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写作既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也是对学术真理的探索，欢迎阅读由发表云整理的11篇双碳的背景与意义范文，希望它们能为您的写作提供参考和启发。
[Abstract]Thispaperdescribestheteachingofgraduatestudentcurriculum“Materiastructuralidentificationandcharacterization”throughtheNMRanalysisofretusiusineA，whichisanewcompoundisolatedfromBulbophyllumretusiusculum.RetusiusineAcontainsbenzene，oxygenatedcarbonandnon-oxygenatedcarbon，anditsNMRdataarenon-overlappedandverysuitableforNMRteachingcontent.
[Keywords]Nuclearmagneticresonance；retusiusineA；Materialstructureidentificationandcharacterization
核磁共振主要内容包括氢谱（1HNMR）、碳谱（13CNMR）、DEPT谱和二维谱，二维谱主要又包括HSQC、HMBC、1H-1HCOSY和ROESY等四种图谱。本文以兰科植物藓叶卷瓣兰中分离得到的一个新化合物retusiusineA（图1）[10]的综合解析为例，来讲授《物质结构鉴定与表征》课程。化合物retusiusineA的NMR数据包括苯环、含氧取代和不含氧取代的信号，而且数据不重叠，非常适合作为核磁共振波谱分析课程授课内容。
11HNMR
1.1化学位移
H-8′由于受氧的诱导效应，加上旁边C-9′羰基的各向异性效应的影响，出现在δ5.0左右（实为δ5.33），H-7′没有与杂原子相连，只有到O-8′的弱诱导效应（诱导效应随距离增加下降很快），和苯环的各向异性效应影响，两个氢的化学位移出现在δ3.22和δ3.27。一个CH2上的两个氢的化学位移出现在不同位置的原因是该CH2与手性碳相连（C-7′）。甲氧基的化学位移在δ3.1～4.0，与苯环相连的甲氧基由于苯环的各向异性效应要更低场一些，可到δ3.6～4.0，OCH3-3和OCH3-4的实际化学位移在δ3.84和δ3.86，符合以上分析。retusiusineA的1HNMR全数据归属见表1。
1.2偶合常数
偶合常数就是峰裂开的距离，以J来表示，单位为Hz，它反映两个核之间的作用强弱，影响偶合常数的因素主要有偶合核间的距离、角度及电子云密度。H-5（H-5′）只与H-6（H-6′）发生J3偶合，故其峰形为标准的二重峰（图2），苯环的J3偶合常数一般为8.0Hz左右（实际为8.4Hz）。H-2（H-2′）只与H-6（H-6′）发生J4偶合，一般J4偶合的偶合常数一般在1.5～2.5Hz，H-2（H-2′）的实际偶合常数为1.6Hz。H-6（H-6′）则除了与H-5（H-5′）发生J3偶合，还与H-2（H-2′）发生J4偶合，故峰形为双二重峰，偶合常数为8.4和1.6Hz。H-8′分别与磁不等价的H-7′a和H-7′b偶合，故峰形为双二重峰，偶合常数为4.6Hz和7.2Hz。H-7′a与H-7′b和H-8′偶合，因此峰形也为双二重峰，偶合常数为4.6Hz和14.4Hz。同样的，H-7′b也为双二重峰，偶合常数为7.2和14.4Hz。甲氧基因邻位（氧）没有氢取代故为单峰。
1.3氢的数量
从每一个氢的积分面积可以看出，积分面积与氢的数量成正比，其中甲氧基的氢的积分面积表明每一个甲氧基有三个氢。
213CNMR和DEPT
2.113CNMR
每一个碳都会在13CNMR谱中出现一个信号，retusiusineA中的19个碳信号均在13CNMR谱中出现（图3）。13CNMR谱中羧基的化学位移在最低场，分别出现在δ172.9和δ173.3，酯基的化学位移稍高，出现在δ167.0。苯环碳的化学位移一般出现在δ128附近，C-4′因为受到氧的诱导效应出现在δ162.2，C-3和C-4同样受到氧的诱导效应，但是因为两个碳都受到邻位氧的屏蔽作用（与氢类似），因此化学位移出现在δ150.1和δ155.0。C-2′和C-6′受到羰基-10′的去屏蔽效应，化学位移出现在稍低场大于δ128的位置，即δ132.5和δ137.9。C-2、C-5和C-5′均受到邻位氧的屏蔽作用，化学位移出现在稍高场小于δ128的位置，分别是δ113.2、δ111.8和δ118.2。C-6既受到羰基-7的去屏蔽作用，也受到OCH3-3的对位屏蔽，出现在δ125.2。C-8′受到氧的诱导效应，出现在δ74.4，C-7′未受到诱导效应（或者J3诱导效应较弱），出现在δ37.8。retusiusineA的13CNMR数据全归属见表1。
2.2DEPT
DEPT谱主要反映碳的级数，即可以通过DEPT谱区分C、CH、CH2和CH3。相对13CNMR谱，DEPT135谱中消失的是季碳，向下的是CH2，向上的是CH和CH3，DEPT90谱中只有向上的CH（图3）。学生对DPET的要求就只需要知道这个区分方法就可以了。通过对实际谱图的学习也能非常明了地向学生介绍DEPT谱解析方法。
3二维核磁共振谱
3.11H-1HCOSY谱
3.2HSQC谱
3.3HMBC谱
3.4ROESY谱
4教学效果
近3年来，笔者一直通过科研中遇到的真实化合物的综合解析来讲授研究生课程《物质结构鉴定与表征》，通过把真实谱图清晰地展示给学生们，让其更容易接受教学内容，从而提高了这门课程的实践性。这些学生在进入实验室前已经大量接触实际的核磁图谱，切实掌握了解析技巧，进入实验室后基本能够完成常规的核磁解析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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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低碳经济渊源及其模糊认识
按照维基百科的解释，低碳经济是低化石燃料经济，是最小温室气体排放到生物圈的经济，特指二氧化碳低排放。
(一)低碳经济、环境友好与可持续发展
2003年英国时任首相布莱尔的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一创建低碳经济》(Ourenergyfuture-cre-atingalowcarboneconomy)第一次提出低碳经济。美国学者莱斯特R布朗(1999)的《生态经济革命一拯救地球和经济的五大步骤》书中蕴藏着低碳经济萌芽，2003年，其《B模式一拯救地球延续文明》一书明确提出：“减少碳排放一半”以遏制地球加速升温。低碳经济的系统观点与行动，可追溯到《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992)、《京都协议书》(1997)。联合国第35个(2008)环境日主题：“转变传统观念，推行低碳经济”，号召全球联合一致行动，改变高碳排放经济，意味着低碳经济成为全球共识。
(二)远离环境公共服务约束的混乱低碳经济观
导航，变革传统的资本更新循环周期。此外，从生活方式来说，低碳经济也可以低技术兼容，白皮书要求房子绝缘、通风(insulated，draughty)等技术，不是高技术，又比如植树造林(reforestation)、与采伐森林战斗(flightdeforestation)是巴西走低碳经济的路子之一，不需要高技术。(3)低碳经济测度及其标准。有学者认为，低碳经济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新经济发展模式。这里以“低”作为低碳经济的标准，有问题。原因与上述错误的技术因果倒置相似。实际上，低不可能是低碳经济的标准。统计证实，截止2009年，美国、日本等国单位GDP能耗不及20世纪60年代的1／6；BP《世界能源统计》(2009)显示，2008年全球煤炭、石油和天然气三大化石能源消费出现了净减少和相对减少(表1)。
从能源(资源)、环境公共服务和可持续发展的关系，不难推知，低碳经济是“碳获得、碳排放”的双约束经济。现有的无自然资源约束高碳排放经济及其造成的气候、环境问题，是私人产品挤占公共环境服务而引起不可持续发展。逻辑是：生物圈非约束三大化石能源开采、耗用――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及其累积――生物圈中二氧化碳浓度增加――阿伦尼乌斯二氧化碳增加含量会引起温度上升理论――温度上升造成气候问题引起环境公共服务不足，人类不可持续发展。新西兰气候变化部长戴维帕克说：“作为新西兰推动环境可持续性的一部分，我们做出了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承诺”。
二、低碳经济确定主体与实施路径
低碳经济的对象有两个，一是生物圈中可分割、竞争性、有市场的资源(能源)；二是生物圈中不可分割、非竞争性、难市场的整体性的环境公共服务。高碳经济，从竞争性、可分割有市场的资源看，就是资源过度、非约束开采耗用；从公共性、不可分割、难市场的环境公共服务看，就是向环境塞进了过度的碳，环境公共服务功能丧失，经济社会不可持续发展。
(一)实施低碳经济的主体。低碳经济涉及全球性温室气体排放的公共产品问题，需要确定主体及其现实成本才能提供该公共产品。持该观点的代表人物有：奥尔森、斯蒂格勒茨(Stigler.G.J)、戴利(HermanDaly)、肯尼斯(J.M.Keynes)、KristerHjalte等。因此，白皮书认为：低碳经济是“政府的责任”，需要政府的分配(distribution，注重公平)手段，而不仅仅是市场配置(allocating，注重效率)来实现。
