了革命的中心，黎元洪也成了领袖。可是，孙中山先生也在这年冬天由英国回来了，各省便商议拥护孙先生组织临时中央政府，由十七省代表在南京票选孙先生做临时大总统，黎元洪做副总统，汤尔和是以议长资格授孙先生大总统证书的。这样。就促成了南北的统一，因为清朝是已把政权交给了袁世凯，袁世凯晓得打是打不了的，心里也羡慕着总统的虚荣，所以虽则也做了许多姿态，而实际他早已准备把清朝的江山结果了。
汤蛰老在浙江，因为环境做不下去了，楼守光的哥哥楼守恩和蒋尊簋的父亲是同乡，又是好友，蒋尊簋的父亲和汤老也是朋友，他们两弟兄就替汤老去找蒋尊簋来做替身，汤老和孙先生说了，自然没有不要的。一日，楼守光来向我说，本晚蒋尊簋专车回杭，叫我约了应德闳先生同去，要应先生去做秘书长。我任秘书。当夜就是蒋尊簋和应先生、楼家弟兄和我，还有一个是蒋尊簋的学生夏超，一同回杭。蒋尊簋就走马到任，接了都督的印，蒋尊簋是做过浙江标统的，和周承菼是同学，自然一无问题。可是，应先生为程德全的不放他走，并没有就秘书长的任，我却在秘书处混了几个月。到了楼守光由都督府印铸局长出去任杨县知事，我补了他的遗缺。印铸局的公报总纂杭辛斋先生和编辑邵飘萍和我闹一点过节儿，印铸局改了公报处，我改任经理，我却就此“还我初服”，仍回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教书了。这时是中华民国元年，我二十八岁。
明年，汤尔和在北京创办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邀我去当国文教员。我觉得革命成功了，我本来不晓得政治，不过推翻满清好象是我不能辞谢的责任，我虽则不曾参加革命的重要工作，也尽过些儿力量，现在满清被推翻了，革命的目的达到了，以后是怎样建设中华民国了，应分让“学有专长”的人们去做，我还是做教书匠，在我的岗位上工作吧。况且我总算生长在“仕宦之家”，幼年晓得文天祥是个状元宰相，尽忠报国的人，很羡慕他，所以也想中状元、做宰相，后来被革命思潮打消了这个观念，从读了皇甫谧的《高土传》，《后汉书》的《独行传》和《逸民传》，配合了什么“不事王侯高尚其志”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何有于我哉”，就想做一个高人逸士，也想做个侠客，从陈黻宸老师读书的时候，他老给我谈些社会主义的大概，后来又读了俄国的无政府主义者托尔斯泰的传记，都给我的思想有很大的陶铸的影响。所以在这时，我便不问一切，只做教书匠了。
在上年，章炳麟先生和赵竹君（伪政府的什么部长赵尊岳的父亲），应德闳在上海组织一个什么联合会（名称忘记了），托我在杭州替他们组织分会，我替他办了一下，但我自己却“超然物外”。陈老师是加入统一党的，也叫我帮过他私人的忙，而我也依旧“超然物外”。后来，有人说我是进步党人（大概是《语丝》里），大概是这些原因。其实我的师友在进步党的确不少，我终究没有踏人他们的门褴。也就因为如我上面所说的，我自己别有一个志趣。
我在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教书，真是什么事也不问。那时，由汤尔和认识了一位老乡，这人姓邵，名叫长光，别字裴子（十七年，他代蒋梦麟做浙江大学校长，就用裴子做名了），他是求是书院学生，转到南洋公学，又到美国学经济；但是，他却最欢喜弄中国的金石书画，他是用科学方法研究的，又有特别的眼光，所以精于辨别，却又不是一般旧式赏鉴家或古董鬼。他特别对于写字有研究，相信姚配中的翻绞两法。他自己写字，虽则不尽能应用他的学理，我的写字却受了他的指导。我又发明了写字不但要运腕，还要运肘，不但要运肘，还要运指，不但要运指，还要五指齐运。我写了二十首论书诗，把我写字的方法写出来，都得他的“首肯”。
每晚，他总来到医校，和尔和、我，上天下地，无所不谈。橘子、长生果是帮助我们健谈锋的。但是，好景不长，袁世凯想做皇帝了，他把现金都挪用到军事上去，钞票不能兑现，中国交通两行的纸币，价值跌到五折以内，公教人员，叫苦连天，那末，这种“风雅之谈”，就此搁起。
这时，有一件案子，是袁世凯想收拾应德闳先生的。原来应先生在元年做了江苏民政长，刚刚碰到应桂馨暗杀宋教仁，这件事是袁世凯叫人干的，应先生把宋教仁被杀的情形通电全国，大家都晓得政府当局是个“嫌疑犯”。袁世凯因此恨死了应先生，就借一件公债案子，查办他。应先生被平政院传到北京，住在白庙胡同的大同公寓，公寓门口站了一个警察，叫他失了出入的自由。他的通信也受检查，有时是我替他带给东交民巷的邮政局发出，因为使馆界里的信是不检查的，这也是一件故事。应先生虽则幸而无事，但是不敢再做官了。
一忽儿到了中华民国第四个年头了，袁世凯把他的爪牙布满了全国，他以为皇帝可以做得了，叫他的美国顾问古德诺，日本顾问有贺长雄替他主张中国是适宜于君主立宪的；再找到中国头一批的留学生译《天演论》和《原富》一类的书，还当过京师大学校校长的严复，著名的国学大师刘师培，辛亥起义时候湖北都督府的外交司长胡瑛，前清四品京堂杨度，辛亥革命时候吴淞湖都督李燮和，还有一位是辛亥革命的安徽都督孙毓筠，这么六人发起了筹安会，当时称他们做六君子，这个筹安会，原是替袁世凯筹备皇帝“即位大典”的。
袁世凯要做皇帝，却不敢公然“我自为之”，他又学王莽故事，叫各省“绅士”“歌功颂德”，“上书劝进”。他看中了两个有名的文人学士：一个是湖南王闿运，一个是江苏缨荃孙，这两位白发公公，我和他们都有“一面之缘”。说起王闿运，他在晚清历史上很有关系；原来清朝的皇帝奕（咸丰）死后，两个亲贵掌握政权，一个叫端华，一个叫肃顺，肃顺比较端华有才具，王闿运是他府里的教书先生。太平天国革命势力一日强盛一日了，清朝有点“愁眉莫展”，王闿运向肃顺建议，叫他重用汉人，便推荐了曾国藩。（曾国藩虽则是他保举的，但曾国藩还看他不起：曾国藩做两江总督的时候，他去访问他，两个人坐在炕上〔前清官场仪节，平等待遇，才同坐炕，下属便不得升炕了〕，他“高谈阔论，目空一切”；曾国藩却拿指头酿了茶，只在炕几上写；“妄人妄人”。）曾国藩便训练湘军，叫他的学生李鸿章训练淮军，居然打平了太平天国，给清朝保全了一统江山，王闿运就做了一部《湘军志》，大家都称赞他这部书。他本来会做“骈体”文，会做“选体”诗，因此“文坛”上有他的地位，这样更加重了他的名誉。
但是，他虽然中了“举人”，却不能“三考连捷”（三考是乡试、会试、殿试）。他脾气又大，以为总有人会用他，不肯出钱买官，后来还为一件什么事，就更不能得志（似乎就因为是肃顺的人）。所以直到清朝快亡，才赏给他一个翰林院检讨，他的岁数已近八十了。到了中华民国，他自然是“国之大老”了。袁世凯因为他是他父亲的朋友，把他请到北京，叫他做国史馆馆长，礼待很为隆重。（这时，国务总理是熊希龄，是他的老乡，可是他的后辈，国务院设在中海的集灵囿，熊希龄请他吃饭，陪他逛中海，他问这是什么地方？熊希龄说是集灵囿。他说：“呵，四灵除你凤麟龙。”）我便在这个时候见他的。（他住在西城一个什么胡同，我自然是个后辈，拿我作的“古文”去请教他。他送客一直送到大门口，着了一双红色云头缎鞋，“步履如飞”，这时他的儿子王无功年纪也五十多了，跟在后面，着实赶他不上。）他住了一晌，便回原籍，就有电报“劝进”，可惜电文我忘记了。（他的动进，据说是杨度替袁世凯干成的。）
缪荃孙是清朝翰林，他也是少年有名，诗文都还不错，尤其金石版本，校勘的学问，是他专长。他在江苏算是前辈了，他的“劝进”据说是“袁头”（袁世凯时候的银币）三千的功效。
此外各省的绅士“闻风而起”，袁世凯自然“不亦乐乎”。那时，各省武官最大的是督办军务，文官最大的是巡按使，头号汉奸王揖唐，名叫一个赓字，袁世凯因为他办统一党，替他拉拢了很多“攀龙附凤”的人，就叫他做奉天巡按使，他就第一个在公文上称“臣王赓谨奏”了。还有一个巡按使（屈映光），不但他自己称臣，还管别人称臣，值得这辈被他代称臣的“敢怒而不敢言’，尴尬得很。此外我为存些厚道，恕不尽说。
那时督办安徽军务倪嗣冲要夺头功，特地绣了一件黄袍，亲送到京（这件黄袍，仍就由倪嗣冲带回，他因为袁世凯不识相，使一迳送了谭叫天的徒弟唱老生的刘鸿声），请袁世凯就登龙位；袁世凯还要看看风色，想在五年“元旦”才称皇帝，不想经界局总裁蔡锷一溜烟逃出北京，迳往云南，袁世凯终究有点虚心，不敢放胆胡来。
