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是像做“太监”，一个是亲如一家一个是按部就班，一个是随心所欲一个是夫人当家，一个是拒见妻子
*****************************************
一个是像做“太监”，一个是亲如一家翁元记得：“我们刚入伍当卫士的时候，上面发给我们一篇‘侍从人员训条’，里面有一段话，我到现在还没忘掉：‘古人教养子弟门人，先令其学习洒扫应对、进退，再进而讲习养心修身，所谓礼义廉耻之道。今之侍从人员即古之弟子门人也，若不自重自治刻苦耐劳，敬事慎言，则下惟其本身无成，即为其师长者，亦必受其影响，甚至左右不良，以致身败名裂，比比皆然……’那句‘今之侍从人员即古之弟子门人也’，可以看出蒋先生是如何看待侍卫人员了。”----------毛泽东不止一次地和身边卫士说：“我是为人民服务，要考虑处理许多国家大事，自己的一些事就顾不过来。你们帮助我，也是间接为人民服务，我们只是分工不同。”。1956年调整工资时，卫士田云玉只提了一级，没有涨两级，就到处痛哭流涕。毛泽东批评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提级时”。考虑到田云玉家庭人口多，经济困难，毛想帮助他，说：“小田，我用我的工资每月给你60块钱，行不行啊？”田答：“我是国家干部，怎么能拿你私人的钱？那样的话，我不成了你私人的人了吗？”此事就作罢。在他们的观念中：主席和卫士都是公家人，是平等的。++++++++++
蒋介石用卫士专招浙江人。早在西安事变前，蒋的便衣卫士，便全部是浙江人。后来也有5%左右的外省人，但绝大部分还是浙江人。这主要是基于蒋个人对浙江人一种“人不亲土亲”，和语言、习惯上彼此相近的主观因素。----------毛泽东的卫士来自五湖四海。为了更好地了解各地情况，警卫毛的第一中队的约一百名战士选自全国不同的专区，一个专区一个。++++++++++
翁元回忆：老先生（翁对蒋介石的称呼）自己召唤副官，通常是叫一声：“喂！”在大陆时期，他是以喊“卫兵”召来随从的。一个在我们这个圈子最著名的故事，就是抗战时期，老先生用拐杖，敲打一位“卫兵头”的往事。叫我们“喂”，我觉得已经是相当客气了。----------毛泽东招呼卫士就叫名字，或叫小X。吴连登的“登”和电灯的“灯”是谐音，毛泽东有时开玩笑说他“是自己身边一盏不灭的灯”；喊他“咸城人”，因为吴连登的家乡是盐城，“盐是咸的嘛”！警卫曾文，广东人，个子比较小，周围的工作人员一般都叫他“小广东”，毛泽东从来不叫他“小广东”，而是叫他名字，尊重他。++++++++++
翁元到现在还记得十分清楚：“蒋介石长孙蒋孝文有一句名言，‘我做了什么错事，他(指蒋经国)顶多骂一下，可是你们就不一样了，所谓虎毒不食子！’”----------虽然吴连登等有些卫士的年龄比毛泽东的女儿李敏和李讷还小，但按毛立下的“家规”，她们还得叫卫士“叔叔”呢！毛泽东对子女说：“对工作人员要好，要尊重人家。工作人员付出劳动照顾我，我们好多事都不是自己作的，都是靠人家的劳动，所以要尊重人家。”这里还有一个辈分原因，毛把卫士看作是自己的“同事”、“同辈”。警卫局副局长张耀祠回忆：“1970年，菲律宾前总统马科斯夫人伊梅尔达访问中国，给毛主席送来了一些芒果，毛主席不吃，我担心放久了要坏。便对张玉凤同志说：‘你向主席报告一下，是否把芒果给他在北京的孩子送去一些？’毛主席却说：‘不要给他们，给大师傅、你们和警卫战士吃吧。你们比我的儿女都好。’++++++++++
翁元说：“开始做侍从副官时，没有人教我怎么做。我就认真地观察老副官们的一举一动，哪怕是任何一个细微的小动作，都毫不遗漏地看个仔细。譬如说，老先生吃饭时，哪些东西是必备的？碗、筷、杯、盘和各式餐具是怎么摆的？最喜欢吃哪些东西？蒋的生活习惯有哪些需要特别留意的地方？我都一个动作接一个动作地看在眼里，一项一项地记在心里，一点也不马虎。后来，我就成为所有的侍卫人员当中，对蒋氏父子的日常生活小节研究得最有心得的人之一。我在工作中也没有什么失误。我虽然受到官邸人事派系排挤，曾被迫二出二进，最后还是老先生亲自交代要我回官邸工作。----------李银桥说：“我对工作热情负责，不懂偷懒，也不去偷懒。有多年的勤务员、卫士工作经验。我又善于察颜观色，善于理解领导意图。来到毛泽东身边，对他的习性很快便熟悉了。要茶、要饭、要书、要笔，甚至是见不见客，他只需递个眼色我就知道该怎么办。有时他刚想到我就替他办了，连眼色都不用递。这种默契配合使毛泽东很是欣赏，几次抚着我手背说：‘我们很合得来。你是善于发现规律的人。’”++++++++++
