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夏到1943年春，河南发生大旱灾，全省夏秋两季粮食大部绝收。全省大旱后，又遭遇蝗灾，罕见的“中原大饥荒”遍及全省110个县。
这场大饥荒造成数百万人死亡，这个数字没有具体统计，至今说法不一。刘震云在《温故一九四二》中说，死亡人数在300万以上，多数历史资料称死亡人数为500万人。
虽然大旱灾是天灾，但造成数百万人死亡的主要原因是“人祸”。首先，是当时政治的腐败；其次，是***的失职。
如果在大旱灾发生的那一刻，***采取有力的赈灾措施，灾民得到救济，死亡人数不会这么多。
从1941年开始，河南就开始出现旱情。起初，是小麦大幅度减产，收成不到正常年景的三分之一，一些地区的庄稼甚至已经绝产。
当时，国民***驻河南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副司令长官汤恩伯却以抗战的名义强征军粮，硬派赋税，几乎把农民微薄的收成全部收走。
到了后来，农民手里没有一点余粮，只能吃野菜、草根、树叶，甚至是树皮。
到了1942年，旱情持续加重，这时农民甚至没有野菜、草根可挖了，树叶、树皮也几乎被剥光了。灾民大批大批的死亡，许多地方还出现“人相食”的惨状。起初，人们还吃的是死尸。到了后来，连杀食活人也屡见不鲜。
即便如此，蒋介石的国民***也没有赈济举措，赋税更是照征不减。
图|被饿得直哭的孩子
面对河南的灾情，各县乡***还逼着农民纳粮，如果交不出粮就要被抓到县***痛打。不仅如此，***还逼灾民卖地抵租。
1943年2月2日，《大公报》发表了直击河南大灾的通讯《豫灾实录》，真实地还原了部分历史场景和片段。
《豫灾实录》抨击道：“灾旱的河南，吃树皮的人们，直到今天还忙着纳粮！”
《大公报》于2月3日发表了总编辑王芸生写的《看重庆，念中原！》社评。富有正义感的王芸生指出，河南的三千万同胞，大都已深陷在饥馑死亡的地狱，至今尚未发放赈款。
令人不忍的是，灾荒如此，粮课依然，县衙门捉人逼拶，饿著肚纳粮，卖了田纳粮，让人联想到杜甫笔下穷凶极恶的“石壕吏”。
没想到这篇社评发表的当晚，***新闻检查所派人送来了一道命令：《大公报》停刊三天。
就这样，1943年2月3日、4日和5日，《大公报》遵令停刊三天。
1943年3月初，发表《豫灾实录》的记者张高峰在河南叶县被***豫西警备司令部逮捕并遭刑讯。
为此，王芸生去找了陈布雷询问究竟。时任蒋介石秘书的陈布雷告诉他：“委员长根本不相信旱灾一事，他说是河南省***虚报灾情，严令征税不得延缓。”
图|灾民
大公报》记者张高峰是天津人，河南旱灾时他不过24岁，刚从武汉大学政治系毕业。他被《大公报》派往河南担任战地记者，从陕西如河南时，他就被眼前的景色惊呆了：“河南灾民成千成万逃亡地涌进陇海路，想要逃往陕西，火车载着男男女女像人山一样，沿途遗弃子女者日游所闻，失足毙命，更为常事。”
到了昔日繁华的洛阳街头，满街都是悲惨的景象：到处都是苍老而无生气的乞丐，他们伸出来的手，尽是一根根的血管，再看他们的全身，会误以为是一张生理骨干挂图。苍老的乞丐迈着踉跄的步子，叫不应，哭无泪，无声无响的饿毙街头。
离开洛阳继续南行，一路上的村庄，十室九空了，饿狗畏缩着尾巴，在村口绕来绕去找不到食物。终于找到食物了，实际上是自己主人的饿殍。
在叶县，老百姓什么都吃。比如，花生皮、榆树皮，就连毒性很强的“霉花”也成了男女老少争抢的吃食，甚至是干柴，人们都能当做吃的。
所有人的脸都是浮肿的，鼻孔和眼角发黑，手脚发麻。物价更是涨到不可理喻的成都，许多人被迫卖掉自己年轻的妻子或者女儿去做娼妓。当时，卖一口人还换不回四斗粮食。
令人悲痛的是天灾，让人愤怒的是随处可见的人祸：警察拿着柳条抽打灾民，地方***强逼纳粮，赈灾款项不知所踪，还有官方自欺欺人的说辞。
后来，“张高峰事件”传出，令驻重庆的外国记者一片哗然，美国《时代》周刊驻中国记者白修德早就听说有关河南饥荒惨状和赈灾中存在的腐败传言，《大公报》因为报道灾情被勒令停刊三天，让他敏锐地意识到了事情很严重了。
白修德本名叫西奥多·H·怀特，是美国著名记者。他是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在哈佛大学的第一位弟子，本想研究中国历史，但费正清认为白修德身上具有与斯诺相同的记者素质，建议他去当记者。
