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百多个国家、政党和组织极其领导人发来唁电、唁函，……朝鲜等三十多个国家和政党举行了追掉活动，法国、坦桑尼亚等国家的一些城市街头出现了上万民众的掉念游行。九月九日，联合国总部下半旗志哀。十日，联合国安理会为毛泽东主席逝世发来唁电。二十一日，在联合国第三十一届大会开幕式上，与会一百四十多个国家的代表为掉念毛泽东主席肃立默哀。（〈毛泽东传1949—1976〉）
毛泽东生命83年。他简洁地为自己定论了两件事，并且还清楚文化大革命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
二、区分三个概念
“文化大革命”过去近三十年了。在这个日子里，它被定性为“灾难”、“浩劫”、“崩溃”。在这样的盖棺定论的话语权中，它游荡着自己孤单的幽灵，忍受着跳进黄河洗不清的无法申述的痛苦。但是，它相信：黄河有一天会清凉的。
“文化大革命”已是历史。但是，它进行的依据——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预见却成为今天国内外的许多事实。也许，正是在对比的反思中，过去对文革形成的全盘否定的共识已经破裂，开始了重新讨论。
在重新讨论的视域，关键是要区分出三个不同的概念，即：1、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2、文化大革命；3、极左思潮。所谓全盘否定的共识，正是没有这样的区分，结果是用“极左思潮”取代了1和2，实现了全盘否定。这样一些人就犯了鲁迅批判过的在泼脏水时连同娃娃也倒了出去的错误，而另一些人却是为了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解构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刻意这样做。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前无古人，是毛泽东贡献的伟大思想，绝不能仅把它曲解为“阶级斗争”的理论。这个概念虽是六十年代提出，但早在五十年代，毛泽东已表述了它的内涵：
“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概念，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表述是：
无产阶级专政的中心语义是严格区分了解决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两种根本不同的方法，即“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制度”；对敌人“实行专政”。这两个方面的行为主体“当然是工人阶级和它领导下的人民。”值得注意的是在进入社会主义时期后，“解决国内敌我之间的矛盾”主导方法是“在一个时期内不给地主阶级分子和官僚资产阶级分子以选举权，不给他们发表言论的自由权利”。“在一个时期内”预置了在另一个时期给予公民权，这说明专政所追求的最好结果也是以人为善的人性表现——给人自新，为此，毛泽东还提出了“思想改造”的宽怀政策。
“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一种实践样态，是“继续革命”中政治革命和思想革命的具体形式的显现，毛泽东认为文革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在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情况下，解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因此，文革的重点对象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中心是政权，斗争领域是意识形态中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谁胜谁负”。文革与经济的关系是“抓革命促生产”。另外文革还强烈反对“特权阶层”和“官僚主义”。
“极左思潮”是“四人帮”和林彪利用文化大革命搞的“打倒一切”和“全面内战”。
三、评价文化大革命的关键
在区分了三个概念后，评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与“文化大革命”的是非，关键是看它们：1、预设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危机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否属“事实”，或者说这个预设的反题：毛泽东严重估计了国内和国际的政治形势的“严重估计论”是否属“事实”。2、预设事实的后果。回答这两个问题也还得用“事实”说话。在国外，大卫*科兹与弗雷德*威尔合著的《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证实了毛泽东预设的存在。在国内，自由化思潮、私有化浪潮、严重的两极分化也从反面进行了证实。其实，1965年8月作为法国总统戴高乐的特使、文化事务国务部长马尔罗访问中国时就暗示过毛泽东，苏联的修正主义问题。马氏说：“我感到赫鲁晓夫和柯西金使人想到的不是过去所理解的苏联了。”并问：“现在中国的修正主义阶层是否广泛存在？”毛泽东回答：“相当广泛，人数不多，但有影响。”（《毛泽东传1949—1976》P1392）
现在，当与历史对话时，就会发现毛泽东曾多次表达通过党内上层解决“北京搞修正主义”的问题。
1964年1月13日毛泽东提出：去年10月，我在北京讲，如果北京搞修正主义，你们地方怎么办？我总感到要出问题。我讲了以后，一路上从天津到南京，经过许多地方都没听到反映。1月14日毛泽东在大区书记会上批评刘少奇搞的后10条。
1965年2月9日毛泽东会见新西兰共产党主席威尔科克斯说：我们党内有少数人主张三和一少。三和就是对帝国主义和、对修正主义和、对各国反动派和，一少就是少援助反对帝国主义的国家和党。这实质上是修正主义思想。……有人不讲阶级斗争，要把资产阶级的政党变成社会主义的政党。……有一个邓子恢，主张单干，实际上是不要社会主义农业。这股风在前年上半年刮得最厉害。在国内，由于天灾人祸，经济受到损失，于是修正主义就露头了。
1965年10月10日毛泽东在同大区第一书记谈话时又提出：“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要备战。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造反。过去有些人就是迷信国际，迷信中央。现在你们要注意，不管谁讲的，中央也好，中央局也好，省委也好，不正确的，你们可以不执行。
然而，毛泽东在党内上层“没听到反映”。出现这种结果的原因，毛泽东后来说出了其一：
“问题是自己属于小资产阶级，思想容易右。自己代表资产阶级，却说阶级矛盾看不清楚了。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泽东传1949—1976〉下P1776）
这样，毛泽东就要把依靠的力量放在要继续革命的工人、贫下中农身上。
早在1964年12月2日毛泽东就写了这样的批示：“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走资产阶级道路的领导人，是已经变成或正在变成吸工人阶级血的资产阶级分子。”“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当作资产阶级打倒”。这是毛泽东第一次使用“官僚主义者阶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概念。
依靠工人、贫下中农意味着通过党内上层解决的设想将被更新为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于是50年代与技术革命相提并论的文化革命被插入了一个“大”字，以文化大革命出现。
虽然，毛泽东说过：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呢？是阶级斗争嘛。但观察十年文化大革命“抓革命，促生产”的事实，这句话的语义是他一贯讲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同时搞好经济特别是重工业与国防建设。为什么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呢？阶级斗争就是反修正主义，反走资本主义道路。只有反掉这两个东西，中国才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推进国家工业化进程。
毛泽东“修正主义”概念具有很强的实践色彩。特权阶层、官僚主义、单干、利润挂帅、物质刺激、两极分化、依靠人家、反对中国工业化的道路等等，在此语域，都被视为修正主义。因为他已经超前预感到了“这样做”的后果，最终会背离人民的利益，背离党的宗旨。“中国工业化道路”，叙述了毛泽东对新中国的经济战略构想是先强国，再富民，为此，他把社会主义工业化当作全国人民的最高利益，这是符合中国的国情的。也就是说由于“规律”的“不唯一性”，先强国，后富民是在对所谓“规律”比较中更有利于“完全独立”的中国建设的选择性规律。反对这个规律，不仅最终会导致“附庸型国家”，与强国形成非主体性的不平等关系，而且还会使“富”无“根”，失去对“富”的强大的国家安全保护，也是修正主义。可见，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阶级斗争”概念叙述的是在选择性规律中的革命与生产的因果关系，其性质是“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毛泽东语），目的是反对这种修正主义，以及这种修正主义在生产关系中所生产的人与人的关系。只是当“修正主义”发展到“死不改悔”，才有可能转化为敌我矛盾。
四、文化大革命的原因
毛泽东叙述了搞文化大革命的原因：
党员队伍中“有些是资产阶级的投机分子”；工厂“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学校教员“全部用国民党的”；“还没有完成的反封建主义的斗争”；这种占有相当数量的社会基础一旦同中央的修正主义关联，“中国的颜色就变了”。对于党内的修正主义，毛泽东表达了相当的忧虑：
