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研究的知识谱系—从“地方性知识”到“客家学”
摘要
作者简介
王东
华东师范大学
历史学系教授
杨扬
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多卷本全球客家通史”
(批准号：17ZDA194)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史林》2019年第3期。
客家研究的知识谱系
——从“地方性知识”到“客家学”
18世纪中后期，生存性资源竞争加剧，陆续迁入广东中南部腹地的客家移民，开始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周边人群对他们的歧视甚至敌意。在土客矛盾与冲突频发的背景下，土著与客家移民之间的社会文化“边界”开始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出来。【1】于是，一方面是土著对客家移民群体印象的日趋负面化，另一方面则是客家籍知识精英通过对自身历史文化的系统建构，彰显出越来越强烈的“我群”意识。19世纪以降客家籍知识精英围绕着“我群”历史文化发展起来的书写传统，正是伴随着这种不断高涨的“我群”意识深化发展开来的。
一、“轴心时期”的“元典”建构
清嘉庆十三年(1808)，广东博罗、东莞一带，发生土客斗案，“经两县会营弹压，由绅耆调解，始息”。【3】这场发生在客家人与广府人之间的斗案，未见任何官方记载，就连后来编修的地方志，也没有片言只语涉及此案。由此推知，无论是斗案的规模还是影响，都是极其有限的。
然而，由这场斗案引发的关于客家源流及其历史文化的书写，却揭开了客家研究学术史的序幕。斗案结束后，执教于惠州丰湖书院的和平县客家籍人氏徐旭曾(字晓初，1751—1819)，就院内诸生“吾祖宗以来，世居数百年，何以仍称为客”的疑问，开始讲述客家的源流及其文化。徐氏的讲述，经门人整理，以《丰湖杂记》为名，收录于《和平徐氏族谱》之中。正像后人评述的那样，这份讲述“虽文仅一千余言，然颇简明得要，且为最先提述客家源流问题的作品”，【4】故而一直被视为客家历史文化研究的先声。
徐氏开门见山指出：“今日之客人，其先乃宋之中原衣冠旧族，忠义之后也。”【5】他认为，客家人的祖先来自中原，他们是在宋元之际随宋室南渡而迁至岭表的，“自徽、钦北狩，高宗南渡，故家世胄，先后由中州山左，越淮渡江而从之，寄居各地。迨元兵大举南下，宋帝辗转播迁，南来岭表”。寥寥数语，不仅勾勒出客家人“中原衣冠旧族”的前世，而且还赋予其“忠义之后”的现世禀性。这种勾勒和赋予，由于和宋元时期的大历史高度叠合，从而给人以强烈的“信而有征”印象。
徐氏的讲述，不仅涉及客家的源流及其历史发展、客家人的空间分布和风俗语言、客家妇女以及土客关系等各个方面，而且还首次揭出客家人根在中原这一核心论说。至于讲述中预设的诸多问题以及由此延伸出来的其他重要论题，诸如客家乃“忠义之后”、客家妇女的勤劳自立“直胜于男子”、客家人“雅不欲与土人混处”而坚守自身的风俗语言等等，也都成为此后客家研究中经久不衰的话题。故而这份讲述不仅在一般的意义上开启了客家研究的先河，而且其文本也成为“轴心时期”客家书写的“元典”。
作为一位传统的士大夫，徐旭曾之所以能够提出一系列可称之为“先见之明”的论题，主要的原因还得从他生活的那个时代土客关系的紧张之中来找寻。18世纪中后期至19世纪早期，华南地区的土客矛盾日趋尖锐、土客冲突时有发生。特别是在广东的中南部一带，随着客家移民向广府人群核心聚居区推进，两者的社会文化“边界”开始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出来。乾隆《增城县志》，就已清晰地透露出这一点：“至若客民，隶增者虽世阅数传，乡音无改。入耳嘈嘈，不问而知其为异籍，亦一异也。”【6】所谓“异籍”，显然是从制度的层面标出了“客民”的外来者身份，而“入耳嘈嘈”更是从语言文化的角度摹写出这些移民的“非我族类”。