1939年，白修德带着费正清的推荐信来到重庆，开始了他的新闻生涯。
之后，白修德和美国合众社及英国《泰晤士报》驻华记者哈里森·福尔曼一同结伴前往河南采访。他们搭乘一架军用飞机从重庆飞往宝鸡，然后乘火车从宝鸡到了西安，再从西安到了潼关，最后进入河南。
为了防止日本人炮击，两人从潼关换乘手摇的巡道车，经过整整一天终于抵达洛阳。相比其他灾民，他们走的是一条反路。
随后，两人骑马到了郑州，然后由郑州搭乘邮车返回重庆。
虽然对河南的灾情早有耳闻，但亲眼看到灾区的情况，还是令两人深感震撼：到处都是难民，放眼过去无穷无尽。有人因为寒冷、饥饿倒下，有人因为精疲力竭而倒下。火车车厢的顶部堆满了难民，有人会因为手被冻僵从车顶掉下来，摔死在铁道旁。
图|堆满人的火车车厢顶
难民们几乎把一切都当做吃的来吃，即便如此，还有不少人失去生命。昔日繁华的城市街头，如今店铺全部关闭，街上几乎没有人。绝大多数村庄也荒无人烟，不时能听到弃婴临死前的哭声。路边、田野随处可见都是尸体，还有很多野狗在啃咬尸体。
白修德还拍了许多野狗从沙土堆中扒出尸体并啃的照片。
在当地传教士的陪同下，白修德走访了不少村庄，访问了许多灾民。从他们口中，他才知道吃人已经不常见，问题是吃死人还是吃活人，不少灾民声辩自己只吃死尸。一位父亲被指控吃了自己的两个孩子，他辩称是孩子已经饿死了，所以才吃的。
一个8岁的男孩，逃荒路上死了爹娘，碰到了汤恩伯的部队，部队硬要一家农民收容弃儿。
后来，邻居再没见到小男孩。经调查，在收养小男孩的农民家门后的大坛子里，发现了人骨，这就是小男孩的遗骸。骨头上面已经没有肉了，肉已经被啃得干干净净。这位农民辩解说，小孩死后他们才吃的。
1942年10月上旬，河南省赈济会推选代表到重庆，请求***中央免除灾区征粮数额。
令人心寒的是，蒋介石不仅不见人，还不让代表们在重庆举行活动。
直到10月20日，******派张继、张厉生等到河南勘灾，他们实地进行考察，也承认河南灾情真的很严重。
10月29日，豫籍国民参政员郭仲隗在重庆召开的第三届一次国民参政会上，对河南灾民的遭遇表示同情，并要求采取措施。然而，多方呼吁并没有引起******对河南救灾的重视，救灾的延误加重了百姓的苦难。
天灾人祸的多重压迫下，河南灾民不堪重负，受灾人数骤增。
1943年12月，河南省***编印的《河南省***救灾工作总报告》中的《河南省三十一年（民国三十一年，即1942年）各县旱灾调查表》显示，全省111个县有96个县被列表统计，其中灾情眼中的有36个县，受灾人数达1200万人。
除了《大公报》极少数媒体的报道外，《河南省志》的记载前后不过三百多个字：“1942年安阳苦旱，二麦未收，秋禾盈尺又末结实，淇县山丘颗粒未收。洛宁二麦收成不佳，早秋旱死，晚秋未出土。”
之后，文中又列举了几十个地区，用词大都是“大旱”和“秋绝收”。
更令老百姓感到无力的是，大旱过后，又遭遇蝗灾。
根据《水旱蝗汤悲歌》记载，1942年河南共饿死28.8万人，逃荒150多万人。这里面提到的饿死人数，没有将豫中、豫西等地纳入统计，也没有包含沦陷区和交战区的数据。
郑州是灾荒的中心。战前郑州的人口在12万左右，灾后只剩下3万人左右，每天有150-180人被饿死。
时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郭仲隗在《江流天地外》一书中回忆：“1942年，我续任第三届国民参政员，是年河南大旱，除少数水田外，一粒未收。中央不准报灾，亦不救济，我以参政员奔走呼号，不遗余力，结果河南饿死500多万人，河南省主席李培基只报了1602人，开政治上未有之奇。”
图|郭仲隗
民国灾害研究者、南阳师范学院研究生处处长苏新留在其著作《河南水旱灾害与乡村社会》中指出，“地方***救济灾荒既无计划，又欠热情。观望不前，推卸责任。隐晦灾情，不敢实报。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灾后许昌县行文报告该县饿死人数5万余人。当时被认为是缩小了的数字，省***认为所报数字人数太多，予以驳回，令其重报。”
对于1942年河南旱灾的死亡人数，河南省抗旱救灾防御协会原秘书长管志光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死了300万人！”
《河南灾情实况》中《河南省各行政人口受灾损失统计表》中所列，灾害死亡人数达300万。