“我多次提出主要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他们的作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地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毛泽东传1949—1976》P1390）
面临这样的事态，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就有四个理由。1、过社会主义这一关；2、反修防修；3、战备；4、抓革命促生产。1、2，可以合成一个原因，最终为三个原因。如果在党团结的情况下完全可以通过另一种选择解决上述三个问题。但由于“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的事实存在，毛泽东认为党已经被一批修正主义分子分裂，事实上需要重建党。1966年6月10日毛泽东会见胡志明说：一个党不分裂，没有那回事。文化大革命是从去年11月开始的，已经7个多月了。1966年10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引起警觉还是二十三条”。1967年1月17日毛泽东会见马来西亚共产党总书记陈平说：同刘少奇的斗争是从1964年夏天开始的，1965年制定的23条就是这场斗争的结果。围绕23条的斗争，促使毛泽东下最后的决心搞文化大革命。1966年5月5日，毛泽东说道：“我们这批人一死，修正主义很可能起来。”“我们是黄昏时候了，所以，现在趁着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毛泽东传1949—1976》P1410）
五文化大革命——为实现国家工业化重建党
修正主义已经在更改党制定的国家工业化道路，这样，毛泽东不得不“重建党”，以解决党组织的目标与人民最高利益一致性，从而在人民群众中进一步确认“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使党的组织在国家工业化过程中具备最高的领导、组织、动员的权威，并提供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一种团结的政权支持。所以，文化大革命核心问题在政治上就是解决权力。在毛泽东的话语中，权力被描述为政治权力、经济权力、知识权力和教育权力。由于修正主义的出现和历史的遗留，这些权力的一部分还没有被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工人阶级手里。重建党在1967年和1968年表现为夺权的过程，也是文化大革命最“动乱”的时期，“造反派”与“保皇派”的斗争造成了武斗。但是，毛泽东从时机上控制了大局和进程。实例：
重建后的党的组织，其临时领导机关革命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实现了两个“三结合”。毛泽东把它概括为“革命委员会的基本经验有三条：一条是有革命干部的代表，一条是有军队的代表，一条是有革命群众的代表，实现了革命的三结合”，“体现老、中、青三结合”。并要求建设的方向是：“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另外，在党的代表大会中工人和女党员比重大幅增加。1971年1月4日至10日中共上海市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共1000人，其中工人党员占51%，女党员占26%。1973年北京新发展的6万名党员，76%是工人、贫下中农。1973年8月24日至2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有1249人，代表了2800万党员。代表中工农兵代表占67%，妇女代表占20%。这种新的领导制度和干部制度是一个政治民主的框架，不仅在制度安排上体现了“我们的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的性质，同时为年轻人提供了进入领导班子的制度保障。
六、过社会主义这一关
1975年12月31日毛泽东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女儿朱莉和女婿戴维*艾森豪威尔。戴维说：我们感到最新的是中国的精神的发展，这一点给我们留下深刻地印象。中国是世界的榜样。你们认为主要依靠自我教育，从你们的角度来看没有一个灵魂是不能拯救的这一点很吸引人，是一个强有力的概念。
中国有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有一百多年的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在其中，又有洋务运动、百日维新运动、孙中山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五四”运动、蒋介石的官僚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的联合专政、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样复杂的历史构成性以及它所生产的各种思想的混杂，在一瞬间都不同程度的进入了新中国。更关键的是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由于先领导的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内部的许多党员的民主革命思想同党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目标发生了矛盾，这种与旧的社会密切联系着的价值观、心理动机、态度和期望及行为模式，对于新中国的政治、思想、经济建设十分不利。可以说，从思想与经济的关系上看，与资产阶级工业革命相比较，毛泽东的建设“时机”并不好：对选择道路的不同思想和态度的碰撞引发的历次运动是很难避免的。
1950年，毛泽东提出了“过三关”的命题。
战争和土改是在新民主主义的历史时期内考验全中国一切人们、一切党派的两个“关”。……只要战争关、土改关都过去了，剩下的一关就将容易过去的，那就是社会主义的一关，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那一关。……在国家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大为兴盛了以后，在各种条件具备了以后，在全国人民考虑成熟并在大家同意了以后，就可以从容地和妥善地走进社会主义的新时期。（《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年六月十四日、二十三日)
这里的社会主义“关”，指的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三日、十一月一日，毛泽东又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的讲话：“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可见，毛泽东思想过“关”的问题，包括了两个内容。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思想改造就凸现出来。特别是1957年的反右和围绕实现国家工业化道路发动的“三面红旗”上的争论和党内的特权思想、官僚主义，使毛泽东确认许多人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国家工业化道路缺少精神准备，非得过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运动的思想“关”了。1966年7月18日毛泽东说；“文化大革命是个惊天动地的事情，能不能、敢不敢过社会主义这一关？……准备革命革到自己头上，党政领导，党员负责同志应该有这个准备。”1967年3月12日毛泽东会见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说：有人说中国已经搞了十几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实际上并不是那么一回事。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从文化大革命才开始的。
这一“关”的内容是：反对修正主义，破除封建思想，资产阶级“权威”思想，立社会主义的思想，最后消灭阶级，缩短三大差别。办法是斗、批、改，对象主要是三个方面。
（一）、知识分子再教育
毛泽东一生对知识分子充满了一种难以割舍的情怀和希望。他在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一日《大量吸收知识分子》中就指出：“在长期的和残酷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同样，他认为社会主义建设也是离不开知识分子的。建国初期，采取了对国民党时期的知识分子包下来的政策，还吸收了许多党派和无党派的民主人士进入政府高层管理，政协参政议政。即使在对旧知识分子的改造中他也作了区分。像钱学森、李四光、华罗庚等一大批爱国的科学家和科学工作者给予重用和支持，主要是对人文科学领域的知识分子恨铁不成钢。
（二）重新教育干部
1、干部四化
干部四化，即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从立场、年龄、文化、业务四个方向对培养和选拔干部提出了标准，中心是“又红又专”。“四化”、“又红又专”叙述的是缺一不可的有机结构，但把政治条件放在第一，则是对毛泽东政治-经济关系，为人民服务宗旨话语的描述，并把这种描述安排在干部人事制度中，以构建起贯彻为人民服务的有效机制。按照四化的要求，各级干部都要进行政治理论学习。1970年11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高级干部学习问题的通知》开列了1、《共产党宣言》2、《哥达纲领批判》3、《法兰西内战》（选读）4、《反杜林论》（选读）5、《国家与革命》（选读）6、《实践论》7、《矛盾论》8、《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9、《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0、《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2、五*七干校
3、干部政策
