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篮子工程”的社区店商报记者王聪/摄
编者按：中国共产党走过90年光辉历程，作为执政党，经济的快速发展是其执政能力的重要体现，民生的稳步提升是其执政理念的重要体现，国强民富更是其执政智慧的重要体现。毛泽东早在全国胜利前夕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就表达了这样的态度：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作为新中国的首都，北京在发展道路上经历了很多转型，而这种转型，不是穷则思变，而是顺势而为。事非经过不知难，本报将对这些重要转型事件进行梳理，见证彼时艰难而智慧的抉择。今天，让我们见证菜篮子从老三样到吃遍天的变迁。
“菜篮子”是上世纪各家各户上街买菜必备的小物件，这个小物件与浩大的“工程”结合在一起，始于1988年农业部提出建设“菜篮子工程”。“菜篮子”虽然只是围绕着老百姓一日三餐的“小事”，却直通政府一把手，全国实行“菜篮子市长负责制”。一日三餐从国家定量供应到吃饱肚子再到在家门口就能吃遍全国、全世界的新鲜蔬菜瓜果的变化，是中国供给和流通格局的变迁，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最直观缩影。如今，我国又提出政府参资入股批发市场和菜市场的举措，以稳定物价。今天，让我们重温京城菜篮子保卫战的点滴，从日常餐食供应的变化中体会党的领导给首都百姓带来的改变，体味执政党的那份使命和责任。
物资奇缺统购包销严查“卖大号”
新中国建立初期，各项物资都极度紧缺。由于自然灾害和中苏关系恶劣，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粮食和蔬菜供应紧张。为保证全国老百姓都能吃得上粮食，我国实行统购包销的计划经济政策，各省市以自产为主。粮油米面、鸡蛋、肉、蔬菜等食品都按人口数量定量供应，并凭票、凭证购买，商品由国家统一定价。
曾任北京市委财贸部副部长的肖涤生回忆，当时各省市粮油肉蛋都很紧张，而北京自产的粮食、肉蛋相较其他省市更少，为了能从其他省市调来粮食、副食品补充北京的供应缺口，北京市负责粮油供应的财贸组负责人每年要到各地“拜年”拉关系。北京的吉普车、铅丝、火柴等工业品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比较有优势，北京市就用这些工业品与外省市交换粮食、副食品，这样可以得到国家计划外的一些粮食和副食品。
“由于交通不便、各地产量有限，当时有一种说法是‘百里不贩粗’。”肖涤生解释，所谓的“粗”就是相对细粮而言的副食、蔬菜等。北京的蔬菜主要靠当地自给自足，实行“近郊为主、远郊为辅”的生产政策，但种菜面积不能太多，否则会影响粮食的产量。
当时北京的副食品供应主要由二商集团的前身北京市第二商业局（以下简称“二商局”）负责，二商局属于政府职能部门。二商集团市场开发部部长常来发在上世纪70年代来到二商局工作。常来发介绍，自己被调到二商局最初的起因是被抽调到二商局检查国庆节市场供应政策执行情况，防止副食店出现“卖大号”的现象，以保证各片区副食店的商品能够平均分配给各家各户。所谓“卖大号”，就是逢年过节，有的副食店经理利用职务之便，卖给亲戚朋友的肉蛋等副食品数量超过政府规定的斤数，如果发现有违反供应政策的，就会做出处理。据常来发介绍，有些家庭定量供应的副食品不够吃，“卖大号”的情况还是会经常遇到。
根据《北京志·副食品商业志》记载，1959年北京市成立蔬菜办公室，统一管理全市的蔬菜产销工作，通过实施“产销统管、计划供应”等政策以及关闭集贸市场等措施，才得以“瓜菜代”的供应水平渡过难关。
市场活跃取消票证敞开供应