每次睡前按摩，都是毛泽东和卫士拉家常的时候。大事小事随便聊，发牢骚骂娘也可以。毛常说：“我需要一些这种随便的生活，越随便越好，总把我当主席我受不了。”
卫士封耀松回忆：“一个冬天晚上，毛泽东在办公，但双脚不停地拍着地。开始我以为毛泽东是在活动血脉。随着拍地的次数不断地增多，我猛地想起了什么，忙去看温度计。糟了，才13℃！那时，中南海的暖气供应不好。我灵机一动想出一个法子，赶紧找来两只热水袋，灌满热水后，走到桌前，蹲下身子，轻轻地将热水袋捂在主席的脚背上。那双脚不再拍打地面，安静了。我正要起身离开，忽然停住了。在我的头顶上，探出一张亲切的面孔，目光像冬天的阳光一样温暖，望着我，望着我……忽然，那嘴角抽动两下，眼睛变湿润了，说：‘好，很好，谢谢，谢谢你。’”
毛泽东习惯晚间办公，卫士年轻，有时值班时就睡着了，只要没有事，毛就不叫醒他。天冷时，毛还把自己的大衣轻轻地盖在睡着了的卫士身上。保健医生王鹤滨也曾享受过被盖大衣的待遇。++++++++++
翁元在回忆录中提到蒋介石有个轿夫班。国民党在重庆时期，由于西南多山，地形复杂，就成立了官邸轿夫班，作为特殊的交通工具。撤退到台湾时，从大陆带来两顶轿子和轿夫。十余人的轿夫，被编到“总统府”清洁班，平时从事清洁杂役。到了蒋介石要出巡，而且需要乘轿子的时候，就把这些轿夫编组执行任务。从50年代到70年代，蒋宋夫妇在全台湾各个偏远山区游历时，如果当地没有通车的公路，他俩就乘着轿子，徜徉于山水之间。坐轿子舒服，抬轿子则是一件累人的差事。每次出巡，轿夫个个腰酸背痛、暗自叫苦。翁元说：“从这里也可以想见，蒋宋夫妇当年是过着什么样的生活，所谓‘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实际上是轿夫们凭借着原始的人力，把两个老人抬到山水之滨的。”“诚然，老先生不承认自己是封建帝王，但是，各种享受却明白地显示，他过着一种20世纪绝无仅有的奇特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形态，只有在清代的紫禁城里才看得到的那样场面。”----------据说，共产党内有个规定，党员不准坐轿子、滑竿等工具去游山玩水，不能将自己个人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从没有听说过：毛泽东坐过轿子或滑竿游山玩水。1979年时年75岁的邓小平徒步登上黄山山顶。++++++++++
卫士田云玉刚在毛泽东处工作不久，毛就要送田到学校学习，但是田不愿意去。
1953年，李家骥父亲病重，回家探亲。临行前，毛泽东要他“回家探亲别忘了搞调查研究。”并亲自给他拟定了调查提纲。李回来汇报后，还要他写调查报告。毛在这报告上修改了三十多处，改了错别字和不通顺的句子，加上了漏掉的标点符号。毛泽东还加了“山西盂县情况调查”标题和“李家骥”落款。在最后一页上写了批语：“写得很好，可在全班传阅，有些错字。”并署名毛泽东，写上年月日。李家骥还说：“毛主席对其他同志也是这样，李银桥等同志的调查报告他都看过，专门指点过。”1955年毛对一中队警卫战士说，要求他们回家探亲时搞调查研究。回来后要向他报告家乡真实情况，提交调查报告。后来，毛泽东不仅仔细听了汇报，看了报告，还对报告中的错别字也作了修改。
卫士封耀松回忆毛主席带卫士学游泳的情景。毛主席站在池水中，让我们卫士环绕他四周。老人家兴致很高；下操一样大声喝令：“憋气！”我们卫士立刻都憋了气。有的鼓嘴，有的瞪眼。“听口令扎下头去，别害怕——下去！”毛主席一声令下，扑通，率先将头扎入水。扑通通，我们跟着将头扎入水。片刻，毛主席嗯隆一声冒出头，见我们跟着冒出头，便喊：“喘气！再下去！”可是，我呛水了。吭吭直咳，便想朝岸上爬。“浙江人不会游水，该打屁股。”毛主席并没有打我屁股，大手不轻不重打在我背上。我便咳得更欢，还夹带着笑。只听毛主席喊：“莫用鼻子，用嘴喘气。听命令。憋气！——下去！”扑通通，我们又随毛泽东将头扎入水中。工夫不大又嗯隆隆冒出水面……。就这么“扑通”、“嗯隆”一番，我们几个卫士竟都学会了游泳。