(二)“斯密式间接公共产品”与“奥尔森式直接公共产品”获得路径。市场手段不等于低碳经济形成。朱迪丽丝(JudishRees)认为：“很明显，对全球有限的环境资源容量进行价格竞争时，发达的富国总能比相对不发达的国家出更高的价格”。戴利对环境无约束市场利用以“船的最佳沉没”为比喻，他说：“即使一条船的负载是最佳分配的，随着绝对负载量增加，它的水位线最终也会达负载线。超出负荷的最佳装载的船也会沉没――尽管它将以最佳的方式沉没!环境宏观经济学的重要任务就是设计出类似负载线标志的经济标志――以防止经济的绝对规模，即经济负载，沉没我们的生态方舟”。
斯密“看不见的手”经典地描述了传统经济主体间接提供非市场、不可分割的“公共福利”(公共产品)。但是，他的公共产品，说到底还是私人产品，也因此，市场不可能完全解决公共产品难题，而且他的公共产品供给既不需要成本，也不必强调主体，完全是经济人在追求私利时“不自觉”的副产品。斯密说：“每个人都力图利用好他的资本，使其产出能实现最大的价值。一般说来，他并不企图增进公共福利，也不知道他实际上增进的公共福利是多少。他所追求的仅仅是他个人的利益和所得。但在他这样做的时候，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引导着他去实现另一种目标，这种目标并非是他本意所要追求的东西。通过追逐个人利益，他经常增进社会利益，其效果比他真的想促成社会利益所能够得到的那一种更好”。罗默称其为：“成员无意识的集体打算来推进社会福利”。
低碳经济的另一面：少排放以维持良好的环境公共服务，迄今为止，“斯密式间接公共产品”没有完全解决公共产品供给问题，我们需要“奥尔森式直接公共产品”。奥尔森说：“集团物品和非集团物品一样，取得越多，总成本越高”，并且“个人通过经济组织试图获得他们在市场中的活动而得到的同样的东西”。奥尔森式直接公共产品要求有确定主体及其明确行动：确定主体有真实的成本增加，或约束行为以获得公共产品。因此，就私人产品与公共产品关系，奥尔森理论从私人产品(约束，即人类对资源，主要是能源的约束)的角度阐述公共产品供给，即公共产品必须由确定企业以真实成本、实际行动来提供。受搭便车，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信息成本和度量成本以及奖惩实施成本等约束，将公共产品分割并以市场方式解决，即使可行也不经济。因此，公共产品不能从理性、自利的个人那里得到任何资助。如何获得公共产品呢他提出三条件：(1)就边际成本增加而言，取决于公共产品收益该物品成本之比，与集团收益个人收益之比的关系；(2)就行动约束而言，取决于产业集中度(单个企业市场份额)与该行业需求弹性的关系；(3)不同于集团利益的税收、制度等外在约束。
我们仅分析奥尔森式直接公共产品供给中的(2)就行动约束而言，取决于产业集中度(单个企业市场份额)与该行业需求弹性的关系，即低碳公共产品供给需要确定主体及其现实成本，《京都议定书》为实践例证，即碳减排，或者环境公共服务的获得需要付出现实成本，而且必须有确定主体，或者联合主体的一定份额为基础。
1997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签署的《京都议定书》规定：2012年前，主要工业发达国家温室气体排放量要在1990年基础上平均减少5，2％。经计算，这需要占1990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55％以上，或者至少55个国家和地区核准之后才能生效。此前，虽有126个国家和地区批准了该议定书，但它们的排放总量离议定书的要求仍有差距。美国2001年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后，1990年温室气体排放量占世界总量17.4％的俄罗斯对议定书能否生效起着关键作用。2004年11月5日，普京在《京都议定书》上签字后，达到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55％以上要求，《京都议定书》生效。
《京都议定书》一方面证明了奥尔森直接公共产品理论的正确；另一方面，就公共产品的公共属性而言，必须是集体的一致行动，且要求集体成员单独的份额占到一定比重，这需要透明化。
1.重视对化学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考查。
4道非选择题注重能力和素养考查的同时，也注意化学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考查。如第30题的有机题涉及有机分子式、结构简式和有机反应方程式的书写问题，以及碳碳双键、卤代烃、醇的重要性质问题。第31题考查盖斯定律的应用和电极判断的基础知识。第32题考查溶解平衡、离子除杂的基础知识。第33题考查分离提纯的实验基本操作、甲苯的检验等基础知识。
3.以能力为核心考查知识运用的能力。
以能力立意考查化学的科学思想和学科能力仍然是2012年广东高考化学试题的一个主旋律。今年广东高考化学试题对考生来讲陌生度较高，在陌生的情境中考查熟悉的问题，在熟悉的情境下采用新颖的设问，强化了对接受、吸收、整合化学信息的能力，分析问题和解决（解答）化学问题的能力，化学实验的探究能力信息获取与加工能力、分析解决问题能力的考查。第22题采用图的形式来对已知元素的原子序数变化趋势和化合价，考查学生从图形中获取信息的能力。第30（4）、（5）题的有机化学题，以新型碳—碳偶联有机反应为情境，考查考生整合有机化学基础知识能力、知识迁移能力，以及运用已有知识解决新问题的能力。第31（2）题主要考查探究实验控制实验变量的问题，第31（3）考查运用影响化学反应的因素绘制图像的能力，第32题为工艺流程图题，以考生熟悉的硫酸盐制备为背景，以化学平衡移动原理为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考查考生基本实验及提取信息并综合分析信息的能力。第33题仍为具有广东特色的实验题，该题一改往年以无机内容作为素材背景的习惯，采用了有机化合物的分离提纯作为素材背景，很好地考查了学生实验与探究能力、化学信息处理与整合能力。
4.突出化学实验和强化定量计算的考查。
化学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学科，化学实验与探究能力是理科考生应具备的基本能力。试题特别注重对实验和探究能力的考查，选择题中的第9题考查化学实验基础知识，非选择题除第30题的有机题以外均涉及化学实验的问题，试题中化学实验内容分值占到了总分值的三分之一以上。试题考查内容包括常见化学仪器使用、常见气体制备、实验基本操作、常见物质的检验及分离提纯等化学实验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同时着重考查考生设计、评价实验方案、进行实验探究等较高层次的能力。
广东新课程实施的高考试题（包括高中水平测试试题）以来，化学定量计算的试题明显减少，在高中化学教学中曾进入淡化化学计算的误区，导致学生化学定量计算的能力特别薄弱。2010年广东化学高考试题只在第30题考查有机反应消耗氧气的计算问题和第31题考查化学平衡常数的基本计算问题，2011年广东高考化学试题强化了化学的定量计算问题，第30题考查有机加成反应消耗氢气的计算问题，第31题考查平衡常数的计算问题，第33题考查溶质质量分数和溶液浓度的计算问题，2012年广东高考化学试题在定量计算上保持了去年的风格，在3道非选择题中涉及到定量计算问题，第31（1）题考查化学反应方程式的计算问题，第32（5）题考查溶度积和化学平衡常数的计算问题，第33（4）题考查物质纯度的计算问题。
二、2012年广东高考理科综合化学试题对高三备考复习的导向
一、“一带一路”、低碳经济与碳审计的界定
（一）“一带一路“的界定
“一带一路”是新的历史时期，根据世界局势，由中国发起的，倡导亚洲国家一起共筑“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一带一路”不是一个实体和机制，而是合作发展的理念和倡议，是依靠中国与有关国家既有的双多边机制，借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旨在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主动地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与之相伴而生的金融桥梁还有“亚投行”。“亚投行”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sian
InfrastructureInvestmentBank）的简称，旨在加快经济一体化进程，促进各同盟国互联互通，加快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规避全球金融危机可能带来的风险以及对亚洲地区产生的影响，平衡世界格局。“亚投行”的产生也可以说是“一带一路”能够顺利实施的坚实的经济基础，为此搭建起一座必不可少的桥梁。
（二）低碳经济的界定
低碳经济是在经济不断增长、社会不断进步的前提下提出的一种经济发展模式。在国家层面上，是一种加强国家自身建设，同时带动促进全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布局；在市场层面上，通过各种途径引导鼓励企业技术创新，发展新能源，减少污染排放，既是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要求，也是企业提升自我的必要条件。随着低碳经济的提出，碳金融、碳交易权等碳市场迅猛发展起来，这源于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我国碳市场的建设在不断地发展完善。
（三）碳审计的界定
二、“一带一路”、低碳经济与碳审计的关系
（一）“一带一路”是低碳经济的实施契机，低碳经济是“一带一路”的实施原则
