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0月，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结束了十年动乱，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路线，冲破了“两个凡是”的僵局，并将党的工作重心重新恢复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上来。令人欣喜的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扩大和深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在实践中不断得到深化、完善和提升，中国真正步入了兴旺发达阶段。这一时期，党的统战工作也得到了迅速恢复和发展，在“文革”期间被迫停止活动的政协和各民主党派从上到下陆续恢复组织、开展活动。当年4月，宁波市政协建立了工作机构，市民革恢复了活动，我担任了市民革主任委员职务。接着，在1982年举行的市政协七届全委会议上，我被选为市政协副主席，分管对台宣传、祖国统一委员会(后改称“三胞”联谊委员会)工作。其中，宣传报导乡土风情，是“三胞”联谊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实，早在华光中学工作期间，我对这方面的工作已经有所涉猎了。那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南京军区、浙江省军区联络部经常派人来和我联系，约我写稿或录音，我总是自觉地做好配合工作，即使妻病母亡，也不曾间断过。通过我的笔墨、录音来赞扬新中国的成就，歌颂新社会好、社会主义好，告诉台湾旧友我生活得很好以及故乡亲朋的消息，有时也强调“新中国既无内债又无外债也无失业的人”、“你跟随国民党反动派是死路一条，回头是岸”、“我同情你在台湾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朝不保夕，痛苦万分，只有毅然归来，才是唯一出路”等等诸如此类的话。语气虽然生硬，但态度是极为认真的。
八十年代进入新时期以来，对台对外宣传工作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好时期。宁波在这方面更是有着特殊的区位优势。我首先组织市政协对台工作人员和市民革成员认真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发动大家发挥在台湾有亲戚、同学、同事、朋友的优势，宣传党对台湾问题的有关方针政策，以文会友，以“诚”以“实”，建“信”建“谊”。因为台湾与大陆隔离三十多年，在台人员对大陆误解甚深，对我们这些亲朋好友的说法也往往是“将信将疑”，所以，我们首要的任务是尽快建立起相互间的信任与情谊。对此，我们坚持在宣传、接待、通讯、联系等方面做到晓之以义，言之以理，动之以情，从谈家常、叙离情中来反映对亲友的怀念，真实地报导家乡变化和取得的成就，以激发他们热爱祖国、热爱家乡和思念亲人的情怀。
我本人则应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福建前线台、中国新闻社之约写了许多宣传报导稿件，并分别为两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福建前线台)和香港《文汇报》、《大公报》及其他港澳、海外报刊所广播和发表。有一次，香港《文汇报》记者专程来访，要我写两句怀念台湾旧好的诗，我即写成《在华侨饭店会见香港〈文汇报〉记者口占七绝两首寄意台湾旧好》，诗曰：
一
回黄转绿岁重新，骨肉分离三十春。
帆影不遮衣带水，南枝归鸟远来人。二
盛世躬逢蔗境绵，莺飞草长自年年。
远游应破栖迟梦，共写河山一统篇。
这两首诗在香港《文汇报》上发表后，立即引起海外旧好的反响，有些在香港、美国、加拿大等地的亲朋，用关心、慰藉、好奇的心情，辗转从香港来信联系，要求我继续撰写。
我虽感拙笔难胜，但仍怀着饱满的热情不断从事撰述。1985年，与范学文一道编就《奉化风情》一书，交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我在卷首献词《霜鬓故园情》中最后吟道：“写罢风情年已暮，天涯聊寄一枝春!”没想到这本小册子传到台湾和海外后，也有强烈的反应。留美回国的苏州大学副教授徐永端谈到，在美国纽约也有很多人提到《奉化风情》，她还特地写了一首诗赠给我，诗曰：“一卷风情四海传，天涯游子梦魂牵。为君尽说毛夫子，如火诗心映雪巅。”使我深受感动。同年底，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我又在乡友协助下，择宁波名胜古迹，写成《宁波胜迹》一书，亦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后来此书曾在香港举行展销，以应观光旅游者参阅。
回国不久的范老先生因眷恋故土，思念家乡，便迫不及待地从北京返回上虞老家探亲扫墓，希望我能到上虞一晤。此时，我正在厦门参加民革中央全国工作会议，接到通知便匆匆赶回上虞拜见范老。他看到久别重逢的学生显得异常高兴，情浓意长，滔滔不绝。护理人员多次警告我说：“范老太兴奋了，谈得太久了，血压高，要适可而止。”我请老师休息，他却连连说：“不要紧，我很高兴，机会难得!”连午餐桌上还问这问那，问宁波故旧及春辉校友的信息，殷切之情，难以言表。
范老回到北京后，寄来了用宣纸书写的条幅，上面是他归国前后所写的两首诗。一首题为《旅美偶感》云：
报国应忘老，人间爱晚晴。
欣逢中兴日，愿作鼓吹声!
