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祭礼，在中国古代属于“治国理政”层面的活动，内含有人文教化、文明传承等多重功能。本文以《礼记》的文本为考察对象，研究了祭祀制度与祭礼起源，探索了祭礼的社会政治意义。正确对待祭祀活动，即使在现代社会亦有其价值。
从民间到官方的祭祀之礼，在我们传统社会具有非常重要意义，这是与20世纪以后的中国现代社会面貌上最为显著的区别之一。20世纪80年代前的乡下，作为宗族和大家族式的祭拜活动，基本上被清除干净；作为家庭内部的私下祭拜并未完全消除痕迹，甚至仍然渗透在家庭日常生活中。从90年代以后，伴随大规模的城镇化运动，这些祭拜作为民俗形式即使在家庭内部亦绝大部分消失。近年来，“信仰”不只是作为党内问题被反复强调，“人民有信仰”实际上把国民信仰建构提了出来；民间祠堂的恢复、私营企业祠堂的探索，以及国家和地方政府对烈士、炎黄二帝、孔子文化名人等祭拜形式的增加趋向表明：我们仍要好好展开一下对祭礼形式的价值研究。下面，我们结合《礼记》关于祭礼的描述与论证，探讨其影响现代社会生活的可能性。
一、祭祀制度与祭礼起源
用作祭祀的物品有特殊的规定。天下九州（大小诸侯、同姓之国、卿大夫、百姓）要尽力贡献供祭品。一些场合的祭品有太牢、少牢之分。关于祭祀奉献给天子的物品，应依诸侯国税率轻重、距离远近和土地大小制定等差，不能由人随意决定。遇到灾荒饥馑年景，祭祀用特豕、特豚。先秦社会有殉葬品习惯，孔子认为，做草扎的人、马殉葬，显得心地仁厚；刻木偶人来殉葬，则显得太残忍——雕刻得越逼真，就越近乎用人殉葬。
祭祀有特定的场所。天子宗庙有七座：三座昭庙、三座穆庙，加上太祖之庙共七座。此外，诸侯宗庙有五座，大夫之庙三座，士只有一座，庶人无庙。按照制度规定，只有天子才能祭祀天地、名山大川，而诸侯只能祭祀社稷，大夫祭祀则只有五祀。
礼，本意之一即要返回人的本心，遵从古来传统，不忘本原。祭祀有祈求，有报答，有消弭灾祸等不同的目标指向。祭礼可以控制和调节人的悲戚情绪：有的用以节制感情，有的借以引发心中的情感。万物原本来自上天，世人的本原是从其祖先而来，所以人的祖先能够和上天相配接受祭祀：祭天就是大规模的“报本返始”（《郊特牲》）——报答自然的赐予，祭的主要对象是太阳，以月亮相配。有修养的君子对使用过的东西，一定要报答。用盛大的祭礼来报答上天，亦有感恩的含义在内。丧祭之礼就是用来表达作为臣下或儿子的感恩之情，如果废弃，为臣、为子的情义就会淡薄，并会出现众多背叛死者、忘记生者的人。厚重本始，建筑宗庙、祧庙，教导人们追溯、纪念始祖，不忘自己从何而来：人们信服这一方式，教化工作才能顺理展开。
二、祭礼的社会政治意义
“在王侯的祭礼中，政治观念是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控制力量，强调政治以其权威通过祭礼达到统治的目的。”举祭不本一定的义理，就叫妄行祭祀。“祭者，教之本也已”，“可以观政”（《祭统》）。天下出现了君王，建国君民，就划分土地；封建诸侯，又为卿大夫设置都邑。他们在自己的封地内建立庙祧坛墠的祭祀制度。诸侯只祭自己境内的神，失掉了国土就不祭了。由此可见，从大的方面讲，祭祀与国家的成立、覆灭有关联。天子祭祀，是和天下人共同欢乐；诸侯祭祀，是和他国内的人民同欢乐。在传统社会中，祭祀与政治生活简直就是一体的。孔子曾经参与蜡祭，从中慨叹并悟出“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礼运》）的政治哲学。鲁国秉承周礼，可是鲁国举行郊禘之礼，不合乎周礼。孔子认为，这是因为周公之礼衰微了，他从中敏锐地觉察出“天下”即整个周王朝的衰落趋势。
