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孟超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肝脏外科的开拓者和主要创始人之一，被誉为“中国肝胆外科之父”。他曾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医学界获此殊荣的区区几位科学家之一。
他还是作者的领导和老师，无数次为作者及同学们授业及解惑。为撰写《吴孟超传》，作者也曾多次采访他，听他亲自讲述自己的故事。
2011年春，81岁的蒋声和红光满面，精神很好，如果不知道详细情况，根本看不出他是曾经两次患肝癌，两次接受吴孟超手术的人。
1966年他首次患肝癌并伴有结节性肝硬化，吴孟超和陈汉为他做了6个多小时的手术，开出来的肿瘤大小共5个，大的那个巨块型癌直径有20多公分，小的4个也有鸡蛋那么大。术后32年，他肝癌复发，吴孟超与陈汉又为他做了第二次手术。此后又生存了13年，就是这2011年，他81岁，红光满面，体检肝功能各项指标都正常。
谈起与吴孟超的“一世情缘”，蒋声和说，45年来，他已记不清见了吴孟超多少次面，不管是当年的住院医生，还是如今大名鼎鼎的院士，他心目中的吴孟超始终是那样平易近人。数十年来，他应邀出席过吴孟超主持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参加过有关吴孟超事迹的专题片的拍摄，见证了吴孟超所在的肝胆外科从一个科室到医院的几次发展变迁，还参加过几次吴孟超的生日庆典。
吴孟超与蒋声和
1999年，他肝癌复发再手术出院后，又来医院复查了三次。2000年7月，东方肝胆外科医院新病房大楼落成启用，他应邀出席典礼并作为病人代表发言。吴孟超80寿辰，他应邀参加了寿宴。
“蒋声和是一个奇迹，是医学的奇迹，也是生命的奇迹。他是我一辈子的朋友。”吴孟超说。
在吴孟超的病人里，这种奇迹有各种情形。他们很多人都在健康地活着，未来必有人会打破蒋声和的“记录”。
1983年春，出生才四个月的名叫娜娜的女婴，肝脏长了个巨大的肝母细胞瘤，也是吴孟超和陈汉等人为她做了手术，切下来的癌瘤重达一斤二两。娜娜手术后随父母返回家乡，健康成长。
娜娜长大了立志学医，初中毕业考上卫校，卫校毕业后，带着深深的依恋和多年的理想，来到上海东方肝胆外科医院——当她亭亭玉立地站在吴孟超面前，站在陆翠玉、叶志霞面前，大家都非常欣喜。
娜娜讲了自己多年的愿望，希望能在吴爷爷身边当个护士。
吴孟超很感动，破例给护理部打了招呼。
就这样，娜娜成为东方肝胆外科医院的一名护士。
在娜娜之后做了同类手术的印尼男孩林兴辉，2001年考上了悉尼大学，之后曾与父母一同来上海拜见救命恩人吴孟超爷爷。自1983年后，吴孟超共为十多名4至12个月的婴儿切除了800－1300克重的巨大肝母细胞瘤，除一例术后两年死亡外，其他全都健康地活着。
吴孟超与术后康复的小患者
本书写到的病例中，1997年那位做了肝移植的9岁男孩，后来失去联系，不知情况怎样。江苏连云港市有一位小学女生也患了同那男孩一样的病，不得不做肝移植，手术后重新返回学校读书，一直读到大学毕业，成为一名女教师。
我们承诺过不透露她的姓名，所以只能说：当了教师后，她来上海复查，问吴孟超：“吴爷爷，我可以谈恋爱吗？”
吴孟超笑了：“当然可以谈恋爱。”
然后，她结婚了，给吴孟超寄来了喜糖。
随后又来复查，问：“我可以怀孕吗？”
吴孟超说：“你一切正常，当然可以怀孕。”
再后，这位女教师就做了母亲。
1975年，被摘除了那个重达18公斤的超级肝海绵状血管瘤的陆本海，2011年仍健在。
吴孟超和康复后的陆本海
1978年，患了晚期肝癌的长征医院院长赵志民，2011年仍健康地活着。
吴孟超做过的肝脏手术有16000多例，其中肝癌切除手术和肝癌复发后再手术超过万例，成功率达到98.5%，有近30%的患者活过了10年。
肝癌，究竟是可治之症还是不治之症？