“团结——批评——团结”始终是毛泽东采取的干部政策。对文革中许多干部受冲击的事态，毛泽东有个解释：“有些干部为什么会受到群众的批判斗争呢？一个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群众有气。一个是官做大了，薪水多了，自以为了不起，就摆架子，有事不跟群众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喜欢骂人，训人，严重脱离群众。这样群众就有意见。平时没有机会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爆发了，一爆发，就不得了，弄得他们很狼狈。”但毛泽东始终认为：“绝大多数的干部都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极少数。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要整的，但是，他们是一小撮。要团结干部的大多数。”“死不改悔的是少数”，“不要一提起走资派，就认为都是坏人，”“犯错误的好人，要多做教育工作，在他们有了觉悟的时候，及时解放他们。”1969年1月3日毛泽东作出批示：“所有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极其家属，都不要批判，要把关系搞好。”
（三）构建社会主义的精神——人民的自我教育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提出了“三个过程”的命题：“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有一个继续建立和巩固的过程，人民群众对于这个新制度还需要有一个习惯的过程，国家工作人员也需要一个学习和取得经验的过程。”围绕“三个过程”，又破又立，在大批判、知识分子再教育、重新教育干部的过程，毛泽东要在全国人民中重建民族精神的基本内涵——社会主义精神。他采用了从“平凡人”的先进事迹中描述新的道德价值和伦理原则，通过教育、公众舆论、公共宣传等渠道，获得了人民的普遍认同，作为社会主义社会规范个人行为和主体间交往行为的准则。
这种重建，不仅是新中国新的民族精神的要求，也是新中国国家政治共同体要素的要求。“对法律的共同认识和一致利益的观念，是构成一个政治共同体的两个要素。然而，政治共同体还有第三个要素。思想态度必然会反映在行动上，所以，共同体并非指任意的‘结合’，而是指有规则的稳定的和长期的结合。简言之，这种结合必须是制度化的。因此，建立一种包含和体现道德一致和共同体利益的政治制度，是在复杂社会中维持一个政治共同体的第三个要素。反过来，这些制度又赋予共同目标以新的意义，并创造出一种联结个人与群体特殊利益的新纽带。”（塞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P19）实例：
1967年2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小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通知（草案）》提出小学高年级要学习“老三篇”：
张思德：《为人民服务》的主人公，共产党人忠实为人民服务的典范。他叙述了共产党的：
白求恩：《纪念白求恩》的主人公，他叙述了共产党人的精神境界：1、“毫无利己的动机”“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2、“对技术精益求精”。
对照白求恩的精神，毛泽东批评道：“不少的人对工作不负责任，拈轻怕重，把重担子推给人家，自己挑轻的。一事当前，先替自己打算，然后再替别人打算。出了一点力就觉得了不起，喜欢自吹，生怕人家不知道。对同志对人民不是满腔热忱，而是冷冷清清，漠不关心，麻木不仁。这种人其实不是共产党员，至少不能算一个纯粹的共产党员。”
毛泽东提出了衡量一个人工作的标准：“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愚公移山：《愚公移山》的主人公。他叙述了共产党人对事业的英雄气概：“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毛泽东首次提出了上帝就是人民的命题。共产党最大的民主就是“感动”人民，把中国引向光明。
雷锋：1963年3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向“雷锋同志学习”题词。他叙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无私奉献，勤俭节约、艰苦奋斗，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和乐于助人的精神。
焦玉禄：1966年2月7日《人民日报》社论《向毛泽东同志的好学生——焦玉禄同志学习》。他叙述了领导干部认真运用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解决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问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王进喜：铁人－－民族的铁骨铁肩。
1968年5月任大庆油田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969年4月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为中央委员。1970年病逝。
他的事迹是：
“天当被、地当床”；“人拉肩扛搬运钻机”；“破冰取水保证开钻”；“用身体搅拌泥浆制服井喷”。
他的话语是：
“我们这么大国家没有石油烧还了得！”；“宁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
“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只要上午拿下个大油田，哪怕下午倒在钻台上也痛快，也值得”。
这些名字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深入人心。在全民的学习运动中，一种崭新的社会主义精神已经建立起来，作为价值选择融入了社会秩序和进步之中。
（四）、教育要革命
教育要革命，是过“关”的重要内容。教育界是教育学生的学校，关系着培养什么样的接班人的根本问题。所以，教育界的知识分子不仅要思想改造，而且教育制度、内容、方式等都要革命。“教育要革命”叙述的是；“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教育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毛泽东语）针对有大量文盲和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国情，还要坚持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实例：
1968年7月22日《人民日报》刊载《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的调查报告。毛泽东在报告批语：“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即七二一指示）
1969年3月29日《人民日报》开展“社会主义大学应当如何办”毛主席关于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的伟大指示，为大学教育革命指出了方向。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造教师队伍，改革教学内容和方法。
1968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转载《红旗》发表的《一所理论和实际一致的新型学校——江西省婺源县武口茶叶耕读中学的调查报告》：这所学校只有4个专职老师（包括一名负责人），其他的则请工人、茶农以及工人出身的技术员当老师，效果很好。这个经验，城里的学校是不是也可以试验一下呢？
1968年10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广东省的调查报告《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情况》提出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即由生产队和贫下中农直接办校），何者较好，以及学校中怎样改革不合理的关系，希望继续提供经验。
1972年3月26日《人民日报》短评：《普及小学教育是农村教育的重点》当前农村普及教育的重点应放在普及小学五年教育上，首先满足广大贫下中农子女上学的要求，在有条件的地方普及7年教育。
1973年11月30日《光明日报》报道浙江农业大学、浙江医科大学、浙江大学和杭州大学到“三大革命”第一线举办短训班是“多快好省地为各条战线培养人才的有效途径”，也是“改造旧大学，创建新大学的需要”，可“使教学更好地同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结合起来，有助于彻底改变旧大学‘三脱离’的状况，”还有利于加速教师队伍的改造和建设。办短训班是社会主义大学办学的一种重要形式。从1973年开始，一些高校陆续举办了各种短训班，有的是按工厂、农村、部队的要求由学校派出教师去班，有的是将工农兵请到学校，根据这些部门的干部培训规划加以培养；有的是新技术或科研成果推广学习班。
1973年9月11日国务院科教组在内部刊物上综合反映各省、市、自治区现行中小学学制的情况。“文化大革命”以来，全国各地进行了中小学学制的改革，其中有14个省、自治区实行了9年制（小学5年，初中2年，高中2年）；7个省、市、自治区实行10年制（小学5年，初中3年，高中2年或小学6年，中学4年）；9个省、自治区的农村学校实行9年制，城市学校实行10年制，西藏自治区实行小学5年制和6年制并存，初中实行3年制。
1973年9月24日《人民日报》：本年度新招收15.3万多名工农兵大学生。
1973年12月3日中央军委转发《关于全军恢复和增建41所院校的报告》。到1975年全军院校达到84所。
1974年6月15日本年，高等学校招收了工农兵学员16.5万人。
七、抓革命、促生产