除了这些身份或语言文化的差异之外，双方在现实生活中还有着明显的竞争关系。据该书记载：“客民习田功，耐劳勚，佃耕增土，增人未始不利。然其始也不应使踞住荒村，其继也又不应使分立别约，遂致根深蒂固，而强宾压主之势成……凡田地之近客庄者，其佃耕之例，有长批，有短批。长批预定年限，或以永远为期。硗瘠之土一经承佃，辄不惜工费以渔利，而田主莫能取盈。转佃他人，亦必先索其值。甚至佃经数易，田主仍有不知者。短批以腴壤居多，听田主逐年招佃。然名为更招，仍不外原佃族党。苟非其人，则怙势凭凌，争讼随之。至其岁纳之租，共立成例，十常不及七八。田主之懦者，则其数更减。税业被其垄断。收息既微，不得已而议卖他人，无敢售者，彼乃短其价而得之。是以客户益饶，土著之业益削。”【7】土客双方围绕着生存性资源的竞争，不仅造成了“强宾压主”的力量变化，而且还导致“客户益饶，土著之业益削”的结果。这些都是作为土著的广府人所难以接受的。因此与“客户益饶，土著之业益削”相伴而来的就是广府人对移民整体印象的日趋负面化。该志在上引文字之后，紧接着便发出这样的议论：“客民最健讼，其颠倒甲乙，变乱黑白，几于不可究诘。”
社会人类学的族群理论认为，造成族群最主要的是它的“边界”(boundary)，在生存性资源的竞争中，一个人群往往通过强调自身独特的历史源流和文化特征，来限定“我群”的“边界”以排除他人。【9】在清代中后期华南地区土客关系的演化中，当广府人群通过制度(户籍)、语言把客家移民排除在“我群”之外，并将移民的整体形象不断负面化的时候，客家人也势必要通过强调自身的历史源流和文化特质，来凝聚“我群”的共同意识。徐旭曾恰好处在土客双方社会文化边界越来越清晰的时代。他关于客家源流及其历史文化的论说，正是激发客家人的群体意识以从事族群动员的重要表征。徐氏之所以能够成为客家族群的首位代言人，其原因也正在于此。【10】
《丰湖杂记》虽然称得上是“轴心时期”的“元典”，但其最初只是附录在《和平徐氏族谱》中，传阅和影响的范围有限。与之相比，林达泉的《客说》，自问世以来便不断地被人们所称引。林达泉(字海岩，1830—1878)，广东大埔人，咸丰十一年(1861)中举。时丰顺客家人丁日昌巡抚江苏，以达泉留心经济，遂延至幕中。《客说》一文，便写于林氏游幕江苏之时。
林氏的《客说》，也是由“正名”而发其论说：“楚南、江、闽、粤、滇、黔之间，聚族而居，有所谓客家者。其称客，越疆无殊;其为语，易地如一。余尝思其名，听其音，访其里居之硗瘠，考于史册之昭垂，而不禁慨然曰：呜乎，唐虞三代之盛，吾不获睹矣，唐虞三代之遗裔与其遗民，吾犹将于客焉遇之。”显而易见，像徐旭曾一样，林达泉对客家的“正名”，也是把他们的起源追溯到华夏—中原这个中国历史文化的发祥之区。所谓“唐虞三代之遗裔与其遗民”，与徐氏“中原衣冠旧族，忠义之后”，只是同一个意思的不同表述而已。但是，和徐旭曾把客家的源头上溯到“宋之中原衣冠旧族”不同，林达泉认为“客之源流，殆托始于汉季，盛于东晋六朝，而极以南宋”。后世把客家的起源与历史上多次北方人口大规模南迁连接在一起，其端绪正是由林达泉所开凿。
为了夯实客家乃“唐虞三代之遗裔与其遗民”的结论，林氏在梳理了“客之名”以后，又分别讨论了“客之音”和“里居之硗瘠”。关于“客之音”，他是通过土客方言的比较来分析的：“土之音，迁地弗为良……其土既殊，其音即异。惟于客也否。客于县而他县之客同此音也。客于府，而他府之客同此音也。于道于省，无不如此。是称客无殊，其音既无异也。”除此之外，“土之音，或不叶于韵。客则束发而授《语》《孟》，即与部颁之韵不相径庭。盖官韵为历代之元音，客音为先民之逸韵”。显而易见，在林达泉看来，语言的差异是土客分异的重要标志。
除了语言文化的差异之外，土客之别还特别体现在“里居之硗瘠”方面：“则以土籍于先，客籍于后，先则择肥而弃瘠，后则取其所弃而已足，无暇于择。故土之占籍多平原沃野，食土之毛，而已充然有余。客之村落，依山倚壑，男女皆耕织，无敢自惰。又种竹树，以为樵贩，无不尽地利。其壮者，则多佣力四方，以营于衣食。盖当客之初来，其膏腴尽为土人所垦，故有司即土人之所弃，若深林丛菁，狐狸之所居、豺狼之所嗥，俾客群聚州处，披荆斩棘，以自赡给。故客勤而卒苦于贫，土逸而恒溺于富。”在林达泉看来，正是由于土客双方入籍先后的差异，导致两者在生存性资源方面的严重不对等，也就是他所谓的“里居之硗瘠”。“里居之硗瘠”不仅造成了土客之间生存环境、居住模式、性别分工以及与之紧密关联的民风民俗的不同，而且还造成“客勤而卒苦于贫，土逸而恒溺于富”这一严重的不公平现象。这番论说，已突破了一般意义上的对土客差异的讨论，一举上升到对华南地区土客矛盾与冲突的深层次思考。
至于由占籍之先后而引发的对“里居之硗瘠”的分析，显然是林氏在土客大械斗这一严峻现实之下，对客家人的悲情与命运的严肃追问。在他的认知中，客家人“群聚州处，披荆斩棘，以自赡给”的艰苦与悲情，都是因为“客之初来，其膏腴尽为土人所垦”这一历史而造成的。故而，所谓“先则择肥而弃瘠，后则取其所弃而已足”，所谓“客勤而卒苦于贫，土逸而恒溺于富”等结论，既是对长久以来华南土客矛盾与冲突的深层次思考，也是对华南土著“诬捏”客家人的有力辩驳，更是对广东有关地方官员在处理土客械斗时一味偏袒土著、打压客家的抗争。由于斗祸结束以后华南客家一直沉浸在浓厚的悲情之中，其知识精英更是胸填块垒，郁结于内，林氏的上述论说很快便成为大家竞相言说的话题。相应地，林氏提出的诸问题，也都顺理成章地成了客家研究学术史上的“元问题”。