吴孟超是这样说的：“肝癌是可防可治的。不要吃腐烂变质的食物，不要喝受污染的水，多呼吸新鲜空气，锻炼身体，增强体质，这些都可以有效地预防肝癌。要定期查体。肝癌没有明显症状，偶尔痛一下，发现不了。查体可以早发现、早治疗。”
既然可防可治，为什么很多肝癌病人得病后很快就去世？
吴孟超说：“得了肝癌很快死亡的患者中，一半的原因是被吓死的，另一半的原因是治死的。”
“按您这么划分，除了吓死的和治死的，没有病死的？”
吴孟超说，他说的是“得了肝癌很快死亡的患者”。他甚至强调说，他说的“被吓死”和“被治死”的各一半，“这话一点也不夸张。”他说被查出肝癌的患者，大部分各方面体征都还好，甚至很好。也就是常听人说的某人“身体好好的，怎么突然就得了肝癌”。这时候实施手术治疗，是有效果的。人的生命虽然脆弱，但没那么脆弱，不至于患了肝癌很快就死了。
他仍然强调说：“肝癌并不是不治之症，患了肝癌首先是不要被吓死了，其次是要有信心地积极治疗。但积极治疗，不是过度治疗。”吴孟超认为，过度治疗包括两方面的因素，一方面的因素也来自患者本身的惊恐，在期望做更彻底的治疗中因过度治疗而把还好的身体也摧毁了；另一方面的因素来自医院，这包括在技术领域尚缺乏规范化治疗，以及在精神上没有真正为患者着想，看重了所谓经济效益。所以有钱人和有权力利用公费医疗的患者更要警惕过度治疗。
吴孟超还说，一旦确诊得了肝癌，很多患者会产生焦虑、紧张不安、愤怒、悲伤、抑郁等情绪，会因心理负担而造成饮食、睡眠不佳，有的彻底悲观失望，不积极治疗，使身体状况逐日下降，手术后效果也不好。这样的病人，就是精神上先垮了，被“吓死”的。患者一定要对肝癌有个客观的认识，调整好心态去面对肝癌，面对生活，既不掉以轻心，也不必谈癌色变。有大量的病例可以证明，并不是得了肝癌就一定会很快死去，术后很多人都还在继续工作继续生活。即使是晚期的肝癌，现在也有很多治疗手段，可以通过综合治疗，改善症状、延长生命、提高生命质量。
审视“吴孟超说”，审视他手术过的许多病案，寻访那些术后还好好活着的人，感觉到几十年来，各种文本中舆论中称症癌为“不治之症”说法，导致“谈癌色变”，并最终导致世人对患癌的恐惧远远超过癌症的实际危害，而造成很多癌症患者（特别是肝癌患者）得知患癌后很快就被吓死了。
前面吴老说“要对肝癌有个客观的认识”。怎样是客观的认识？这客观认识就是：患者虽被查出肝癌，但身体其他方面还好，只是肝脏里有个占位性的东西，它也是有生命的细胞，只是这种细胞很另类，它的生长失去了控制，肆意生长就侵犯了周围的组织，破环了其他生命系统的正常生活。这时候对它动刀，把它切除了，中断它的破坏。这样的治疗，还是最有效的。但是，它可能再长出来，就是人们常说的复发。复发后仍可以再切除，仍然有效。为什么有的复发，有的没有复发，有的几十年后才复发？这应该是同术后对待身体的态度和维护有关系。
以蒋声和为例，他手术后，一般每天坚持晚上8点钟上床睡觉，早上5点钟起床去菜市场买菜，一辈子基本如此。我们曾问，改革开放后，你家有了电视机，你也晚上8点钟就上床睡觉吗？他说，我已经习惯了，到时候就想睡觉。蒋声和一日三餐还坚持定时定量，除禁烟、酒、辣外，其他各种食品均无禁忌。有句话说“三分治疗，七分护理”，或“三分治，七分养”，这话在蒋声和身上，应该说体现得很充分。按这个说法，蒋声和手术后到2011年已存活45年，仍然满面红光，精神饱满，吴孟超的手术治疗只占三分，蒋声和自己的养护则占七分。
肝癌患者手术后，相信会好起来者预后就好。
总感觉要复发、总觉得将不久于人世者预后就不好。
在这里，精神因素发生着极大的作用。
因为相信会好起来，就会有信心地悉心养护，改变不良生活习惯，坚持合理锻炼，这必有利于健康，有利于好好生活。反之，就会认为努力没有意义，就容易放弃建立良好的生活习惯和坚持有利于健康的锻炼。由于从精神深处失去信心，生命力就会受到极大损害。如此，即使先前无癌症者也可能忧郁而病。
所以，多年来种种舆论称癌症为不治之症在人们心理上的深重影响，比癌症本身对患癌者的生命破坏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