另一首题为《景山题牡丹花》的诗曰：
华府樱花谢，东飞燕市来。
神州无限好，喜见牡丹开!
我看到这张条幅，很感欣慰，即为他喜迎一章，曰：
夫子归来好，晚节似劲松。
精神犹矍铄，诗句仍豪雄。
鬓发花兼白，心胸老更红。
儿孙齐奋发，为国效其忠!
回国后的范老竭尽全力为祖国统一大业做工作，我衷心祝愿老师能够健康长寿，讵料老师于1982年2月17日在北京寓所溘然长逝，我得此噩耗，无异于晴天霹雳，悲痛万分。范寿康先生的骨灰，按照其生前意愿，运回上虞故乡安葬，墓碑铭文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承志亲自撰写。树高千丈，叶落归根，范老终于长眠在他日夜眷念的故乡泥土之中。
溪口自古是旅游胜地，又是蒋介石的故乡，所以，开发建设溪口在对台对外工作中有着重要的意义，当地党委、政府部门为此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我是奉化籍人，又是市政协副主席兼祖国统一委员会主任，所以，无论是出于乡情乡谊，还是出于实际工作需要，我对溪口建设都负有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这时，我精神饱满，工作热情也很高，但毕竟年逾花甲，体力有所不支，所以，所做一切只是为党委、政府部门敲敲边鼓，仅此而已。现就记忆所及，略述如下。
武岭中学是蒋介石创办的溪口中等学堂，解放后停办，改为宁波肺病疗养院，另成立溪口中学。随着形势发展和祖国统一工作的需要，奉化教育部门要求恢复“武岭中学”，而移迁肺病疗养院。1985年，现任奉化市政协主席当时是奉化县教育局副局长的童加万同志来我处要求我向上呼吁，力促其事。我在浙江省政协和全国政协开会期间，都郑重其事地递交了提案，这件事后来总算办成了。现在的校牌“武岭中学”几个字，就是我请赵朴初先生写来的。宁波肺病疗养院迁出、溪口中学改为“武岭中学”的交接仪式举行时，我也特地从宁波赶到溪口参加。
第一位人物是朱学范。朱学范当时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革中央副主席，既是国家领导人，又是民革领导人。因是宁波人的女婿，和我还是上海法学院先后同学，所以我们之间很熟悉，说话也很随便。他对我说：“我也认识蒋氏父子，但不如您说话他们容易听得进去，所以我邀您同去溪口，这是一次祖统工作，我是很重视的。”他这次是以国家领导人的身份来溪口视察的，随行中有他的私人秘书即他的儿子朱培根，还有女儿朱培英，都是我所熟悉的。朱老看了雪窦寺、妙高台后，在蒋母墓道站立良久，甚有所思地对我说：“翼虎同志，你应该好好地疏通疏通，我们对他们的先人也是很尊敬的，大家有什么理由不和好呢!”这天的午餐是在蒋介石的老家丰镐房吃，奉化县委、县政府领导都到了，莱肴置备得很丰盛。其中奉化特产芋艿头，味道尤佳。这时，正值癸亥(1983年)清明后四日，当晚我就写了《溪口纪事呈学范同志》两首诗，诗曰：
烤熟芋头享贵宾，千层酥饼寄乡情。
剡溪有幸留行迹，史话他年纪姓名。
二
剡溪三月雨丝丝，正是赏花岭上时。
台岛若能通款曲，凭君说与旧友知。
朱老看了很高兴。此诗发表在美国《北美日报》上，后收录在我的《天涯芳草庐诗稿》内。
同月，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民革中央常委覃异之来溪口。他毕业于黄埔二期，原是国民党高级将领，解放前站在主张和谈一边，所以，也是我所熟悉的。他指名邀我同去溪口，我当然欣然从命。覃老在解放前夕蒋介石未去台湾前，为着国共和谈事宜，曾多次由南京飞到溪口谒见蒋介石。此次来溪口，他想起往事，感慨万千。游览毕，他写了一首《溪口行》寄意：