《河南省志·人口志》中也记载，1940年河南人口是3067万，1942年是2789万，1943年2595万，到1944年，2471万。这四年，人口减少了596万，除去正常的人口增减和战乱影响，1942年饿死人数在300万以上。
河南全省1000多万灾民，绝大多数选择向西的逃荒路。至于为什么选择向西，主要是灾民沿着铁路线逃荒。
当时，河南省有两条主要的铁路线。一条是平汉铁路，一条是陇海铁路。因为战争需要，国民***把平汉铁路的铁轨都拆了挪到了别的地方，河南就剩下一条向西的陇海线，受灾最重的也是豫西。
灾民还有一个去处，就是沦陷区。但河南人不愿做亡国奴，就只能奔向陇海线。当时，陇海线上一趟火车能坐3000人，这还不包括在车厢顶上的人。
当列车经过隧道时，灾民被挤成了“肉酱”。这还不算沿途被冻死、被炮弹炸死的人。灾民一路上还要经受各种磨难，除了寒冷、饥饿，以及意想不到的炮弹以外，还有***官兵的压榨盘剥。
有人说，1942年这段历史已经被很多河南人遗忘了。其实并不是，很多老人并不愿意多说。这份切肤之痛，怎能轻易地被遗忘？或许这份伤痛，一辈子都无法忘记。
在电影《一九四二》中，河南省***主席李培基以忧国忧民的形象示人。其实，李培基对这场旱灾也脱不了干系。
首先，李培基谎报、瞒报了灾情，使得粮食过了好几个月之后才发到灾民手里。其次，他没有管理好下属官员，使得救灾款被层层剥削。最可笑的是，发到灾民手里的钱都是100元的整钞，可市面上买东西只收零钱，如果去银行换钱还需要收17%的手续费。
当然，在这次天灾人祸中，也有义无反顾站出来的人。比如，张钫。
当时，洛阳新安县发生饥荒后，新安县代表来到西安张公馆门前***，想要时任国民***军事参议院副院长和河南省旅陕同乡会会长的张钫出面赈灾。
很快，在张钫的主持下，新安县开设了3个粥场赈济灾民。随着灾情日益严峻，更多灾民涌入西安，很多灾民走投无路只能找到张钫。
为此，张钫写了个请帖，宴请在陕西工作的河南籍名士、工商人员和官员共50余人。
图|张钫
宴会中，张钫带头把自己几十亩地捐了出来，他还用现场募捐到的钱，开设了5个饭场，供上万灾民吃了3个多月。此外，他还建议蒋介石，把灾民移民到其他省市区开垦荒地。如果想回家的给路费，想迁民的***安排。
当时，很多人被迁至甘肃省。他们都感谢张钫，如果留在西安肯定就都饿死了。
张钫还买了几亩地作为墓地，专门安葬饿死的河南灾民，并且每年清明节都会去扫墓。张钫做了不少善事，民间口碑好，河南人都记得他。
经历过这次大饥荒后，美国记者白修德不再拥护蒋介石。从前，他是蒋介石忠实的拥护者，他称蒋介石为“团结的象征，人民的偶像。”他认为中国想成为一个民主国家，必须在极权统治下再坚持一段时期才能成熟地步入民主社会。
为此，白修德不遗余力高调赞扬中国军队，呼吁美国对华援。然而，蒋介石对河南大饥荒的处理以及他不管河南三千万老百姓死活的做法，使得白修德对蒋介石的幻想彻底破灭了。
图|白修德
白修德说：“我不想再见到蒋介石，我深信不疑的是，他不仅对我们无用，对他自己的人民也毫无用处。”他对蒋介石的评价变为“这牲畜牺牲了无数个中国生命，我为此痛惜不已。”
白修德开始认识到，国民***是扶不起的阿斗，美国***的对华援助用错了方向，打了水漂。之后，他的思想发生了巨大转变，开始转向同情中国***，在抗战期间所有驻华美国记者中，白修德被认为是最倾向于***的人之一，是中国***的“老朋友”。他在访问延安后，写出了影响巨大的《中国的惊雷》。
和白修德曾一起赴河南采访的记者哈里森·福尔曼，于1944年冲破重重阻碍，一路北上抵达延安。他在延安向全世界真实报道了抗战圣地延安，报道了模范抗日根据地陕甘宁边区及艰苦卓绝、英勇抗日的八路军，写下了轰动中外的《来自红色中国的报道》，此书后来被译为《北行漫记》，被誉为斯诺的《西行漫记》的姊妹篇。
虽然这场浩劫已经过去半个多月世纪了，但在一部分人心中，那份巨大的伤痛一辈子都无法痊愈。
历史不该被遗忘，历史也让我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到灾荒的残酷。希望在每一次灾难过后，人们都能从中吸取与灾害搏斗、防御和抵御天灾的可贵经验，希望未来更多人都能在防灾救灾和相应的社会保障下过得平安、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