“一带一路”不仅强调地理和交通上的连接，更注重形成新的绿色可持续发展经济带，实现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线和生态文明线的融合。“一带一路”要想长期、和平、稳进地发展，要坚持以低碳经济为原则，这是能够可持续发展互利共赢的必然趋势。如果“一带一路”战略中只盲目地强调经济增长，而忽略了给环境带来的伤害，结果可想而知。环境问题负面效应危害的是各国共同生存的家园，环境问题会引发一连串的矛盾，最终会威胁到“一带一路”战略的整体实施。污染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在伊始，所有的同盟国在引进投资或者对外投资前，应该就发展过程中低碳环保问题达成共识，并签署各国一致认同的低碳经济为原则的协议。
（二）低碳经济是碳审计的实施基础，碳审计是执行低碳经济的保障
碳审计是在低碳经济背景下提出的，碳审计的总体目标是通过审计监督，促进低碳政策、低碳经济活动、低碳技术合理和有效应用，进而保障低碳经济健康有序发展，减缓气候变化，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2]。低碳经济背景下碳审计的主要内容就是检查低碳政策的制定与执行效果、低碳经济资金的使用效率，同时对低碳经济行为和碳产品进行审计认证等。碳审计意在提高被审计单位的低碳生产责任意识、管理水平和绩效，并提出审计建议，促进低碳经济的正确执行。
（三）碳审计促进“一带一路”可持续发展，“一带一路”的发展依赖碳审计监督
碳审计的有效实施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提供基础，促进可持续发展，而“一带一路”的影响又为碳审计提供反馈，使碳审计不断地发展完善。与此同时，亚投行这个桥梁也将发挥重要作用。许多加盟“一带一路”国家的基础建设离不开亚投行的支持，亚投行作为一个新的金融共同体，不仅仅是合作共同体的资金池，也是参照碳审计的结果来监督低碳经济原则是否遵守的一个渠道。对于不遵守的企业或者国家，亚投行在提供资金方面就要进行权衡。这样，不断从细节和制度的制定、审查、执行、反馈中贯穿着低碳经济的成分，在形成资金保障机制的同时，也能搭建低碳环保政策支持的平台。
“一带一路”、低碳经济、碳审计三者关系见图1。
从图1不难看出，这三者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密不可分。“一带一路”、亚投行在发展过程中为低碳经济提供了新的依托，而碳审计就是在秉承低碳的基础上严格执行低碳环保政策，与此同时，碳审计的结果又会反馈出来，间接促进“一带一路”不断地改善更新，发展得越来越好。这样三者不断相互作用，形成良好的循环机制。
三、“一带一路”战略下发展低碳经济及实施碳审计的意义
（一）碳审计融入“一带一路”战略是低碳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
哲学上讲，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社会存在的性质和变化决定社会意识的性质和变化。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能动作用。碳审计作为低碳经济下的新生事物，已经有所发展完善，运用在“一带一路”的新环境下，更具有指导作用。在新的经济体建立之初，就以低碳环保为原则，运用碳审计来运作监督，是实现长期合作共赢、未雨绸缪，提前消除潜在矛盾不可或缺的。
（二）实施碳审计有助于提高国际竞争力
战略上讲，中国在国际上肩负着维护世界和平、可持续发展的大国使命，倡导技术创新；与此同时，世界各国的可持续、合作共赢，也会给中国带来益处，从而实现互惠互利。中国也需要这样的碳审计系统来应对国内的环境，从而不断提高国际核心竞争力。
（三）碳审计的实施驱动创新
战术上讲，一方面，碳审计的实施有助于引导绿色环保企业的发展，驱动技术革新，产业升级；另一方面，中国作为“一带一路”战略的发起国，比任何一个国家都希望这个经济体能够健康稳步发展下去。但也要考虑，如果这个经济体不注重低碳环保，必将不能长久，多国之间的矛盾就会加剧。为避免所有的矛头都指向中国，我们必须考虑好各方利益，提前预见到可能发生的困难，尽量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和冲突。
四、“一带一路”战略下碳审计的实施困境
鉴于“一带一路”是新生的经济体，从源头上考虑低碳经济，会让这个新的经济体有更强而长久的生命力。碳审计在低碳经济下作为一个具体而又有实用价值的科目在此就显得必不可少了。当然，如何更加科学、合理地推行并用好碳审计，就需要解决面临的一些现实问题。
（一）碳审计的范围模糊
碳审计要融入到“一带一路”的战略下，那么碳审计范围就要依据战略部署确定的范围而定。例如一开始倡导的，很多沿线发展中国家急需基础设施建设，而低碳经济下的主要审计范围是对环境影响相对严重的基础设施建设。因此，“一带一路”战略下碳审计的主要范围中应包括对基础设施建设的碳审计。与此同时，随着低碳经济的推行，条件不断成熟，不久的将来碳市场也会不断发展完善，所以将碳市场的审计划入碳审计范围也是必不可少的。当然，随着“一带一路”的政策逐渐明朗，碳审计的范围也会逐渐清晰。
（二）碳审计的主体缺失
碳审计不同于一般审计，特别是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时多国参与的情况下，碳审计的主体该如何确定？一般来讲，这个主体应该具备如下条件：权威、强制、说服力、独立。碳审计的主体确定后，还要考虑碳审计主体在碳审计实践过程中如何避免自身因素对碳审计的影响，这其中又会涉及工作人员的专业素养、专业判断、技术因素以及碳审计主体的具体运作过程。
（三）碳审计的客体繁杂
碳审计的客体就是被碳审计的对象，这个如何来定位？笔者从三个角度进行分析：环境污染角度，可按照污染强弱程度来区分，但是具体的指标、标准还有待考量；行业划分角度，有先天的优势，易于区分；国家或者企业的角度，可以打消国家或者地域的限制，对整个国家、某个组织、某个机构进行碳审计。只有碳审计客体的层次被划分出来，才可以有的放矢地着重进行碳审计，但是不同层次情况大不相同，如何因地制宜地对待以及处理这些客体信息成为一个难题。
（四）碳审计的程序复杂
碳审计程序的确定是建立在一定前提下的[3]，由于“一带一路”战略涉及多个国家，所以，面临的问题更加复杂。首先，在政策上要有权威的法律法规作支撑，这需要各同盟国协同一致，商讨出各国认同的政策规定。其次，在实施过程中面临地域的限制，如何打破这个限制。最后，对于程序的设计、流程、实施以及监督，如何保持公正、独立、公开、透明。
（五）碳审计报告的效力不确定
碳审计报告的得出，需要依赖前四个方面作为支撑。同时，碳审计报告的具体内容、格式、披露的信息，以及发挥的作用都要加以明确。碳审计报告要在什么地方披露，不同结果的审计报告将对被审计客体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有些被审计客体可能对于碳减排环保等方面并不积极。所以，如何利用碳审计报告，引导、激励企业去积极履行碳审计的要求并且从中受益，这是根本。
五、“一带一路”战略下的碳审计实施策略
将碳审计融入“一带一路”的战略中并得到有效广泛的实施，需要一套行之有效的碳审计制度作为一种标杆和指引，才会具有权威性、可操作性和执行力。参与“一带一路”战略的同盟国要树立大局意识和长远眼光，要有低碳、可持续发展的意愿，使碳审计真正发挥作用。国际上碳市场也越来越壮大，一些优秀的经验值得借鉴。同时也要依据具体情况，在符合国际公约的基础上，结合自身情况来解决问题。
（一）明确碳审计的范围是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的基础
碳审计是指依据一定的审计标准，运用合理的审计程序与方法，对被审计者碳减排的合法性和效益性以及碳信息披露的真实性等社会责任履行情况进行的监督、鉴证及评价。因此，碳审计的范围主要是碳排放具体项目的审计，例如日常生产生活中产生的碳排放审计[4]。就碳市场来讲，需要靠碳审计和金融监管双重手段。“一带一路”战略下碳审计的实施可借鉴欧洲国家碳审计的经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遇到难以把控的问题，集中起来研究决定，坚决把握好大方向。
（二）碳审计的主体应是国家审计、民间审计、企业内部审计的联合
（三）碳审计的客体有微观和宏观之分
碳审计现在已经不仅仅是对污染型企业进行审计，从微观上讲，要对政府、企事业单位，甚至某项大工程进行碳审计；从宏观上讲，要对国家碳排放、碳市场进行碳审计，甚至可以将碳审计作为信用评级的一项因素，或者独立出来进行碳评级。正如现在的信用评级机构，也可以从碳审计的方面来进行。
（四）碳审计程序需科学、合理、权威
碳审计严格按规程运作，需要社会各界、世界各国共同探讨出一个大致的标准，有共同认可的制约条款来进行约束，从而使碳审计更具有权威性和说服力。国际上已经有国家开展了碳审计，我们可以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创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
（五）有效利用碳审计的结果
碳审计的结果是要看被审计的客体是否符合低碳环保政策规定的标准。目前，可以从两方面进行考虑：一方面，对于碳审计合格并且特别出色的，拥有碳排放交易权等市场化工具方面的要给予特别优惠，不合格的要进行相应惩罚，由此可见，碳审计制度的制定势在必行。另一方面，碳审计的结果要反馈社会各界、各同盟国，不仅是为了信息披露，更是为了进一步更好地发展，寻找创新之路，以使碳审计能够不断地完善和得到普遍认同、推广。
【参考文献】
[1]王爱国，王一川.碳鉴证业务是审计的一个自然领域[J].审计研究，2014（4）：39-43.
