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说到底，恐怕还是与中国作为一个庞大农业文明的底色有关
文|维舟
和朋友相约一聚，有几位不太能吃辣，遂选定了杭帮菜“外婆家”。落座后看菜单，才发现这家店其实也早已不像以前那么地道的杭州风味，可说兼容并蓄了许多不同的菜系：
小炒肉本是湘菜；酸菜鱼、馋嘴蛙源出重庆；麻婆豆腐、鱼香肉丝、夫妻肺片则都是成都风味，酸汤肥牛和宫保鸡丁也是经典川菜；至于烤羊排、铁板烤虾则看来借鉴了塞外乃至域外的做法。
这固然也折射出这两年川菜辐射、渗透之强，但反过来说，不少川菜馆开到上海来之后，从口味到菜品也都经历了改良，以至于我一些川渝的朋友认为它们已经不再“正宗”。
这当然是生活中极为常见的一幕，甚至也不仅限于中国如此，因为现代社会眼花缭乱的人口流动，势必造成的一个结果便是饮食文化的交融。美国人类学家乔纳森·弗里德曼称之为饮食文化的“去地域化”现象，市场一体化也确实带来了一种视觉和美学上的“品位趋同”。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国外更常见到的现象是：不同的食品在差异化的竞争中，“必须占据一个标志差异的边缘空间：不能太缺乏民族色彩，也不能太富有民族色彩”（宇文所安语）；但在中国，竞争的结果却不是差异化的定位，而是吸纳融合其它菜系的风味，以满足不同口味消费者的需求，呈现出某种同化的趋势。
问了一个开小餐馆的亲友，他觉得这个问题很新鲜，但答案倒是不难：因为很多食客都比较价格敏感，客人太少无法支撑一家店，那么顺理成章的逻辑是只能薄利多销；但这又遇到众口难调的现实，那为了满足不同的人群以及他们多变的口味，只要能赚钱，就不得不多一些菜品。
于是，有些沙县小吃店卖起了炖汤，甚至还有卖黄焖鸡米饭的；一些地方的面馆虽然都冠以“兰州拉面”的字号，可除了拉面之外，却还卖素面、大肉面、大排面和茶叶蛋。
这就像食堂，虽然可能以本地特色为主，但各个菜系都有，而且价格低廉实惠，照顾到方方面面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要坚持自己特色是很难的，以前我去过几次的一家客家菜馆，风味纯正，印象颇深，但没过一年就发现他们改主打火锅，最后都开不下去了。
在这种情况下，市场的一体化反而激发出人们更强的个性化竞争，就像现在的年轻人虽然接触的信息、思想的底色其实比父辈远为一致，但也正因此，他们更感受到压力要突出自己与众不同。
这是充分市场化竞争的结果——早在印刷术初兴的16世纪，富有经验的印刷商就已发现，印刷一种已被广泛出版的书籍，需要找到有别于其他竞争对手的卖点，否则就无法获取较高利润。由此势必带来专业化的研发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以确保自己的特点和技术优势是独得之秘。
那么，中国走上的为什么不是这样一条道路？原因或许在于，这样一套制度有几个互为因果的条件：
这些，在中国社会的土壤中都很难出现：长久以来，中国人很少有基本消费之外的花销，这使得商品或服务的提供者只靠少数受众是活不好的；人们也不讲究“专注做好自己这一块”，宫保鸡丁这样的菜式也没有注册专利，没人规定杭帮菜馆就不能烧；至于利润，当然人人喜欢，但如果一个价格敏感的社会里，很少人愿意为“特色”付高价，那就很难赚取高额利润，而又只能转向薄利多销。
这说到底，恐怕还是与中国作为一个庞大农业文明的底色有关。在一个小农社会里，分工无法像城邦社会那么明确，很多技能也都是通用的，就像我小时候家家户户都会做馒头。在这种情况下，技术门槛很低，人们又不愿意为专业技艺多花钱，彼此强化的结果，便是无法做精做深，倒是趋向广博。