1974年8月7日国家计委《关于拟订十年规划的通知》说：经中央批准，今年着手拟订1976年——1985年发展国民经济的10年规划。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国民经济的发展可按两步来考虑：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国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前列。国家计委设想：1980年以前建成我国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有步骤地建设经济协作区，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1985年，基本建成六个大区不同水平、各有特点、工农业协调发展的经济体系，并为在本世纪实现四个现代化打下牢固地基础。
（一）、讨论三个概念：“革命”、“突出政治”、“五七指示”。
2、突出政治1957年毛泽东描述了政治与经济的关系：
“政治和业务是对立统一的，政治是主要的，是第一位的，一定要反对不问政治的倾向；但是，专搞政治，不懂技术，不懂业务，也不行。……我们各行各业的干部都要努力精通技术和业务，使自己成为内行，又红又专。所谓先专后红就是先白后红，是错误的。因为那种人实在想白下去，后红不过是一句空话。现在，有些干部红也不红了，是富农思想了。有一些人是白的，比如党内的右派，政治上是白的，技术上又不专。有一些人是灰色的，还有一些人是桃红色的。真正大红，像我们的五星红旗那样的红，那是左派。但是单有红还不行，还要懂得业务，懂得技术。现在有许多干部就是一个红，就不专，不懂业务，不懂技术。右派说我们不能领导，“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我们驳右派说，我们能领导。我们能者是政治上能。至于技术，我们有许多还不懂，但那个技术是可以学懂的。”（《关于农业问题》一九五七年十月九日）
“突出政治”与“抓革命”是同义话语，中心语义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的利益，为人民服务，并认为精神是经济的动力。1966年4月1日至20日团中央九届三中全会提出突出政治的五项基本要求其中就有发扬大庆精神和大寨精神。1966年2月至5月止，《解放军报》发表七篇社论论突出政治，把“突出政治”解释为：（1）、一个“公字”；（2）、战备；（3）、政治统帅军事；（4）、把毛主席的书当作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5）、提倡唯物论；（6）、关键在于党委的领导。为什么要政治统帅军事呢？林彪有个形象的说法：“打仗，就要靠勇敢，勇敢就要抓好政治，不突出政治，不抓好政治工作，武器、技术再好，打起仗也会向后跑。”
突出政治还反对“唯生产力论”。所谓“唯生产力论”概念的内涵是：生产力没有发展到足够水平的时，要实现社会主义就要走一段资本主义道路，让资本主义经济大大发展，农村富农经济大大发展，然后再走社会主义。这种“补课论”被现在的“三农”问题证实根本行不通。
3、五七指示：这个概念列举了工农兵学商五大领域，要以本职为主，兼学别样，即：亦工亦农，亦文亦武。它的中心包含两个内容，a乡村型的城市，城市型的乡村；b“工农结合、城乡结合、有利生产、方便生活”的方针，以此缩小三大差别。在叙述工业学农时，毛泽东专门提到了“例如大庆油田那样。”这是一个崭新的社会组织框架。而它已经在今天的南街村、华西村等农村实现了，没有主流精英攻击的“分配大体平均、自给自足、限制商品生产”东西。
（二）抓革命、促生产的成效
抓革命、促生产始终是十年文革的主线。正因为这样，除1967年、1968年两年经济下滑，1974年小幅增长外，其余年份工农业总产值都实现了快速增长。特别是重工业的增长速度更快。实例：
1966年工农业总产值2534亿元，比上年增长17.3%。其中工业总产值1686亿元，增长20.9%，（按1957年不变价格计算），农业总产值641亿元，比上年增长8.6%。钢1532万吨，比上年增长25.35；原煤2.52亿吨，比上年增长8.6%；原油1455万吨，比上年增长28.6%；天然气13.4亿立方米，比上年增长21.8%；粮食2.14亿吨，比上年增长10%，棉花233.7万吨，比上年增长11.6%；基本建设投资总额209.42亿元，比上年16.6%，社会零售商品总额732.8亿元，比上年增长9.3%，进出口贸易总额127.1亿元，比上年增长7.3%。
1969年工农业总产值2613亿元，比上年增长18%；其中，工业总产值1665亿元，比上年增长29.5%；农业总产值948亿元，比上年增长2%（按当年价格计算）。在工业方面，轻工业增长21.3%，重工业增长39.1%。钢1333万吨，比上年增长47.5%；原煤26.06亿吨，比上年增长20.9%；原油2174万吨，比上年增长36%；发电量940亿度，比上年增长31.3%；基本建设投资总额200.83亿元，比上年增长77.6%；社会商品零售总额801.5亿元，比上年增长8.7%；国家财政总收入526.8亿元，总支出525.9亿元，结余9000万元。
1972年工农业总产值3635亿元，比上年增长4.5%，其中，工业总产值2547亿元，比上年增长6.6%，农业总产值1088亿元，比上年下降0.18%（以上年按1970年不变价格计算）。钢2338万吨，比上年增长9.7%，原煤4.1亿吨，比上年增长4.6%，原油4567万吨，比上年增长15.9%，发电量1524亿度，比上年增长10.1%，基建投资总额327.98亿元，比上年下降3.7%，铁路货运量17.755亿吨，比上年增长5.6%，进出口贸易总额146.9亿元，比上年增长21.5%。社会商品零售总额1023.3亿元，比上年增长10%。国家财政总收入766.6亿元，总支出766.4亿元，结余0.2亿元。
1973年工农业总产值3968亿元，比上年增加9.2%。其中，工业总产值2789亿元，比上年增长9.5%，农业总产值1179亿元，比上年增长8.4%（以上按1970年不变价格计算）。工农业产品产量粮食26494万吨，比上年增长10.2%，棉花256.2万吨，比上年增长30.8%，油料418.6万吨，比上年增长1.7%，钢2522万吨，比上年增长7.9%，原煤4.17亿吨，比上年增长1.7%，原油5361万吨，比上年增长17.4%，发电量1668亿度，比上年增长9.4%，基本建设投资总额338.1亿元，比上年增长3.1%，铁路货运量185183万吨，比上年增长4.3%。进出口贸易总额220.5亿元，比上年增长50.1%，社会商品零售总额1106.7亿元，比上年增长8.2%，国家财政总收入809.7亿元，总支出809.3亿元，结余0.4亿元。
1974年工农业总产值4024亿元，比上年增长1.4%。其中工业总产值2796亿元，仅增长0.3%；农业总产值1238亿元，比上年增长4.2%（按1970年不变价格计算）。工农业产品产量：粮食2.7527亿吨，增长3.9%，棉花246.1万吨，下降3.9%，油料：44.4万吨，增长5.4%，钢2112万吨，下降16.3%；原煤4.13亿吨，下降0.96%；原油6485万吨，增长21%；发电量1688亿度，增长0.2%。基本建设投资总额347.71亿元，增长2.8%；铁路货运量：7.69亿吨，下降3.2%；进出口贸易总额292.2亿元，增长32.5%；社会商品零总额1163.6亿元，增长5.1%。国家财政总收入783.1亿元，总支出790.8亿元，赤字7.7亿元。
1975年工农业总产值4504亿元，比上年增长11.9%。其中：工业总产值3219亿元，比上年增长15.1%；农业总产值1285亿元，比上年增长4.6%（按1970年不变价格计算）。
粮食：28452万吨，比上年增长3.4%；棉花238.1万吨，比上年下降3.3%；油料452.1万吨，比上年增加2.42%；钢2390万吨，比上年增长13.16%；原煤4.82亿吨，比上年增长16.7%，原油7706万吨，比上年增长18.82%；发电量1958亿度，比上年增长15.99%；基本建设投资总额409.32亿元，比上年增长17.71%；社会商品零售总额1271.1亿元，比上年增长9.2%；国家财政总收入815.6亿元，总支出820.9亿元，赤字5.3亿元。
（三）、抓革命、促生产的主题
抓革命、促生产的主题集中体现在全国掀起的“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和“两弹一星”的科技自主创新中，“开展技术革命，猛攻科学技术尖端，为在更多的领域中‘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而奋斗。”（1969年2月21日《人民日报》社论《抓革命，促生产，夺取工业战线的胜利》）。大庆精神、大寨精神和“两弹一星”精神也正是抓革命、促生产这一命题的“事实”依据。同时抓革命、促生产还要执行在1966年提出的“工农结合，城乡结合，有利生产，方便生活”的新方针。
在国家工业革命时期的六十年代，毛泽东发出了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号召，亲手树立了经济领域的两面旗帜。这两面旗帜不仅叙述了毛泽东对中国工业和农业建设的思想，而且还证实了毛泽东建国后形成的经济战略学说与实践的啮合性。
首先，“两大”精神，如：大庆“两论”的哲学思维、铁人精神和大寨自力更生的意志，证实了毛泽东经济战略学说合理地描述了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建设的规律。
在上层建筑-生产关系-生产力三者的互动中，由于在新中国国体、政体制度下，党通过组织和动员，能够使人民群众焕发出强大的社会主义精神力量。这个精神力量是由思想、文化、知识、科技共同铸造出来的，这个执政党与人民同甘共苦的社会主义精神力量的存在，可以成为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强大动力（不是反作用）之一。发展生产力的前提条件是要解决人的动力要素。西方从资本主义制度出发，按照发掘人性中“利己”的部分，把人假设为经济人，用金钱刺激人的动力的路线。毛泽东从社会主义制度出发，从社会主义劳动者自觉选择高层次竞争的方向出发，选择的是发掘人性中“利他”部分，把人假设为社会人，在艰苦奋斗的创业时期，更多的用政治激发人的动力的路线。
从单纯的经济领域观察，在农村，生产关系的所有制形式的选择也可以根据生产力范畴其他两个要素——人的思想觉悟和劳动对象在时空上的扩张及遭遇来决定。当劳动对象在时空上的扩张及遭遇使小农经济或互助组已无能为力时，就应当建立集体经济，适应并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换句话说，生产关系与生产力适应与不适应往往是先取决于人的理性选择和劳动对象的扩张，而并非是有了什么样的生产工具，才能有与这个生产工具相适应的生产关系。