蔡锷原是梁启超的学生，又是革命党，这时，梁启超和袁世凯分手了，而且还反对他做皇帝。袁世凯对蔡锷分外注意，在经界局和他的住宅左右，都分布了警察和特务。蔡锷却照常办公，到晚却溜入八大胡同（北京妓女聚集的地方，什么石头胡同等等），“沈湎酒色”，结识了一个漂亮妓女，“乐不思蜀”。早有特务报告了袁世凯，袁世凯对他才放些心。但是蔡锷趁他防备略松，离了北京，到了天津，就和梁启超商议倒袁。他就在这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云南起义讨道了。
那时，天津会议的人里面，有一位陈先生，名叫敬弟，刘宇叔通，他是清末翰林，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议员，副总统督办江苏军务冯国璋请他做副总统的顾问。他有一个朋友叫胡嗣瑗，也是前清翰林（后来傅仪复辟，他做起内阁里什么不大不小的官了），正做冯国籍的秘书长。他拿顾问的资格要了几张“印电”纸（机关里发电报的纸，预先盖好机关长官的官印），到了上海，便发电给西南各省的军政长官：广西陆荣廷，贵州刘显世，四川陈宦，都以为冯国璋在暗里主持着的，就一齐响应了。袁世凯听到蔡锷起兵讨他，已经慌了，加上他的“心腹之臣”陈宦，也参加了义军，这一急非同小可。
说到袁世凯想做皇帝，还有一段外交上的关系。上面提到的美国顾问古德诺，还不算什么，实际怂恿袁世凯做皇帝的是英国公使朱尔典。那时，英国和日本虽则结了英日同盟，但是对中国的权利竞争，日本是不放松的。日本为对付英国起见，却反对袁世凯做皇帝，二十一条固然是“乘势要挟”，另外还正式向袁世凯提出了反对他做皇帝的警告，蔡锷的能够安然回南，也得日本一些帮助。
在这年穿夹衣的时候（大概上半年），我和我的妻子去逛天坛，忽然遇到两人：一个“风姿丽”，秀眼“虬须”，衣服整齐华美；一个瘦黑短小，乡气十足。那个“风姿丽”的急急地走来，向我口称老师，我记不起他的名姓，面孔也并不很熟。他便自己说是从前两广方言学堂学生廖容，我觉得对的，是有这个学生。他又把那个乡气十足的介绍给我，叫他向我行礼，说是他的弟弟廖毅。我很注意了一下，怎样弟兄两个相差得这么多？廖容问明我的住处就分手了。
这年的下半年（四年），北京大学请我在文学院担任教课。那时，章炳麟先生被袁世凯软禁在北平东四牌楼的钱粮胡同，住宅是前清小贵族的遗产，着实堂皇。可是除他本身以外，一概由警察总监吴炳湘包办。大门口呼么喝二的便衣警察五六个，算是他宅子里的门房。可是“上房”里只有一个听差，还带司厨。客人呢，起初只许两个人进去，一个是清史馆纂修北京大学教授朱希祖，是章先生的弟子；别一个我忘记了。后来马裕藻、钱玄同、吴承仕和我都陆续可以进去了。我有时在北大上课后去看看他，有时我星期日去看他，一谈就是一天。有时他还要我吃了晚饭走。说起吃饭，可笑了，四盘一汤，菜不算坏。他呢，照例只吃在他面前的两盘菜，这倒不可笑，只是饭碗，筷子，汤匙都是银的，这是他吩咐的，因为他怕袁世凯下毒药，叫他死得不明不自。他根据了《洗冤录》的话，银子可以验毒的，所以这样。可是热气腾腾的饭拿不上手，汤喝不进口，我拿陪他吃饭，当作一件苦差了。
此后我更不断地去安慰他，并且去访一位吴炳湘的老乡、参政院参政、桐城派古文名家马其昶先生，想他能够和吴炳湘说几句话，却好马先生正要把他的著作《毛诗考》，托我请章先生批评，我就给他介绍和章先生见面，以后他的“门禁”果然松了许多。
这年寒假将近，我和汤尔和、邵裴子都不愿在袁皇帝“辇毂之下”混事，赶在他“登极”以前，我辞了北大和医专的教员，汤尔和辞了医专校长，邵裴子辞了财政部的主事，都离了北京。那时北京和上海的某报把我们辞职离京，当做特别的事情登了出来，我们本来都是光蛋，无乡可归，这样一来，只好借光上海的租界了。我住在卡德路祥福里，恰巧对门往的是我的破蒙老师王解元的姊夫杨霞丞先生（杨先生在辛亥年做云南提法使；云南光复的前一日，总督李经羲叫他进衙门去，对他说：“吾辈在位，事急惟有一死。”一忽儿李夫人着人把李经羲叫了进去，好久不出来，后来听差的出来说：“请杨大人回去吧，我家大人出城去了。”杨先生回到自己的衙门，家口已不知去向，这是杨先生亲口告诉的），因此，晓得王老师也在上海，还住在相近的善昌里，二十多年不见的师生竟得见面了。
王老师的大哥哥叫王会日，后改名一个焕字，别字辅丞，是一个前清的工部郎中。他和他的大哥哥都和大刀王五有交情。王五是著名的镖师，北道儿上绿林中人奉他做领袖的，由此可见他们弟兄的气概了。我十一岁的时候，正是他们死了母亲，我渡钱塘江去悼丧。那时正是前清光绪二十一年（甲午后一年），他们在家里吃饭，桌上都铺了白布，也可见他们“维新”得早了：那位辅丞先生和一个满洲人寿山有交情，寿山很贫，王先生常常照应他。寿山做了黑龙江将军，就把王先生“奏调”同去（奏调是向皇帝说明被批准的），一切都托付王先生替他办。不想庚子义和团的事变，寿山也要尽除黑龙江的中外教士和外国商人，王先生和他大争一番，竟被他杀死。
王老师由举人拣选知县（俗叫大挑知县），分发河南，他虽则做了两任官，但是不会弄钱，却会用钱，结果，亏空了官款，被袁世凯下令查抄家产。可是，他那时已无产可抄，躲避在上海，身边算有一件青铜器，倒是被金石家“著录”过的，但也不过值得八百上千吧，其余有点书画，如他的老乡赵之谦的手笔一类，后来由我介绍一位朋友辛亥革命时候攻打南京的炮兵统领徐朔（徐绍帧部下）给他代为销售度日。不久他死了，我也窘得不能帮助，还是请徐朔帮助他的后事。
在我要离开北京的时候，去和章先生商议倒袁的事，章先生嘱我找张春先生商量。当我最后和他分别的时候，我很为难过，一则我好象是他的护卫，我离开了他，不晓得以后他又怎样；二则他向来送客不出客厅的，这时，他不知不觉下了台阶，看他是不愿意我走开，但是我怕特务们的注意，不得不低了头快快地离开了他。所以我为他做了一首《高阳台》词：
烛影摇红，帘波卷翠，小庭斜掩黄昏。独竹雕阑，记曾私语销魂。杨花爱扑桃花面，尽霏霏不管人嗅。更蛾眉暗上窗纱，只是窥人。
从前不解生愁处，任灞桥初别，略损啼痕，争道如今，离思乱似春云。银笺欲寄如何寄？纵回文写尽伤春，亲人遥又过天涯，断了鸿鳞。
这是我回南后一年（五年）春天写的，那时没有得到他的消息。可是隔了一个多月，他的信来了，他发信的日子，有邮政局的钢印，是洪宪元年五月三日，我收信的时候，邮政局钢印上没有洪宪元年，仍就是中华民国五年了。这个信封我认为很可宝贵，已送给浙江图书馆或博物馆了，抗战后却不晓得还在？
我在上海住了几个月，生活没法维持了，应德闳先生送我三百元早用完了，我把明初板《洪武正韵》一部，谭献过校的《意林》一部和别一部记不起名的托朋友向商务印书馆张元济先生卖了十六块“大洋”，也不够付一个月房钱。幸而天气向暖，把在北方必需的几件皮衣，一股儿连箱子交进当铺，得了八十多块钱。终究不是“持久之道”，总算命一不该绝，浙江独立了，莫永贞先生做了财政厅长，龚宝铨把我介绍给他，莫先生马上把我“经师人师”的恭维一番，请我屈就他的秘书，其实我正不得了呢！
我因此便搬家回到杭州，住在饮马井巷一所古旧的房子里，这所房子经太平天国的军人住过，楼上房门上还有他们写的什么大人，可惜我不曾把它摄个影下来，但是值得记念的吧！天国军队走了，头一个住这所房子的是刻榆园丛书的许益斋先生，他的名是一个增字，别字迈孙。他是一个有名的幕僚，欢喜藏书，校书，还喜刻书，词也填得不错。这位先生在杭州声名不大好，他抽大烟，也喜打牌，他有六七个姨太太，但是他的姨太太可以来去自由，他的人生观，真做到一个达宇，所以一般人都毁他，只有一位“言行不苟”而且为清末有名“循吏”的陈豪先生（陈效第先生的父亲）却和他做朋友，还要好。清末一位达官兼文学家的樊增祥，来到杭州，特地去拜访他，说他是“晋宋间人”。这也算这间房子的历史。
我在北京住了一个月，觉得老是闲逛，兴趣索然，便留了一封信给莫先生，径回杭州。刚过阴历的年，忽然来了两位远客，就是廖容兄弟，他们倒地便拜，我们聚了寒暄，谈了一番讨袁的经过，他们便告辞，仍旧往北京读书去了。我也得了蔡先生电报，叫我回北大担任教授，我才向莫先生请假，先到北京看上一看，后来终于辞去浙江财政厅秘书任北大教授了。