就像以前的江湖艺人，卖艺只为糊口，“坑蒙拐骗乞偷抢讹外加卖艺，这几样事不分主业副业，都是随时能做的兼职，赶上哪个算哪个，只要能弄到钱，能挣出果腹嚼谷，就什么都干”（秋原《乱世靡音》）。
要支撑专业化，就需要一小群受众能满足支撑生活，一旦你改变偏离，还会招致不满，连他们都失去，这本身也意味着社会的异质性较强，但在中国最终却是走向综合，试图兼容并包，自己什么都有，以迎合不同人群的喜好。
由此造成的结果是相当深远的。很多中国企业家往往着迷于扩大规模，甚至延伸到不同领域，却不是精益求精，做出特色来。在这过程中，与其说他们是在追逐利润的最大化，倒不如说是体现了一种无所不包的扩张精神。
如果利润高的话，他们就会注意强化、维持这些优势吗？不会，他们仍然会想要更进一步“做大”。
虽然类似的现象在国外也有，但在一个多元化、充分市场化竞争的社会中，如果不同的定位已被他人占据，或自己定位的模糊会引发失败，那么类似的扩张策略迟早会遇到障碍而不得不停下来。
这种横向扩张，而非纵向深化的倾向，往好里说是“博”，往坏里说则是“杂”。所谓“中国重综合，西方重分析”也是同一现象的另一侧面。
直到近代，才有知识分子开始意识到这一点，民国时胡哲敷论道教，便讥讪它是“收罗一切民间低下思想，共一炉而冶之”，“说好听一点，就是包罗万象；不好听一点，就是一个垃圾箱子。它好像对各家学术，都没有什么抵触”，最终可说将三教九流都“一网打尽的概收取无遗了”。
中国自来就强调“三教合一”，清代的民间宗教都讲究“串教门”，丝毫不认为这是叛教行为，反倒觉得此人吃得开混得好，完全不在意教派的排他性。
再往前看，诸子百家也是如此，可说是深入中国思想的肌体。近些年来已有不少西方学者（如戴梅可、齐思敏）质疑“家”的模式，认为“汉代以前以及西汉的思想家们，跟后期非常严格的、标准的模式相比，本质上似乎都是属于‘杂家’”。
杜维明也认为中国传统思想史所说的“儒家”、“法家”、“道家”的分法并不是严格意义上各自不同的学派，而是相互影响的三种学说，每一种文献都或多或少融合借鉴了三家的思想成分，而像鬼谷子这样人物甚至更难归类，维基中文归为道家、维基英文说是法家，而百度百科又说他是纵横家。
由于各家在一定程度上都杂取他说，而弟子也可能只是采择其师的一部分思想，于是才有这样的现象：荀子身为儒家，但其最著名弟子韩非子却是法家的集大成者；黄侃毕生尊重其师章太炎，但在音韵学史上，章太炎集考古派之大成，黄侃却集审音派之大成。
经过他和蔡元培等人的呼吁推广，分科治学的理念在教育界、学术界至少已逐渐深入人心，但从社会的不同层面来看，这种特质还是相当深入人心，其结果便是常常陷入同质化竞争，通过模仿、抄袭来搭便车，而当同质化带来效益递减时，又更进一步靠谁的身段更低来取胜。
当然，也有一个相反的趋势正在形成：随着现代化的深入，群体的异质性、多元化也比以前更为突出了。
曾听一个话剧编导讲：“现在如果用心去做，有哪怕不多但稳定的受众，就足以支撑这个剧团，专业的观众群体是专业剧团的生存条件。以前这样的事很难，但现在慢慢有了。”
实际上，这不仅是话剧如此，几乎在各行各业的每个细分领域，只需要“做得好”，都能活得下去，而未必需要“做大”才能“做强”。虽然说这有赖于异质性的人群，但在现代社会中，人群本身也是跟着潮流走的，小众趣味的所谓“异质性”本身，其实也不是天然存在的，而是创造出来的异质。
当然，最终出现的可能是某种分流：以大众路线为主的，继续走交融、杂取的方向，日渐同化；而与此同时，大概也会出现无数细化的小众趣味，它们可以满足更多元丰富的需求。到那个时候，也许中国的面貌给人的印象也就不再那么单一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