拾级登临武岭头，剡溪无恙水东流。
重来不尽沧桑感，人去空余旧雨楼。
两墓依然围绿树，长桥如愿跨中游。
振兴华夏千秋业，一笑何妨泯怨仇。
他要我和诗一首，我搜索枯肠，步他原韵，和了一首，诗曰：
一月两登武岭头，乡情脉脉水悠悠。
素居长街新图画，绿水弓桥旧雨楼。
览物难忘人去远，登山还忆台中游。
轻衫一袭春光满，为国尽忠泯怨仇。
这些诗后来都被刊登在《团结报》和香港报刊上，作为对外对台宣传资料之一。
谒墓来嫌迟，嗟余已白头。
离情飞海角，旧雨见溪楼。
桥畔曾垂钓，人间纪漫游。
何时共杯酒，一解古今愁。
我步徐君原韵，奉和一律云：
千里来溪口，题诗武岭头。
晨登蒋母墓，夜宿丰镐楼。
览物思知己，登山忆旧游。
何时重相见，樽酒慰离愁。
当晚我们同宿蒋介石的老家丰镐房内，我又写了一首《夜宿丰镐房有感》的七律云：
人事沧桑感渺茫，今宵借宿丰镐房。
素居壁上新装焕，报本堂前旧桂香。
人去楼空留手迹，鸟回院落认家乡。
岂无怀抱同千古为赋归来第一章!
1987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著名物理学家毛昭宪博士与我联系要回国探亲。算起来，他还是我的族孙。他的父亲毛邦初是我族侄，原国民党空军将领，1985年客死美国洛杉矶。昭宪有五个兄弟，皆旅居美国，且均有成就。旅外族孙不忘祖宗，千里迢迢回乡寻根，我非常高兴，并亲自陪同至家乡岩头，相叙甚欢，临别赠之以诗云：“繁枝茂叶本同家，海角天涯客路赊。今日相逢真喜事，故乡山水故乡茶。”昭宪对家乡人民的热情接待十分感激，他对我说：“我虽入了美国籍，但我是中国人，饮水思源，不会忘掉这条根!”他是他家中第一只飞回故乡的春燕。像他这样从未到过故乡的后一代，来寻这个根，亲眼目睹家乡的山山水水，特别有意义，为此，我曾写《寻根》一文纪念之。
第二年，其兄毛增丕博士携法籍女儿回国探亲，见故乡岩头云里烟村，溪山如画，依依不舍，求我写诗配画相赠，以留永念。我不辞浅陋，欣然命笔：“弓桥碧水锁烟村，山里人家话找根。游子归来认故土，乡情更比酒情温!”虽鄙词俚语，亦写实也。诗既成，乃请画家金林观同志配之以画，成《奉化岩头胜景图》一幅，装裱既竣，于戊辰岁暮，遥寄海外。后增丕来信说已将此图挂在家中客厅视为珍品，使未到过家乡的诸亲友一览故乡风光。
1990年9月，增丕弟美国熙绫公司董事长毛昭寰博士回乡探亲。这位毛邦初的二公子在美国获电脑博士学位后，经营服装业又获成功。他曾是美国总统布什竞选的赞助者之一，美国对中国最惠国待遇是否延长一年的问题，布什总统就曾听取过他的意见。这样一个爱祖国的亲人，不远万里而来，我自然甚感快慰。于是，我第三次陪侄孙来岩头。昭寰看到祖宅“慰慈庐”和宽敞木结构的走马楼完好如初，并暂为岩头乡人民政府所借用，物尽其用，感到高兴。昭寰虽不识中国字，但能说些上海话，与初次会面的亲属叙谈时，语言的表达受到一定限制，但他的浓清真意表露无遗，大有“此时无声胜有声”之感。后来，我亦写了一首诗赠他，诗曰：“岩头三次会亲人，骨肉深情不染尘。梦里家乡今日见，相逢难得话前因!”我还以《有亲自远方来》为题写了一篇短文，发表于《宁波侨乡报》(1990年10月25日)上，以述接待三位侄孙回家乡“寻根”之情。