毛泽东游泳能躺在水面上，一中队干部陈长江努力学也没有学会。陈回忆：“1959年在庐山水库，毛主席见我想躺在水面上，可是身体还未放平，就失去了平衡，沉了下去，几次试验，几次都失败了。这时，毛主席游到我的身边说：‘长江，不要紧张，把身子放平了……，身体要放松，再放松些……随便一点，不要那么紧张嘛。’‘游泳也有个规律，摸到了这个规律就容易学会……’他边说，边为我做示范，纠正我的不正确的动作。我照着毛主席的指点，反复模仿，多次失败，败了再做，这样反反复复，不知道进行了多少次，但终于有一次，我突然觉着腿没有蹬，臂没有划，平躺在水面上，很是悠闲，而且没有任何要沉下去的感觉。”++++++++++
翁元说：“给老先生当副官，大不了也就是提升个内务科长干干，他绝不会因为副官对他无限忠诚和效命，而委以重任或为副官谋一个官位。始终如一地奉献忠诚，做到老做到死是蒋介石官邸内务科人员的命运。”----------毛泽东对他的卫士不搞特殊照顾。如卫士长李银桥，1938年参加革命，在毛身边工作了15年，1962年离开中南海，调到天津市公安局任副处长、国棉二厂副厂长。毛去世后，调任人民大会堂管理局副局长。1988年，李在公安部老干局副局长的岗位上离休。卫士李家骥1945年参加革命，1961年主动要求下放到大庆工作。离休时享受正处级待遇。卫士兼理发员周福明在人民网上说：“我在毛主席身边工作了17年，既没有升官，也没有发财。我1995年退下来，评了一个处级干部，发财根本说不上。”++++++++++
翁元说：“许多年老的同事，把自己的身份看得很低，因为，蒋家的人有把我们当作他们家族的奴隶的心态。特别是大陆时期，老先生在年富力强的年龄，潜意识里面有天下是我打下来的心态作祟，他在不知不觉间会自认为是这个国家的王者。可是，败退到台湾，蒋家受到很大的冲击，他已经没有过去那种‘君临天下’的锐气。然而，尽管退居海岛，老先生仍旧把自己视为统治区域内独一无二的领导者，或者是接近皇帝那样的无上地位。”翁元的回忆录中附有近百张照片，就是没有一张蒋介石和翁元的单独合影，更不要说蒋和翁元全家的合影。----------一次，卫士李家骥生了病，毛泽东派李银桥拿了水果代表他来看望，江青专门找大夫给小李看病。
卫士张仙朋回忆：“1961年12月的一天，我得了感冒，因为怕把病传染给毛泽东，没去上班，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第二天，主席就给我来了一封信，信里写着：小张，你好了些吗？过几天上班不迟，要好好静养。最后一句是，你到我的厨房吃饭吧。因为那时候全国生活都很困难，我们生活也不好，主席的意思是叫我到他的伙房吃饭。”
封耀松说：“平日，毛主席老人家常询问我爸爸妈妈怎样？问我给家里写信没有？这次来杭州，毛泽东便说：‘小封啊，你回家看看吧。’他专门委托罗秘书买了些东西陪我去探望父母”。
一个是按部就班，一个是随心所欲
----------徐涛说：“毛泽东对饮食始终要求不高。他喜欢吃肥肉和青菜。他那个吃饭不讲究。有时一碗面条，有时一茶缸麦片粥，有时一大碗红烧肉，有时又只吃一盘青菜，而且想起来就多吃一顿，想不起来就少吃一顿，甚至干脆不吃。就那么随心所欲，听其自然。但是，我还是想用学得的知识，改善和提高毛泽东的吃饭水平。我下厨房和炊事员研究食谱，每顿饭根据营养定出四菜一汤。我还给炊事员讲营养学，讲食品卫生。可惜，我的苦心收效不大。你定了四菜一汤的食谱，他到时候叫卫士煮了一茶缸麦片粥便算作一餐，那食谱便只好留待下一顿。你这里注意卫生，他那里吃饭掉了米粒菜叶，总是拾起来便往嘴里送，从不许桌上碗里有一颗米粒。完全如他老人家所说——农民的生活习惯。”
封耀松回忆：毛泽东喜欢喝龙井茶，一天至少换两次新茶。茶冲得差不多了。手指就伸进杯子，把最后一点残茶叶送进嘴里。
毛泽东不讲究穿着。警卫中队长陈长江回忆：“1968年8月18日，毛泽东要穿军装上天安门。1949年进北京后，毛主席没有穿过军装。现做又来不及。警卫中队一名战士，身材和主席差不多，新近特为他定做了一套。我赶紧把这名战士的新军装拿来。毛主席穿上一试，除前胸略显得紧一些外，其余基本可以。对这套衣服毛主席表示满意。谁也没有想到毛主席是穿着别人的衣服上天安门，检阅百万游行队伍的。”