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北京蔬菜业逐步放弃已僵化的统管体制，根据“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的方针，北京市的蔬菜政策实行“大管小放”，部分品种实行议购议销，并重新开办集贸市场。为保证价格稳定而采取的批发和零售倒挂等措施，也开始调整，以减少经营性亏损。根据统计，自1957-1991年，北京市蔬菜政策性财政补贴达11.6亿元。1993年全面放开蔬菜市场后，北京市取消了这项财政补贴，存在了近30年的票证制度退出历史舞台，蔬菜等副食品开始敞开供应。
进入上世纪80年代，广州等地开始尝试放开蔬菜等副食品的票证管制和统购包销政策。生产和销售环节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市场供应明显增加。“北京看到外省市相继放开粮食、副食品的政府管制后，开始提出取消统购包销和票证制度。”肖涤生回忆，由于地缘的特殊性，北京的政策调整须上报国务院，并强调库存充足即使取消统购包销政策，也不会发生抢购现象。
尽管取消了统购包销政策，北京打开城门欢迎外地蔬菜进京，也可以把北京的副食品卖到外地，但是市委、市政府在物资紧缺年代紧绷的弦并没有放松。
肖涤生谈到，当时市场放开后，崇文门菜市场将一批食用糖卖给外地采购商。时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的段君毅得知此事后，批评了崇文门菜市场的做法，并引起不小波动。
不过，为了保证北京市民一日三餐的蔬菜供应，尤其是冬季蔬菜供应，北京老百姓的“当家菜”大白菜当时仍是全市保供应的一件大事。记者寻找到的1989年11月4日的《北京新闻》中，冬储大白菜进展顺利的消息，是当日的头条新闻：为了保证每人每天一斤菜的供应量，北京市政府动员各种资源进行大白菜的销售、储存。
“每年冬天，我都要陪着当时的市长助理到各街道察看市民冬储大白菜的情况，看到每家每户院里、阳台上存满了大白菜，市委领导才会放心。”曾经在菜蔬公司工作的濮万瑾回忆，看到家家户户都存好了大白菜，自己才能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家睡个安稳觉。
大白菜成为蔬菜供应的重中之重，既与当时供应紧张有关，也与北方的气候密不可分。由于冬季寒冷，自然环境下无法种植蔬菜，每年的11月至来年的3月，北京市民的蔬菜主要是入冬前储存的大白菜。进入11月，大街上大卡车运送整车整车的大白菜到副食店、街道附近，各家各户骑着板车拉大白菜。四合院里、楼道里一垛垛码好的大白菜用棉被盖着，那是北京城里的“一景”。这绿色“长城”保护着天寒地冻天气里北京市民的餐桌。
不过，由于当时大白菜、猪肉等重点农副产品由政府部门定价，价格倒挂现象比较严重。据常来发介绍，当时二商局经营性亏损额达11亿元，其中仅猪肉一个品类的缺口就达到5亿元，冬储大白菜从产地直接运到菜站销售，菜蔬公司一年补贴1亿-2亿元。
“蔬菜管理体制刚刚放开时，很多蔬菜出现价格上涨现象，不少百姓不理解。”濮万瑾直言，当初蔬菜管理由完全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渐转变，遇到不少难题。原来包菜1毛8分，政府放开后，市场价格变成了2毛3分，很多百姓还是怀念当初统购统销时期的低菜价。但是随着蔬菜品质不断提高、品种也越来越丰富，百姓切实感受到了市场活跃带来的好处，抱怨和质疑声逐渐少了。正是这一变化，让土生土长的南方人徐女士终于在北京吃到了家乡的茭白，全家的菜桌上也不再是清一色的北京产的萝卜、白菜和西红柿。