由于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成员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这就决定了社会主义是为人民服务的以人民为主体的社会，发展生产力的目的是为了保卫人民的安全和增加人民的福利。因此，价值工具的合理性与技术工具的合理性都应当同时安排于这个社会的制度之中，公正与效率是这个社会制度的基本特征之一，这就是国家宪法的精神。毛泽东要解决的是，在公正的前提下实现效率的最大化，如果效率破坏了公正，就违背了为人民服务的路线，侵犯了宪法，就必须修正，效率并不是神坛。这是一种公正优先选择的原则。这种思想也被约翰*罗尔斯叙述过：“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象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一种理论无论它多么精致和简洁，只要它不真实，就必须加以拒绝和修正；同样，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它们如何有效率和有条理，只要它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或废除。”（《正义论》P17、18中国社会出版社）相反，新自由主义主张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成员是资本，是一个人被异化的社会，特别在经济领域排斥价值工具的合理性，只讲技术工具的合理性，这就导致了其经济制度的唯“效率”论
其次，“两大”精神证实了公有制也是发展经济的有效机制，并且与资本主义相比，更有多快好省的可能性。
这里提供一个材料，用事实来证实计划经济配置资源的强大功能：
真正的进步不在排除竞争精神，而在于把它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究竟竞争精神意味着什么，它是否可行，以及如何才能可行，这才是需要讨论的问题。
假设我们在低层次的惟利是图和奉献性竞争之间作一个粗略的划分。区分主要取决于它是否专注于普遍认可的利益。低层次精神包括所有纯生理的冲动，如饥饿、喜好、喜热畏寒，也包括更富有想象力的动机，如对贫困的恐惧、对获得的贪婪、对权力的钟爱，表现的欲望、竞争的兴奋、甚至对声誉的喜爱，只要它们是纯个人性的，不包括对共同理想的奉献和忠诚。
奉献性竞争并不排除其他冲动，而是把它们分散指向对更大整体的专注，这样它们就享受到了固有的更高层次观念的调整、提高、控制、甚至是压抑。竞争和对荣誉的追求将继续存在，但是在“团队工作”的纪律下，个人需要的时候，总是需将整体的利益置于个人荣誉之上。个人可以为满足其个人及家庭的需要而奋斗，同时，更多和更大的竞争所带来的则是对某种长期存在的公众价值观的贡献感。
金钱在引导和刺激我们的努力方面，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金钱更像是一种次生的而不是原始的动机，
但是这种动机对人类本性要更高层次的激励是不够的。大部分的时候它们以一种肤浅的方式控制着我们，如果允许金钱动机诱导而不是跟随我们人格中深层次律动的话，它将使我们降格为贪婪者和物质主义者。
我觉得我们中大部分的人会承认贡献性竞争是令人愉快的，同时在某些方面也确实得到了实行，但问题是它是否层次过高，因而在普遍意义上不可行。
然而，它并未局限于高层次群体。它在学院和大学中的体育活动中十分普遍，在此艰苦工作和坚忍克己得到了实现。只有一种动机，即对集体的热爱，它使每个人都觉得团体的成功比个人的荣誉更为重要。然而，没有人会宣称大学生的本性会高于普通人。至于那些来自社会的各阶层的普通士兵，他们很快学会了珍惜他们所在团队或连队的荣誉，甚至在没有任何个人报酬希望的情况下会不惜用他们的生命去追求它，关于他们，我们又能说些什么呢？公众精神和人类本性是相合的，只要我们内心能真正理解公众的事业，那么可以说一切事情都是在我们意料之中的，包括最高层次的自我牺牲式的贡献。
即使在我们当今混乱和自私的经济生活中，最好的成果也更多是贡献性竞争冲动的产物。
社会中存在这样一种用高层次动机去取代低层次动机的趋势，……
只要我们的社会秩序无法培养出一种为整体乐意奉献的精神，它就不可能带来更高的效率。
（《社会过程》P105—109查尔斯*霍顿*库利华夏出版社2000年1月第一版）
库利与毛泽东独创的贡献性竞争思想是相通的。其实，这种相通也同样存在于西方的不少大思想家的语境中，如：波普（思想决定经济）、哈贝马斯（社会组织决定生产力发展）。特别应注意上述引文中库利最后三句话。“最好的成果也更多是贡献性竞争冲动的产物”这在毛泽东时代是十分普遍的“更高的效率”。可现在，主流精英套用哈耶克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为了西方经济人假设的所谓经济规律，不惜颠覆已在工人、农民之中存在的社会主义精神，更无视工人、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把工人、农民杜撰成懒汉，用初级阶段消解贡献性竞争机制，走着与现在西方“社会中存在这样一种用高层次动机去取代低层次动机的趋势”相反的路——高层次动机向低层次动机“回归”。所以何新先生要大声呼吁：“主流精英要击垮中国经济。”虽然，经济没有垮，但道德已经垮了。
计划经济可以实现统筹兼顾。一九五五年十月，毛泽东指出：“全国统筹兼顾，这个力量大得很。资本主义私有制大大地妨碍统筹兼顾，妨碍国家的富强，因为它是无政府性质的，跟计划经济是抵触的。”（《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统筹兼顾”这个概念从经济领域叙述有三个内涵：（1）、从对全体人民的统筹兼顾这个观点出发，在利益分配制度上解决好公正与效率的关系。（2）、调整好经济结构。a合理处理农、轻、重的关系。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但是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b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使工业布局逐步平衡；c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3）城乡结合的关系。工业对农业的支援。
第三，“两大”精神显示出计划经济能够使国家从战略高度安排经济建设。这种国家战略的选择机制对于落后国家赶超世界先进国家尤其重要。如国家领导下的科学技术创新体制。技术大协作，重大项目投资机制。如：1973年6月20日国家计委向中共中央提出《关于国民经济计划问题的报告》，指出在本年度内要把大型建设项目从1500个压缩到1200个左右，今后要把更多的投资用到技术改造方面。
1、工业学大庆
（1）为什么要学大庆
大庆油田会战于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第二阶段大跃进时期，至1963年底，经过三年多的艰苦奋斗建起了大庆油田，结束了中国人靠“洋油”过日子的时代，到1976年，原油产量比1965年增长了6.7倍，平均每年递增达20.4%。建成了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大油田。大庆是我国自行勘察开发出的一个特大型石油工业企业，是中国民族工业在速度、效益、质量、管理等方面的经典文本。
1964年末，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高度评价了大庆经验，指出：大庆是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典范；是大学解放军，具体运用解放军政治工作经验的典范，大庆自始至终地坚持了集中领导同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原则，坚持了高度革命精神同严格科学态度相结合的原则，坚持了技术革命和勤俭建国的原则，全面体现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多快好省的要求。
1971年6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工业学大庆》加了一条：走“五-七指示”的道路。把工业建设成为有利生产，方便生活的社会主义新型工矿区。
大庆是中国工人阶级在毛泽东思想培育下自己选择，走出的道路。“两论”起家，自力更生，走群众路线等验证了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形成的思想依然是社会主义时期的科学，另外，大庆又是总路线、国家工业化道路的成功实验，也验证了毛泽东对新中国探索的合理性，这样就证实了毛泽东思想不仅合理地描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规律，也合理地描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规律，毛泽东思想依然是社会主义时期党的指导思想。大庆对“五七指示”描述的新型社会也作了有益尝试，并取得了初步成效和经验，这表明毛泽东要在中国创建“工农结合，城乡结合”的新型社会组织是可行的。大庆精神作为毛泽东构建的社会主义精神的结构要素体现出中国的大型国有企业在管理和管理思想上已经走出区别于苏联和西方管理模式的道路，形成了先进的中国式的科学和民主的管理模式，有一支高素质的干部和职工队伍，并且，作为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大油田，大庆已完全能与世界同行业中的大型企业比肩，所以，大庆在毛泽东视或中成了中国企业的定语，或者说，无论极左、极右如何干扰，毛泽东都始终认定中国的企业应是大庆式企业。（2）、大庆式企业
1966年1月27日全国工交工作会议和全国工交政治工作会议通过了《1966年工业交通工作纲要》，正式提出“大庆式企业”概念，并指涉六项具体方针，即：a、学军；b、学大庆。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争取有20%或者更多一些企业成为大庆式企业。c、多快好省地发展生产。力争有更多的产品在质量和品种方面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d、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抓好产品设计革命，建立和加强科学和实验工作。e、加强工业对农业的支援。特别是地方工业应把为农业服务放在第一位，积极发展地方的钢铁厂、煤厂、电站、机械厂、化肥厂等“五小企业”。试行以厂带社、厂社结合。发展科技服务社，定期下乡，为农服务。f、积极支援国防，保证国家重点建设。