二、后“轴心时期”的“知识考古”
如果说徐旭曾和林达泉共同完成了“轴心时期”的“元典”建构，那么，在接下来的后“轴心时期”，客家籍知识精英的中心工作，便是在“元典”基础上，致力于客家历史文化的“知识考古”。“轴心时期”的“元典”建构，侧重的是“正名”，通过“正名”把“我群”的“起源神话”和历史源流结合起来，而后“轴心时期”的“知识考古”，再三致意的则是对“我群”文化特质的发掘、描述、论证和呈现。在客家研究的知识谱系演化中，全面承担起“知识考古”工作的，是晚清著名外交家和诗人黄遵宪(字公度，1848—1905)以及和他交往密切的一大批嘉应州客家籍知识精英。
黄遵宪的少年时代，正值广东西路土客械斗持续之际。受林达泉《客说》等“元典”论述的影响，他很早就对客家的历史文化有着特别的认知。作于同治五年(1866)的《送女弟》【16】，表达了他早年的认识。该诗以“中原有旧族，迁徙名客人”起始，开门见山点出客家乃“中原衣冠旧族”这个“元典”中的主题。接着，便以客家的风俗之纯和客家人的勤俭耐劳，来印证他们是“三代民”，再次把客家与中原连接在一起。诗文还特别赞美了客家妇女的美德，并点出这种美德已成为每一位客家妇女的秉性，是客家女性的群体性文化特质。
在从事客家方言资料的搜集与研究之外，这一时期他还对客家山歌发生浓厚的兴趣。黄遵宪是晚清“诗界革命”的最早倡导者。他的诗歌创作及“诗界革命”理念，很大程度上受到客家山歌的启发。胡曦在青年代时代就刊有诗集《莺花海》，“首仿山歌风格为之，盖以语体为诗者。此书后为友人黄遵宪所甚喜悦”。【20】在与友人的唱和中，黄遵宪的诗歌创作也每每兼采山歌的风格。出使英伦期间，他开始留意山歌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在前引致胡曦的信札中，他接着写道：“今寄上《奉怀诗》一首，又山歌十数首。”信中所说的“山歌十数首”是指他采集和整理的客家山歌，后收录于《人境庐诗草》者凡9首。【21】20世纪20年代迅速发展起来的客家山歌采集与研究潮流，正是由黄遵宪而发其端绪的。
作为晚清“开眼看世界”的重要思想家和外交家，黄遵宪对传教士的客家论述，无疑是十分熟悉的。【27】故而，他能够把传教士基于人种学和民族学而形成的客家论述，与林达泉等人的“元典”论述结合起来，并从“救亡”和“保种”的高度，来重新诠释客家历史文化的当下价值。在他看来，客家人千年颠沛而又百折不挠的品性，客家文化历久弥新且又生气磅礴的雄伟气象，都是激发国人自信、唤醒“救亡保种”意识的精神源泉。正因为如此，他才大声疾呼：“自物竞天择、优胜劣败之说行，种族存亡，关系益大……凡我客人，诚念我祖若宗，悉出于神明之胄，当益骛其远者大者，以恢我先绪，以保我邦族，此则愿与吾党共勉之者也。”【28】
有学者已经指出，“《嘉应州志》的出版，是族群意识强烈的客家士子利用官方史志的地盘，建立起自己认同的文化和历史陈述的一个典范”。【31】最能体现这一典范的，便是该志《方言》与《礼俗》二志的确立。而“方言”和“礼俗”恰恰是黄遵宪从事客家历史文化“知识考古”的两个最重要抓手。
《嘉应州志·方言》的初辑者有梁居实(字诗五)、饶集蓉和梁国璿三人，复辑者为该志的总纂温仲和(字慕柳)。上述四人都与黄遵宪关系匪浅，他们“与黄遵宪在同一个嘉应菁英的社会网络中，彼此有血缘、学缘、地缘以及政治理念上同声气求等多重因素的连结”。【32】正是由于纂修者与黄遵宪有着这种非同寻常的关系，才使得黄遵宪的诸多理念能够具体地落实到《方言》的修纂之中。
《方言》收录客家方言词334条、谚语14条，它是在黄钊《石窟一征·方言》的基础上扩展而成的。然而，《嘉应州志》编纂之日，适值土客械斗后华南地区客家人的群体意识空前高涨之时。故而《方言》编纂的主旨，便是要证明客家人在语言、文化上的中原根性。不同于《石窟一征·方言》只是单纯地收录客家方言词，《嘉应州志·方言》在收录客家方言词的同时，又通过引证各种古代典籍，以说明这些词汇与古代圣贤经传的内在联系。例如，在“方言”开篇称谓词中的“父母，统称爷娘，亦曰爷哀”一条下，编纂者便征引了《木兰诗》《南史》《宋书》《北史》等多种典籍。再如“父曰阿爷、阿爹”一条，也征引了《玉篇》《集韵》《太平御览》《南史》等典籍。纂修者之所以要不厌其烦地大量引证古代典籍，无非就是要在这些客家方言词与古代圣贤经传之间建立连接，以证明“客话源流之所自”。【33】