引言
当前，随着全球低碳经济的快速发展，环保产业与金融市场双向互动，产生了环境金融领域。环境金融已成为优化配置环保资源、促进环保产业发展、提高环保企业效益的有效手段。
一、我国碳金融发展现状及特征
碳金融的兴起源自国际气候政策的变化，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京都议定书》两个国际公约框架下开展。目前，我国碳金融市场具有如下特征：
一是市场巨大。作为全球最大的碳排放国，我国的碳金融市场潜力巨大。同时，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也是最大的减排市场提供者之一，自2010年起每年碳交易量超过2亿吨。由于目前我国碳排放权交易的最主要类型是基于项目的交易，因此，我国的碳金融更多是指依托CDM（清洁发展机制）的金融活动。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积极参与碳交易活动，中国的碳金融市场将存在更多商机。
二是成本低廉。在发达国家，能源结构的调整、高耗能产业的技术改造和及设备更新都需要高昂的成本，温室气体的减排成本在100美元/吨以上，而若在中国进行CDM活动，减排成本可大大降低。由于巨大碳减排成本差异的存在，促使发达国家企业积极进入我国寻找合作项目。
三是前景广阔。据专家测算，到2020年，中国碳排放量将接近100亿吨，约占世界排放总量的33%。在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今天，“高投入、高能耗、高增长”的粗放型发展模式不具有可持续性，“低投入、低能耗、高增长”的集约型发展模式亟待建立。我国政府历来重视碳减排责任与义务，在2009年哥本哈根会议上，我国政府郑重承诺：到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将比2005年下降40%-45%，并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依照这一目标，我国的碳交易市场和碳金融将有巨大的发展前景，这也为我国在积极参与国际碳金融市场的同时，完善国内碳交易和碳金融市场创造了有利条件。
二、我国碳金融发展存在问题
尽管我国碳金融发展有诸多优势，但仍存在较多的现实约束，其主要问题如下：
一是中介市场不完善。碳金融随着国际碳交易市场的兴起而走入我国的，国内众多企业还未完全认识到其重要性以及其中蕴藏着巨大商机；我国政府及金融机构对碳金融的价值、操作模式、战略意义、交易规则等尚未深入了解；金融实体如投行、PE、交易所等在解决环境问题中的参与度不够。同时，由于CDM机制项下的碳减排额是一种虚拟商品，其交易规则十分严格，开发程序也比较复杂，销售合同涉及境外客户，合同期限很长，非专业机构难以具备此类项目的开发和执行能力。因此，对于我国刚起步不久的中介机构而言，开发、消化能力不足，缺乏可以帮助金融机构进行分析、评估、规避项目风险和交易风险的技术咨询体系。
二是交易风险因素较多。碳金融在具有广阔发展前景的同时，蕴含着巨大的风险，不仅包括市场风险、信用风险和操作风险，还包括政策风险和法律风险。当前，包括金融机构在内的市场主体对政策、法律风险缺乏足够的控制能力。在原始减排单位的交易中，政策风险最为突出。这是由于核证减排单位的发放是由专门监管部门依照既定的标准和程序进行认证，即使项目获得成功，其能否通过认证而获得预期的核证减排单位仍具有不确定性。同时，与一般的投资项目相比，CDM项目需要经历更为复杂的审批程序，这导致了CDM项目开发周期比较长，并将带来额外的交易成本。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金融机构的服务支持，带来了较多不可控的风险因素。
一是培育中介市场，创新碳金融模式。在能源消耗量快速增长的今天，碳排放量不仅是有限的环境资源，也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战略资源。我国应积极借鉴国际上的先进碳交易机制，进一步探索排放配额制度，发展排放配额交易市场。在中介市场上，应鼓励民间机构和金融机构的进入，重视金融机构作为资金中介和交易中介的作用，允许金融中介购买或与项目业主联合开发CDM项目。同时，除了已开展的CDM项目融资、挂钩碳排放权的理财产品外，商业银行应探索更多的中介服务模式，满足企业的多样化金融需求。例如，凭借自身的信息优势，作为项目的咨询顾问，协调项目发起人、投资者、金融机构和政府部门之间的业务关系；与专业租赁公司合作，为CDM项目的建设阶段提供设备融资租赁服务；通过专门的资金账户，有效管理CDM项目下的资金流动，担当项目资金管理人等等。通过中介市场价格发现的功能，调整不同经济主体利益，在创新碳金融模式的同时，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二是构建有效激励机制，推动政策研究。碳金融具有较强的政策性以及广泛的参与度，需要政府及监管部门根据可持续发展原则制定一系列标准、规则，并提供相应的投资、税收、信贷导向等政策配套，鼓励金融机构参与到节能减排领域的投融资活动中。在税收上，可适当降低CDM项目的有关税率、适当延长免税期，也可通过对商业银行的开展碳金融业务收入进行税收优惠，来提高商业银行参与碳金融的积极性；在银行监管上，可采取在CDM项目贷款额度内适当减免存款准备金要求，加大项目贷款利率的浮动范围，降低CDM项目贷款资本金的要求，以促使商业银行业务向碳金融领域倾斜；同时，通过财政拨款成立专项基金，为商业银行的CDM项目贷款提供必要的利息补贴。
三是提升碳交易地位，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在未来的国际碳金融市场中，碳金融主导权是低碳博弈的最终目标。因此，应加快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使人民币成为碳交易计价的主要结算货币，以提升我国的碳交易地位。当前，欧元在碳交易计价结算货币中仍处于优势地位，美元、日元、英镑、澳元等货币都具备提升空间。伴随着世界各国在碳交易市场中参与度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利用碳交易中的计价货币以提升本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从而加速走向世界主导国际货币的行列。当前，我国应利用国际、国内碳交易市场潜力巨大的优势，将人民币与碳排放权二者绑定，推进碳交易中人民币计价的国际化进程。在帮助国内CDM项目企业规避汇率风险的同时，提高我国在碳交易及新能源领域的定价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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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盆地地质背景
鄂尔多斯盆地是在漫长的地史中形成的大型迭合盆地,它将不同时代、不同类型盆地最终纳于蔚然壮观的统一地质实体,以沉降为主、间有抬升、构造稳定、地层平缓为显著特征,坳陷的复合和迁移性,沉降的继承性、多旋回性和构造的差异性,决定着油气的运聚类型及分布规律;区域沉积的多阶段发展形成了多套生、储、盖组合;地质构造的差异性导致了盆地内部与周缘油气藏序列的差异性,构造抬升造成不整合侵蚀面及古地貌控制油气的聚集和分布时空规律。因此,成为油气十分丰富的物质基础。
2.盆地油气成藏特征
鄂尔多斯盆地属于大型含油气区,其油气资源丰富,勘探领域广阔。石油资源量约21.00×108～85.88×108t,天然气资源量约4.6×1012～10.7×1012m3,油气资源当量比为1:2(1.25)。其油气分布格局具有“南油北气、浅油深气、中油古气”的特点,即盆地南半部是主油区,北半部是主气区,盆地浅部发育含油带,深部发育含气带,盆地中生界主产油,古生界主产气。
3.石油地球化学特征
石油一种存在于地下岩石孔隙介质中的由各种碳氢化合物与杂质组成的,呈液态和稠态的油脂状天然可燃有机矿产,又称原油,其组成十分复杂,主要为烃类,包括烷烃、环烷烃、芳香烃,其次是非烃组分,如含氧化合物、含硫化合物、胶质和沥青质。通过石油组成的系统研究,对分析油气的生成、运移和聚集的地质过程具有重要的意义。
3.1石油的元素组成
元素组成是化学组成的基础。组成石油的化学元素主要是碳、氢、氧、氮、硫。碳含量为:84-87%;氢含量为:11～14%;两元素在石油中一般占95～99%。剩下的硫、氮、氧及微量元素的总含量一般只有1～4%,其中,氧:0.1～4.5%,一般小于0.5%;硫:小于1%;氮:小于0.1%。含硫量小于1%的为低硫原油,大于1%的为高硫原油。常以0.25%作为贫氮和高氮石油的界线。由碳和氢化合形成的烃类构成石油的主要组成部分,约占95~99%,不同产地的石油中,各种烃类的结构和所占比例相差很大,通常用氢碳原子比反映原油化学组成。
除以上元素外,石油中还含有微量的金属和非金属元素,微量金属元素主要为镍、钒,二者可占微量元素的50%~70%;微量非金属元素主要是磷、溴、碘等,在原油中以化合物形式存在。
3.2石油的化合物组成
3.2.1正构烷烃
属饱和烃,在常温常压下,1～4个碳原子(C1～C4)的烷烃为气态,5～16个碳原子(C5～C16)的烷烃为液态,17个碳原子以上(C17+)的高分子烷烃皆呈固态。