廖容兄弟晓得我又到北京，仍不断地来和我谈，谈的也更深了。廖容以为看中国情形，仍须有从草莽起来的，才可平定，因此想出居庸关走沙漠，结纳马贼，树成势力。但是关外没有满洲、蒙古有力的人介绍，不很方便。他们就靠着他们的叔父和前清湖北按察使梁鼎芬是要好朋友，这时梁鼎芬是宗社党的领袖，他们便由梁鼎芬交结了前清陕甘总督升允。张勋复辟运动，他们事前晓得。了，来告诉我，请我早早避开。我正要趁暑假回南，果然我离开北京，东华门的事情就发作了。他们得升允的介绍，到满洲蒙古各处王公那里，一度和白俄谢米诺夫也有往来，所以他们到处毫无阻拦，有时仍入关来，必来拜我，商榷方略，廖容文秀不改，廖毅却完全象蒙古人了。我留他们吃饭，廖毅一下子八碗落肚，还说可以再吃。他们谈起和马贼决斗，有声有色，连我也把在广州长堤跑马的兴子引起来了。从十一年以后，他们竟不复来，后几年忽然在北京报纸上见到奉天破获宗社党，有廖毅的名字，巳被张作霖杀了。廖容究竟怎样，到今还未晓得，但他们决不是想替满洲爱新觉罗氏复兴社稷。那是我很晓得的。
可是，事情找上我了，“平地一声雷”的“五四运动”在我埋头写书的时候爆发了。这是八年五月四日；我完全没有得到一些消息，突然听到各大学的学生会集在天安门，要政府惩办卖国贼，拒绝日本对胶济铁路的要求。还一条长蛇阵式子直向赵家楼找卖国贼，赵家楼是外交总长曹汝霖住宅所在的地方，当时驻日公使章宗祥正在曹家，听到消息都逃避了。他们扑了个空，有人冒火了，便演成一出火烧赵家楼。因此。被认为现行犯的许多学生如许德珩、蔡海观等都被捕了，这样事态使扩大了，各大学都成了怠课状态。
在学生和政府相持的状态底下，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写了一张小小便条，说什么“民亦劳止，讫可小休”，“杀君马者道旁儿”，一径离开北京上天津了，失掉一个学生和政府中间的“第三方面”，事情更难办了。北大文学院院长陈独秀先生一天把“传单”塞满了他的西眼上两口袋，跑上城南大世界最高的楼上，把传单雪片地往下散，因此，陈先生也被捉将官里去。
这时，北京各公私立的大学（那时，国立的除北大称大学以外，如法政、医学、工业、农业，都是专门学校，还有男女两个高师，一个明年便改做专门学校的美术，当时称做八校，此外如朝阳大学中国大学汇文大学等都是私立的）的校长无形的成了一个集团，各校教职员也各自组织起来了，学生自更不必说。
到了五月快要过完，没有解决的希望，学生就想罢课。教职员方面怕一罢课学生就散了，而且正近放暑假的时候了，因此劝告学生，学生方面也有“持重”的，所以头一次开会没有通过。但是，他们想了分组游行演讲的办法，终究在五月底宣告罢课，教育园地里成了“遏密八音”的气象。
演讲队在街头巷尾，三五成群，高举白布旗子，写上“山东问题”等等口号，背了板凳，站在上面，向老百姓演讲。起初大家理会不了，经他们“锲而不舍”，终究唤起了群众的觉悟。军阀政府的领袖徐世昌不能不理睬了，据说，他听了三个卖国贼里面一个叫做陆宗舆的话，居然下毒手了，把一群一群的大小学生（那时中学生也响应了）捉来，送到北河沿北大第三院（法学院），把他们当囚犯似地关着，把北大三角形的三座校舍，都用兵围着，校舍门外排列了帐篷，真有“连营七百里”的样子。
那时，北大成立了教职员会，推康宝忠做主席，我做书记，由北大教职员会发起组织了北京中等以上学校教职员会联合会，也推康宝忠做主席，我做书记。后来康先生因心脏病死了，我就改任主席，沈士远（也是北大教授）任书记，我因此和北京教育界发生了紧密的关系。长长地十几年里，教育、革命、抗战虽则说不上是我领导着，我也不客气地承认我是关系人里面重要的一个。那时，由教职员会联合会向政府说话，所有披露的文字，都出于我的手里，我倒得了机会，习会和人打笔墨官司的一套，直到我最后离开北平（我在二十五年夏天最后离开北大，那时北京已改名北平了），如果编一册“代言集”，材料倒也不少吧。
关在北大第三院的学生们，整日水不到口，饭不入肚。教联会的各校代表得了消息，设法送茶送饭，都不许进去。直到第三日舆论起了反响，学生的家族也和政府打麻烦了，一辈军阀政府的官僚，还读过些四书五经，舆论倒很注意的，所以茶饭也得送进去了。
教联会推举了八位代表，要进去看看这些被幽禁的大小朋友，起初照例不许，不想恼了一位汇文大学的代表（汇大是燕京大学的前身）美国人博晨光，他竟大踏步朝里走，我也戤着他的牌头，冲了进去。那些武装同志，对于“洋大人”是不敢得罪的，和我也不为难了，只拦阻了其他六位。我们到了里面，大小朋友们自然好象见了亲人一样，个个跑过来，要说不说，只表示着一种形容不来的感情。终究我是中国人，被他们格外亲热，博晨光也就此走了。但是我刚说了一句安慰的话，倒惹动了他们的反对，他们却要求我演说。我想在这种“武装同志”监视底下，好说什么话？却又不能不允许他们的要求，一时心灵起来，想这些“武装同志”“来自田间”，“目不识丁”，我只要“咬文嚼字”，他们是不会懂的，因此，有恃无恐，很安详而慷慨地把外边消息隐约告诉了他们，再鼓励了他们一番，赢得他们个个拍掌，我才转了“词锋”，劝告他们各自回家（这是监视的“武装同志”嘱咐过的），他们却回答我一句；“宁死也不回去。”
这样三日，自然有人向政府说，这样的办法不妙，徐世昌也识风头，就解围了。这时，教育总长范源廉辞职离京，次长袁希涛代理部务，我们教联会代表头二十个，死缠住了他，好象讨债的，他也只得“挂冠而去”，来了一个和教育界太无渊源的傅岳芬，也了不下这个风潮。可是，风声早已传遍了国内国外，学联会派了代表向上海广州进发，全国大中学生都响应了。“五四运动”，已经不是一个单纯为外交问题，在民主和科学两个口号底下，改成了一个时代意识，被青年首先接收去了。因此，上海教育界的人们和工商界的知识份子发起了拿罢市做后盾的要求罢免三个卖国贼，才把徐世昌吓倒了，给三个卖国贼做些假面子，准许他们辞职，才算结束。我呢，在这次大风潮里，接触了官僚的作风，也算得些不需要的常识，我的办事也相当老练起来了。因为从“五四运动”开始后到结束，教联会是我主持着。
但是五四风潮虽告结束，蔡先生却回了绍兴，不肯再做北大的校长。因此，各大学的校长也不敢“复职”。各方又费了一番心思，教育部和校长团、教联会、学联会都派代表南下挽留，蔡先生还不肯回校，终究由校长方面挽留蔡先生的代表汤尔和替他出上一个主意，叫他的学生正在江苏教育会办事的蒋梦麟做代表，替他回校办事。可是，蒋梦麟先生在北大里毫无根瓣，拿什么资格来替蔡先生代办校长的职务？北大里原有几位怕江苏教育会来抢北大的，便放了空气；可是，蒋梦麟先生已经到了北京。假定不让他来做代表，连蔡先生也不回来了，仍就妨碍了大局，又是我在里面疏通疏通。幸而蒋梦麟先生很识相，在某晚出席教职员会上很谦虚地说：“蔡先生派他来代捺捺印子的，一切请各位主持。”因此，大家也没有怎样他，只得在评议会上通过了聘他做教授，担任总务长，从此蔡先生离开学校的时候，蒋梦麟先生就代理校长了。
评议会是北大首先倡办的，也就是教授治校的计划，凡是学校的大事，都得经过评议会，尤其是聘任教授和预算两项。聘任教授有一个聘任委员会，经委员会审查，评议会通过，校长也无法干涉。教授治校的精神就在这里。表面看来，校长只有“无为而治”，什么权力好象都被剥削了；但是，北大在连续几年风波动荡里面，能够不被吞没，全靠了他，后来北京师大等校也仿行了。我算不断地被任为评议员，直到十五年张作霖据北京，我离开北大。
“五四运动”后安稳不到一年，北京大小各校教职员因挨不起饿，发起了一次“索薪”运动。这时，因五四的经验，大家都晓得组织的重要了。运动开始，便组织了“北京小学以上各校教职员会联合会”，除了私立各校以外，大、中、小几十个学校都联合了，声势自然不小。我呢，又被举做了主席。这时，我真要红得发紫，因为我兼任高师、医专的教员，所以，不但北大教职员会是我主席，高师、医专也硬把我推上主席，因此，我办事很有把握，而学生联合会又有了紧密的联系。政府觉得很讨厌，就用分化手段来对付我们，把京师学务局管辖的中小学分化了出去，我们也用一点手段，对付政府当局。当时的政府当局还晓得老夫子不好过于得罪的，对于我们的要求，三件敷衍两件，我们也将就了事，算没有把一个团体公然崩溃，我也得了一个教训。
六三事件的规模，不下于“五四运动”。它也是有革命意义的运动，而且“事闻中外”，受到国内教育界的广泛支持；孙中山先生在广州也给我们正式的援助，北京军阀政府的威信就此一落千丈。后来徐世昌又被他的部下一逼，溜之大吉地下台了。
我虽则做过头二十年的教员，却不是教育家，我没有办学校的经验，我就拿北大教授治校的办法推行到一师，同时仍不去削弱学生自治会的权力，调剂了一下，算得相安无事，到得第二个学期，有一次为一件什么事和学生会代表谈话，有一位代表对我语言失礼，我觉得办教育的失了信仰，只有立刻离开学校，便提出辞职书，可是，学生会也马上推了代表来挽留，只得忍耐一下。