1989年春夏之交，由于种种原因，国内发生了一场严重的政治风波，波及海内外。一时之间，很多原与我们有联系的港、澳、台同胞及海外侨胞因不明真相，产生种种顾虑。有的还来电询问：“是不是又发生了文化大革命”原来约定日期要来大陆探亲旅游的，取消了行程；原来打算投资的，打消了投资意向；有些准备在家乡兴办公益事业的，也中断了捐助项目。在宁波的“三资”企业中，有的外商不辞而别。在港澳地区的个别宁波籍工商企业家，准备移民外迁。谣言四起，人心不稳，“三胞”工作面临着一次严峻的挑战。针对这种情况，我们认为作为政协工作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三胞”工作理应发挥特殊的作用、功能，为党和政府分忧。
这段时期，我本人给海外亲朋的书信也特别多，在信中主要表达三方面内容：一报平安。像我这样历史复杂、年事已高的人，亲友们凭过去的经验，最耽心的是我本人的处境，告诉他们我生活平安，不但使他们放下心来，而且也能反映共产党政策的一个侧面。二报稳定。一段时期以来，由于海外新闻媒介的歪曲宣传，台港澳和海外亲友对大陆情况一时不明真相，忧心忡忡。把祖国社会稳定、前途有望的消息告诉他们，使他们得到慰藉，唤起他们对祖国、对故乡的美好回忆和向往。三报“不变”。由于历史的原因，人们最怕大陆政策多变。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宣布，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各项政策不变，我们可以大胆地向海外亲友阐述这一立场，欢迎他们一如既往地来旅游、探亲、做生意，参加各种社会活动。我还专门撰文《凭书传语话平安》，发表在1989年8月30日的《联谊报》上，并附诗寄语海外亲友，诗曰：
其一
异域风光一纸书，情深语简意盈余。
山长水远乡音渺，只道珍重信莫疏。
其二
江南台北水盈盈，千里诗传骨肉情。
海峡于今冰解冻，待君促膝话平生。
1988年3月12日，宁波市台胞台属联谊会成立时，市委领导叫我兼任该会会长。我们通过台联会干部李立中同志与他在台湾逐步开展交往。同年4月2日，台北市宁波同乡会组成七十五人返乡探亲团，李子瑜先生任团长，第一次组团返乡探亲，在当时应该说是很有勇气的，因为当时有些在台人士怕到大陆后被共产党扣留，其实这是不了解共产党政策而心存芥蒂的反映。返乡探亲团来甬后，受到宁波台联会的热烈欢迎和地方机构的热情接待，使他们逐步了解共产党的政策。这是宁波与台湾间组团交往的开始，颇具历史意义。
我和友梅兄虽共过事，有不少想法也是一致的，但在对国民党的态度上是不一致的。他对当时国民党CC系始终是忠心耿耿的。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我非常信服孙中山先生“天下为公”的思想，追求“世界大同”。看到当时国民党政府并不是朝着这个方向发展，就对现实不满，要发牢骚。我曾发表一篇《孟子好辩》的杂文，被认为有共产党嫌疑，我胞兄觉吾害怕起来，代我加入了国民党，这已是1940年的事了。抗战胜利后，由于各种复杂原因，我被任命为国民党奉化县党部书记长，实际上仅是挂名，仍在宁波以律师职业为生。后来县党部里CC分子向国民党中央监委会告发说我常川驻甬，不问党务。省党部派友梅兄来奉化秘密考查。这时友梅兄在宁波已经很红，不但是国民党鄞县县党部执行委员，而且是省参议员、省社会处浙东区督导员、《宁波日报》社社长。他向奉化各界了解情况后，将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文件给我看，要我为维持奉化的局面稳定继续做挂名的书记长，并说对于我的为人有了深入的了解。至此，我们精神上又靠拢了一步。