3.2.2异构烷烃
石油中的异构烷烃以≤C10为主,且以异戊间二烯烷烃最重要。其特点是在直链上每4个碳原子有一个甲基支链。在沉积物和原油中以植烷、姥鲛烷、降姥鲛烷、异十六烷及法呢烷的含量最高。研究和应用最多的是植烷和姥鲛烷。
3.2.3环烷烃
由许多围成环的多个次甲基(-CH2-)组成。其含量与成熟度有关:成熟度低高,由多环单、双环。一般,单、双环占环烷烃的50.5%;三环占环烷烃的20%;四、五环占环烷烃的25%。原油中大于四环的环烷烃一般具有很高的旋光性,没成熟的原油旋光性高。
3.2.4芳香烃
芳香烃其特征是分子中含有苯环结构,属不饱和烃。根据其结构不同可分为单环、多环、稠环三类芳香烃。
3.2.5非烃化合物
主要是含硫、氮、氧三种元素的有机化合物,主要集中在石油的高沸点馏分中。其中,含硫化合物是最重要的非烃化合物,存在于中、重馏分中。含氮化合物主要集中在胶质―沥青质中,卟啉化合物,为石油有机成因的重要生物标志物。含氧化合物:主要有酸性和中性两大类,油田水中环烷酸可作为一种含油气性直接标尺。
4.天然气地球化学特征
天然气是一种优质、清洁、高效能源,广义的天然气包括自然界中的一切气体,即包括岩石圈、水圈、气圈以及地幔和地核中的一切气体;狭义的天然气系指以烃类气为主的,分布于岩石圈、水圈以及地幔和地核中的气体。在油气勘探中主要研究的是岩石圈中的可燃性气体,其主要成分是甲烷(CH4)。
4.1天然气的组分
天然气组分通常可分为烃类组分和非烃类组分,烃类组分主要为甲烷、乙烷及乙烷以上的重烃组分,非烃类常见的有CO2、N2、H2S、H2、He等。由于天然气的成因、运移和聚集过程的差异性,造成天然气在化学组成上的很大差异。鄂尔多斯盆地天然气特征表明,该盆地已发现的天然气藏绝大多数为烃类气藏,故盆地内有机质丰度高。
4.2天然气的同位素
烃类气体的同位素特征可以较好地反映出天然气的成因类型、成熟度、运移、演化及气源对比等对天然气勘探开发具有战略意义的信息。
4.2.1碳同位素
天然气的碳同位素系列是指天然气中甲、乙、丙、丁烷同位素组成的关系,甲、乙、丙、丁烷碳同位素组成分别缩写为δ13C1、δ13C2、δ13C3、δ13C4。有机成因的同源天然气具有δ13C1
4.2.2硫同位素和氮同位素组成
天然气中硫同位素组成主要指H2S中的同位素。硫同位素组成主要反映气源岩中硫酸盐的含量和天然气运移过程中所穿过的岩层硫酸盐丰度。
5.总结
应用化学原理研究地质体中的有机质、石油、天然气及其次生产物的组成、结构、性质和分布,可以用来判断油气的运移、聚集规律,介于鄂尔多斯盆地油气开发的复杂性,在寻求高新仪器的情况下,还需认清盆地内油气的储藏及运移规律。日渐成熟的地球化学原理,将引导我们运用化学思想。去解决油气的埋藏问题,进而指导油气的勘探和开发。
参考文献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碳排放量的逐步增多,国家越来越重视碳排放的危害,节能降耗显得越来越重要,而目前市场上断路器的功能单一、体积较大且价格昂贵,给智能用电管理装置带来了发展机遇。工业设备长久不间断地工作,在减少使用寿命的同时,也产生一定的安全隐患。因此,设计一套合理的智能用电管理装置来控制电器设备终端的关断,对延长设备使用寿命,确保安全用电、节约用电,以及积极响应能耗“双控”政策、助力实现“双碳”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1系统硬件总体架构
本电路系统采用单元化设计结构和模块化设计思路[1],由执行单元和收敛单元组成,主要通过RS-485接口实现通信。其中,执行单元包括MCU、电源模块、直流能耗计量模块、电机控制模块、温度检测模块、检修模块和通信接口七部分;收敛单元包括MCU、电源模块、AI/DI模块、对外接口RS-485四部分。系统整体框图如图1所示。
2硬件电路设计
2.1执行单元
2.2收敛单元
3软件设计
4结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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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际碳排放权市场的现状
碳排放权是在全球气候变暖的大背景下出现的一种新兴的贸易产品，它的目的在于以较低成本有效地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碳排放权国际贸易以温室气体排放许可证或减排信用额为主要商品形式。企业是这一贸易主要的参与实体，在特定范围的交易规则和交易框架进行贸易。
从目前的情况看，随着碳排放权国际交易的迅速增长，附件一中的发达国家是碳排放权的主要买家，用以充抵在《京都议定书》下的减排责任，或者作为一种投机手段在今后出售来获利。而非附件一的发展中国家则成为该商品的主要卖家，与发达国家进行CDM项目的合作，并将产生的CERs通过合同规定的方式出售给发达国家。
2碳排放权国际贸易对我国的影响分析
在发展CDM项目，进行碳权贸易上，我国有较强的禀赋资源。我国能源消费结构表现出以煤炭为主，能源利用率较低。中国每创造1美元所消耗的能源，是美国的4.3倍，德国和法国的7.7倍，日本的11.5倍，因此我国减排潜力很大。另外，设备及技术水平相对落后，且具有低廉的劳动力成本、较好的政策环境与经济发展潜力，所以减排成本相对较低。相对而言，发达国家的减排成本一般高于我国，如美国减少1吨温室气体排放的成本大约是100美元，而在中国只有20美元。
因此，我国是世界上公认的最大的温室气体减排信用额提供者。根据联合国CDM项目执行理事会(EB)的统计信息，截至2007年12月31日，世界各国在联合国已经注册成功的CDM项目总数为890个，其中我国已注册成功的项目数量为147个，占项目总数的16.52％，仅次于印度(33.82％)居世界第二位。但由于我国已注册项目的减排量规模普遍较大，因此在总减排量上，我国以90.956，948吨二氧化碳当量雄居榜首，占全球预期年减排量的48.38％。根据亚行环境专家预计，在未来几年内中国每年将提供近1.5到2.5亿吨的CO2当量。市场份额约占全球一半。
2.1碳排放权国际贸易对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碳权贸易对我国的意义不仅仅是我国又找到一种新的贸易商品。根据联合国的定义，CDM项目应遵循以下可持续发展原则：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战略和优先领域相一致；促进发展中国家所需要的先进、高效、环境友好的技术转让，特别是能源技术的转让；有助于发展中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有助于发展中国家缓解和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建设；有助于发展中国家区域环境的改善等。
因此，通过清洁发展机制，积极参与国际碳排放权贸易，有助于我国获得发达国家提供的资金和先进技术，特别是能源技术的转让，开发由于存在技术或资金障碍而仅凭借自身的能力难以实施的项目，促进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我国的排污权交易制度尚处于探索阶段，对现阶段的中国来说，碳排放权贸易作为排污权交易的一种方式，参与其中无疑对国内排污权交易市场的形成、排污交易制度的建设有着积极的借鉴作用。通过CDM项目的国际合作，我国在引进先进的技术同时，也可以积累宝贵的碳减排项目合作经验，这对我国在日后不得不承担起减排责任时无疑有着非常大的帮助作用。CDM项目的监督、审核、减排量监测等，都有一系列严格的程序和方法，以保证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同时不造成新的环境破坏，对我国在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下进行环境保护、节能减排具有良好的示范作用。而且，CDM项目通过市场机制解决温室气体排放以及其监测制度和第三方审核等体制，也为我国进一步治理国内环境污染，建立排污权交易制度提供了新的思路。
2.3碳排放权贸易对我国经济增长的瓶颈作用
《京都议定书》所产生的碳排放贸易机制在短期内除给我国带来收益的同时，也正在向世界传输这样一个市场信号：利用大气资源是有偿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除美国外都已基本加入京都体系，而且即使美国没有加人，其在国内也正在建立类似的体系。虽然《京都议定书》规定了碳减排三种灵活的履约体制，但毕竟还是会产生成本。而聪明的西方人选择了一种一箭双雕的方式：进行产业转移。发达国家把高污染、高能耗及资源型行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再从这些国家进口低附加值产品或半成品，这样就可以大大减少发达国家自己的排放量，实现他们单个的排放目标，而且大大增加了发展中国家的碳排放量，使得发展中国家一直指责发达国家高消耗的声音减弱，并且挥舞起政治和经济的大棒，强烈要求碳排放量日益增多的发展中国家承担起减排的责任。