杭州教育界分成两系，一系是前进的，一系是保守的（其实是饭碗主义），保守系里有我的老师和学生。自然，我在本省早有地位，又加我在北大地位也不算差，他们晓得我不是他们的俦伴，但是，也晓得我是不容易攻击的，因此，转用柔术进攻，就是从各方面来拉拢，可是，我有我做人的一套法宝，就是“独立而不倚”，他们也没办法，不过他们背着一个教育会，甚至还有一个省议会，都可以替他们出场的、支撑的，我不免有单枪独马的顾虑，我倚靠的只有自己的队伍——学生了。
一师的校舍建筑在前清光绪末年，大概是工料的关系，到了这时，屋顶损坏，有坍塌的危险。前任校长提出修理案，省议会总不给他通过，我觉得我怎样担得起这个责任？将来有点问题，就给人们一个攻击的题目，我先招待省议员茶会，希望他们明了情形，给予通过修理案，可是，只到了三个议员，一个是沈玄庐（就是沈剑侯），我晓得他们不来的意思了，我只得用点小手法先得了财政厅应急费三千元，后来还在省议会里正式通过。这件事情给学生晓得我对学校前途还有办法的。但是，我觉得浙江的教育需要改革，要打开这个环境，不是一个中等学校校长的我容易办到的，不过我决定想做一番工夫。
我看到杭州教育界保守派的几位人物，真正觉得太卑鄙了，怎样可以“激浊扬清’了有一次是教育会推我和一位私立体育学校的校长王先生做代表去见省长；王先生是保守派里的一位健将，而且专门放炮的，还喜出风头的，所以推代表常常有他。这次我和他到了省长公署，一位招待员是我的朋友，很客气地邀进了招待室，我们照例递给了名片，我的名片上向来不写什么什么头衔的（后来任国民政府教育部政务次长，才用了一次头衔，是为火车上的方便，也不用在别处），只告诉他是代表教育会来的，可是，他和我们“寒暄”了，又闲谈，没得谈了，请我们看报，我莫名其妙地等了四五十分钟，耐不住了，请他替我们传达吧，他做手势，表示省长正在睡午觉，我冒火了，我说：“我的学校里有事，不能再等了！”他才急急起身进去通报，居然就来请了。我们见了省长（沈金鉴先生），我便说：“我们是为公事来的，已经在招待处等了四五十分钟了，我们都有职务，以后有事再来，请省长早点接见。”省长倒很客气，说：“我不晓得，他们不该这样。”可是，我看那位王先生好象出了神，我把公事说完了，他也不发一言。
不凑巧，浙江起了大风灾，十一个省立中学，十一个师范学校的校舍，多半遭灾，墙坍屋倒，雪片的告急文书望厅里飞来，我觉得这是件棘手的事情，因为必须经过省议会才有办法。不想那位教育次长全先生，他以为自己是医生，不懂办教育，却找了他的同行汤尔和去替代他。一转眼国务院改组，教育总长王宠惠任国务总理，汤尔和升了总长，他便不经我的同意，发表了我署教育次长，而且浙江教育厅长放了一位张宗祥，是我的朋友。这时，我正要带了视学亲到各县视察教育，弄得尴尬得很；因为汤尔和相信他和我的交情可以不必征求同意，我一定会去帮助他的，而我呢，因为和北京教育界的关系也不得不去，希望更有作为，更不得不去，张宗祥已急急来上任了，我不得不让他，但是，我晓得改革浙江教育的希望，是没有了，因为张先生不是担得起这种责任的人。我在依照我预定的计划，巡视了萧山、绍兴两县，就算给浙江乃至全国开了一个教育厅长不专在公事房看报告的风气，我就到北平就教育次长的职了。
我在教育部，大概不过四个月，总算承各校旧同事的情，没有“素薪”的风潮，但也办不了什么事，一件中等教育“三三制”的改革，我也不过随同“画带”；因为这个制度是黄炎培先生们研究好了，汤尔和赞成，我只觉得旧的四二制是有弊的，也需改革罢了。
这时，总统是黎元洪，他的外号是黎菩萨，大概因为他“有求必应”。这年年尾（或者明年年头）第一届众议院议长外号吴大头的吴景濂，他原是国民党党员，后来他不去“护法”，仍就做他的议长。那时，检举袁世凯叛国的京师总检察长罗文干，正任王宠惠内阁的财政总长，发生了一件奥国庚子赔款舞弊案，吴大头原是有政府背景的，他一口咬定罗先生舞弊，可不依法向法院告诉，也不由政治程序由国会提案清政府查办，他却和总统府的“幕僚”串通了，一面请黎总统径把罗先生拿交法院，这件事原是倒阁的计划，其实罗先生是个“强项”清廉的官儿，后来经财政部一个科长徐行恭挺身替他作证，他的冤枉是表白了，可是，吃了个眼前亏；王内阁终究让了他的陆军总长张绍桢；住在张绍桢宅里“佳客”黄郛做了外交部长，他到任第一件公事，就是签字在这退款案上，他后来对我说：“我拿笔还发抖的。”
在罗文干先生捕交法院以后，国务总理王宠惠、外交总长顾维钧、教育总长汤尔和是一起的，王宠惠没法救出他的财政总长，汤尔和主张总辞职。第二日在汤尔和宅里晚饭，汤尔和提出他的主张，顾维钧不作声，王定惠说：“尔和，你是医生，只要救人，我是负救国责任的。”汤尔和立刻答复他：“人家正要打倒你，你还想救国？”王宠惠还哆噱了一回，但是，他们毕竟提出辞职，陆军总长张绍桢镇却不“连署”。我呢，自然也辞职。
我离开了教育部，仍回北大教书，直到曹锟的伙计王承斌撵走了黎菩萨，曹锟用“贿选”做了总统，吴佩军拿曹锟大儿子的资格，入京“清君侧”，枪毙了曹锟的“男嬖”李燕青，令冯玉祥出关讨伐张作霖，冯玉祥中途“倒戈”；把曹锟软禁在延庆楼，由黄郛出来“摄政”；黄郛先生和我在北大有同事的关系，他原来是教育总长，参预冯玉祥先生软禁曹锟的计划的，所以由他代理国务总理，由他的内阁摄行大总统职务：后来他把教育总长让出来给了易培基，通过李石曾先生的关系，请我去帮忙，我便第二次任教育次长了。
这个时候，后藏的班禅喇嘛额尔德尼被逐，投奔中央；在清朝，他是“国师”，“国师”来朝，有特别礼节，经过城门，要替他搭天桥，从桥上进城的（这是我据笔记的传说，没有查过《大清会典》），这时，自然两样了；但是，段棋瑞还拿皇帝接待“藩王”的仪式，赐宴一次，段棋瑞在台上居中南面，独占一桌“酒席”，班禅喇嘛在台上右边稍前一点，也是南面独占一桌“酒席”，我们国务员和“满蒙王公”，每桌六人，每个国务员配上满蒙王公五人，大约有十多桌，都在台下，当时还召了北京名角唱戏“侑酒”，谭叫天的孙子谭富英不过十八九岁，演了一出什么，我忘记了，然而他唱的是戏中戏，我是这出戏里的一个配角。
在我回杭州任一师校长的时候（十年），北京北大、师大的青年在杭州的，许多和我联系了（那时，有马黄党的一个名词，是杭州教育界保守派造出来的：黄是指黄人望先生，还委屈了蒋梦麟先生，称他做蒋腿），他们认为我是可以发挥革命作用的，从我再到北京，益发有青年集中到我这边。这时，北京地下工作的国民党渐渐露面，共产党也早在地下做工作，因为国民党已容纳了共产党，所以，秘密的公开的只是国民党，我被任做北京特别党部的宣传部长。
国民党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北京特别党部和北京市党部都有代表赴广州出席。那时，朋友们要推我一走，我没法分身，就推了张国焘、许宝驹等几位。许先生问我有什么建议？我说：“革命一定在几年里成功的，不过国民党得了政权以后，立刻要拿东西出来，我觉得现在已是急需预备的时候了，你可替我转达一点意思，请总理（孙先生）注意设两种机关，一个专门做调查工作，一个专门做研究工作，调查的材料供给研究，研究的结果来做计划，免得‘措手不及’。”后来，许先生回来，答复我是：“总理接受这个意见，很高兴；但是，孙先生说：‘军费浩大，专设机关，恐怕不易，调查工作，我再设法，研究工作先叫王雪艇（王世杰的别字）他们做起来，我津贴他们些。’”（那时王先生们正办了一个什么周刊。）
不久，孙中山先生扶病来到北京，北京的知识青年，没有剩了一个，都涌到东车站，要见一见孙先生的颜色，市民也疯狂似的挤到正阳门前，路也不易通过；我还兼了一个国务员的身份，和龚心湛等都在停车的地方“恭候”，车到了，我便上车，碰着了吴光新则要下车，他是从天津伴了孙先生来的，他向我说：“先生在里面。”先生是国民党里对孙先生一个恭敬的称呼，我就向头等车卧室找到了孙先生，看他“满面病容”，着实感动，他是为了什么？孙先生也就起身下车，直赴协和医院，后来又迁住铁狮子胡同顾维钧的住宅。