1947年，第一届行宪立法委员选举，他和我都是参加竞选者之一，我在好多参选人中，侥幸票多当选，后来到南京任立法委员，友梅兄是候补委员。我到南京后，看到当时国民党的腐败和共产党的先进，就竭力主张国共和谈，极希望出现有共产党参加的联合政府来刷新政治，实现孙中山先生主张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
他这次返乡，极力避免与地方党政人员的接触，但提出要与我晤面话旧。会面时，为了尊重他的意愿，我们也没有谈政治问题，主要谈些海峡两岸的交流。我谈到书画交流、台胞墓园的设置等等问题，他都非常赞成。他说，回台湾后可与同乡会商量进行。这时台北市宁波同乡会理事长虽然已是虞舜，而同乡会里的实权人物姜涤萍等都是他的老部属，所以他的影响力仍然是很大的。他听到我正在组织“宁波诗社”，很感兴趣，他说他也要成立“宁波诗社台湾分社”，还拟具了名单。就这样，我们与台北市宁波同乡会间文化上的交流悄悄开始了。
不久，宁波台联会和台北宁波同乡会还联合发起和组办了“海峡两岸宁波籍大学生夏令营”活动，意义深远。其间，王雄夫出力甚多，功德无量。1993年夏，由我以宁波台胞台属联谊会会长名义和宁波大学负责人共同邀请台湾台北市宁波同乡会理事长王雄夫先生为团长的宁波籍优秀大学生二十人来甬访问。同年8月10日，他们顺利来到宁波，在宁波大学体育馆开营，我亲自到宁波大学去致欢迎词。仪式结束后，台湾学生代表团副团长要我合摄照片，我问她原因，她说：“我爷爷时常提到您，这次来，要我和您老人家合摄一张照片带回去给他看，作一个纪念。”我欣然应命。后来又有一个女大学生要与我合影，我问她原因，她回答：“我爸爸是您的学生，爸爸要我将他老师的照片带回去作个纪念。”这样的照片一共拍了五张，心里乐滋滋的，真是胜似一家亲。
过了十天，这批台北大学生还去了杭州，与浙江大学、杭州大学等高校学生进行联欢。因为这是两岸交往以来第一次夏令营活动，所以特别受到各界的瞩目。夏令营期间，两岸大学生水乳交融，交流了各项学术活动，考察了北仑港、开发区，参观了故乡的名胜古迹，增进了双方的了解与友谊，爱国爱乡之忱，跃然可见，两岸青年学生之心，更加贴近了。8月19日，该团营期圆满结束，由杭州飞返台湾，我写了一首诗以送其行。诗曰：
两岸青年聚一堂，取长补短话家常。
开营甬上飘新帜，涉足明州认祖乡。
携手同商利国策，并肩共写兴邦方。
难忘临别殷勤意，相互声声祝寿康。
这首诗后来分别发表在《宁波日报》和《团结报》上。
1995年夏，台北市宁波同乡会理事长王雄夫依约以台北市宁波同乡会与台湾文化大学的名义出面邀请宁波大学二十名学生组团赴台湾访问。中共宁波市委非常重视这项活动，决定由我任团长、宁波大学教授贺建时为副团长、宁波台联会副会长倪冽然为助理率队前往。
当时我想趁此机会，分别访问台湾旧好，做些政策宣传工作，亦属得计。谁料台湾当局熟知我原是国民党立法委员秘密逃回大陆种种详情，不准所请，临时改由宁波市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主任董伯云充任。以贺建时为团长、董伯云为副团长，助理仍是倪冽然，他们三人为领队，共二十八人赴台。据他们回来告知，这次在台活动也获得了巨大成功。可惜，我未能亲临其境，成为终身遗憾。
1986年，我与宁波大学副校长兼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裘克安商讨，为弘扬民族文化、提高创作水平、加强海内外文化艺术交流、加深友情和联谊，拟由宁波市政协和宁波大学共同组织成立“宁波诗社”，为精神文明建设服务，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服务。此事经宁波市政协党组同意后，于1987年1月在市政协礼堂举行成立大会。推我为社长，宁波大学副教授叶元章为副社长，以示双方合作。后因宁波大学人事变动，就由市政协单独领导，与“宁波书画院”—道并列为市政协的附属机构。