无疑，中国正面临这样一种情形。西方消费需求加剧了中国碳排放增长。近年来中国能源消耗、温室气体排放的快速增长，不仅是国内投资和消费需求膨胀的结果，更是国外市场的消费需求拉动所引起的货物出口迅速增加所致。与此同时，随着我国温室气体排放量的迅速增长，1990年至2003年间，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了17亿吨，增幅超过73％。目前，我国二氧化碳排放量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占全球总排放量的13.5％，并且很有可能在2010年左右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在《京都议定书》下一个履约期的谈判中，我国将面临着国际上极大的压力要求承担起减排责任，再想如第一期中逍遥自在恐怕不再可得。
而我国人均GDP刚过1000美元，国家开始进入工业化和城市化迅速发展阶段，是能源需求的高增长时期――高楼、高速路、铁路、机场、电厂这些基础设施需要大量水泥、钢铁、有色金属等原材料。这些都需要大量的化石能源，并且由于技术和设备相对陈旧落后，能源消费强度太，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也比较高，而技术和
设备并不是短期内可以改变和更新的。一旦在这个时期承担起减排责任，这无疑是给高速行驶的经济列车踩下了刹车，将会对我国经济的增长产生很强的负面作用，影响经济的增长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
此外，中国温室气体排放量的迅速增长和粗放式地生产方式还会给中国带来国际市场的竞争压力。《京都议定书》的签约国已经占据了大部分国际市场，并在这个市场上建立了保护环境的游戏规则，只有节能、低污染的产品，才能够在这个市场上站住脚。可以预见，在未来的国际贸易竞争中，国际竞争对手可能会利用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限额设定“绿色”贸易壁垒，温室气体排放问题会成为贸易保护主义者手中的武器。中国高排放、低产出获得的产品，可能成为新的国际贸易争端因子，引发一些发达国家的贸易壁垒。
2.4碳排放权贸易的局限性
一.引言
低碳旅游是低碳经济背景下旅游业发展的新模式，要求在旅游活动中尽量减少碳足迹与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原则开发和利用旅游资源，实现资源利用的高效低耗与对环境损害最小化的全新旅游发展方式。
江西具有优良的生态环境，具备发展低碳经济的先决条件，2009年11月江西省政府了国内首个省级低碳经济发展白皮书《绿色崛起之路—江西省低碳经济社会发展纲要》，其中提出要建立三大低碳产业群，旅游业为其中之一，低碳旅游对江西转变旅游经济增长方式及旅游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二.江西低碳旅游发展现状
（一）旅游资源
江西的生态环境在全国一直属于前列，生态旅游资源也是最具优势的旅游资源，根据《江西旅游产业发展“十二五”规划》，江西省有世界遗产4处，世界地质公园2处，国际重要湿地1处，国家5A级旅游景区2个、4A级旅游景区40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8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12处，国家自然遗产3处，国家自然与文化双遗产3处，国家级森林公园43处，国家地质公园、矿山公园5处，全国水利风景区14处，国家湿地公园10处，等等，江西森林覆盖率63%，生态效益价值达8233亿元，是低碳旅游得以发展的基础。
（二）旅游客源
近年来，江西旅游业发展迅速，产业规模不断扩大，在旅游接待人数和旅游收入方面持续增长，“十一五”期间，旅游接待总人数由2005年的5095.1万人次增加到2010年的1.0819亿人次，年均增长16.25%；旅游总收入由2005年的320亿元人民币增加到2010年的818.32亿元人民币，年均增长20.66%。游客主要来自本省及苏、浙、沪、湘、鄂、粤等长三角、珠三角经济发达地区，为低碳旅游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客源条件。
（三）旅游从业人员和游客低碳意识及行为
低碳旅游在全国刚刚兴起，江西旅游管理部门、旅游企业和游客对低碳旅游的认识还不够，旅游景区建设和旅游产品开发仍然注重经济利益，高能耗、高排放的开发方式对生态平衡造成破坏。江西旅游景区、旅游交通、酒店、宾馆的运营仍然以传统能源为主，清洁能源和碳减排技术的利用和推广不足，这其中包括资金、技术实施条件、人才等方面的原因，节能减排任务艰巨。而据对江西游客的问卷调查显示，60%的游客存在乱扔垃圾、浪费食物、浪费水资源的行为，70%游客对他人破坏环境行为不会立即进行制止，环保意识不强，低碳旅游产品的设计和推广受到限制。
（四）旅游业能源消耗和碳排放情况
（五）政府旅游规划及政策
三.江西低碳旅游发展对策
低碳旅游强调在整个旅游活动过程中尽量减少碳排放量，即要求在旅游“吃、住、行、游、娱、购”六方面实施低碳管理，这就需要政府、旅游企业、旅游景区、旅游者多方的共同推进和通力合作。
政府在低碳旅游发展中应起到引导、管理和保障的作用，（1）在江西省旅游产业“十二五”规划的基础上制定江西低碳旅游发展规划，确立低碳旅游发展目标和任务，在旅游景区、旅游企业中进行节能减排任务分解，确保2015年前能耗减少20%。（2）加强低碳旅游宣传，在旅游景区、居民小区、火车站、酒店宾馆等地设置低碳旅游宣传牌或借助江西卫视、江西旅游网、江南都市报等主要媒体开设低碳旅游专栏，倡导低碳消费，着力提高旅游从业人员和旅游者的低碳意识。（3）制定交通、住宿、餐饮、景区的碳减排标准，对碳减排量进行统计考核，并与星级宾馆评定、绿色饭店评定、A级景区评定及地方政府政绩评价等工作相挂钩，促使和激励旅游过程中的各环节节能减排，实施低碳管理。（4）制定扶持低碳旅游发展的财政、税收、人才等方面的政策，设立低碳旅游专项基金，对低碳旅游产品开发或碳减排技术给予资金支持，并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对高能耗、高排放的旅游活动和旅游行为进行制止和惩罚。
（二）旅游者转变消费模式，发扬节能环保美德
低碳消费是低碳旅游发展的根本动力，旅游者的低碳行为对低碳旅游的发展至关重要。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应摒弃奢华浪费的消费方式，转变为注重环保、节约资源的低碳消费方式。有研究表明，旅游的愉悦感与酒店的等级没有必然的联系，与旅游中开支的高低也没有必然的联系，而节能环保行为体现了旅游者的社会责任感，从而使旅游者获得一份精神享受，如出行选择公共交通，不使用一次性用品，不浪费食物和水资源，不污染环境等。2010年国庆在赣州章贡区、九江武宁、萍乡武功山、鹰潭龙虎山等地，游客骑自行车，自带帐篷进行近郊游及野营，就是低碳旅游很好的体现。
（三）旅游企业实施低碳化运营，旅游交通是碳减排重点。
旅行社、酒店、餐馆、交通公司等旅游企业是提供旅游产品的主体，只有将低碳思想融入到经营管理中去，才能促进低碳旅游产品的开发和推广。如旅行社向旅游者推荐低碳旅游路线，餐馆不提供一次性餐具，酒店客房用品一日一换改为一客一换，洗漱用品改耐用型大包装，等等。旅游交通由于碳排放量较大是碳减排重点，主要是变私家车为公共交通，变耗能大的交通工具为耗能小的交通工具，如电动车、自行车、马车，或开辟步行路线，减少交通带来的碳足迹。九寨沟景区的交通模式值得借鉴，庐山景区的观光公交也可在全省推广。另外，旅游企业应积极运用新型能源和碳减排技术，降低能源消耗，节约资源，提高企业运营效率。
（四）建立低碳旅游示范点，分阶段实施低碳旅游
低碳旅游的发展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在江西可分阶段进行。建立低碳旅游示范点，是探索低碳旅游发展模式的有效途径，对省内其它景区起示范借鉴作用。婺源被授予全国低碳旅游示范区称号，得益于其低碳旅游发展科学有序，生态环境保护良好。庐山、井冈山、龙虎山等地也是建立低碳旅游示范点的很好选择，一是这些景区生态环境较好，具备优先发展低碳旅游的条件，二是这些景区客流量较大，可引领全省的低碳消费。在低碳旅游示范景区，从景区规划、建设、运营到游客接待都要尽量做到低碳化，使游客通过切身感受理解和接受低碳消费方式。通过低碳旅游示范景区的建设和推广，为低碳旅游在江西的全面实施提供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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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区位于松辽盆地南部长岭断陷东岭鼻状构造带上。东岭地区西邻长岭生烃凹陷，为古凸起背景下继承性发育的大型鼻状构造。营城组、登娄库组地层自西向东逐层超覆减薄尖灭。目前钻探结果揭示，长岭断陷火石岭组为火山―沉积建造；沙河子组沉积时期水体逐渐变深，沉积环境由湖沼―滨浅湖―半深湖―深湖依次过渡，在沉降较深的盆地中心为深湖相沉积；营城组沉积早期火山活动频繁，之后水体逐渐变浅，在靠近湖盆边缘同生断层一侧，以滑塌水下扇、冲积扇短距离运移沉积为主，在断陷湖盆缓坡带以扇三角洲沉积为主。
1存在问题
这种沙河子组解释方案造成两种现象：