为了安全，毛泽东外出视察不坐飞机，要乘火车。毛泽东等五大书记都有专列。秘书叶子龙说：“毛泽东外出时，我们按他的指示行动，他说走就走，说停车就停车。每当停车时，或请当地领导上车汇报工作，或下去走走，都是毛泽东下令。在一般情况下，毛泽东到哪里去，见什么人，事先都由我去通知，做安排。必要时我还要去打前站。毛泽东不喜欢迎来送往那一套，他出行前一般不说去什么地方。即使说，也不让我告诉对方是哪位中央领导来。”1966年6月18日，张耀祠跟随毛泽东从长沙到韶山。毛坐在一辆吉姆车上，直奔滴水洞。一前一后均有轿车。湖南省公安厅副厅长高文礼和张坐在前卫车上，一辆大客车尾随在后，那上面坐的是随行的8341部队警卫人员。安全保卫工作作了明确的分工，在滴水洞外围的高山要道，由当地的警卫部队负责，内卫警卫由8341部队负责。
翁元说：“老先生是一个疑心病相当重的人。我们陪他外出，外卫、中卫、内卫那么多人保护他一个人，他还是从某些小地方显现出了他的小心谨慎。比如说，他在外地要睡觉之前，一定会检查里里外外所有的门窗，直到每一扇窗户都确信关好了，他才敢放心地入睡。”----------
李银桥回忆：“1947年3月，国民党胡宗南14个旅，向延安发动猛攻。50多架飞机整天轮番轰炸。警卫人员几次请毛泽东转移。他不走，总是那句话：“我还要看看胡宗南的兵是个什么样子呢。”一颗炸弹就落在毛泽东的院子里。爆炸声中山摇地动。毛泽东当时一手端茶杯，一手抓笔在地图上画。爆炸的烟雾使窑内一片昏暗。烟尘散去，毛泽东左手仍然端着茶杯，地上没有一滴茶水洒出。笔仍在地图上画。那条调兵行进路线没打一点折扣！当时，受爆炸惊吓之后的工作人员们见此情景，不由得又吃一惊，被毛泽东的安详惊得目瞪口呆。”
警卫中队长陈长江回忆：“毛主席对自己的安全可以说从来没有过什么担心，他对警卫战士的忠诚和能力，也是完全相信的。但在1971年‘九·一三’前后，他问我：‘长江，你们哨兵带枪和子弹没有？’我回答说：‘带了。不仅带了手枪，还带了冲锋枪和机关枪呢，子弹也带了很多，敌人来一百二百，能对付得了。’毛主席听了，满意地点了点头说：‘有坏人，要提高警惕……’”
----------李银桥讲述了毛泽东接近群众的故事。1953年2月18日，阴历正月初五，毛泽东拾级登上了武汉的龟山蛇山。虽然戴了口罩，还是被几个小学生认出来了。小学生一下咋呼起来：“毛主席！”“毛主席来了！”霎时，这喜讯犹如长了翅膀，传遍黄鹤楼四周，传遍江城三镇的大街小巷，成千上万的学生和市民，像潮水一样源源不断地向黄鹤楼涌来。把我们围住了……。我们全体护卫毛泽东的人，一边喊着一边一步步地向江边挪动。人实在是太多了，任凭我们使多大劲，也动弹不了几步路。眼看我们全要垮了，罗瑞卿、杨尚昆、李先念、王任重等领导急眼了，铁青着脸朝群众大声喊了起来：“不要再挤了，不要再挤了！”“我们要为毛主席的安全考虑！”“大家自觉地让出一条路来，让毛主席走好不好？”不知怎的，你挤我拥的群众突然像明白了什么似的，竟然自觉地从针插不进的人海之中闪出一条“路”来。毛泽东就这样从从容容，毫没受什么挤压地离开了黄鹤楼，走到江边，上到船上！
毛泽东说：“下不来的黄鹤楼，出不去的正阳春啊！”为了确保毛泽东的绝对安全，中央政治局专门开会研究了加强对他安全保卫的几条新措施。
++++++++++
原本，蒋先生身体是十分硬朗的，一年四季，大概只有几次感冒的几率，然而，在1969年7月发生车祸，他的心脏遭受到致命创伤，身体开始衰退。蒋“总统”突然在1972年7月22日的下午昏迷了。1973年的元月间，蒋介石终于从沉睡般的昏迷中，苏醒过来。老先生苏醒以后，除了身体体力明显大不如前以外，他的脑力特别是记忆力，竟然未受到昏迷的影响。
1972年毛泽东发生过两次休克，但很快就抢救过来了。
++++++++++翁元说：六号病房是当年特地为老先生而设置的一个特别病房。内部的医疗器材可以无止境地添置，如果有任何需要，尚可以从其他医院借调医护人才和新装备器材，供老先生治病之用。事实上，在“总统”身边人的心目中，只要能够把老先生的病治好，即使花个几千万甚至几亿台币，那又算得了什么？所以，在六病房，可以说是要什么就有什么，经费非常宽裕。曾经不只一次有外国医学专家告诉“总统”医疗小组的成员：世界上大概再也找不到一个地区或国家，能像你们这样，为了拯救“国家元首”的生命，可以动员全部的人力、物力、财力，即使美国总统恐怕也不可能有像蒋介石这样近乎像帝王般的医疗照顾。或许，美国人这些话里还隐藏着一些别的含意在里面，可是，如果从正面去设想这句话，应该是毫不夸张的。----------