（3）、乡村型的城市，城市型的乡村
（4）、鞍钢宪法
1970年3月23日《人民日报》转载《辽宁日报》社论《伟大的鞍钢宪法万岁——纪念毛主席亲自制定的鞍钢宪法10周年》核心是坚持政治挂帅，加强党的领导；大搞群众运动，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这是“办好社会主义企业的五项基本原则”。“坚持政治挂帅是办好社会主义企业的更本方向，”“群众路线是办好社会主义企业的更本路线”。
鞍钢宪法，是毛泽东对中国国有大型企业管理模式探索的第一个丰硕成果，经验证实“两参一改三结合”是促进生产力大提升，推动经济大发展的管理思想。以“宪法”来定义鞍钢的管理模式，表明它是中国企业必须贯彻执行的“法律、法规”。如果说确定鞍钢宪法是毛泽东企业管理思想的形成，那么，鞍钢宪法与学大庆的结合则是毛泽东企业管理思想的进一丰富和完善。其精髓在于：“党委领导下的厂长（经理）负责制”、“以人为本”“两参一改三结合”、“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
a、党委领导下的厂长（经理）负责制”，首先，把党委建在企业，是要用制度在企业落实为人民服务这个党内“法律”，这就是社会主义方向，也是“政治挂帅”的要义。就像在战争年代把党支部建在连队以确保党指挥枪的原则。其次，实现了决策权与执行权的分离，体现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使权力有了相互监督、制衡、约束的机制。这是吸收了西方集权与分权现代管理思想，类似与懂事长（董事会）与总经理（行政班子）的关系。与过去学习苏联的厂长（经理）负责制集大权于厂长（经理）相比先进得多。
b、以人为本，首先确立了工人在企业的主人公地位，这是对宪法中规定的国体的描述，同时在工人的动机上假设了“以厂为家”的忠诚和责任，清除了经济人的假设。其次，预设了利润与利益的关系，实现利润的最大化，是要兼顾三者利益。第三，改变过去见物不见人的传统管理，把人提升到管理的中心，激发劳动者的高层次竞争动机，实现更高的效率。
c、两参一改三结合，叙述了实现群众路线和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一种有效途径。同时“两参”包含了工人监督干部的职能，也是预防官僚主义的机制，体现了“制度”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三结合”的团队可以弥补任何一方的不足，经验证明它在技术革新与革命中贡献了一条提高效率的新路子。“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包括厂长（经理）制、专家治厂、利润挂帅、物质刺激等，这些理念还基本停留在西方企业管理的放任制、泰勒制、福特制的阶段，它们片面强调一种机械的压迫性的纪律和低层次的竞争，来获得对劳动者的管理，“这就压缩了个人发展的空间，并使大多数人变得墨守成规、充满奴性”（库利语）。
d、“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指明了企业管理的一个重要方向。
学大庆与鞍钢宪法的“结合”，是毛泽东企业管理思想的精要，“抓革命、促生产”就是要推广这个“结合”。
学大庆中，中国工交战线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科技突破，不仅缩短了与世界科技水平的差距，而且，有些项目还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实例：
2、农业学大寨——建设新农村
经过多年的探索，毛泽东已积累了一套建设农村的方案：
这三个方面结合起来，就是五十年代提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概念的内涵。大寨精神描述了这个方向。
（1）大寨精神
1964年2月10日的《人民日报》社论——《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第一次代表中央概括了大寨精神：远大的革命理想和对未来坚定不移的信心；敢于藐视困难，敢于同困难作斗争的顽强精神；实干、苦干的优良作风；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优良作风，严格要求自己、以整体利益为重的共产主义风格。
这个《修正草案》于1962年9月的中共中央八届十中全会上通过，对原草案作了八点修改和补充。一、确定生产队为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二、人民公社的规模为一乡一社，长期不变；三、人民公社的组织结构，可以是公社和大队两级，也可以是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三级；四、人民公社的各级组织，必须厉行精简，减少对干部的补贴工分；五、公社、生产大队在今后若干年内，一般不办企业；六、社员的自留地一般占生产队耕地的5—7%，归社员家庭使用，长期不变；七、国家征收农业税和统购粮食的数量，应在适当水平上在一定时期中稳定下来；八、国家应根据等价交换的原则，逐步地规定工农业产品的合理比价。
在学大寨运动中，人民公社进一步发挥着它的巨大作用。
人民公社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为农村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增长提供了制度保障。
在农村人多地少，有大量劳动力剩余的情况下，仅在现有的农田资源上谈不上调动农民积极性有多大的意义。农民积极性的调动主要显现在如下几个方向上，而这些事业最好的选择就是依托人民公社。
人民公社实现了对农民的组织与动员，把农民团结在党强国富民的目标上，形成了生产力的巨大力量。“社会主义不仅从旧社会解放了劳动者和生产资料，也解放了旧社会所无法利用的广大的自然界。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他们可以组织起来，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替自己创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业。”(毛泽东《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按语选[1]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二月)
水利事业。实例：
1969年7月8日历时9年的林县红旗渠工程全部建成。红旗渠分为长达140华里的总干渠和203华里的干渠及1896华里的支渠配套工程，使林县形成了一个水利灌溉网络，全县水浇地面由解放前的不到1万亩扩大到60万亩，仅1969年的小麦产量就比1968年增加三成。
1971年10月29日新华社报道；黄河中、上游地区的甘肃、青海、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大力开展以农田基本建设为中心的水土保持，治山、治水、治沙、治滩，十几年来已建成保土保水的水平梯田等1000多万亩，植树种草3000多万亩，在支流修建了一批大、中、小型水库。
1972年2月29日新华社报道治理淮河成绩显著。21年来，淮河流域开挖了11条大型骨干河道，总长达1000多公里，兴建了30多座大型水库及2000多座中小型水库，兴建了大型灌区及大量的机电排灌站，灌溉面积相当于1949年的5倍以上，目前全流域已有20多个县、市和1万多个生产队粮食亩产超过《纲要》指标。
1972年5月25日新华社报道中国农村积极开发利用地下水，建成大批机井，扩大农田灌溉面积。
1972年9月25日新华社报道：全国治理黄河取得巨大成绩。经过20多年的努力，黄河历史上“三年两决口”的险恶局面已经得到扭转，已修建成引黄涵闸60多座，虹吸工程80多处和一批大型水利枢纽及大、中、小型水力电力工程，灌溉面积达到800多万亩。1971年全流域粮、棉产量分别比1949年增长79%和137%。
农田基本建设和开荒
机耕面积（万公顷）灌溉面积（万公顷）其中机电灌溉总播种面积1952年13.61995.931.72118841957年263.62733.9120.22358661978年40674496.52489.5225156
农业事业机构（单位个）
人民公社在当时缺乏科技力量和化肥等生产力的支持下保证了农业的稳步发展。
当时的农业贯彻了“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和“农业八字宪法”。
把“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解释成只重视粮，轻视或在实际中会造成普遍的放弃全面发展是缺乏事实根据的。这个方针真实的内涵是十分清楚的。
１９５９年，毛泽东指出：“农、林、牧三者相互依赖，缺一不可，要把三者放在同等地位”。
1966年4月12日《人民日报》社论《重农不轻牧》：社会主义的农业经济，不是单一的经济，它既需要有发达的种植业，也需要有发达的畜牧业，而发达的种植业又是同发达的畜牧业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的，毛泽东同志指出：没有畜牧业的经济，是一种不完全的国民经济。
从实际情况看：
全国主要农作物播种面积（万亩）总播种面积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占总播种面积%1952年21188418596887.81957年23586620045085.01979年22271517889480.31984年21633216932679.31988年21730316518476.0
粮食与多种经营的比例，最高年份为1952年87.8%，其余年份的波动都不大。
全国大牲畜头数（万头）1952年76461957年83821979年94591984年108391979年比1952年增长123.7%，1984年比1979年增长114.59%
全国肉类产量和猪羊头数
猪牛羊肉产量（万吨）肉猪出栏头数（万头）猪年底头数（万头）羊年底只数（万只）1952年338.56545897761781957年398.571311459098581979年1062.4187683197118314
人民公社成了与文化、科技结合的载体——培养新型农民
1973年6月16日新华社报道介绍“上海市川沙县六里人民公社政治夜校情况调查”。这个公社有75个生产队，从去年9月以来，分别办起了政治夜校，参加夜校学习的有4800多人，占劳动力总数80%以上，主要学习政治、文化。