（1）S101井区可能没有沉积沙河子组地层，火石岭组沉积期断陷湖盆广泛发育，沙河子组沉积期断陷湖盆急剧萎缩；
（2）S101井区营城组火山岩沉积前沙河子地层可能剥蚀殆尽（图1）。
侯启军等研究表明，根据松辽盆地断陷层沉积特征，沙河子组沉积中期湖水扩大到高峰，形成较深水湖盆，是断陷盆地的最大湖泛期；且从层序序列看，从火石岭组沉积期至沙河子组沉积期是从低水位体系域至湖侵体系域的发展过程，沉积厚度最厚850m，徐深1井沙河子组厚425m，位于东岭地区的新深1井沙河子组厚530m，因此断陷湖盆并没有萎缩，而是在不断扩大。同时长岭断陷断陷期构造反转主要发生于登娄库组沉积末期，沙河子组沉积末期也存在构造反转，但反转尺度并不大，对营城组火山岩下覆的沙河子地层剥蚀量也较有限。由声波时差法计算S8井沙河子组剥蚀厚度为128m，S101井剥蚀厚度为183m，营城组火山岩沉积前或者说沙河子组沉积末期的构造反转，并不足以使营城组火山岩之下的沙河子地层剥蚀殆尽。由此东岭地区缺失沙河子地层的地质解释模式存在问题，而沙河子组地层分布应较火石岭组广泛，且S101井区发育沙河子组局部断陷。
2盆地构造演化特征
从盆地构造演化上看，火石岭组沉积期处于盆地裂陷初期，发生区域性的断裂运动，在松辽盆地南部东岭地区发育局部断陷，且伴随剧烈火山喷发。沙河子沉积期地层沿自西向东滑脱的巨型拆离带向前伸展发育多个断陷，使早期火石岭断陷进一步加深，湖盆扩大。沙河子沉积期走滑断裂活动强烈，双101井区一侧发育同沉积断裂，地垒状基底向上挤入，形成地堑―地垒―半地堑构造格局（图2），营城组沉积期在沙河子期西断东超的构造背景上继续发展，早期断裂强烈活动，火山活动频繁，鼻状构造部位继续抬升，控陷断层靠近盆地中心，断陷进一步加强。
这与松辽盆地南部梨树断陷结构相类似，梨树断陷断陷期地层受桑树台断裂控制，沙河子组沉积早期多个断陷分割，太平庄古隆起两边分别形成桑树台深洼带及双龙次洼，沙河子组沉积晚期湖盆扩张，几个断陷连成一体形成统一湖盆。
3地层古生物特征
侯启军等认为，松辽盆地古生物孢粉组合特征火石岭组PiceitesPiceaepollenites-Cyathidites组合，孢粉主要特征以裸子植物花粉占明显优势，达74.1%，其中具气囊的松柏类花粉含量超过50%，蕨类孢子其次，占25.9%，蕨类孢子中含量较高的有Cyathidites，Granulatisporites，Osmundacidites等，同时见有早白垩世代表分子Cicatricosisporites，Klukisporites，Aequitriradites等；沙河子组上部Granulatisporites-Lophotriletes-Cyathidites组合，下部Classopollis-Piceites-Osmundacidites组合，孢粉化石以见到一定含量的早白垩世分子Cicatricosisporites为特征；营城组Paleoconiferus-Lygodiumsporites-Cyathidites组合特征，孢粉化石海金砂科孢子含量较高（21.9%-58.6%）。
XS1井3858m～3878m蕨类植物孢子中Cicatricosisporites为优势属，平均含量为19.38%，其次是Cyathidites（12.24%）、Deltoidospora（7.66%）、Triporoletes（7.40%）、Aequitriadites（6.00%），主要分子有Osmundacidites、Baculatisporites、Apiculatisporites、Granulatisporites，出现孢粉Granulatisporites―Cyathidites组合；3894m～3940m，4001m～4031m蕨类植物孢子中Cicatricosisporites为优势属，平均含量为25.81%，其次是Cyathidites（10.97%），具粒、瘤、棒、刺纹饰的孢子有一定含量，平均含量为16.93%，主要分子有Osmundacidites、Apiculatisporites、Lophotrilete、Granulatisporites、Neroistrickia、Cyclogranisporites、Acanthotriletes等，孢粉GranulatisporitesLophotriletes-Cyathidites组合。与松辽盆地火石岭组松科类孢粉Pinaceae占优势，营城组古松柏类花粉数量十分可观且Lygodiumsporites含量高相区别。地质时代为早白垩世欧特里沃期，对应为沙河子组三、四段沉积。
4岩性组合特征
长岭断陷火石岭组、沙河子组岩性组合不同。火石岭组岩性主要为火山间歇喷发的中、酸性火山岩和凝灰岩与砂泥岩互层，夹数层不可采煤层。沙河子组岩性主要由灰白、灰黑色砂岩、粉砂岩、泥岩及酸性凝灰岩组成。与松辽盆地断陷期地层岩性特征相类似。
东岭地区发育火山岩夹碎屑岩，在隆起部位主要以火山岩为主，在局部火石岭断陷内发育厚层碎屑岩沉积。沙河子组一段发育砂泥岩剖面，底部夹黑色泥岩、炭质泥岩；沙河子组二段上部发育细砂岩，下部为大套泥岩，东岭S103井岩心见厚层黑色泥岩。这与梨树断陷沙河子组砂泥岩剖面，局部夹炭质泥岩的特征一致。
从梨树断陷SN167井至长岭断陷SX1井的对比剖面看，沙河子组一段、二段对比性明显，沙一、沙二段底部以灰色、灰黑色泥岩为主，夹厚层砂砾岩、含砾砂岩、细砂岩，测井曲线表现为高伽马值、低电阻值的特征；沙一、沙二段上部以砂砾岩、含砾砂岩、细砂岩为主，夹灰色泥岩，测井曲线表现为低伽马值、高电阻值的特征，高部位地层有剥蚀现象。
5地层新地质解释模式及指导意义
新解释方案认为：火石岭组发育于裂陷早期的规模较局限的断陷湖盆内，沉积受盆地边界断层控制，并伴随火山喷发；沙河子组沉积时期裂陷进一步扩展，形成多个沙河子期断陷且彼此独立，S101井区是在三叠系基底之上新裂陷形成的沙河子组断陷小湖盆，受控于西边界东倾的同沉积断层，走滑断裂上升盘向上形成地垒，局部地层遭受剥蚀；营城组沉积早期断裂带再次活动，岩浆沿断裂带再次喷出形成断陷期第二期火山岩，同时边界控盆断层东移，张裂作用进一步加强，断陷中心沉积了巨厚的营城组碎屑岩地层。
目前制约东岭地区勘探步伐的突出问题是对深层地层的解释不清及对有效烃源岩分布范围不确定等问题。从东岭地区已钻井分析化验数据看，沙河子组烃源岩有机碳普遍大于1%，属于好―较好烃源岩；营城组烃源岩有机碳普遍小于0.6%，属于差烃源岩。
从东岭已勘探成功的实例来看，油气主要集中于鼻状构造带上，“源控”的油气富集特征明显。因此跨开东岭鼻状构造带向南、向北识别沙河子组这套烃源岩地层的分布范围对寻找东岭地区断陷层油气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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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124
一、碳税与碳交易的涵义及现状
碳税是指在能源排放中按每一单位碳含量比例所征收的税。在严格控制碳排放的背景下，对于传统的能源以碳的不同含量来分别征税，以期达到延缓全球变暖速度的效果。碳税机制下企业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则是碳排放的边际成本与碳税相等。从全球看来，美国、日本以及北欧各国等碳制度研究较早的国家都已陆续建立了旨在减少碳排放量的税收制度，并且在一些碳税制度较为完善的发达国家，其碳减排已经取得了相当成效。
碳交易是针对全球碳排放总量而采取的市场机制措施。1997年，《京都议定书》上决定将碳排放权作为一种可交易商品，先严格限定全球碳排放总额，企业可以在碳市场中交易许可证，许可证额度内允许排放温室气体。从而形成了排放权的交易，目的是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探寻减排新路径。《议定书》同时规定了三种灵活履行机制，分别是：发达国家适用的“联合履行”（JI）、适用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清洁发展机制”（CDM）、以及“排放限额交易”（ET）。
我国碳交易方面，实际参与的只有碳交易体系中的清洁发展机制。2011年10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首次批准北京、上海、天津、重庆、湖北、广东和深圳等七省市开展碳交易试点工作。其中，深圳市于2013年6月18日启动全国首个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为中国碳交易的实施拉开了序幕。
二、碳税与碳交易的比较分析
（一）减排成本比较
1.碳税：实施成本低，社会成本高
但是就社会成本而言，征收碳税有着诸多弊端，例如增加产品成本、通货膨胀率提升；降低居民生活水平等。同时，很多人认为一旦征收碳税，生产企业会将其税负转移到消费者身上，起不到以高税率遏制碳排放的作用。因此，碳税的推行遇到非常大的阻力，不仅影响国家经济命脉的能源部门反对征收碳税，消费产品的个人为避免税负的转移也不支持实行碳税。所以，碳税的征收不仅要考虑其实施有效程度，也要考虑社会成本，研究其会不会对健康的经济产生不利影响。
2.碳交易：社会成本低，实施成本高