“祭有十伦”（《祭统》），包含有君臣、贵贱、亲疏、夫妇、政事、长幼、上下分界等原则。祭庙中的情形反映出国家的景象。“祭祀对象在传说或现实中的功绩越高，在祀典中的地位就越重，附加角色也越多”。在宗庙之中，就像在朝廷一样，是依照亲尊关系的差等：宗人分派职务，按爵位、官位的大小为标准。又如，尸在庙门外仍是国君的臣下，到庙门内才代表尊神；国君在庙门外仍旧是国君，到庙内才算是尊神的臣下。所以，在祭祀中要辨正君臣的意义、专一父子的慈孝、亲睦兄弟的友爱、沟通上下的声气，夫妇各有自己应处的位置，这样的祭祀才能承奉上天的福佑。禘祭、尝祭尤其有重大意义，是治理国家的基础。明白了郊祭、社祭的意义，以及尝祭、禘祭的礼仪，那么管理国家就像在手掌上指划那样容易。《中庸》记载孔子的话说：“宗庙之礼，所以序昭穆也”，不止如此，还有“序爵”、“序事”、“序齿”的功能，“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郊社之礼，所以事上帝也。宗庙之礼，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礼、禘尝之义，治国其如示诸掌乎！”
在社中行礼，百物可尽得而用。祭器的制作，实质为社会经济生活水平的反映。百工制作器物，陈列祭器，检查其样式法度，不允许制作奢侈奇巧的物品惑乱上心，必须以精巧细致为上。物品上还要刻工匠的名字，来验证其真功夫。用八蜡的祭祀标志四方的收成；蜡祭之后，就把各种作物收藏起来，农民就可以休息了，国君不再兴起劳役。
祭祀活动的定期举办，为社会教化之体现。儒家认为，亲亲、尊尊、长长以及男女的分别，是人类社会的常理正道。在祖庙行礼，那么孝顺、慈爱就可施行；在五祀行礼，那么法则可以匡正；在郊、社、祖庙、山川等祭祀中，润饰了义而礼又寄托在其中。社稷，教育民众要给大地以完美的报答。在个人家中主祭中溜，因为有中溜才有家；国家主祭社稷，因为有土地才有国：这都是告诉人们不忘自己的本原。圣王制定祭祀的制度是：有功于民的、为国家效力而死的、有开国功勋的、能够抗御大的灾害的、保卫庶民不受祸患的，这五种人死后，都要祭祀。由此可以看出，祭祀中褒扬什么样的人，对社会就有什么样的导向。
祭礼用的鼎上面铸有铭文。所谓铭，就是称扬自己祖先的美德，并在下面列出自己的名字，而显示给后世的人们。作为先祖，有美好的品行，也有错误的地方。铭文，就是称扬美德、文饰错误。一一列出先祖的德行善事、功业、勋劳，受到的褒奖和赏赐、荣誉、声名，斟酌重要显赫的铸在祭器上，使天下人知晓。显扬先祖是推崇孝敬之心；自己的名字附到上面，是顺理而行；显示给年轻人，是教育感化。制作铭文者，既看到了先祖美德，又有仁爱之心参与这种行为，还有智慧能以此教化后人；后有才识者观看铭文，既赞美称扬的话语，又赞美制作铭文的行为。
借祭祀的酒肉会聚宗族，这是教给人们要和睦相处，依此维系群体生活。亲其所亲，尊崇始祖，敬循宗法，团结族人，宗庙庄严，重视国土，爱护百姓，刑罚得当，庶民安居乐业，资财充裕，遂人所愿，礼就成为法式规范，人人安乐。“养生、送死，事鬼神之常”做好了，就是“大顺”，就是“顺之至也”；落到国家治理上，“用民必顺”，“此顺之实也”（《礼运》）。故此，借天地所生之万物用来祭天祭地，借助名山把治理的功绩、成效祭告上天，借吉土在郊外举行祭祀上天的正礼祈求丰年，风调雨顺、寒暑得当，统治者可以南面而立，天下大治。