1971年春天，老先生有一次发现小便中竟然有血，医生很清楚这是蒋前列腺手术的后遗症。每年春天，都会好一阵子出现小便出血的现象。一直持续到他去世。只要出一次血，老先生就会紧张个半死，显得十分沮丧失志，连散步也都没有什么精神，也很少再看到有一丝笑容。有一天，我当班站在他的后面服侍他小便，忽然见他脸色大变，我知道八成又是尿血了，就赶忙拿一只尿瓶给他，他两手颤颤巍巍地接着血尿，接完后，脸色如土地急声命令我：“快！快！你把这瓶血尿拿给医官检查看看，到底里面有几个红血球？”老先生既然气急败坏，我当然也是十万火急地将这瓶血尿赶快拿到医官的手上。没想到那位医官却说：“这种毛病是没办法根治的，检查什么红血球？你把它拿去厕所倒掉吧！不用化验了！”我只好无奈地把那瓶血尿倒在厕所马桶里。没多久，老先生非常紧张地叫来那位医官，十分慎重地问他：“我的尿里到底有多少个红血球？”医官却毫不迟疑地说：“大概五六个吧！没有问题的，这是正常现象！”其实，蒋介石哪里懂得什么红血球的单位，医官也不是故意要欺骗他，而是他有时候太过紧张，搞到自己吓自己的地步，医官是要缓和他的情绪，才随便敷衍他的。
----------在医生徐涛的记忆中：“毛泽东患小病，我给他药，他全给我顶回来了。他不止一次对我说：‘你这个医生的话不可不听，也不可全听。全听你的话我就完了，全不听你的我也不行。’他病比较重时，也有听我话的时候。但是用药也是再三询问。我是大学毕业，可以讲出一套一套道理。他信服了，便自觉用药。”卫士周福明说：“晚年的毛泽东身患多种疾病，肺部和心脏有问题。身上很多部位经常会疼痛难忍。面对病魔，毛泽东有着一种罕见的顽强。作为一般病人觉得不舒服了，哼、哼、哼。他从来没有这样过。从来不提出来，我这个哪里疼啊。他呢，就是看他出汗，头上冒汗，出汗，看书，看东西，他从来不说我这个病怎么办，你们大夫怎么怎么，从来不说。治疗中的痛苦是难免的，可主席他老人家从未皱过眉头，反而用幽默的言谈来宽解医务人员的紧张和担忧的心情，积极与医务人员配合。他总是说：我没有什么感觉，不要紧、慢慢来。三o一医院的专家姜泗长感慨地讲：‘我行医凡四十年，给成千上万的人看过病，但是我从来没有见过，在和疾病的折磨作斗争中，有谁象主席那样有着如此坚强的毅力和乐观主义的精神。’”
1959年12月26日在列车上，卫士长李银桥率领众卫士和列车员姚淑贤等进入了毛泽东的那个大包厢。卫士长说：“主席，今天是您的生日。您看，我们几个在您身边辛辛苦苦干了一年，您老人家总得有所表示呀！”“对，主席，您得表示表示！”卫士们和小姚等一伙年轻人跟着起哄。毛泽东一看这阵势，便明白了。于是，把手中的文件往桌子上一放，宽厚地一笑：“原来你们是变着法子敲我的竹杠啊！”“好吧，今晚又是吃大户。”毛泽东大手一挥，道：“你们快去准备！”卫士们和小姚姑娘，还有秘书，便在毛泽东的包厢里摆上一张餐桌，端上寿桃、寿面和饭菜，还有几瓶酒，庆祝毛主席的生日。
1952年到1986年专职负责毛主席和中共中央特别财务的郑长秋说：“毛主席的稿费一直是我管的，到他老人家1976年9月逝世，共计为124万元人民币。每次稿费的收入和支出都由汪东兴同志签发。”郑长秋回忆，当年毛主席的稿费主要用于资助党外民主人士和特殊开支。“毛主席每年都给章士钊、王季范各20000元，分上、下半年两次。1972年，经毛主席批示，分别给贺子珍、江青、李敏、李讷各8000元，作为生活补贴之用。”吴连登也知道这件事情：“毛主席早有规矩，孩子们参加工作，拿到工资，他就不再补贴。最初是因为1972年李讷生了儿子效芝后，几十元的工资，要维持家庭生活、要请保姆、要买奶粉，生活非常困难，才找到张耀祠同志求助。张耀祠写条子请毛主席批准。毛主席也动了情，说：‘不要批了，你说该给多少钱？’张耀祠说：‘这回李讷开销不小，给个几千块吧。’毛主席这才同意从稿费中支取8000块钱给她。之后，毛主席出于对亲属的一视同仁，又分别给贺子珍、江青、李敏各8000元，作为生活补贴之用。”吴连登说：“在毛主席临终的时候，全部财产只有五百多块钱，老人家没有给自己的子女留下一分钱。”
一个是夫人当家，一个是拒见妻子