由于温室效应是均匀分布在全球的负外部性，所以无论碳减排发生在哪里，其收益都完全一致。但是，鉴于各国经济发达程度不同，各地的减排成本却有着巨大的差异。因此，碳交易核定的总排放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利用地域成本差异，使碳减排成本最小化，这无疑做到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兼顾。《京都议定书》中设计的三种灵活履行机制确保了在各类不同的情况下，其减排都以最低的成本发生。从微观层面来看，碳额度的交易比较灵活，在核定碳排放额度预计不够的情况下，企业既能选择从自身方面提升创新水平，也能选择到法定的碳交易市场购买需要的额度，多途径的实现碳减排的目标。
但是，构架碳交易体系成本却很高。创建一个完善的新型市场机制对于碳交易体系的顺利运行必不可少。首先，使碳排放权变成可交易商品的量化工作不仅工作量大，而且需要世界各国碳排放的具体数据，为了保证真实性，也具有监测成本。第二，为了使碳排放权成为稀缺资源，强制保障措施必不可少，需要设立监管机构，制定严格的惩罚措施，产生保障成本。第三，碳市场运作后，为了监测不断波动的碳价格也给交易双方带来额外的成本。由于上述因素的存在，实际上实施碳交易的成本要远高于理论成果，这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二）减排效果比较
1.碳税：减排效果不确定性高
纵观碳税制度的实施国家，只有北欧国家由于经济发达，法律完善而使其得以有效实施，剩余国家效果均不佳。所以学界有观点认为，仅仅依赖单一的碳税来实现我国核定的碳减排目标可操作性低，同时具有很高的不确定性。
2.碳交易：减排效果不确定性低
碳交易措施最大的优点就在于减排效果有保障，并且可以事先预计与量化。碳交易设置全球总排放目标后，根据一系列因素将其分配至各国，国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减排额，将其分配到地区，行业甚至微观企业。通过利益的合理分配，碳排放份额不断进行流转，最终以市场来实现全球减排的目标。同时，辅以完善的监督机制有效管制各级排放主体的遵约状况，保证减排的实施。
《议定书》参与国家承诺于2008～2012年间其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的水平上平均削减5.2%，这就为这些国家碳排放量设定了一个上限。根据世界银行研究数据，在2005～2007年期间，碳交易体系使总的碳排放量降低了2%～5%，平均每年减少4000万吨～1亿吨排放。同时，碳交易制度中的CDM和JI机制帮助了许多不发达参与国进行低碳工程的建设。碳交易措施的减排量是确定的，这对延缓气候变化有很大帮助。
（三）未来前景比较
1.碳税：灵活多变，但前景不足
对比碳交易制度，碳税制度更加灵活多变。碳税作为税种的一部分，其核心控制权在各国政府税务部门手中，税务部门可根据对宏观经济的把握，随之调整征税范围、税率水平等。这样可以使碳税跟着经济走，减少对经济的影响，最大化提升其减排效果。
然而，额外开征碳税对国民经济的负面影响较大。碳税的较早征收国荷兰，经济一度受到较大的冲击。研究表明，若是在我国征收20元每吨的碳税，会使我国GDP减少0.015%，就业减少0.008%，出口减少0.548%，而碳减排仅仅为2%左右，若是继续提升标准，追求减排量的达标，碳税会使普通能源的价格提高，企业可能会将额外税负以价格形式转移到消费者中，使人民利益受损，这对于我国的社会发展有着很不利的影响，因此，碳税并不是一个可以作为长期国策的制度。
2.碳交易：体系僵化，但前景广阔
碳交易的体系设计比较僵化。首先，减排基准量的确定不准确。由于各国经济差异很大，其碳排放量也必然不同。根据减排基年判断的减排基准量会有较大误差，这可能导致某些国家配额过少，而另外一些国家配额溢出，从而出现浪费资源的情况。其次，制度的适应性与灵活性较差。与碳税类似，最佳配额的确定与经济发展情况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受到视野的限制，未来状况具有不可预见性，这使得政府僵硬的配额计划赶不上经济形势变化，产生过少的分配导致高昂的成本，过多的分配导致浪费的情况，经济效率的实现非常困难。
但是，目前碳交易市场的构建正在持续加速。对于碳排放交易体系的构建成为当前全球能源规划中的重要部分。据统计，全球碳交易额2007年为630亿美元，2008年1263.5亿美元，2009年1140亿美元，2010年达到1200亿美元。据世界银行预测，截止到2020年，全球碳交易市场总额将提升到3.5万亿美元，涨幅惊人。随着交易额的迅速攀升，交易额最大的石油能源的市场地位很可能将被碳交易市场所取代，其前景十分广阔。
三、相对减排目标下二者的兼容性分析
碳减排的目标被分为绝对与相对两种。绝对减排目标，就是针对总量进行绝对的碳排放削减，同时严格监督以达到预期的减排效果。而相对减排目标则较为温和，以碳减排与产出值等衡量因素构造相对比例，不以重大经济损失为代价而达到相对减排效果。碳税与碳交易在这两种不同目标之下其效果也大不相同。相比于绝对减排目标，相对减排目标更加灵活具有弹性。但相对减排目标并不严格遵照减排总量，所以其减排效果具有相当的局限性。然而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面对着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双重压力，必须在其中寻找平衡点，所以中国选择相对减排目标更符合现实需要。
相对减排目标的碳交易中，由于不是对总量进行绝对的碳排放削减，所以其减排目标有着动态性，不会出现超出限定排放的情形。同时，科技水平的上升会产生更多减排技术以促进减排。企业在碳税制度下节约的排放额度，并不一定能有很广阔的市场。另外，除了碳交易制度的影响，碳税制度也能制约控制企业的碳排放。此时，碳税和碳交易具有兼容性，虽然在相对减排目标下其兼容性并不是很强，但在完成低碳减排目标上具有较大的兼容并蓄作用，减排效果较好，这对于保持健康经济下的碳减排有着积极影响。
四、我国减排之路的建议
中国在国际上公开承诺大力推行碳减排，以2020年为目标年，我国单位GDP碳排放将会降至2005基准年的40%-45%。作为第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中国面临着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双重任务，如何选择适合自身的减排之路、实现社会经济低碳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认为短期内采用碳税措施，将碳交易制度的建立完善作为一个长期规划，是碳减排措施在中国实施的最佳选择。
（一）短期采用碳税措施
短期可以实行碳税制度。减少碳排放有政府调控和市场调节两种措施，分别对应碳税和碳交易。而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是，我国政府具有最强大的宏观调控能力，可以在短期内运用行政力量铺设好碳税制度，以便于在2020年之前完成减排承诺。在短期内，碳税的征收并不需要额外的资金支持，只需在我国原有税收体系中进行针对性调整即可运行。但在长期内，由于目前中国税负已经很高，税收体制改革势在必行，长期征收碳税加重企业和居民的负担，不具有可行性。同时，北欧、美国等发达国家十几年征收碳税的经验和教训可以为我国碳税制度的建设提供借鉴，例如确定碳税的征收范围，具有经济效率的税率设置，以及怎样避免其对健康经济发展的冲击等。
在征收碳税时，为了兼顾经济增长的平稳发展，可采用税收中性原则，即在征收碳税的同时，减少其它税收的税率，最终保持税额不变。或者将多出的税收全部以政府支出形式补贴或者投资，保持政府储蓄不变，采用这种形式，补贴的对象应该针对高碳行业、主动减排行业、居民。
（二）转型期采用双策并举模式
有学者研究显示，采用单一的碳税制度可以于2020年使我国碳排放较基准年下降30.85%，明显与我国承诺的40%～45%的减排目标有差距，需要采取进一步的减排措施。但是，不管是单一的碳税制度还是单一的碳交易制度均无法让我国取得合规满意的效果。
（三）长期实行碳交易制度
中国作为联合国CDM项目的最大实施方，却只有CERs的一级市场，国际买家可以在中国市场上买入CERs在国际市场进行套利，这只会加大中国经济与其它国家的差距，这意味着中国需要在长期积极参与碳交易体系。
我国可以率先在高碳排放量的垄断行业中试行碳交易制度，这有助于缓解经济冲击。由于我国中小企业吸收了90%以上的就业人数，所以在大型垄断企业中试行碳交易制度对整体就业的影响相对较低。而大型企业虽然也受到一些影响，但其巨大的体量决定其对损失的容忍度较高，不会对企业的生存造成重大打击。同时，垄断企业资金丰富，人才众多，能为国家碳减排目标提供强大的创新能力。碳交易制度给予企业较大的灵活度，相比于会造成经济效率损失的碳税，促进资源合理配置的碳交易制度无疑将经济损失最小化。最后，我国不仅需要建立完善的碳交易市场，而且要大力推动其国际化，争取利益最大化。目前发达国家碳交易制度相对完善，我们需要紧跟世界能源革命，把握先机。根据《京都协议书》，发展中国家在目前的碳减排情况上具有相对优势，这有助于我国抓住机会建立起属于自己的碳交易体系。殊途同归，无论是碳税还是碳交易，其目标都是保证世界碳减排的实施，可以综合采用两种手段，达到维护全球气候的目的。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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