在这篇案语的后半部分，温仲和还就《方言》卷的纂修要旨作了说明，这段案语不仅全面地阐述了创设《方言》的宗旨，而且还揭示了具体的纂修方法与路径。总体而言之，就是要通过经史与“客话”的互证，以揭示客话的“古语”“古音”和“古义”，从而进一步夯实“客家为中原衣冠之遗”的结论。这番案语的核心要义，与黄遵宪“方言足证中原韵”【35】的理念是脉脉相通的。
像《方言》一样，《礼俗》也是体现和落实黄遵宪客家论述的一个重点所在。该志的初辑者为梁居实，复辑者为温仲和。“礼俗”属于地方志中的传统类目，但是，该志的《礼俗》，在具体的内容上与当时一般方志中的“礼俗”却完全不同。可以说，《礼俗》的编纂，正是对黄遵宪“俭啬唐魏风，盖犹三代民。就中妇女劳，尤见风俗纯”【36】这一歌咏主题的具体诠释。
三、“和齐民族”
与客家考源工程的推展
20世纪初叶，在“救亡”“保种”“排满”和“革命”等多种时代议题的纠缠与摩荡下，中国传统的文化民族主义与舶来的西方近代种族观念以及民族主义思想开始交织在一起，成为各种社会文化思潮的重要资源。【37】在“种族”“民族”“天演”和“革命”等话语背景下，围绕着客家历史与文化的知识建构，也开始朝着“族类”这个方向急剧转变。
杨氏不仅以“族类”来定义客家，而且还把客家籍知识精英的“知识考古”工作，提升到方法论的层次：“大抵考求种类，不外礼俗、语言二端”。基于这种认识，他也像《嘉应州志》的纂修者那样，分别从礼俗和方言两个方面，就客家是来自中原的“北产”进行考源与求证。在他看来：“客族俗尚勤俭，有唐魏俭啬之风，婚丧葬祭，亦多有汉以前旧俗，遽数之不能终也。若语言之特别，多合中原之音韵，尤确而有证。”【41】他的《客话本字》通过对1400多个与“土谈音义相合字，一一钩稽”【42】之后，得出如下结论：“客话多合中原音韵，征之口说固可信，求之诵读更无疑……生今之世，其能保存唐虞三代之遗音者，不尚赖客人一线之延乎”正因为如此，他坚信：通过对客话“本字”的考释，不仅可以说明“客人土谈，悉有所本，多系隋唐以前古音”，而且还可以证明“客之族类，多中州光黄间土著，为黄帝之苗裔”。【43】
经过他的这番转换与提升，围绕着客家历史文化的考源工作，遂和20世纪初叶的“国族建构”【44】产生了很大程度上的同构与共振，相应地，有关客家方言“本字”的考证，也就顺理成章地汇入到与“国族建构”同步而来的“国语”“国文”的建设洪流之中。【45】章太炎之所以注意到《客话本字》，并据以写作《岭外三州语》，以作为“和齐民族”之能事，其内在的原因便于此。
就在杨恭桓《客话本字》刊刻的1907年，上海国学保存会出版了由顺德人黄节编撰的《广东乡土历史教科书》和《广东乡土地理教科书》。【46】由于这两种教科书在介绍广东境内的“人种”时，都将客家、福佬和蜑族列为“外来诸种”，从而引发了客家籍知识分子的强烈不满。正像罗香林所说的那样：“客家人士接阅此书，太为不满，乃出而联络南、韶、连、惠、潮、嘉各属客人，设‘客家源流研究会’一团体，‘嘉应劝学所’复发起组织‘客族源流调查会’，各发传单，遍告各地客人，根据闻见，著为论说，以暴露客家的源流。”【47】在这一“哄动学界”【48】事件的强烈刺激下，客家籍知识分子遂以群体的方式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考源”工作。
黄节的教科书之所以引起客家籍知识分子如此强烈的反应，首先是由于这类教科书在其编纂之初就被赋予了国民教育的性质。如所周知，在清季废科举、兴学堂的过程中，曾出现了一大批以“乡土”为题材的新式教材。由著名学者邓实、黄节(原名黄晦闻)和刘师培等人创办于1905年的“上海国学保存会”，正是当时编纂乡土教材的一支十分重要的力量。该会在《编辑十八行省乡土历史地理格致小学教科书兼办神州乡土教育杂志》的报告中就曾指出：“敝会窃以小学一级为培养国民之基础，泰西各国教育咸注重乡土史志一门，就其见闻中最亲切有味者以为教授，则其记忆力与感觉力皆易黏触，所以感发其爱乡土心，由是而知爱国也。”【49】这类教科书一旦出版发行，很容易引发极大的社会反响。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种族竞争”“优胜劣汰”这一“公理公例”早已深入人心、“排满”和“革命”正山雨欲来的背景下，黄氏在教科书中将客家与蜑族并列，称其“非粤种亦非汉种”，这与几代客家籍知识精英念兹在兹的“中原衣冠旧族”，也完全是背道而驰的。
同时，以嘉应州为核心的客家籍知识分子，还发起了一系列抗争性的行动。时在嘉应州传教的传教士肯贝尔说：“客家大集会议，汕头报馆主笔杨某为主席组织客族源流调查会，合梅县各姓，共酌进行，三十六堡，各堡各乡有办事分会，以收集材料为目的。”【52】