在延安时任中央警备团手枪连连长的高富有说：“那个时候，江青的表现很不错，对毛主席的生活很关心，对主席的吃喝拉撒睡安排得很细致、很周到，真正尽到了一个做妻子的责任。毛主席、周总理、任弼时等中央领导转战陕北时，别的中央领导的妻子都过了黄河，到了比较安全的地方，只有江青留在陕北，跟着毛主席与数倍于我军的敌军周旋，为了毛主席的生活跑前跑后，很不容易。”
“江青不爱打枪。喜欢打扑克，织毛线活。她织毛衣织得很好，能织出各种花样，会剪裁衣服。李讷的衣服、裙子、布拉吉都是她自己动手做的，做得很漂亮。江青喜欢打扮，也会打扮。她在冬天穿军装多些。有时也穿深蓝色布棉衣。剪裁合体，总要显出身段才行。夏天喜欢穿翻领列宁装，带卡腰。她满意自己皮肤白皙，腰苗条。她乐于暴露自己的优点。在女同志中，她总是显得比较出众。女青年喜欢叫她帮忙梳妆，她也乐于帮助别的女孩子，毕竟是一种荣誉。”
李银桥又说：“江青喜欢嘀咕人，嘀咕对象不分大人物小人物，大事小事。毛泽东对此也是不满，并有所警戒。记得毛泽东有两次听了嘀咕，都是望着江青，淡淡的眉毛皱拢起来：‘你这个人哪，跟谁也合不来！’‘你跟什么人也搞不到一起，你这个人就是到处树敌！’毛泽东对我们身边的工作人员讲过一句话，留给我们印象最深：‘江青是刀子嘴，是非窝，尽伤人。等我死后，人家得把她整死。’毛泽东是很有预见的。”
江青在一次散步时跟她的秘书阎长贵说：“现在孩子都大了，都工作了，我和主席的工资，除了吃饭、穿衣，没有别的用场。即使这样，我们也不吃山珍海味。她让我告诉汪东兴同志注意这个问题。说实话，就吃饭来讲，江青说不上多么奢华。但她在吃饭问题上，比较难侍候也是出名的。她住在钓鱼台，不论到中南海开会，还是到人民大会堂开会，她都经常带着他的厨师程汝明师傅。在江青身边的工作人员中能够善始善终的，大概只有程师傅一个人。江青从来不敢为难和欺负程师傅，这也反映了她的实用主义。因为只有程师傅做的饭，合她的口味，爱吃。秘书、护士，可以换，好找，但合意的厨师难觅，这大概是江青的想法，因此她对不合她意的秘书、护士，总往死里整。总的说，江青对工作人员态度严厉，居高临下，很难相处，稍不如意，就横挑鼻子竖挑眼，就骂人，张口就是‘你给我滚！’”
1951年夏，卫士李家骥跟着江青到山东去搞武训历史调查。李家骥说：“这次调查，我对江青有三点印象：一是以普通工作人员出现，积极工作，没搞特殊，吃派饭，与基层干部群众打成一片，工作是深入细致的。二是江青身体不好，在农村工作20多天，很不容易。当时她因病容易出汗，尿频尿急，有时找不到厕所，困难是可以想象的。我们当时担心她挺不下来，结果还是坚持到了最后。三是与调查团的其他工作人员配合很好。对我们服务人员态度也比较好。江青好出风头，急性子等毛病，这次调查中没发现。总之，一切很顺利。”1951年9月，毛泽东叫江青去参加土改，锻炼一下。江青也非常想去锻炼。于是，江青带着卫士李家骥等四人到湖北武昌县新屋乡搞土改。由于江青等搞得很认真，效果比较好，省市很满意。回来后向毛主席进行了汇报，他也比较满意。
警卫局长张耀祠在他的回忆录里举了下面这件事：“1974年3月的一天，江青要求见主席，主席不愿意见。他给江青写了一封信：江青：不见还好些。过去多年同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有马列书在，有我的书在，你就是不研究。我重病在身，八十一了，也不体谅。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你也是个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人。请你考虑。毛泽东74年3月20日”
翁元说：“1973年老先生苏醒后不久，宋美龄对‘总统’医疗小组的医护人员以及官邸上下的工作人员，多时以来的辛勤努力十分感谢。每逢年节都会设庆功宴致谢。有时，老先生都还特地从床上起来，向在场的人员致意。这一点，蒋宋夫妇是做得相当周到，也可以说很有人情味。”----------
医生徐涛说：“1972年毛泽东休克抢救过来之后，江青把参加会诊的医生扣上反革命特务集团的帽子，并且吓人地举出苏联的‘白衫阴谋’（1953年1月苏联国家安全部门发现一个由医生组成的恐怖集团，他们想通过有害的疗法达到缩短某些苏联领导人生命）。当时的政治气氛，这一句话足以叫我们人头落地。毛泽东得知这个消息后，以虚弱之身，抬手指向江青问：‘你说这些医生是反革命特务集团，你知道这个集团的头子是谁吗？’江青张张嘴，没敢贸然回答。‘我知道，’毛泽东忽然以手指鼻：‘就是我！’一句话救了我们这些会诊医生，使苏联医生的悲剧不在中国重演。毛泽东说：‘他们跟了我这么多年，要害我早就可以害。我知道自己的病，我也知道他们都是一些非常好的同志！’”