大概过了一个多月，段棋瑞发表的教育总长云南唐继尧的代表王九龄到京，先有人来对我说：“他到一到任，仍要回云南的。”叫我仍就做下去，王先生也来周旋一下；可是，王先生是抽大烟，早被各校晓得了的，他们议决反对他，他到任的时候，他们一群代表要当面和他为难，我自然为难了，不免进劝一番，他们说：“这不是你的事。”我正为难，而警察总监朱深伴同王先生到部（向来没有这种例子），朱深找我先谈，要我替王先生去向各校代表解释，这分明是给我一个难题；但是，假使他不是警察总监，还有商量，他拿警察总监的身份向我说这话，我自然一口口绝，不能照办，马上送出“辞呈”，朱深大概也去报告了段棋瑞，当晚下了把我免职的命令。
我这次在教育部，却遇几次学潮，如北京医专、美专、农专、女高师，却都不是“索薪”问题，而是他们校内教师、学生双方都有政治关系的风潮，就是国民党内的国共斗争，倒很费了我的心；同时有一件事情幸是我在教育部：原来内务部得到情报说共产党首领李守常（就是李大钊）在各校活动，咨请教育部查办，我把他压下了，否则李先生不必等到张作霖做大元帅就会被捕。
我又回北大任教授了，教育凤潮也多而激烈了，革命的气氛也笼罩着北京了，十四年五月三十日上海南京路的血案消息传到北京，我和国民党许多朋友就组织了五卅惨案后援会，我就任了最高职务的名义，那时会所设在东城，我却住在西四牌楼大拐棒胡同，每日到会办事；有一日，有人告诉我，有侦探跟着你来，第二日我从家里坐人力车走出胡同，果然见一个不三不四的人对我的家门坐着，旁边搁着一辆自由车，他见我的车子拐了弯儿，就骑了自由车跟着，我已觉察了，直让他跟到后援会相近，我突然下车问他：“你奉了谁的命令跟我？”他立刻转身就逃，以后胡同口上便没人坐着，车子后边也没人跟着了，原来这也是朱深对付我的。
后援会办了一件痛快的事，就是英国公使馆的华人罢工，这件事闹了十来天，工友们都同意了，却要一位资格最老的中文“文案”董先生参加方行，这位董先生在英使馆有二十五年的历史，再经五年，就可以得养老金休息了，他自然舍不得这个职务；但是，我们朋友把爱国大义说他，居然也被说动了，但许他必定给他找个职务，因为他的家累的确也重，不能一日没有事的，他似乎不相信一辈青年朋友，最后由我和朋友们招待董先生和使馆华人代表谈判，他们晓得我是有地位、身分的人，便答应了。罢工实现，英人大吃一惊；那时惨案还牵涉日本的，因此，日公使馆也起了“戒心”。可是，我到今朝还觉得做了一件对不起人的事，就是没有给董先生找到职务，因为事关外交，机关里都不敢请教，结果，英国人识相，都把他们请了回去。
这年的冬天，因为段棋瑞对孙先生有背信负义的行为，而且他渐渐地“敌视”国民党了，王九龄果然不久回去云南，章士钊兼署教育总长，他是段棋瑞“智囊”里的一个，替他出力对付教育界，北京的国民党人尤其是青年，对段棋瑞极度不满意了，便来一个首都革命的口号，学生和文化界工商界的民众联合上两万人，由自由车行牺牲一天的利益，把自由车做了一道阑栅，在天安门宣布了段棋瑞种种罪状，我是被推做主席的；段棋瑞派出队伍，“如临大敌”。但是，因为有广大的民众参加，他也不敢怎样，大概他还是一个清朝的秀才，读过四书五经，还看看佛经，他脑子里还有人民不可欺侮的观念。散会后群众分队游行，在激昂的气氛里，打毁了一两处段棋瑞部下要人的住宅，烧了晨报馆，因为他平日有反革命的言论表现。
后来（不记月日了），又有一次，仍想在天安门集合，做更大的行动，北大学生由第三院出发，我和朱家骅各领了一队，正要出去，大门已被警察封锁了，大家回头，开边门走，这时，我反成了“殿后”的，而且已离开了队伍，不想边门也有了警察，幸是少数，所以走得快的都冲了出去。那边门平常不开的，门槛离街道上有二尺多高，我刚要下去，被警察飞起一脚，正中了我的鼻嘴，都发木了，只好“铩羽而归”；天安门的群众也被军警驱散，但也没有伤害。
十五年的头上，段棋瑞改行内阁制了，许世英做国务总理，易培基又做教育总长了。那时，教育经费仍是常常发不出，许多朋友和我计划，我们本来主张教育经费独立，孙中山先生也赞同我们这个主张，我们还是再来试一试，拟了一个教育特税办法。那时，浙江省长夏超派了黄人望到京，和许世英先生接洽事情，就由黄先生和许先生接洽，得许先生的赞同，许先生和我本来相识的，因此，就在国务会议上通过这个提案，而且发表了我督办教育特税事宜；我明晓得这件事当然不是段棋瑞愿意的，而且也绝不容易办，因为历史的关系，尝试一下，果然会同办理的财政部、京兆尹，表面上敷衍我，实际上连督办公署的经费也无着落：不到一个月，“三·一八’的事情发动了。
这时，北京的国民党党部已分成两个，一个是“西山派”，由林森、邹鲁、张继、谢持一辈领导的，他们怕国民党被共产党篡窃了，他们反对阶级斗争，他们主张国共仍就分开；但是，他们是孤立的。我呢，虽然信仰社会主义，却不赞成暴动政策，我和李大钊谈过，他在共产党的纪律底下，没有表示，后来他们常有红字的传单，明白鼓励暴动，我因此也参加了西山派。
“三·一八”的事情，我算是西山派党部的参谋长。这日也有头两万人浩浩荡荡地直趋执政府，呐喊的声音，一里外都可以听到，各校的教授，尤其是北大的教授参加得很多，段棋瑞调了卫队警察想镇压我们，群众又围住了他们，互相争持了几个钟头，群众不散，段棋瑞的卫队开枪了，被伤害了十七个（这系凭我的记忆，怕还不止这几个），又遭驱逐，群众才退。这件事情，两个党部虽则对立，也各自计划，但行动上都要争先，后来因为西山派方面没有受伤害的，有说西山派不过出来敷衍敷衍的，这是冤枉了他。
十九日我便写了一个辞职呈文，痛快地教训了段棋瑞一顿，我也被通缉了；因此，又进了东交民巷法国医院，吴敬恒、李毓瀛、蒋梦麟、朱家骅、易培基也都住在法国医院或六园饭店。以后张宗昌进北京，杀了《京报》总编辑邵飘萍。（比邵飘萍先被杀的是《社会日报》总主笔林獬，他别字少泉，在报上的笔名就叫白水，他在袁世凯时代就办报，被袁世凯每月送三千块大洋封了口，一时“起居”阔绰起来，他倒并不自欺，公开地对人说；“我变了金人儿了。”）黑暗光临北京文化界教育界的头上了，随后吴佩孚、张作霖都到北京，他们大有桃园结义的气概，拜了把子；北京因此更加恐慌，我才“易服”（我除了做官不曾穿过西装，这次却换了西装，扮了商人模样）混出北京，直回杭州。
这是十五年的夏天，这时浙江省长夏超是我的朋友，在我做浙江教育厅长时候，他是浙江全省警务处处长兼省会警察厅长，他很不满意外省人统治浙江，所以愿意我留在浙江，可是，我一忽儿也离开了；这次我回杭州，就先托黄人望劝他参加革命，他正对孙传芳和他的部下、督办浙江军务卢香亭不满意，因此，被我说动了，就请我代表到广州和国民政府接洽，大概是中秋边的事情。
当时，就部署省政机关，除夏先生兼理民政已有“明文”外，仿广东例子，设建设、教育、财政、司法等厅，和夏先失商定了一张名单，现在只记得朱家骅长教育，我长建设。这日，因我在广州，由张人杰先生面嘱，请夏先生拨十万元付上海钮永建先生，这时，钮先生是驻上海，和各方接洽且筹划军事的，夏先生开了一张支票，由我找励乃骥先生立刻由早车带走，幸而车已通过。不曾出事。这日下午，我和蒋梦麟渡钱塘江，到绍兴，宿了一晚，第二日走宁波，由宁波乘轮船到上海，找钮先生想法补救，但是钮先生一下子也没办法。这日，晓得夏先生的队伍已折回嘉兴，卢部孟昭月和段XX两族都过枫径，大事已去，因夏部的战斗力太缺乏。杭州仍就被卢部占据了，孙传芳命令“通缉”我和黄人望、许宝驹、王强四个，我的名字“忝居第一”。
我在上海，住在法租界蒲石路渔阳里里面的昌馀里；仍想更先生能够从上江（钱塘江上游）设法再振旗鼓，一面请黄人望先生到九江去报告蒋介石，一面派了一位朋友到桐庐一带打听，没有确实消息；许多传说，也没法证明；后来听到他已到了上海，住在哈同花园，托人转托姬觉弥的同乡一位马姓的去打听，并不绝对否认；但是，这是上海滩的买卖行为，到底夏先生早在杭州被孟昭月枪毙了。
据相当可靠的消息，夏先生的确想往上江走的，因为他的部队在上江的还不少；但是，他不知怎样，忽然回头从江干翻山过岭，到了西湖南岸，跟到他的是他的一位部下。他们每人腰上缠了几千元纸币，他自己胸前还挂了一尊西藏的护身佛，听说是班禅喇嘛送给他的；他们在黄昏时候，想往西湖北岸花坞地方去，不想遇到了哨兵，他的那位部下走在前头，相隔有百来步路，先遭哨兵喝住，问他：“你是不是夏超？”他只做了个姿势，哨兵便放了他，去向后面的人拦阻，原来正是夏先生。夏先生被捕，解到司令部，验明不错，孟昭月问他些话，夏先生只说：“你要枪毙就枪毙，没有话说。”这个消息，似有漏洞，但是聪明人去看他，可能是这样的，总之，夏先生是被捕而死了。