面对汹涌而至的抗争，广东提学司很快作出了反应。5月初，作为“总持学务，有审定教科书之责”的广东提学司，发布“牌示”，承认“查核原书，实有数误”，同时还引证林达泉的《客说》，明确“(客家)皆中原汉种，原书横作武断之词”，并特别强调：“因种族之别，致启争竞之风，甚非和平之福”，故而“请饬书肆更正，方准售卖采用”。【53】
在这一系列的抗争压力之下，学部遂责令广东提学司和两江总督，“亟行改正，其原书应即禁止发行”。【55】与此同时，上海国学保存会也随即在《羊城报》上发表告示，“拟于再版时改正，其余未经售罄之书，概行停售”。【56】
在这场由教科书所引发的抗争事件中，客家籍知识分子一方面利用《岭东日报》这类新式报纸发表言说，引领舆论，另一方面又通过不同区域的联络和群体性的集会，从而把此前有关“我群”源流及其历史文化的论说，由师生间的言谈、友朋间的唱和以及个人的著述，成功地转换成为一项具有公共性或普遍性的议题。他们紧扣“种族”这个敏感的话题，并把它与“反满”和“革命”的时代课题联络，从而把有关客家源流及其历史文化的“考源”工作，上升到关乎“反满”与“革命”事业这一全新高度。前引《岭东日报》上的那篇专论，就以十分严厉的言辞批评黄节：“其以种族之见大深，排满之不足，于汉族之中复自生畛域乎”。而是年5月广州的那场集会，《申报》新闻的标题便是耸目的“六属学会力争种族问题”。这种联络与引申，或许超越了黄氏的本意，但其“无心之差误”，与当时方兴未艾的“排满革命”，显然有着某种内在的张力。把客家、福佬视为“非粤种亦非汉种”，确有“于汉族之中复自生畛域”之嫌。
也正因为如此，这场由教科书所引发的争论，很快便为身在日本的章太炎所注意。早在1906年，章氏为鼓吹民族主义，“欲革夷言而从夏声”，开始致力于汉语方言的研究。1907—1908年间，他的《新方言》在《国粹学报》上连载。在《新方言》中，章氏首次用“惠潮嘉应之客籍”来指代客家，并收录客家方言词15例。不久，他在看到温仲和《嘉应州志·方言》和杨恭桓《客话本字》之后，又编纂《岭外三州语》。1909年，《新方言》在日本刊印，《岭外三州语》附录于后。在《岭外三州语》的引言中，章氏写道：“广东惠、嘉应二州，东得潮之大阜、丰顺，其民自晋末逾岭，宅于海滨。言语敦古，与土著不相能。广州人谓之客家，隘者且议其非汉种。余尝问其邦人，雅训旧音，往往而在，即著之《新方言》。其后得嘉应温仲和所次州志，有《方言》一卷，自言与惠、潮客籍通。杨恭桓者，亦嘉应人，作《客话本字》……因刺取二家言凡六十余事，颇有发正，别为一篇。察其语柢，出于冠带，不杂陆梁鄙倍之辞，足以斥攻者褊心之言，则和齐民族所有事。”【57】所谓“斥攻者褊心之言”，所谓“和齐民族所有事”，显然都是针对教科事件而发的。
四、现代大学制度与“客家学”
1927年，钟敬文担任中山大学中文系助教，协助顾颉刚创办“民俗学会”，和余永梁一起编辑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刊物——《语史所周刊》，又和董作宾一起编辑《民间文艺》(后改为《民俗》)。在他的组织和推动之下，中山大学的《民间文艺》以及改刊后的《民俗》，几乎每期都刊登从各地采集而来的客家山歌。其中，何如见的《梅县山歌六首》【66】、温铨贤的《梅县山歌》【67】、李葆兴的《大埔情歌》【68】、镜海的《梅县民歌》【69】、林干的《梅县的情歌》【70】和郭坚的《陆丰客音情歌七首》【71】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
与此同时，清华大学和厦门大学的学生期刊，也开始陆续刊登主要由客家籍青年学生采集而来的山歌。如《清华周刊》就发表过刘信芳的《几首梅县歌谣》【72】和《粤东情歌》【73】，而厦门大学的《厦大集美国专学生会季刊》，则刊登了由镜蓉采集的《长汀情歌》。【74】
这一时期，除期刊上发表了大量的客家山歌之外，在中山大学民俗学会出版的“民俗学会丛书”中，还有张清水的《海龙王的女儿》、张乾昌的《梅县童歌》和丘峻的《情歌唱答》等专辑。【75】
1932年，中山大学国学院编纂丛书，拟将几年来的重要研究成果公开出版。经过评审，罗翙云的《客方言》被列为其中的第一种，在该年10月正式出版面世。由曾运乾和朱希祖联名撰写的《审查〈客方言〉报告书》认为：“罗氏此著，置之本校文学院丛书之内，实可冠冕众作，弘我校声。”【84】透过大学的评审机制，《客方言》作为“国学院丛书第一种”，由校长邹鲁亲自“署检”出版，这一事实表明，有关客家方言(包括客家历史文化)的研究，已开始由先前的“地方性知识”转而成为现代大学人文学术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意味深长的是，在当时主流学术界“汉学的正统应建设在汉土”的呼声之下，汉语方言学界也以“汉语学研究的正统应建设在汉土”为诉求，【85】正因为如此，有关客家方言的研究，又适逢其时地被赋予了与西方汉学“争胜”的意义。