北京市逐步放开蔬菜市场后，批发市场得到快速发展。1988年为了方便新发地农民种出来的蔬菜有地方卖，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董事长张玉玺等15人在1988年办起了简易蔬菜交易市场。1991年新发地交易市场的收入达到200万元。“当时国家刚提‘万元户’，一年200万元的收入让我们觉得这是天文数字，新发地市场不能再自发性发展，而应该好好研究市场管理的经验。”张玉玺回忆，为了跟上国家的发展形势，他专门到内蒙古学习市场管理的门道、到河南等地体验商户采购蔬菜的学问。
全面放开北京彻底实现“零冬储”
“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邓小平南巡讲话加快了我国改革开放的步伐。1988年提出的“菜篮子工程”，在1992年后迎来了新发展，北京市不仅有国营菜市场，还出现了大钟寺、新发地、岳各庄等批发市场，形成了多渠道、多层次的蔬菜购销体制。北京市“零冬储”的愿望也得以实现。
邓小平南巡讲话，坚定了走市场经济的决心。北京商业领域的变化之一是原来负责商品定量供应的、带有政府职能部门的二商局转型为企业。
与国有企业的艰难转型不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私营企业、集体企业获得了更多发展机会。张玉玺介绍，新发地在1992年后进入高速发展期，到2003年新发地市场规模达到800多亩，年交易量达到80多亿公斤。
北京城镇化改变着北京蔬菜的供给格局，北京市不仅有国营菜店、农贸市场，还有大大小小的批发市场，外埠蔬菜和本地蔬菜通过多种流通渠道走上北京老百姓的餐桌。当时，北京市形成了菜市口菜市场、西单菜市场和东单菜市场三大菜市场。但是随着城市改造，曾经的这些菜市场已成为记忆，超市和社区菜店成为居民买菜的新选择。
1994年我国流通领域出现了两个重要的变化：一是在蔬菜专业市场销售额中，批发市场所占份额超过50%，标志着批发市场在蔬菜市场流通中处于主导地位；二是在集贸市场销售额中，城市集贸市场所占份额首次超过50%。“不仅北京有辐射北京及周边的新发地批发市场，在山东寿光，也建设起产区的批发市场，产区与销区的批发市场实现对接，农产品流通的市场搞活了。”濮万瑾介绍。
到2009年的11月，北京最大的农产品批发市场——新发地批发市场彻底实现了“零冬储”，也就是说，往年北京城一景的冬储大白菜已经消失了，冬天老百姓的餐桌上不再单调了，不仅有外地产的不同品种的白菜，还有大棚蔬菜和南方的时令蔬菜。冬储菜消失的背后，是老百姓已经由过去的“有啥吃啥”变成了现在的“吃啥有啥”了。
此外，家乐福、沃尔玛、物美等大型超市加速推广农民直供模式，可以强化普通生鲜食品的可追溯性，还降低了超市生鲜食品的价格。仅以家乐福为例，其从2007年就开始在部分城市试点推出“农民直供”的采购模式，目前已在全国27个省市、自治区与300多家农民合作社合作，在北京卖场内，这些农民直供产品在生鲜品类中的占比已突破50%。
谈到老百姓餐桌上的变化，濮万瑾记忆犹深的是政府领导深夜察看居民储存大白菜是给自己出的一道题：什么时候老百姓能不用储存菜了？
30多年后，濮万瑾回想起老领导的问题，感慨道，“解决市民不再储存菜问题的，既不是生产环节也不是销售环节，而是市场。市场这只无形的手调节了市民需求、蔬菜生产和销售等环节”。
增强抗风险性修筑“菜篮子”护城河
菜篮子品种日益丰富后，老百姓三餐日常供应得以保证。为提高应急保障能力，北京市1992年实行生活必需品，政府储备制度。2003年席卷全国的“非典”疫情、2008年雪灾等，让北京的菜篮子经历考验。如今，北京市已建立起涵盖肉蛋、蔬菜等多品类的政府储备机制，同时鼓励商业储备同步进行，以保证出现市场风险时能够保证市场供应。今年日本地震后发生的抢食盐风波能够迅速遏制，完善的储备机制功不可没，其已成为北京菜篮子抗风险的“护城河”。