这年年边，我得到蒋介石的任命状，任命我做浙江政务委员会委员，同时，委员除了国民党里的共产党党员两位外，还有褚辅成、蔡元培、查良钊、魏炯、沈钧儒、朱少卿（还有别人，记不得了），主席是张人杰，代理主席是褚先生。那时，浙江省城仍就入了孙传芳手里，所以我们从上海到郭县（宁波）去就职（我在这时，把二十多年的长须剃去，为预备“亡命”）其实宁波也没有正式被收复，不过没有孙传芳的军队，只有浙江第二师的旅长石锋（和我是养正书塾的同学）在那里。我们当夜得了段ＸＸ旅往宁波开来的消息，就在魏炯先生家里宿了一夜，第二日大早，分头各奔前程。
我和蔡先生同了三位青年朋友：一位是姜绍谟，一位是励乃骥，一位是戴应观从上海来的；这日，就请戴先生回上海报告我们的家庭，姜励两先生作伴同行，乘小火轮到象山县城宿一宵，晓得段旅已到宁波，我们又乘过山篮轿到东乡励先生家里，住了六七日，有象山县县知事要来拜访，虽则他并没有“恶意”，我们却有“戒心”，一伙儿又投黄公岙励先生的同学史文若先生家里，住上几天，风声还是不好，又投奔石埔励先生的妹夫纪先生家里，纪先生的父亲是一位孝子，又是慈善家，他在石埔是推一无二受尊敬的，石埔又是一个大镇，比较东乡，黄公岙局面开阔得多，我们倒象“隐居阓”，不过久住总会泄漏消息，因此，雇了两只帆船，乘夜上船（这时多了一位励先生的同学王永祥先生同行了），我和蔡先生坐了一只，姜先生等三位坐了一只，我虽则“曾经沧海”，但是都乘轮船的，帆船漂海是第一次，白天倒也平常，夜里遇到风浪，听他们一辈船家转柁时呼叫的声音，和船身的倾斜起伏，倒觉得有点骨悚。我和蔡先生都是睡着起“腹稿”做诗，消磨了两天已到福州。
这时，东路军总指挥何应钦已破了督办福建军务周荫人的兵，收复了福建；何总指挥还驻在福州，他的参谋长蒋伯诚是我的学生，快二十年不见了，北大的一位同学袁世斌正做政治部主任，正是“他乡遇故知”，而况在革命发展胜利的时候，自然都有不可形容的高兴。等到何总指挥离开福州，向浙江进发的第二日，我们也离福州往厦门；可是，我们一个同伴姜先生，却被任了指挥部参议，随军前进；原来姜先生是浙江江山人，这次入浙江的军队，正须经过他的家门，所以要他去做向导。
我们在厦门青年会住了一晌，中间又去厦门对岸的鼓浪屿，逛了几个大资本家的花园（一个是中南银行老板黄奕住的花园），他们这些花园，简直是“官山府海’，有一家花园，原是明末延平王郑成功的水操台，这还不阔？我们又到泉州登了一座什么山，逛了开元寺，游了万安桥（小说里蔡状元造洛阳桥，就是这桥），万安桥跨两县的境界，活象长虹卧海，那种厚大的石料和建筑的工程着实可惊。又到漳州，逛了一逛山水，过一顶桥，是用二三丈长五六尺方的石头造成的（万安桥的石料没有这样长大），我不晓得当时没有起重机，是怎样搬运的。在漳州遇到一个县长，原来是我的朋友虞廷先生的儿子，虞先生（宇冷甫，浙江浦江县人）是章炳麟先生倡造的光复会会员，军界的前辈，辛亥年被一位也是我的朋友叫盛碧潭的为着政治关系暗杀了（国民党和光复会的斗争也是陈其美和陶成章的斗争）；后来这位“少君”替他的父亲报仇，杀了盛碧潭“自首”，国民政府不追究他，这时，做了县长，我很感伤了一番。
我们再逛了集美学校，回到厦门，计算何总指挥早进浙江，起了“归与”的念头，集美学校校长叶采真先生是北大毕业的，就用他的捕鱼轮船送我们先到温州（永嘉），晓得何总指挥部下一位军长曹万顺在城内，我们和他是在福州会了又会的，就连夜进城去和他谈了一回，晓得何总指挥巳到杭州，第二月就向宁波而进；到了宁波，满眼革命气象了，袁世斌先生正在宁波，水上警察厅长陈其蔚先生也是我的朋友，又是一团高兴。
在宁波晓得褚辅成先生等已到省城，正在预备政务委员会重新开幕，我们又急急向杭州进发，路过绍兴，绍兴各界招待周到，我们什么都不须问，我又想到去年和蒋梦麟先生经过这里的情况，好象换了世界。到了杭州，住在青年里蔡先生的弟弟前任杭州中国银行经理蔡元康先生的宅子里（元康这时已过世了），以后就出席委员会了。
从福州到泉州、漳州、厦门、宁波随地都要演说，总是阐扬革命主义，唤起群众，最可纪念的，在福州陪何总指挥阅了一次兵。
政务委员中，褚先生是兼民政科的，查先生兼建设科，朱先生兼教育科，我和蔡先生等都是“散员”，这时委员中又有庄崧甫、王廷扬两位先生，都是浙江的“名宿”，蔡先生还称王先生做“年伯”呢。
委员中除了那位年轻的共产党委员和三位兼科的委员外，差不多没有话问，每件公事，经共产党两位委员许可就成了决议案。我们却担任一件工作，就是各方推荐县长，审查“履历”：共产党两位委员对于审查报告，除了一部分不能否认他合格的外，总说某人是土豪，某人是劣绅，当然，我们也不认识得许多，我们也痛恶土豪劣绅，但是有一个方某，他是北大毕业生，五四运动学生会中老当主席的，担任浙江第七中学校长也好几年了，论他的资格“毫无疑问的”；可是，提了出来，一位共产党委员说他是土豪劣绅，就把他的履历扔过去了，王廷扬先生是他的母舅，正坐在这位委员的对面，他却“一言不发”，我觉得奇怪极了，难道方某真是土豪劣绅？他的母舅既不说话，蔡先生和我自然无从插嘴。
这时浙江，还有一个政治会议浙江分会，主席是张人杰，我和宣中华、庄崧甫、蒋梦麟都是委员。
四月七日（或六日）下午，说开中央监察委员会了，也就在上面说的这间屋里，我们进去看看，桌上有一张油印品，好象学校里的讲义，邵元冲拿来一看，便说：“这象是我寄给总司令的，上面还有我写的话，已裁去了。”我们仍就退了出来，一忽儿，张先生叫人请我进去，说委员会秘书都不在这里，请我“权充”一下，我当然只得担任下来：这天，就决定了“清党”，根据的是蒋介石提出的那张油印品，连同一张油印的名单。傍晚消息恐怕要有事变，就是共产党要占上海，到了晚八九点，又得消息，没有问题了，巳由帮里朋友出来维持了！我们不过听听，安慰安慰自己。
第二日，四老和我们都各自回家，第三日或第四日，张先生找我和蒋梦麟回杭州主持政治分会，加上一个陈其采，主持政务委员会：这时，杭州的军事机关，也执行“清党”命令了，共产党自然逃避，褚辅成、沈钧儒两位不晓得为什么也被扣了。我们回到杭州，委员会已成星散的样子，我们布置了一个新局面，过后便正式成立了浙江省政府，仍是张先生主席，我兼任民政厅长，周凤歧军事厅长（周凤歧在抗战时在上海亚尔培路被暗杀），阮性存司法厅长，陈其采财政厅长，蒋梦麟教育厅长，程振钧建设厅长，陈训政、蒋尊簋、黄人望、马寅初等都是委员，邵元冲委员兼秘书长。
我向来做事，只望前进的，很想把浙江的“吏治”和风俗、“民食”等等计划改革一下，叫厅里的职员草拟了许多计划以外，还请朋友帮忙，想逐渐实现出来，尽我力量的可能，先从“吏治”人手，我对县长警察所长等人才很为注意；但是，和人民最接近的是警察。中国的警察，从来就是糟糕得厉害，警察所长和“警佐”介绍来登记的却特别多，我定期和他们说话，看了真是头痛，有些样子竟象清朝的“佐贰杂职”，看来除了能够伺候长官以外，对于人民会发生些什么？有一个通病，就是不说话，不能说？不必说？不敢说？大概还是不敢说吧。向来政府里只有长官说话的，他们大概是遵守这个原则吧。
这时候，“廉洁政府”是省政府门前的“饰物”，浙江第一次省政府委员，除了陈其采先生以外，都是从书堆里来的，我们本来“清白乃心”，而且张先生和我们约，要做点成绩，给各省做榜样，我们自然更兴奋了。一天，晚上十点钟的时候，马寅初先生来找我说：“明天恐怕要罢市了。”我诧异起来，什么话？他告诉我：为的是中国银行杭州分行经先生继任），请他立刻出了一张布告，说明政府的态度，告诫人民必须安靖；同时，我把商会会长请来，嘱他明日由两家银行具保，把金顺泉保出去，这件事另外依法办理，算解决了当晚的困难；后来这件事由省政府和法院共同审讯了结。可是，革命党也有很多做官发了财的呀。
我自己晓得我是不会做官的，在省政府里又兼了常务委员，张主席再把他的私印交给了我，除了关于建设的计划，他感兴趣的，以外的事都由我代表了他，自然招来妒忌，尤其是省政府改组了一次，一位曾经共患难的朋友落了选，就怪着我不帮忙，就和周凤歧、ＸＸＸ、ＸＸＸ等合伙靠着中央有背景，要挤去我。（周凤歧大概为了夏超独立的事。）有一天，蒋介石忽然给张主席一个电报，大致是说我不孚众望，嘱我辞职，张主席给我看了电报，叫我“不必介怀”，又说；“这事我明白的，我今天正要往南京，我会给蒋先生说明的。”果然，也就没事。不久，蒋介石因和“桂系”诸位大将不能谅解，自动“下野”，张主席正在上海得了消息，立刻电报催我到上海，叫我给他拟个辞职电报，我也自然辞职了；果然，周凤歧做主席了，杭州报上立刻发现“马叙伦卖官得贿二十四万存在汇丰银行”；也有“扬言”。“马叙伦被打倒了。”