++++++++++翁元回忆：“在1950年蒋介石复职‘总统’不久，蒋经国经过他父亲的授意，开始整合国民党的情报系统。蒋先生把整个情报系统交给蒋‘太子’去领导、控制，可以凸显两种意义：第一，就是把情报系统的权力重新收回来，归蒋家人自己掌控；第二，可以重振情报系统军心。来台之初，蒋介石要国民党‘改造’，在‘改造’的过程中，蒋经国也把原来国民党所属的中统系统，也纳入新的情报组织整合范围。现在的台湾‘国家安全局’的前身；当时，是以‘总统府’资料室的名义成立的一个神秘单位，作为当年蒋‘太子’大刀阔斧整顿情报系统的司令部。在蒋‘太子’的号召下，不论是军统出身或是中统出身的情报头子，全部汇集在‘资料室’。我就亲眼看到不少当时‘国防部’第二厅的一些上校处长级老情报员，以及老军统、中统出身的一些‘国大’代表、立法委员等要人，三天两头地往新的情报系统的司令部跑。这些人相当清楚，蒋经国是代表其父在做情报系统的重整工作，更何况，从蒋经国积极参与党的‘改造’，并且把CC系统逐出权力核心，已经能够说明，蒋介石是要把领导班子的棒子交给蒋‘太子’。”
翁元在回忆录中写道：“1972年，作为‘总统’的蒋介石举亲不避嫌，提名自己的儿子为‘行政院长’。理由是蒋经国‘坚忍刚毅，有守有为，历任军政要职，多所建树’。”----------
韩桂馨回忆李讷在陕北时候吃大食堂的事。我们工作人员都在大食堂吃饭。李讷也和我们一块到大食堂吃饭。大食堂主食是黑豆稀饭，就连这个也吃不饱，有时一天只能吃两顿，黑豆粥不好消化，吃了肚胀。有一次小李讷偷偷地对我说，小韩阿姨，我吃了黑豆粥肚子疼。我心想，大人都受不了，何况小孩子呢，老这样下去怎么行！于是，我去找李银桥商量希望和主席说说，让李讷和主席一起用饭，有时能吃上一点细粮。银桥同意我的想法，找了个机会，就壮着胆子和主席去说了，主席没有马上表态，只是望着远处出神。不知什么时候，李讷跑进来，很可怜的样子说“爸爸我吃了黑豆稀饭肚子疼。”当时，江青在场，她给我们使眼色，鼓励银桥继续说下去。主席装作什么也没看见，用手摸了摸小李讷的头，又推开她，对我们说：“陕北老乡的孩子们不都是这样过来的吗，现在要比岸英、岸青小的时候强多了。”说着挥挥手，不让我们说下去了。银桥不说话了，我继续请求地说：“李讷还小，就让她……”主席脸色沉下来，决然表示就这样吧，不要搞特殊。
卫士尹荆山说：“李讷考上大学后，吃住都在学校，只有星期六回家。学校在郊区，一旦有活动，天黑才能离校。一个女孩子独自走夜路总是不大安全。卫士长李银桥便瞒了主席让我去接。她们住集体宿舍，或六人或八人住一屋，睡上下铺。我让汽车停在校外僻静处，进校找她们。再坐车回家。这事被主席知道了，严厉批评了我。我不服气，说：‘不然我也不接，天太黑了，一个女孩子……’毛泽东做一个断然手势：‘别人的孩子就不是孩子？别人的孩子能自己回家，我的孩子为什么就不行？’我说：‘别人的孩子敌特不感兴趣，你的孩子敌特就要感兴趣。’毛泽东笑了，满意我的敌情观念。那时国民党叫喊反攻大陆，确实派遣不少特务。可他说：‘感兴趣能怎么样？过去他们不感兴趣鸣？中国革命照样胜利。’”“李讷的脸色不太好。我问是不是生病了？孩子忸怩半天，小声说：‘尹叔叔，我确实很饿。’我回来向卫士长作了汇报。李银桥想了想，便搞了一包饼干悄悄给李讷送去。江青知道了这件事，便向主席报告。毛泽东表扬了江青，批评了卫士长：‘三令五申，为什么还要搞特殊化？’李银桥小声喃喃：‘别的家长也有给孩子送东西的。’毛泽东拍了桌子：‘我的孩子一块饼干也不许送！’”
1971年上半年的一天，毛泽东和江青接到中办五七学校校长——曹全夫（毛泽东的亲侄女婿）的来信，说李讷五七学校找了一个男朋友，姓徐，是中央直属机关事务管理局的服务员，也在五七学校劳动锻炼，该同志身体健康，精明能干，政治可靠，年龄比李讷小一些，其父是山海关车站的扳道工。现在他俩感情很好，如果主席和江青同志同意的话，他们近期就可以登记结婚。毛主席在信上批示：孩子的婚姻由孩子自己决定，我们不宜干涉。因为主席已经明确地表态，即使江青不同意，她也不好提出相左的意见。