2003年“非典”时，临危受命的时任北京市代市长王岐山到新发地视察的情形，张玉玺记忆犹新。当时外埠供应蔬菜紧张，尤其是白萝卜价格高居不下。王岐山上任第三天就到新发地市场现场察看白萝卜的供应情况。“王岐山临走时叮嘱我，咱俩分工，你负责农产品供应我负责‘非典’防治，你的农产品供应搞不好，我的‘非典’也防不好。”“非典”时期，张玉玺每日都要向市区两级政府汇报市场蔬菜供应情况。
2008年南方出现雪灾，南方市场对北京的蔬菜供应量下降了30%，批发市场价格上涨了大约30%。据北京市商务委主任卢彦介绍，当时市政府了解到情况后，决定免收新发地、大洋路两个市场的所有蔬菜水果税，3天后北京批发市场的进货量和销售价格就稳定了。同时，北京市政府的政府储备品种增加了储备量，还鼓励大型商业企业增加蔬菜、食用油的商业储备，以保证市场供应。据悉，2008年北京市新增加了蔬菜储备，70%由政府承担，30%由新发地承担。当蔬菜供应紧张时，政府会动用储备蔬菜平抑市场。
“当时总理说，现在下3天雪新发地通过基地建设、冷库储存菜保证了北京市场的供应。你要做好北京市下3天雪、高速公路被封的准备，到时我们市民不希望吃上多好的蔬菜，只要保证洋葱、土豆不断档就可以了。”张玉玺表示，2010年以来为了落实温总理的讲话精神，北京市包括新发地都在提高“三率”，即自给率、可控率和调控率。现在新发地在唐山、固安、高碑店等地建了分部，并在北京周边建基地。新发地要通过周边市场建起北京农产品供应的“护城河”，目前新发地还在山西、河南、内蒙古等地筹建新的新发地批发市场，以对北京农产品供应形成更大的保护圈。
价格波动大政府“开药方”
“通州菜市场现在的价格才跟东城区‘山西天镇蔬菜直营店’一个月前的菜价持平。”市民崔女士对比自家门口与家住东城的父母家社区菜店的价格后发现这一奇怪现象。据悉，崔女士提到的山西天镇直营店的蔬菜价格可比周边农贸市场低30%左右。这是东城区与山西天镇县尝试建立的外埠蔬菜直营店，该店由东城区解决菜店的租金，山西天镇绿泽园食品有限公司负责组织当地蔬菜货源。政府与产地合作办菜店只是2011年北京市解决市民菜篮子问题的一个缩影。
不过，随着城市改造以及人口外迁，不少市民反映，买菜越来越不方便了。一方面，家门口原来的一些露天菜市场被取缔了，旧农贸市场因为环境问题也逐渐消失了；另一方面，新建小区的社区菜店配套设施不完善。尽管小区周边有超市，但对于一日三餐的蔬菜，老百姓更习惯在附近的农贸市场购买，因为新鲜度更高，大路菜的价格也比超市要低一些。
市商务委表示，除了在蔬菜网点规划上进行引导，区县各部门还将结合地下空间清理、老旧小区环境改造等工作，充分利用空闲场地，设立便民菜店和公益性露天早晚菜市。
针对目前农副产品价格波动过大问题，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张冬科指出，这与市场过度放任、各环节组织化程度过低有一定关系。政府方面应该提高产销各环节的组织化程度，改变目前小生产对接大流通的弊端。为此，可以考虑在流通设施方面尝试“公益性”举措，在各区域、全国范围内进行整体规划。
为控制物价不断高涨，政府部门大力引导农超对接，通过减少流通环节降低成本。不过，农产品流通专家认为，“短流通”是个伪命题。一些蔬菜可以通过产销对接实现，但有的则可以通过多种渠道（如生产者、经营者、消费者）和中间环节（如批发市场、物流配送中心）等实现。
张玉玺认为，农超对接不会成为农产品流通的主要渠道。在其看来，有消费能力的人才到超市购买生鲜食品，这些人对价格的敏感度并不高，而多数居民仍是选择社区菜店、农贸市场。
商报记者吴文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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