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史研究取得了辉煌成就。在60年的办刊历程中，《历史研究》不仅见证了这些成就的取得，更是学术进步的积极参与者和推动者。在创刊60周年之际，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田余庆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林甘泉先生和陈高华先生愉快地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1《历史研究》是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
《中国社会科学报》：感谢各位先生接受我们的采访，能否谈谈你们与《历史研究》之间的往事？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如何界定《历史研究》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学术形象和地位？
2引领中国史学健康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报》：近年来，史学研究领域不断拓宽，史学的分支学科、交叉学科都有巨大的进步和发展，但政治史研究似乎有些停滞不前。您如何看待政治史在史学研究中的地位，《历史研究》在这方面应如何发挥学术引领作用？
田余庆：社会自然而然形成一个统治系统，没有统治系统也写不了历史，这个系统除了政治还能有什么系统呢？脱离开政治史，单纯以经济史为系统写一部通史，恐怕是行不通的，因为社会的组织就是这样。无论中外，也无论哪一个朝代，都是如此，这样才会有历史，才有历史学。至于政治史搞偏了、观点不对头，那是做学问本身的问题，不是政治史要不要的问题。过去搞政治史，未见得搞通了，政治也是有表象、有内涵的。在表象上，你也描他也描，描得千篇一律，就没什么意思了。但是，要真正把政治面目勾画出来，并非人人都想得到，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进行深度研究。我们是否对中国每个朝代都进行了这样的研究？并没有。
政治史本身没有错。任何一个国家写通史，都要以政治史为主干。问题就是有些东西只适合做专史，不能拥有政治史那样的地位。在政治史研究中，资料搜集占很大比重，前期工作要付出很多，搞政治史就像爬喜马拉雅山，爬一千米、两千米的人很多，但真正能接近顶峰的人就很少。在这个位置上，要上升几十米都是非常困难的，而难爬的这块地方，愿意去爬的人也很少。《历史研究》应该引导更多的人在学术高峰上勇于登攀，一往无前。
陈高华：实际上，碎片化在形式上往往表现为研究具体问题、“小问题”，这本身并不能说是错的。史学研究，既要研究大问题，也要研究小问题，这是互相促进的。但是，如果总是研究小问题，而不能以小见大，这就会导致碎片化，并带来一些消极后果。因此，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把两类问题有机地结合起来。
3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
《中国社会科学报》：“五朵金花”的研究，是中国学者利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中国史学研究的结果。各位先生如何看待唯物史观对中国学术的影响？
我觉得“五朵金花”就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成果，没有马克思主义就没有“五朵金花”。而这些问题的研究对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以及历史分期，确实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应该说，20世纪50年代掀起的马克思主义学习热潮是中国学术界的一大事件，对中国史学的进步起了积极作用。现在我们研究中国历史，能够成体系地讲出来，对史实的考订也比以前进步了，很大程度上就是得益于此。翻检当时的目录，不难看出，《历史研究》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引领学界深化中国史研究方面，旗帜鲜明、厥功甚伟。现在一些媒体过度吹捧新中国成立前非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成就，仿佛我们的史学研究水平还不如过去。其实，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史学研究发展到现在，发现了许多以前闻所未闻的新史料，也提出了很多以前没有提出的问题，整体上将我们的研究水平、认识水平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林甘泉：现在思想史研究中有一个奇怪的现象，那就是很少甚至根本不提“唯心”、“唯物”，好像这个问题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实际上存在不存在呢？马克思主义认为是有“唯心”、“唯物”之分的。国外学者有时候比我们更注重理论研究，倒不是说他们的研究有多深入，但他们的观点还是比较别致的。
田余庆：这一点我同意，中国学者对外国的研究往往没有外国人研究中国那么深入、透彻。以中国史研究为例，外国人研究的深度，与中国人研究外国史的深度是不一样的。外国人好像更能进入到中国内部来，而我们要想深入外国社会之中，则没有那么容易。这是整体学术水平的问题呢，还是历史的原因呢？《历史研究》也应在这方面引导人们去思考，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努力深化中国学者对国外史学研究的认识。
陈高华：中国缺乏研究他国的传统，没有基础。自古以来，中国都是东亚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从来都是他国研究中国，而中国没有研究他国。像日本研究中国问题，尤其近代一百多年，就是为了侵略，这是花了功夫的。例如敦煌学，有“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的说法。现在则不同，在中国古代史很多领域，我国的研究是领先的。再如在藏学研究领域，以往中国学者根本沾不上边，但现在中国学术界也是处于领先地位。
林甘泉：我还想从思想层面谈一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要不要坚持。从学者所做的研究中，是能看出其指导思想的。何兹全先生曾对我谈到，现在各种新潮的意见，他觉得多数都可以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有些具体认识可能需要不断完善，但有一条，其经济形态理论的科学性是不容否定的。对此我有同感。谁都没想到今天的世界能发展到这个水平，人造器官都出现了，社会结构和关系还要完全按照一百年前的理论去套吗？马克思主义要有一个新的发展，必定会改变人类的一些观念，社会也在变化。但是，马克思的一些基本观点，还是得讲，只不过新的形势下要用新的材料和词汇来解释。怎么解释、怎么讲，都可以敞开来讨论。
4期待更加美好的明天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下，《历史研究》应如何发挥自身优势，取得更大的成绩，能否提供一些建议？
陈高华：中国现在的刊物不是少了，而是多了，这么多刊物没有必要。刊物过多，意味着水平下降。很多刊物的水平还有待提高，只有少量刊物能够保证质量。《历史研究》的稿件质量当然是最好的，因为它的选择余地大。竞争是有，但不用害怕，虽然刊物多，但实际上获得学术界认可的，也就是那么几种。只要我们能坚持自己的学术风格，主动地应对挑战，就能够立于不败之地。我认为，现在史学界最大的问题是讨论不起来，很难像以前那样针对某个重大问题进行广泛的讨论。不管是史学，还是哲学、文学，如果没有对一些热点问题进行讨论，对学科的发展显然是不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