要说作为一门“新兴的专学”之“客家学”此时已经成立，自然还言之过早，但是，经过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的酝酿和催化，“客家研究从岭南客家文人圈走向中国学术界的殿堂，发展成为中国学术界的一门显学”，【87】这样的判断却是符合实际的。
结语
几代客家籍知识精英围绕着客家源流及其历史文化所发展起来的论说，之所以能够从一种“地方性知识”上升成为现代学术语境下的“客家学”，是因为他们所建构的一整套知识和话语，在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中，与各种重大的时代性议题恰相契合，并经由各种时代性议题的切入和摩荡，从而上升成为具有公共性或普遍性的论题。其中，太平天国运动和咸同年间的土客大械斗，把区域性的族际矛盾与冲突，放大成为全国性的公共事件。西方传教士的“书写”，“种族”“民族”等现代西方人种学和民族学等术语与概念的引入，又恰逢其时地为客家籍知识分子提供了各种“时尚”的概念工具。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特定背景之下，客家籍知识分子经由这些概念工具所建构的知识与话语，与“救亡保种”“生存竞争”“和齐民族”等不断切换的时代性议题恰切契合。这种恰相契合看似偶然，实则隐含着人文知识建构与社会变革之间互动共生的内在逻辑。几代客家籍知识菁英所开凿的研究传统，最终发展成为“客家学”，正是这一内在逻辑的生动展演。
注释
【1】Sow-ThengLeong,MigrationandEthnicityinChineseHistory:Hakkas,Pengmin,andTheirNeighbor,Taipei:SMCPublishingINC.,1998,pp.57-68;刘平：《被遗忘的战争：咸丰同治年间广东土客大械斗研究1854—1867》，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59—67页;濑川昌久：《客家：华南汉族的族群性及其边界》，河合洋尚、姜娜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5—73页;饭岛典子：《近代客家社会的形成：在“他称”与“自称”之间》，罗鑫译，暨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6—50页等。
【2】与本文核心论题有关的前期研究成果，可谓不一而足，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成果有陈春声：《地域认同与族群分类：1640～1940年韩江流域民众“客家观念”的演变》，《客家研究》第1卷第1期，2006年6月;程美宝：《地域文化与国家认同：晚清以来“广东文化”观的形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林正慧：《台湾客家的形塑历程：清代至战后的追索》，台大出版中心2015年版;李玲：《晚清客家中心区的“客家中原论”：以嘉应菁英的族群论述为中心》，《全球客家研究》第8期，2017年5月等。
【3】徐旭曾：《丰湖杂记》，罗香林辑著《客家史料汇篇》，台北南天书局1992年版，第297页。
【4】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兴宁希山书藏1933年版，第2页。
【5】本文所引徐旭曾《丰湖杂记》，均见罗香林辑著《客家史料汇篇》，第297—299页，下不再一一标注页码。
【6】乾隆《增城县志》卷2《山川·习尚》，第29页。
【7】乾隆《增城县志》卷3《品族·客民》，第10页。
【8】嘉庆《增城县志》卷1《舆地·客民》，第9页。
【9】
FredrikBarth,“Introduction,”inFredrikBarth,ed.,EthnicGroumatchpsandBoundaries:TheSocialOrganizationofCultureDifference,B-oston:
Little,BrownandCompany,1969,pp.9-38.