在翁元的回忆录的书中，附有多张蒋介石天伦之乐的照片，如：蒋介石、宋美龄生日，与孙子、孙女一起吹蜡烛、切蛋糕；圣诞节，爷爷和孙子戴上滑稽帽，一起玩儿童玩具枪。
翁元还说：“1973年间，他最小的孙子蒋孝勇结婚，婚礼在士林官邸的礼拜堂凯歌堂举行。那时，老先生还在“荣总”调养，虽然他已经苏醒过来，只是不适合长途走动，所以这次的婚礼并没有惊动他。孝勇夫妇是在行礼之后，按照奉化家乡的习俗，给老先生这位家族长者奉茶。当天上午，我们和平常一样，给老先生穿上长袍马褂，坐在病房的客厅椅子上，由宋美龄代表蒋介石接受孝勇夫妇的奉茶仪式。”“孙子蒋孝武夫妇带着年方周岁的蒋友松，去士林官邸探望蒋老先生夫妇。照片画面上显示，老先生手上抱着他的曾孙蒋友松，一家人和乐融融的样子。”
----------毛泽东有一个孙子、两个外孙子和一个外孙女。他们都是在毛在世时出生的。最大的一个是李敏的儿子孔继宁，1962年出生在中南海。李敏在她所著的《我的童年与领袖父亲》一书中有这样的描写：“父亲工作累了，顺脚就去看看小外孙，抱抱、亲亲、逗逗小家伙。继宁长得虎头虎脑，不哭不闹，笑起来尤其可爱。父亲平时就喜欢孩子，现在更像所有老人一样——隔代亲，特别爱和继宁玩儿。”没有听说，毛泽东还抱过其他三个孙辈。也没有见过毛泽东和孙辈的照片。
1975年12月26日毛泽东的生日，据护士孟锦云回忆，李敏、李讷都来了，江青带来了毛泽东平时喜欢的两个菜。其中胖头鱼汤，主席还吃得津津有味。1976年初，农历除夕之夜是毛泽东度过的最后一个春节。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张玉凤回忆道：“毛主席这里没有客人,也没有自己家的亲人,只有几个工作人员陪伴着他,度过他生命的最后一个春节。”“他在这天,依然像往常一样在病榻上侧卧着吃了几口他历来喜欢吃的武昌鱼和一点米饭。这就是伟大领袖的最后一次年饭。饭后,我们把他搀扶下床,送到客厅。他坐下后头靠在沙发上休息,静静地坐在那里。入夜时隐隐约约听见远处的鞭炮声,他看看日夜陪伴他的几个工作人员。远处的鞭炮声,使他想起了往年燃放鞭炮的情景。他用低哑的声音对我说：‘放点炮竹吧。你们这些年轻人也该过过节。’就这样,我通知了正在值班的其他几名工作人员。他们准备好了几挂鞭炮在房外燃放了一会儿。此刻的毛主席听着这爆竹声,在他那瘦弱、松弛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我们都明白,主席的这一丝笑容,是在宽慰我们这些陪伴他的工作人员。”
周福明回忆毛泽东临终时的情况：“毛主席直到临终前他的头脑清楚，思路清晰。9月8日，主席去逝的前一天。那天主席一觉醒来，向守候在旁的医务人员说什么。医务人员半天都没有听出来，就马上跑到值班室找身边的工作人员。我闻讯赶到，主席从喉咙里发出微弱的声音，几乎听不清。我连忙从床边抓起纸和笔，把笔塞到主席手中。主席艰难地握着铅笔，在我举着的纸上费了很大的气力，半天才划了三个道，就再也写不动了。过了一会儿，他又用握着铅笔的手慢慢地抬起，非常吃力地在木床头上点了三下。我们立刻反应到，主席说得话是和“三木”有关。“主席，您是不是要看有关三木的消息。”我轻声地问。主席默默地点点头。三木就是三木武夫，当时日本自由民主党总裁、内阁总理大臣。他正在日本进行大选。此时病重的主席仍关切地注视着他在日本大选中的情况。”
“去世的前一天，医务人员从医疗监视器上发现主席的心脏有些异常后，现场的气氛一直处于极为紧张的状态。中央政治局的常委们、医疗小组和身边的工作人员都在现场高度地警惕、观察、注视着。主席和往常一样服用了安眠药睡下了。没过多久，监视器再次地显示主席的心脑严重异常。医疗小组的专家和医生迅速对主席实行抢救措施。人工呼吸、强心针……，这一切对主席来讲都无济于事。主席静静地躺在床上，再也没有醒过来。1976年9月9日0时10分，毛主席与世长辞。想到从此再也不能与他老人家朝夕相处，听不到那带有浓重湖南乡音的幽默而风趣的话语；看不到灯光下那与书相伴的主席身影；再也不能向他老人家问寒问暖，问饥问渴，我禁不住悲痛欲绝。”
他走的时候，身边没有一个子女！
「支持乌有之乡！」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