人民公社极大地推动了医疗卫生网络向农村延伸，形成了以“赤脚医生”为骨干的新型医疗队伍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1963年9月28日新华社报道：全国2000多个县和自治区建立起以县医院为中心、公社卫生院、大队卫生保健站为辅助的农村医疗保健组织网络。1968年9月14日《人民日报》转载调查报告：《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并加了“前言”：“赤脚医生是上海郊区贫下中农对半农半医卫生员的亲热的称呼。”“他们大力进行医疗、预防、宣传工作，为改变农村的医疗卫生状况，做出了显著的成绩。”毛泽东对赤脚医生评价很高：“这个从城里下到农村的医生证明，从旧学校培养的学生，多数或大多数是能够同工农兵结合的，有些人并有所发明、创造，……这样的知识分子工农兵是欢迎的。”为了提高赤脚医生的医术还建立了培训和进修制度。1973年9月26日新华社报道：全国农村合作医疗不断巩固发展，“赤脚医生”发展到100多万人。但是，这个“新生事物”遭到xxx反对：“赤脚医生不能一步登天”、合作医疗“是社会主义办了共产主义的事”。
（3）、机械化
（4）、城市和工业支援农业——城乡结合
农业技术推广站牲畜配种站畜牧兽医站种子站（公司）国营良种场
（5）、亦工亦农亦商
以上六个方面提供了思想价值观念、组织与动员制度、工农互动、知识与科技下乡的政策机制所构成的价值合理性工具和技术合理性工具的有效系统，描述了毛泽东建设“乡村型的城市”话语。按照这个模式发展，就能逐步消除城市与农村的差别，实现毛泽东解决农村、农业、农民问题的宏伟蓝图。
3、“两弹一星”精神
1973年11月14日中国积极研究和应用激光技术，取得重要成果。1975年2月17日国家计委、国防科委向中共中央提出《发展我国卫星通信问题的报告》。1975年3月29日国家计委召开会议研究落实国务院批准的《关于高能加速器预制研究和建造问题的报告》。1975年5月25日毛泽东批准了国防科委关于导弹核武器的研制规划。1975年6月13日国家计委向国务院报送《关于加强发展新材料问题的报告》。
4、自力更生与开放
“两大”精神和“两弹一星”精神决不是闭关锁国的政策，事实上毛泽东也从来没有说过做过闭关锁国的话和事。“开放”也决不能只是个关于“西方”的概念。新中国第一次大规模对外开放是50年代到60年代初期与苏联和东欧国家。与苏联合作中断后，毛泽东就加快了推动与西方的资金、技术合作，积极争取外援。1966年4月1日国家经贸委印发新技术进口小组《1966年对资引进新技术的计划安排几个主要问题的报告（草案）》。1967年11月15日1967年秋季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在广州开幕。尼克松访华，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后，毛泽东更是抓住时机，对西方实施开放了。1973年陈云就说过：“和资本主义打交道是大势已定了”。实例：
当然，在学习大庆、大寨精神运动中也出现了一些极左，如；完全取消奖金制度、一些单位也存在着不同程度用政治冲击生产的情况，但这些都属非主体、非主流的。
5、老百姓的生活在逐步改善
社会商品零售总额，指各种经济类型的商业、饮食业、工业和其它行业直接售给城乡居民和社会集团的消费品，售给农民的生产资料，以及农民直接售给非农业居民的消费品总额，不包括农民之间的商品销售。当时，对社会集团的消费品控制得非常严格，所以，这个概念主要叙述了居民的购买力。
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亿元）比上年增长%
1966年：732.89.31967年770.55.141968年737.3比上年减少了32.2亿元；1969年801.58.71970年8587.01971年929.28.381972年1023.3101973年1106.78.21974年1163.65.11975年1271.19.2
中国城乡储蓄存款显著增长。1971年底，城乡储蓄存款总额比1970年底增长13.8%，有些省区增长20%以上。城镇储蓄中一个显著特点是新储蓄户大量增加。农村人民公社的集体存款和社员个人储蓄1971年比1965年增长了89%，其中，社队集体存款增长109%，社员个人储蓄增长32%。1972年城镇人民储蓄存款比1971年增加15.9%。
需要特别提出的是，主流精英指责毛泽东时代错过了世界经济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的说法，完全是一种肤浅的认识，说明他们根本就不理解世界经济新发展的涵义。美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描述了这个“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内涵，其主要代表为：核能、航天科学、基因工程、信息革命、新农业革命。（参看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第7版P426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版）毛泽东在文革时期发动的工业化的第三次高潮对接了世界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国工业化第三次高潮的经典作品为：“两弹一星”、（核能、航天科学）人工结晶合成胰岛素（基因工程）、计算机（信息革命）、杂交高粱和杂交玉米及杂交水稻（新农业革命），另外，激光技术也在世界前例。完全可以说，毛泽东时代是一个自主创新的向高科技进军的时代。
八、备战
丘吉尔1936年对英国作出了这样的判断：“我们现在正处在我国历史上最危险和最紧急的时期。”十多年后的1948年他对说这句话的心态作了表述：“这时我只是一个普通议员，我不担任任何官职，我竭力激励政府，使之作出热烈的超乎寻常的努力，积极进行战备，即使引起全世界的惊恐也在所不计。当我这样做的时候，我无疑是把事实说得更严重些。……而在1938年，……如果那时我们对希特勒开战，则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都比1939年我们终于不得不开战更为有利。”（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一卷风云紧急》P229南方出版社）。
丘吉尔在欧洲“均势发生动摇，力量的对比在大雾中难以认清的时候”，（同上）感悟到了战争的脚步，以“引起全世界的惊恐也在所不计”的态度“竭力激励政府”备战，迎接另一方将会发动的战争。毛泽东与丘吉尔似乎有同样的心态，让赫鲁晓夫扣上了“好斗的公鸡”。不同的是，毛泽东要以备战的手段消解另一方战争的动机。另一方战争的动机存在着，只是还处在“大雾中难以认清的时候”。然而，毛泽东听见了“大雾”中传来的声音。从现在解密的档案里发现，中国确实有几次面临了来自美、苏、英的核打击，只因毛泽东的核武器发展太快，无法一次性根除，更有备战的“实而备之”（孙子语）的威慑力，这些动机才没有变为行为。那些鼓噪“严重估计论”的人不能理解备战的逻辑演绎，到使人想起丘吉尔1938年的上司张伯伦在“大雾”中的表现。
克劳塞维茨把“战争定义的标志的原因”描述为仇恨感参与的理智上的“敌对意图”。这个“敌对意图”自新中国成立后就来到了中国边境，一边封锁，一边打与中国友好的邻居。抗美援朝、抗美援越，实际上既帮别人也为自己。中印战争是两个曾经的朋友大打出手。六十年代中期苏联又陈兵百万。1974年1月17日至20日人民解放军还取得西沙群岛自卫反击作战的胜利。
孙子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在这样的遭遇中，毛泽东只好选择老祖宗的传家宝“实而备之”，结果落得一个“好斗”之名。就如现在的美国、日本名名有强大实力，却诬告中国威胁。
毛泽东展现了处理战争与和平的艺术天才。
毛泽东备战的战略意图是为了使“几个大国都不想打，彼此都怕对方。”从而遏制战争，争取和平，并处理好国防与经济建设的关系。1970年7月29日毛泽东会见罗马尼亚武装部队部长约尼查说：要准备打仗，准备没有坏处，可以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你不准备，人家就要欺负你，你准备好了他就可能不来。1970年9月23日毛泽东会见越南总理范文同说：看样子打不起来大战，同时，欧洲许多国家：英国、法国、意大利、西德也不想打。
毛泽东备战的战略意图还在于发展核威慑力量，为建立“国际间的事就要大家商量解决，不能由两个大国来决定”的新秩序提供实力。1974年8月中国自行设计制造的第一艘核动力潜艇“长征一号”交付海军后，他对海军作出批示：“海军很少，敌人不怕”“海军要搞好，使敌人怕。”虽然，中国的核武器只是个“小指头”，但毛泽东也不忘提醒美苏：“我们认为，如果再打仗，那就是一场可怕的核战争，而这一现象本身，对于任何要发动战争的人来说，都是最好的威慑力量。”
毛泽东还将“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孙子语）反其道而用之。1970年6月11日毛泽东主席会见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常设主席团委员波德纳拉希说：现在这个世界上是天下大乱，不安宁，我们现在准备，如果敌人把我们空军搞光的话，我们就靠步兵。如果你占领我们中国一半，我们还有一半。1975年10月21日毛泽东会见基辛格说：要让敌人占领北京、天津、武汉、上海，这样，我们就胜利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都是这样。
他留给世界两点思考：
1975年4月20日毛泽东会见比利时王国政府首相说：现在世界不太平，不安宁，二三时年后可能会要打仗。
1976年2月23日毛泽东会见尼克松说：在阶级存在的时代，战争是两个和平之间的现象。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也就是说是和平的继续，和平就是政治。
这两点思考包含着他的选择。1973年9月12日毛泽东会见法国总统乔治*蓬皮杜说：战争总有一天是要打的。宁可放在这个“打”字上。第二个才放在和平上，不然就要丧失警惕。
文革是针对当时大动荡、大改组、大分化的国际局势的半个战争动员。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中国的钢铁、石油、造船、交通、国防、三线建设，特别是围绕这些工业的一些尖端科技才能得到多快好省的发展，并建立起了“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国家应急防范机制。