日常食物不能超过祭祀的牲牢，穿衣不能超过祭用礼服，居房不能超过祖庙殿堂。宗庙建筑虽然巍峨，但不可以居住；宗庙器皿虽可用，但不可以随便地使用：不能把进献神灵的东西同人们的安乐等同起来。接近人们常情的礼，还不是至高无上的；越不接近人情的祭祀越有崇高的敬意。虽然人神有一定区分，但人类社会生活由于传统祭祀之礼的广泛渗透，便蒙上了一层神圣的外衣。政治活动是这样，经济活动也是这样，人的世俗生活便具有了崇高的意义。比如说，在尝祭的时候，让人们离开田邑演习军旅，发布刑杀的政令，这是顺应阴气的意义；没有发布刑杀的政令，则庶民不敢割草。这既是人神合一社会状态的必然，也是维护社会运行秩序的需要。在群体相对统一、分化程度较低的社会里，政治信仰、社会信仰与个体精神信仰高度一致。
当代社会的“祛魅”化特征，使政治等群体性活动极易堕落成为深重的权欲、利欲领域，失去崇高的象征和引领的价值。建构政治信仰的形上基础（当然并非一定要奠立于神学基础之上。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传统社会“政必本于天”（《礼运》）亦非全部建构在神学基础上，或具有一定借鉴意义），作为合法性基石之一，仍值得人们努力去探索。
三、正确对待祭祀的态度
在祭礼上，要呈献祭品。如果把礼物送去给死者而认为死者没有知觉，这表现得没有爱亲之心；把礼物送去给死者而认为死者仍有知觉，这同样缺乏理智。似乎儒家在这里表现出一种“矛盾”的态度，其实乃中庸的做法：既不否定也不肯定。否定了祭礼，也就否定了其顺带的任何价值；完全肯定，又违背常理。《中庸》称赞鬼神表现的功德真是美好：看它看不见，听它没声音；体现在万物中，不能让人忘怀；鬼神好像舒缓漂浮在人们的上空，又好像在人们的左右，隐匿虚无又明显至极。“祭神如神在”，“事死如事生”，一个“如”字体现出，对于活人的意义远远大于对死者的意义，神道设教的重要性正在于此。
祭祀中的“敬”，内含表达爱心、孝敬亲人、诚信等多种德性品质修养。“敬”既有“敬而远之”的含义，亦有“敬爱”之亲近感，极为鲜明地体现出儒家“礼”的本质。仁人侍奉父母就像侍奉天一样，侍奉天也象侍奉父母一样；敬事死者如侍奉生者一样。“斋”本身即是诚信至极的事情，诚能感格。诚信即敬，有敬然后才可以奉事神明，这是祭祀原则。飨，就是“向”的意思。诚心相向，然后神灵才能享受。敬意表现为恭敬严整的动作，虔诚表现为和颜悦色的姿态，殷勤地期望神灵能够享受。为什么有只有圣人能祭祀上天，有君子之祭，有“贤者之祭也，必受其福”（《祭统》），有孝子能祭父母等说法？其中暗含着对人格修养的推崇，并表现于祭礼中。“外敬”后被提升为儒家主要修养方法之一，且影响到内心的情状，即所谓“敬以直内”。在祭祀中，不能分散自己的意念，“虚中以治之”（《祭统》），心里没有杂念，专心致志处理祭祀中的各种事情。在这里，恭敬的心态又和专一的意念结合起来。借助祭礼的外在表现，增强君子的心志，故而和心志一同升降。“夫敬以和，何事不成？”（《乐记》），有了恭敬和谐的心志，什么事都可以做成。
通过祭祀表达对祖先的尊崇，而尊崇祖先所以要敬循宗法，敬循宗法是尊崇祖先的义理。因此，除了教化等功能外，祭礼还具有文明、文化传承的意义。“儒家祭祀礼仪是社会深层结构的文化，用以维系社会伦理的正常运作”。祭祀活动的礼器展示了传统经济生产的水平，祭祀的目的之一也有祈福得利的成分，但是“君子”并不利用丧祭过程本身来得利。从上述论证来看，祭祀，与其说是为了死者的安息，倒不如说是为了彰显生者表达感情、修身养性的需要。祭礼为现世活动奠定了信仰、信念的基石，使人间作为提升到神圣、崇高的层面。一句话，人们似乎从“死”、从本原中获得了存在的延续感、价值感。我们不能简单地把传统祭祀活动完全等同于宗教或迷信活动，其中有着深厚的社会心理根源以及国家治理上长治久安的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