诗社开创之时，我写了一篇《缘启》，以说明诗社的宗旨：浙东素称文物之邦。历代诗人，屡有遗篇；流风余韵，久传不衰。考之往昔，即有诗社之设，肇于宋，盛于明。可稽者有“甬上诗社”、“龙山诗巢”等。当今盛世，百花齐放，允宜兴雅颂，倡弦歌，发三江之遐思，开四明之新风。以诗会友，广联海内外吟坛；互通声气，共促精神文明建设。嘤嘤其鸣，同声相应，促进祖国统一；灼灼其花，文明广披，共襄中华民族振兴。爰结诗社，切磋吟咏，凡我同好，盍兴乎来!
在自愿入社、严格审查的原则下，逐步吸收社员，现有社员约九十名，团结了一批社会贤达。自创始至今巳出版了《宁波吟草》三十一期，专集有《宁波诗词》两集(第一集由北京团结出版社出版，公开发行)、《宁波诗选》等。在此期间，我个人还于1991年10月由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了《天涯芳草庐诗稿》，公开发行，并谬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程思远作序。
除组织“宁波诗社”及总编《宁波耆旧诗》外，我与《宁波市志》的编纂还有一段渊源。前次提到的庄禹梅先生临终前把他多年积撰的宁波史志资料交我保存(可惜在“文革”期间，这包资料不翼而飞)，可说是渊源之一。但更主要的是，八十年代以后，我国经济、社会各项事业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有道是“盛世修志，志载盛世”，修志事业提到了议事日程。宁波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悠久，人文荟萃，素称“文物之邦”，历来又有良好的修志传统。为了将宁波方志世代留传，使后人资治有鉴、存史有据、教化可依，1981年8月30日，我遵当时任副市长的时亨起同志指示，向宁波市委、市政府第一次提出了修志的倡议，我在这份题为《〈宁波市志稿〉的初步设想》的倡议书中，从九个方面阐述了修志的若干问题。
1986年12月26日，宁波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在市委、市政府的重视和支持下正式成立，共有委员二十多人。主任陈文宪(时任中共宁波市委常委、副市长)、副主任由我和俞福海担任。至此，一项浩瀚的修志工程正式拉开序幕。翌年，就开始了以主编俞福海为核心的编纂工作。
此外，我还参与了《奉化市志》的编纂工作。这是因为我生于奉化、长于奉化，后又长期在奉化工作，与奉化的关系十分密切。又因为我热爱文史工作，故被聘任为《奉化市志》的顾问，实际上我对《奉化市志》的帮忙，却是很有限的，只提供了海外特别是在台人物的情况。《奉化市志》出版后，1994年4月30日，我托台北市宁波同乡会理事长王雄夫带了一部给在台湾的蒋纬国先生。同年6月20日，我接到蒋纬国先生发自台北的回信，言词颇为恒诚。可知志书的作用，不但继往开来、服务当代、垂鉴后世，也是开展祖国统一工作的有效途径，因为它能唤起各地游子寻根追祖、爱国爱乡之心，从而形成一种牢固的凝聚力。
后因具体困难，经多方研究，把该校的行政管理权归并于宁波高等专科学校，仍存“明州大学”校名，实行一校两制。1996年，又一度与宁波久灵集团公司合作，恢复明州大学的实体。现仍依托于宁波高等专科学校，勉力做些培养人材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