九、批判极左思潮
（1）、毛泽东给“左”、“右”划界
一九五五年三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讲话时提出了“左”、“右”划界的问题：“戒‘左’戒右。……什么叫‘左’超过时代，超过当前的情况，在方针政策上、在行动上冒进，在斗争的问题上、在发生争论的问题上乱斗，这是‘左’，这个不好。落在时代的后面，落在当前情况的后面，缺乏斗争性，这是右，这个也不好。我们党内不但有喜欢‘左’的，也有不少喜欢右的，或者中间偏右，都是不好的。我们要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左’，也反对右。”
周恩来在1971年区分了毛泽东思想与极左思潮：“否定历史，不一分为二，这是极左思潮，不是毛泽东思想。”
对文革中的“左”，毛泽东采取了三种态度：坚决反对，纠正；批评，督促改正；容忍。
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与斯诺谈话。“文化大革命中有两个东西我很不赞成。一个是讲假话，口里说‘要文斗不要武斗’，实际上下面又踢人家一脚，然后把脚收回来”。“第二条我很不高兴，就是捉了俘虏虐待”
1971年8月7日毛泽东会见缅甸联邦革命委员会主席、政府总理时说：“你知道1967年我们正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一些极左思潮。”
1975年11月3日毛泽东对毛远新说：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一是打倒一切，二是全面内战。
虽然，迫于当时形势的利弊权衡，毛泽东容忍了一些极左，但根据他的安排都会被逐步纠正。
（2）、红卫兵运动
极左思潮，是文革中不同的利益集团的斗争造成的，当然，四人帮和林彪要负主要责任。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文革初期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极左竟是刘少奇组织起来的。1966年6月3日，被刘少奇派往各大学的工作组采取了极左的做法与学生尖锐对立。6月21日，清华大学工作组在王光美的直接组织下开展了“反蒯斗争”，导致清华大学数百人被当作“反革命”和“右派”受到批斗，其中有1人自杀身亡。椐统计，在工作组开展的“反干扰”运动中的20多天，仅北京24所高校就有上万名学生被打成“右派”，有数千名教师被打成“反革命”。毛泽东气愤地对刘少奇等人说：“谁去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
毛泽东推动、支持了红卫兵运动。但当红卫兵出现了一些，如：抄家、破坏文物、甚至打砸抢的严重偏向时，他也及时严厉批评与制止。实例：
1967年3月20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处理红卫兵抄家物资的几项规定》；1967年5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保护文物图书的几点意见》；1967年6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布通令（即六*六通令）严禁打砸抢。1967年9月16日至17日毛泽东几次讲话：“告诉小将们，现在正是他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要求红卫兵多做自我批评，迅速实现大联合，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1968年7月28日毛泽东接见了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韩爱晶、王大宾5人说：文化大革命搞了两年，你们现在是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是斗，你们少数大专院校是在搞武斗。现在的工人、农民、战士、居民都不高兴，大多数的学生都不高兴，就连拥护你那一派的人也不高兴。你们脱离了工人、农民、战士、学生的大多数。
他甚至通过外交渠道对红卫兵的极左行为道歉。1971年8月7日毛泽东会见缅甸联邦革命委员会主席、政府总理指出：“1967年，我们控制不住我们的外交部。……我们烧大使馆那两个月，都是极左派当权。”“你知道1967年我们正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一些极左思潮。”
（3）、制止武斗
实例：
1967年1月28日中央军委发布“八条命令”
1967年7月1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禁止挑动农民进城武斗的通知》
1968年7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布制止武斗的布告（即“七三”布告）7月24日再发“七四布告”
1970年7月29日毛泽东会见朝鲜军事代表团说：生产下降了，打的厉害，一个工厂分成两派，互相打呀！这一条我们在开始发动文化大革命时没有料到。
1974年7月31日中共中央为“杨、余、傅”平反毛泽东说：杨、余、傅问题是林彪搞的，搞错了。
（3）、怀疑一切
1967年2月3日毛泽东会见阿尔巴尼亚代表团说：“现在流行着一种无政府主义思想，口号是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结果弄到自己身上。他那个理论就是不行。”
1967年6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抓叛徒”问题的通知》纠极左
1968年10月31日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毛泽东讲话。对于“二月逆流”“我看也是党内生活许可的。他们也是公开出来讲的，也不是完全不公开的。”“我们这个党，经过这一次，我看是比较纯一些，……但是太纯了，我看也不太好。”“对于党内一些老同志嘛，要一批二保还有三看嘛。”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
1972年6月28日）毛泽东会见斯里兰卡总理说：我们的“左派”是些什么人呢？就是火烧英国代办处的那些人。今天要打倒总理，明天要打倒陈毅，后天要打倒叶剑英。这些所谓“左派”现在都在班房里头。我们这里早几年天下大乱，全国各地都打，全面内战。两边都发枪，一共发了100万支枪吧。这一派军队支持这一派，那一派军队支持那一派，打。被那些“左派”夺了权。一个半月，（外交部）权不在我们手里，在那些所谓“左派”的手里。这些所谓“左派”，其实就是反革命。
（4）、禁止派性
1967年9月14日《人民日报》社论《在革命的大批判中大力促进革命的大联合》传达了毛泽东最新指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
1968年1月12日《文汇报》社论《论派性的反动性》历数了派性的“十大罪状”。
1968年1月16日《人民日报》登《以毛主席最新指示为纲，发动群众围剿派性》
（5）、抵制“四人帮”
1967年8月1日《红旗》发表社论（王力、关锋写）《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40周年》后，毛泽东严厉批评了此社论，提出“还我长城”。
1967年8月30日毛泽东批准周恩来的报告，隔离审查王力、关锋。
1968年1月3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被隔离审查
1974年2月15日毛泽东尖锐批评江青等人借“批林批孔”搞“三箭齐发”。
（6）落实干部、知识分子政策
1967年2月23日《红旗》社论《必须正确地对待干部》
1969年3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讲话：政策落实是个大问题。天津大学、南开大学，有一个就传达，有一个就不传达，并且还关了很多人，解放的人很少。无非是特务、叛徒、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嘛！死不改悔的走资派难道他一辈子就不改？关的人多了，外调的人就多，统统把他们放了算了。只要不是杀人、放火、放毒，几个反动标语算什么？教授、教师不像军队，他们是手无寸铁。教授、教师要放。不要在学生中打主意，也不要在多数的教员、干部中打主意。不让人家讲一点怪话，也不让资产阶级讲一点自由主义行吗？不要讲二月逆流了，这次会（九大）要开成一个团结的会。要依靠工人，不能依靠资产阶级。刘少奇到天津，就依靠资产阶级。给了宋X卿很多钱，结果跑到香港去了。主要是落实政策问题。
1972年4月24日《人民日报》社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于一切犯错误的同志，不论老干部，新干部，党内的同志，党外的同志，都要按照‘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采取教育为主的方针。”
1972年9月29日国务院批转《国务院办公室关于老干部、高级知识分子和爱国人士住房情况的调查报告》。对被红卫兵挤占的房屋进行了清退。
1972年5月10日至6月20日国务院科教组召开综合大学和外语院校教育革命座谈会：要求抓紧落实干部政策，适当安排原有干部的工作，全面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由政治上表现好，业务能力强的教师领导科研和教学工作。
1974年7月31日中共中央为“杨、余、傅”平反。毛泽东说：杨、余、傅问题是林彪搞的，搞错了。毛泽东还为许多高级干部和知识分子评了反。
1975年10月16日毛泽东在《学部老知识分子出席国庆招待会的反映》上批示：“打破‘金要足赤，人要完人’的形而上学错误思想。可惜未请周扬、梁漱溟。”
（7）、调整党的文艺政策
1970年4月29日钢琴协奏曲《黄河》在北京公演
1975年25日毛泽东对电影《创业》作出批示：“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的文艺政策。”
1975年10月毛泽东批示为人民音乐家聂耳逝世40周年、冼星海逝世30周年举行纪念音乐会。
「支持乌有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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