【10】Sow-ThengLeong,MigrationandEthnicityinChineseHistory:Hakkas,Pengmin,andTheirNeighbors,p.76.
【11】民国《赤溪县志》卷8《赤溪开县事纪》，第1页。
【12】刘平：《被遗忘的战争：咸丰同治年间广东土客大械斗研究1854—1867》，第221—354页。
【13】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第5页，又参见该书第27页注19。
【14】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第5页。
【15】林达泉：《客说》，温廷敬辑《茶阳三家文抄》，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台北文海出版社1973年影印本，正编第3辑第23册，第131—135页。
【16】黄遵宪：《人境庐诗草·送女弟》，吴振清、徐勇、王家祥编校整理《黄遵宪集》上卷，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86页。
【17】黄遵宪：《与胡晓岑书》，吴振清、徐勇、王家祥编校整理《黄遵宪集》下卷，第449页。
【18】罗香林：《胡晓岑先生年谱》，《庆祝董作宾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上册，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所1960年版，第107页。
【19】罗香林：《胡晓岑先生年谱》，《庆祝董作宾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上册，第122页。
【20】罗香林：《胡晓岑先生年谱》，《庆祝董作宾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上册，第115页。
【21】详见黄遵宪：《人境庐诗草·山歌》，吴振清、徐勇、王家祥编校整理《黄遵宪集(上卷)》，第92—95页。
【22】黄遵宪：《己亥杂诗》，吴振清、徐勇、王家祥编校整理《黄遵宪集(上卷)》，第240页。
【23】清代地方志中的客家书写，以清初台湾的几部方志最为集中。详见李文良：《清初台湾方志的“客家”书写与社会相》，《台大历史学报》第31期，2003年6月。
【24】有关传教士的客家研究，最近有一系列重要的成果问世，其中综合性的成果有施添福：《从“客家”到客家(二)：粤东“Hakka·客家”称谓的出现、蜕变与传播》，《全球客家研究》第2期，2014年5月;饭岛典子：《近代客家社会的形成：在“他称”与“自称”之间》。个案性的成果有谭树林：《近代来华基督教传教士与客家源流研究：以欧德礼、毕安、肯比尔为中心》，《学术研究》2007年第9期;简宏逸：《欧德理与他的传教士民族志：客家研究的德意志起源》，《全球客家研究》第7期，2016年11月。
【25】施添福：《从“客家”到客家(二)：粤东“Hakka·客家”称谓的出现、蜕变与传播》，《全球客家研究》第2期，2014年5月。
【26】也正因为如此，潘光旦在翻译该书有关“中华民族性”的章节时，直接取名为《自然淘汰与中华民族性》。详见亨丁顿：《自然淘汰与中华民族性》，潘光旦译，新月书店1929年版。
【27】黄氏在其《己亥杂诗》的自注中就曾说：“有耶稣教士语余：西人束腰，华人缠足，惟州人无此弊，于世界女人，最完全无憾云。”见吴振清、徐勇、王家祥编校整理《黄遵宪集(上卷)》，第241页。
【28】黄遵宪：《梅水诗传序》，吴振清、徐勇、王家祥编校整理《黄遵宪集(下卷)》，第390—391页。
【29】黄遵宪：《李母钟太安人百龄寿序》，吴振清、徐勇、王家祥编校整理《黄遵宪集(下卷)》，第387页。
【30】李玲：《晚清客家中心区的“客家中原论”：以嘉应菁英的族群论述为中心》，《全球客家研究》第8期，2017年5月。
【31】程美宝：《地域文化与国家认同：晚请以来“广东文化”观的形成》，第74页。
【32】关于梁居实、饶集蓉、梁国璿、温仲和四人与黄遵宪的交往史实，详见李玲：《晚清客家中心区的“客家中原论”：以嘉应菁英的族群论述为中心》，《全球客家研究》第8期，2017年5月。
【33】光绪《嘉应州志》卷7《方言》，第90页。
【34】光绪《嘉应州志》卷7《方言》，第84页。
【35】黄遵宪：《己亥杂诗》，吴振清、徐勇、王家祥编校整理《黄遵宪集(上卷)》，第239页。
【36】黄遵宪：《人境庐诗草·送女弟》，吴振清、徐勇、王家祥编校整理《黄遵宪集(上卷)》，第240页。
【37】详见冯客：《近代中国之种族观念》，杨立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91—114页;胡逢祥：《民族主义与中国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的形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
【38】陈春声：《地域认同与族群分类：1640～1940年韩江流域民众“客家观念”的演变》，《客家研究》第1卷第1期，2006年6月。
【39】据罗香林：《胡晓岑先生年谱》，《客话本字》刊于光绪三十三年。
【40】杨恭桓：《客话本字》，南江涛选编《汉语方言研究文献辑刊》，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影印本，第12册，第485—486页。
【41】杨恭桓：《客话本字》，南江涛选编《汉语方言研究文献辑刊》，第12册，第489页。