张先生离了浙江不久，做了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他忽然给我一个电报，叫我立刻到南京。我到南京的时候，国民政府的电灯，比我小时读书用的。菜油灯还暗，张先生后来和交通部长王伯群争办电气事业，也是有原故的。我问张先生：“为什么事招我来？”他说：“我想请你来做秘书长，如果你来帮我，我做常务委员就有作用了。”我说：“要我来帮助你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吕芯志筹做得好好的，况且他是谭先生（延闿）的人，怕不可以换吧”，张先生想了一想，对的，我仍就回了上海；不久，却发表了我做国民政府参事，我向来帮忙不帮闲的，辞了不就。到了十七年底，大学院改了教育部，蒋梦麟任部长，我任政务次长，这是我第三次做教育次长，也是我最后的“官阶”。
在杭州住了半年，北大找我回去，我想把《说文解字六书疏证》写成了，就迟到二十年一月才去北平；但是，《疏证》并未写成；这是第四次还北大了，我又依我六年回北大的方针，只教书，不问事，连评议会当选也不应，才把《疏证》又陆续写了许多；可是“九·一八”的事情发生了，心里虽然郁闷，还按住不动，这时，我的环境也坏，就渐渐地多做诗了。
我做诗是没有“师承”的，也不向古代诗人坟墓里觅他们的尸骨，不过在自己的园子里拉拉唱唱，不过写我自己要写的，从“九·一八”后一年起，每年的“九·一八”，总要胡诌一首，就把我对每年“九·一八”的意思留在纸上。到得热河也失掉了，敌人的飞机出现在北平空中，我的母亲年纪七十多了，就把老小都搬回杭州；我呢，为着生活，仍在北大教书，身体还不健康，所以感觉到一种悲凉。我的诗境也跟着悲凉。
过了几日，又是照样聚餐，再讨论抗日问题，依然周先生主席；我和张黻先生开了辩论，插入一位樊际昌先生（北大教授兼总务长），酒气熏人，发了许多带“醉态”的言语，然而也不过为政府派“张目”；最后主席拿出一张字条，写着对日外交的五项主张，都是报纸上见过了许多“人云亦云”的一套，总之近乎不外“避实就虚”，周先生还宣布着；“政府有命令叫各大学校长，教授，学生各推代表入京陈述对日问题意见；蒋校长校事甚忙，不得分身，已请胡适之先生代表人京，我们教授也可以请胡先生做代表，把这些条件带了去。”我马上答复；“我们大学教授的身分，对于国事的主张，不能‘拾人牙慧’，这些条件，说的人也多了，何必我们大学教授再来重说一遍？况且胡先生既做了校长代表，校长是政府任命的，我们教授如果认为该派代表，也得另举，决不可以叫胡先生‘兼代’。”这样，又和樊先生争一阵子嘴，我就跟着说：“要这么办，我就退出吧。”尚先生还起来说话，我就退出了，后来怎样，也没听得再说。
我和白鹏飞先生等就约了各校的“同志”，组织了北平文化界抗日（或者是抗战）救国会，我被推做主席，白先生做副主席；这时，上海也有了百岁老人马良先生领导的救国会，北方的朋友，戏称：“南北救国，‘惟马首是瞻’。”
北平究竟是“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各公私立大学中学的学生也组织起来，每日的演讲会，座谈会，弄得我兜不过来，经过十几天，只好“敬谢不敏”，实在累得病了。
在病榻上，有人来告诉我：“评议会议决，许你请假一年。”我说：“我援评议会议决教授请假规程，教授满五年可以休息半年，得支全薪，休息一年，得支半薪，我到暑假，已满五年，我为生活关系，请假半年，怎样会给我一年呢？优待我？怕你听错了。”他又打听了一下，再来告诉我；“没有错，问过出席会议的某系主任，他说：胡适之先生拿出一张字条，说；‘马先生请假一年’，就通过了。”我再请人打听一下，果然不错，我就提出了质问，蒋校长没法答复，只说；“仍送一年的薪水好了。”我说：“不行，决没有我请半年假，反而给我一年的，除非有理由。”这样一来，自然逼得我提出辞职书了。原来，他们给我一年的意思，是想叫我离开北大，因为北大的教授，还是每年送一次聘书的，如果我请假半年，假满仍就回校，因我和北大的历史关系，不容易不继续聘我的。
我提出了辞职书，就有一个听我课的女生（万仲寅）来说：“女同学已决议向学校当局质问，必须挽留先生。”我说；“谢谢你们：不必，我向来‘言出事随’，挽留也不留的。”接着，男生方面也来请我绝对不可辞职，各校学生会也来请我“打销辞意”，我都谢了他们；“不要把我这件事，弄得这样严重。胡先生呢，许有不满意我的地方；（注２）蒋先生和我有交情，我不愿叫他为难。”
蒋校长派秘书长退回我的辞职书，我不受，他自己来了，“道歉”一番；谈到适之，他也承认对我有不满，不过为着要我加增教课，我不答应；原来这时定了一个新例，教授每周至少担任八小时；我呢，只担任五小时，教的只有两门科目；但是历来已久了；从“六三”受伤后，身体总未复原，所以学校也优待不计；蒋校长提了这话，我就回答他说；“别人不提，你是从‘五四’来都晓得的，我替学校出过多少力，蔡先生曾在给我的信上说过北大赖我给他维持住的话（这封信为着保存师友们的手迹一直存着，日军侵犯杭州，有人把我的箱箧都打开了，我现在还不曾回去过杭州，不晓得遗失了没有？），我对你也帮助得不少（当然是为公的），我的身体，还未大好，难道不可以原谅些？”他只是把聘书再三地留下而去，我也终究退还了聘书，就回杭州。
这年秋末，我逛了一次四川。我怎样会有“雅兴”和“资斧”，去逛四川？原来，四川从辛亥革命以后，一直是“川人治川”，虽然他的内部也不够和好，但是对外还能团结，所以蒋介石用了很大力量，才把他的军队和平地进入四川。当然，这对四川的老军阀是一种压迫。当时赞办四川军务的是刘湘，刘湘在四川军阀中说起来。比较是好一些的，可是他也不能例外，要保持他的地位，抵抗蒋介石的压迫。蒋介石对日本侵略的不抵抗主义，是反蒋的很好资料。这时，我们抗日救国阵营方面，自然也该利用这种机会；国民党三民主义联合会的王昆仑曾偷偷地去过成都，见过刘湘。这时，刘湘的财政厅长刘航琛因公到京（南京），他是北京大学毕业的，和王昆仑是同学。王昆仑是反蒋的；这时，他和许宝驹、周一志、郭春涛等有一个小组织，正在做反蒋抗日的工作；因此，他就和刘航琛密商一番，要想说动刘湘，联络各方来扩大反蒋抗日的力量，逼使蒋介石对日抗战。这时，中国共产党正号召全国抗日，我们就作了决定，要人到四川去，因为我是年辈较长并且在社会上也较有地位，他们就要我向四川走一趟。
十月十一日，我离开了我的衰老多病的母亲，从杭州起身，经过南京，绕到北京（那时北京叫做北平），和许德珩等商洽一番，因为我在北京的时候，和许德珩、杨秀峰，邢西萍、张申府、程希孟等也有一个小组织，这个组织是以实现社会主义为运动的目标的，所以，我在南京和王昆仑讨论未来政治路线的时候，我探王昆仑的意见，他爽快地答复我是“红”的，我才决意走四川。
在津浦路车上同行的是一位桐城人，姓尹名寿松号秀峰，他在清末就担任奉天交涉使衙门的工作，后来又帮张作霖办外交，这时，他在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外交委员会办事。他告诉我许多外交上的情形，还告诉我“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的经过，他就是管这件事的。我要求他把协定抄给我一份。我到北京的第二日，就去访他，他就给了我一份“何梅协定”。看了真叫我“怒发冲冠”，这哪里是协定，只是日本帝国主义向蒋介石下的一道命令，里面把蒋介石的特务机关“蓝衣社”指出来，要他解散（自然是指就地的），蒋介石对日本帝国主义竟甘心恭顺到这个田地。后来，我把这份协定抄本送给了刘湘。
我这次到四川，是用游览的名义，我的朋友、学生四川人也不少，所以公开地和他们酬酢往来，还由他们导游了成都的名胜，和新都的杨升庵祠堂、宝光寺，又去灌县看了离堆。在成都的时候，学校电台请我说话，我借此做了抗日的宣传。可是，遭到一个困难，就是军官学校成都分校也请我去演讲，这是蒋介石的重要机关，而且是军事机关，不去不好，自然答应去，去了又怎样讲话？考虑了一番，我决定了给他们讲三点：一，军人自身就是民众。二，军人是民众里一部分分工做保护全国民众而研究学习保护技术的。三，武力是民众的，须保护民众。总结到国难严重，民族临危，希望他们负起保护国家的责任。这次听众是全校的学生，据说有四千多人，总算没出什么乱子。
我失掉了母亲，又感到家国的环境，都使我的心上好象裂了一个创口，除了一个悲字以外，再写不出什么；急急地把母亲安葬好了，想学“云游僧”了；但是，我不但痛恨一辈酒肉和尚，还对什么高僧，都不敬重；因为他们拿“法施”二个字遮盖了他们分利的劣行；假使他们真正本着大乘佛法，应该个个和尚都是社会主义的信徒；所以就是我的朋友象弘一法师，都认他为只是一个自了汉，他的影响，也不过多几个自了汉，这种自了汉，还比不上一个终身服务田地上的农人，反过来，他们却靠农人来养活，否则他们也不能自了。所以我和还有几位朋友象夏丐尊、许炳堃先生的，常常辩论，他们都只好说：“一个人总是要个信仰才有安顿。”（夏先生的话）或者“我的确信仰西方有乐土，临终会有佛来接引了。”（许先生的话）只算我的“法力”敌不过他们，然而我认为他们还没有把“分别我执”破除，“终身学道”，只是被“小我”在耍把戏。
我在六月初，因为已给母亲安葬好了，闲着在家不是道理，就带了极支绌的一点旅费，先到了北平，住了一个月，又想转到西北去走走，因为我没有到过西北；不想旅费还未筹到，“七·七”事件发生了，我只得又回到杭州，虹桥事件又发生了，我晓得世界的战事还会因此而起，上海是绝对不安全的，但是，也是相对可以避避乱的。其他的地方，因为我就没有力量，打不起主意了；就从“八·一三”前几日来到上海，直到今日还没有离过上海。
杭州的之江大学，迁到上海，曾经邀我去担任了一个学期的课，不想因为上下公共汽车、电车，把我的右臂关节炎又弄得严重起来，右脚又有点不便走路，因此，什么地方也不能去，什么事也不得做，实际做了上海“寓公’。但是我哪里有“寓公”的资格，简直没法生活下去，因为我是在北平文化界抗日救国会当过主席的，自然不能露面，这时（二十八年夏天）我只得写了一封信给蔡元培、朱家驿两位先生，如今写在下面。
信去后半年光景，朱先生从英国庆子赔款委员会里每月拨给我二百元的生活费，直到三十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战事发生止，总算支持住了。
这年秋天，姜绍谟先生来到上海，做地下工作，和我一起住，因为我有家眷的，要我替他掩护掩护。十二月里，汪精卫已在愚园路六六号，和日本派来的某某商结卖国“协定”了；起初是陶希圣、高宗武帮助汪精卫在搞的，后来把陈公博从香港找得来，姜先生请我去找一下公博，因为他是北大学生，而且还听我的课的，我自然“义不容辞”，托人约公博谈了一次；他对我说：“我和汪先生虽然同样主张和平，但是，我不主张有行动，更不愿汪先生上台；现在，商结‘协定’，对方压迫得很厉害，我在尽量地减轻损失”，并且具体的举了些事实，我现在记不得了；他问我舆论怎样？我说：“和平是大家希望的，但是也不愿意‘瓦全’的和平。”他点点头，最后他说；“我和汪先生关系太深了，如果，他竟要上台，我只有牺牲了，那时，还要师友来帮忙。”我说：“我还是劝你不出来吧，我呢，早决定不出来。”就此握手而别。
过了两日，我写了三首诗，托人交给他，如今也写在下面；
我爱当年陈白沙，静中修养茁萌芽。（公博广东人，他在北大听我的课，和谭平山坐在一块儿，安静不过，他们参加发起中国共产党，也“不露头角”。）已成桃李垂行畔，更作瑚琏蔚国华。一时官柳摇金佩，三载乌衣驻玉车。卓荦声名吾党健，还须珍重向无涯。
立齐立楚（张邦昌刘豫）竟何如？为帝为臣止自娱。讨贼使来侵岷廓。连横约就背商於。可使智囊蒙五鼎？愿将慧剑斩千狐。明朝我舣春江侧，同狎鸥波倒玉壶。
一椎博浪骇秦皇，三户居然殪虎狼。莫道书生无大业，早将奇创司常。龙象已嗟回短命（胡汉民先生），蔺廉能使赵延亡。汪伦本是多情侣，出处还相细细商。
第三首还叫公博去劝汪精卫，然而事实已早定，我也不过尽心而已。二十九年二月我有诗三首，就为汪精卫做的，写在下面：
垂老闻将割燕云，更输岁币更监殷。连横计就秦为长，和议称臣构署文。
不师沫请归侵地，不学汪锜作国神。降表独修归命急，降王长已属他人。
匹失犒敌有弦商，擅结盟书史未尝。欲起宣尼问书法，春秋何例比刑章？
此后就和公博没有往还，他叫人和我说，要来看我，我谢了他，直到胜利的前一年（三十三年）阴历元旦，他忽然冒雨来了，我是“门无门焉者”，他一径进了客堂，才和他又见一面，我向他问了些情形，告诉他些“人民疾苦”，劝了他些及早日头的话，他走了，我又给他一封信，如今又写在下面：
日者，瑶轩纡道，辱慰朽衰；积愫相倾，未空十一，区区愚衷，谅要曲鉴。鸡鸣不已，明夷待期；止衣冠于涂炭；起织耕于沈；使《小雅》之忧，不见于咏叹；南山之石，可勒其勤：则瀛王枉道，犹得恕于宋儒；狄相忘身，竟表忠乎唐室。伦虽藏踪人海，久绝尘缘，耿耿方寸，惟在国民。与兄弦歌一夕，期致千秋。重以眷旧，辄被隆情。报德以德，徒誓如江。用据古谊，贡此私怀。尚照丹忱，副兹襟望。
这年四月，是我六十岁的“初度”，我写我生平经历的大概，就此结束。我从得了神经衰弱病以后，记忆力日差，所以对于自身经历的事情，许多仅仅记得大概，上面写的恐怕还有颠倒错乱，将来再修正吧。
注1周赤忱名承菼，海宁人；故求是书院学生。辛亥浙江省会光复之日，赤忱曾为都督一日。余因询其何以此一日中都督三易？赤忱日：“实一易耳。”因日：“初，余任一标标统，家板儿巷；朱介人（瑞）代理二标标统，居福禄巷；相距颇近。一日，陈英士向上海来，在介人家食蟹，邀余往与；英士力主革命，余以与英士初面，而介人家屋窄，并卒与人皆伺于窗外，不得深言，持重而已。及武昌事发，余方请假成婚，甫八日；闻讯，即电询萧统制，应否销假。萧趋余归，遂谒巡抚增韫；报告销假。余时例着军服，且佩刀，增召见来即战栗。盖以余予假未满，惧有故也。余自与英士谈后，即阴持将校，特别训练，有所鼓励。至是，将校即欲响应，而以格于军制，未敢径言于余，为由教官某以陈意；余因指示方略，以待机缘。及上海发难，褚慧僧（辅成）持上海同人意旨来，余即与王文叔、顾子才、徐允中定谋，攻巡抚署，执增韫。事定而突见有都督童伯吹之告示，部下哗然，即扯去之。所由燃者，以余非同盟会，而事起仓卒，众意无准耳。此事实也，然亦不必论是非耳。”
注2二十五年春天或者再迟些，中国哲学会在北平开年会，适之演讲他的“乡先生”程绵庄的学说。程先生固然是清朝“儒林”中的人物（颜玄李塨一派），但近时学者们对他的著作能够看到的已少，连晓得他的名宇也不多。哲学会演题是要有讨论性的；适之只证明程先生是颜李的弟子，是个实用派，说他的学说根据《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随后就批评了周敦颐、程颖、程颐等一顿，适之的意思在表彰程先生学说有创造性的。把一个人的哲学，只简单叙述一下，又只是一位姓名不大有人晓得的哲学家，那只是寻常的演讲，叫人只是接受没法讨论的；他说完了，照例有十分钟的讨论，却没有人提出问题。其实也真提不出问题，我算是在北大担任理学讲座的，还晓得程绵庄这个人，也读过周、程、颜、李的书，我便申说了程先生（绵庄）的学说在周程学说里已包含着，周、程的学说也不是完全不讲实用的，听讲的人差不多都回头向我看，适之却没有答复。这件事是打落了他的“纱帽翼子”，可能因此不满意我。
三十六年三月十日写
校后记
象这样平常的我，绝对没有把“生平事迹”写出来的必要；而且我曾在我的日记上写着我死以后把我的遗体烧得一干二净，不要有丝毫玷污了世界；那末，还可以留着这样平常的“生平事迹”来费纸墨？所以在三年以前，有一位青年朋友，劝我写一篇“自传”，我只是谢谢他的好意。
今年又有一位朋友一定要我写一篇关于我的革命工作，我虽然参加过革命工作，但是革命阵线上的一个小卒，还不曾做过行阵工作，有什么好写？而且在国民的天职上，也不能“自诩有功”，我还常常自己觉得对人民说起来，是一个罪人，因为革命不曾带给了他们些微的快乐。所以也再三地辞了。
我写好了《我在十八岁以后》，那种刊物上登了一半，便停版了，有几家出版社便来要求代为出版，终究答应了生活书店，也便把《我在十八岁以前》合并在里面，叫他做《我在六十岁以前》。
但是，我自己觉得我的过去，可以自信的还在做人，总算十不离九，此外算读书还勤的；可是，学问的成就也微细得可怜。本想时世太平，有“补读十年书”的福气，再得成就多些；不想胜利到来，偏又把我驱上民主运动的队伍里，一忽儿快要两年了，一本书也不能从头到尾看他一遍，觉得对于人民并未见得有益，对于自己，怕就此封住了学问上的进步；而微细得可怜的一些成就，这里并未说到，这原不是“自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