【42】杨恭桓：《客话本字》，南江涛选编《汉语方言研究文献辑刊》，第12册，第372页。
【43】杨恭桓：《客话本字》，南江涛选编：《汉语方言研究文献辑刊》，第12册，第487页。
【44】经典的研究个案参见沈松侨：《我以我血荐轩辕：黄帝神话与晚清的“国族建构”》，《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28期，1997年12月。
【45】详见罗志田：《清季围绕万国新语的思想论争》，《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4期。
【46】陈泽泓：《爱国未有不爱乡：试析黄节编著广东乡土教科书》，《广东史志》1999年第2期。
【47】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第5—6页。罗香林在《客家研究导论》中误将该事记在1905年，但到1959年写作《胡晓岑先生年谱》时，他已改为1907年，详见罗香林：《胡晓岑先生年谱》，《庆祝董作宾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上册，第130页。
【48】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第7页。
【49】《国粹学报》第2年第9号，1906年10月。
【50】《国学保存会报告第五号：已编成江宁、江苏、安徽、广东四省乡土地理教科书》，《国粹学报》第2年第12号，1907年1月。
【51】温廷敬：《〈广东乡土历史〉“客家、福老非汉种”辨》，《岭东日报》1907年3月29日，第1版。该文由李瑞璞提供，特此致谢。
【52】甘牧师：《客族源流考》，钟鲁斋译，《嘉应》第3期，1923年12月，第4页。甘牧师即肯贝尔。
【53】《申报》(上海)1907年5月12日，第11—12版。
【54】《申报》(上海)1907年5月22日，第12版。
【55】《学部官报》第31期，1907年8月。
【56】陈泽泓：《爱国未有不爱乡：试析黄节编著广东乡土教科书》，《广东史志》1999年第2期。
【57】章太炎：《岭外三州语》，南江涛选编《汉语方言研究文献辑刊》，第12册，第355页。
【58】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第14页。
【59】章太炎：《客方言序》，罗翙云：《客方言》，南江涛选编《汉语方言研究文献辑刊》，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影印本，第13册，第7—8页。
【60】罗翙云：《客方言自序》，《客方言》，南江涛选编《汉语方言研究文献辑刊》，第13册，第22页。
【61】曾星笠：《客方言跋》，《文学杂志》第2期，1933年3月。
【62】罗翙云：《客方言》“封底语”，中华书局1930年版。
【63】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第9页。
【64】钟敬文：《客音情歌集》“扉页题诗”，北新书局1927年版。
【65】钟敬文：《引言》，《客音情歌集》，第3页。
【66】《民间文艺》第4期，1927年11月。
【67】《民俗》第31期，1928年10月。
【68】《民俗》第39期，1928年12月。
【69】《民俗》第49、50期合刊，1929年3月。
【70】《民俗》第66期，1929年6月。
【71】《民俗》第81期，1929年10月。
【72】《清华周刊》第26卷第3号，1926年10月。
【73】《清华周刊》第29卷第13号，1928年5月。
【74】《厦大集美国专学生会季刊》第1期，1929年6月。
【75】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第30页注47。
【76】光华书局1929年版。
【77】北新书局1929年版。
【78】1929年自印本。
【79】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第30—31页注47。
【80】顾颉刚：《发刊词》，《国立第一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1集第1期，1927年11月。
【81】罗常培：《卷头语》，《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8集第85、86、87期合刊，1929年6月。
【82】《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8集第85、86、87期合刊，1929年6月。
【83】《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8集第85、86、87期合刊，1929年6月。
【84】曾运乾、朱希祖：《审查〈客方言〉报告书》，《国立中山大学文史学研究所月刊》第1卷第4期，1933年4月。
【85】罗常培：《卷头语》，《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8集第85、86、87期合刊，1929年6月。
【86】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第1页。
【87】张英明、周璐：《西方学者早期对客家与太平天国关系之研究》，《广东教育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