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partmentofChineseLanguageandLiterature&CenterforChineseLinguisticsPKU,KeyLaboratoryofComputationalLinguistics,PekingUniversity,Beijing
Received:May16th,2018;accepted:May24th,2018;published:May31st,2018
ABSTRACT
Keywords:Philology,China,PotatoHistory
中国马铃薯历史札记
项梦冰
北京大学中文系暨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计算语言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北京
收稿日期：2018年5月16日；录用日期：2018年5月24日；发布日期：2018年5月31日
摘要
关键词:语文学，中国，马铃薯历史
ThisworkislicensedundertheCreativeCommonsAttributionInternationalLicense(CCBY).
1.引言
1.1.马铃薯
马铃薯(英文名potato，学名SolanumtuberosumL.)，茄科(Solanaceae)一年生草本植物，株高可达100cm，地下块茎富含营养和淀粉，可作为蔬菜和粮食。
尽管科学家们对野生马铃薯具体的原生地有不同的看法，但都一致认为这种植物原产于南美(Stuart1923,369)[1]。根据考古资料，在新石器时代或更早的时期，马铃薯就已在秘鲁各孤立的滨海河谷中的绿洲种植，其范围北至安卡什(Ancash)省的卡斯玛河谷(theCasmaValley)，南至伊卡(Ica)省的沿海城市皮斯科(Pisco)。也就是说，人类种植马铃薯至少已有上万年的历史(参看Ugent,Peterson1988[2])。
一般认为，马铃薯首先于16世纪被带到欧洲，然后再从欧洲传向世界的大部分地区。至于具体的年代和传播路线，各家说法不尽相同(例如Candolle1885[3]；Stuart1923[1]；Laufer1938[4]；Salaman1949/1985[5]；Hawkes1978[6])，说明这是一个仍需继续研究的领域。下面只具体介绍其中的一个故事。
Figure1.Earlypicturesofpotato(water-colorandwoodcut)
Toraiseawarenessoftheimportanceofthepotato—andthatofagricultureingeneral—inaddressingissuesofglobalconcern,includinghunger,povertyandthreatstotheenvironment.[提高对马铃薯和一般农业在应对包括饥饿、贫困和环境威胁在内的全球热点问题上的重要性的认识。]
IYP的具体任务是提高马铃薯这种全球性重要粮食作物和商品的形象，强调其生物和营养特点，进一步促进其生产、加工、消费、销售和贸易，为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做贡献(FAO2008,5[10])。
从1998年开始，中国农作物学会马铃薯专业委员会每年组织一次学术年会，2006年长沙会议更名为“中国马铃薯大会”，此后便一直沿用新名。
2.中国马铃薯历史的若干问题
中国马铃薯历史是一个歧见纷呈的领域。Laufer(1938,70)[4]曾经精辟地指出了研究中国马铃薯历史之所以困难的原因：
Ithasneveraffectedtheiragriculturaleconomydeeply,and,unlikemaizeorthesweetpotato,itoffersnocontinuousandlogicalhistory.Itshistoryisnotnational,butpurelylocal;itissplitintoaseriesofincoherenteffortsofsporadicandisolatedcharacter.Forthisreasonnoabsolutedatecanbefixedforitsintroduction.[它(马铃薯)从未对他们(中国)的农业经济产生多大影响，而且不同于玉米或番薯，它没有连续一贯的历史。它不是国史，而仅仅是地方史；它表现为一系列具有零星、孤立特点的不连贯记载。因此，要确定马铃薯引入中国的绝对年代是不可能的。]
全面讨论中国马铃薯历史并非本文的任务，下面仅仅从语文学的角度讨论已有的一些说法。
2.1.关于土卵、土芋和土豆
SOLANUMTUBEROSUM.——土芋(Tu-yü),土卵(Tu-luan).Thisismorelatterlycalled洋薯(Yang-shu),becauseithasbeenreintroduced,atleastineasternChina,byforeigners.ItwasknownandeatenbythepeopleoftheLiangdynasty.Fabercalls黃獨(Huang-tu),whichisgivenasoneofthesynonymsforthis,Dioscoreajaponica.WhitoutdoubtthereissomeconfusionintheChinesebooks,asoneauthorclaimsforthetuberemeticproperties,whileotherssayitcanbefreelyeaten,andclaimsthatitisverynutritious.[马铃薯——土芋，土卵。最近也叫做“洋薯”，因为外国人又再次把它传到中国东部。梁朝人已经认识并食用它。花之安(即福柏牧师，ErnstFaber)称之为“黄独”，野山药的同义词之一。毫无疑问，在中文文献里存在着某种混乱的情况，当一位作者声称其块茎具有催吐特性时，其他作者却说它很有营养，可以随便吃。]
Stuart(1911,413)[12]的SOLANUMTUBEROSUM条有些语焉不详，需要稍加说明。唐苏敬(生卒年不详，活动于公元7世纪)《新修本草》草部下品之上卷第十“赭魁”条(据尚志钧辑复本，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年)：
赭魁，味甘，平，无毒。主心腹积聚，除三虫。生山谷，二月采。状如小芋子，肉白皮黄，近道亦有。谨案：赭魁，大者如斗，小者如升，叶似杜衡，蔓生草木上，有小毒。陶所说者，乃土卵尔，不堪药用。梁、汉人名为黄独，蒸食之，非赭魁也。
《新修本草》是在梁陶弘景(456-536)《本草经集注》的基础上修订扩充而成，而《本草经集注》又是以《神农本草经》为基础，增加《名医别录》的药注释而成的。“谨案”前的文字即《本草经集注》原文，大字是本经，小字是陶弘景的说明。“谨案”则为苏静新加的说明。《神农本草经》(据明缪希雍《神农本草经疏》，四库全书本)无“赭魁”条，当为陶弘景根据《名医别录》所增。
《新修本草》有两点值得注意：1)首次记载了“土卵”一词；2)指出了陶弘景所说的“状如小芋子，肉白皮黄”的东西是土卵，梁汉人叫“黄独”，可以蒸食，跟赭魁不是一种东西。宋沈括(1031~1095)《梦溪笔谈》卷二十六(据四库全书本)对赭魁有更详细的说明：
《本草》所论赭魁皆未详审。今赭魁南中极多，肤黑肌赤，似何首乌。切破，其中赤白理如槟榔，有汁赤如赭，南人以染皮制靴。闽、岭人谓之餘粮。《本草》“禹餘粮”注中所引乃此物也。
可见赭魁即今天所说的薯莨，拉丁学名DioscoreacirrhosaLour.，多年生宿根性缠绕藤本植物，块茎内含大量韖质成分，不堪食用，然可做优良的红褐色染料。
《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据张氏原刻晦明轩本，1249年)卷八草部中品之上所附二十二种陈藏器余“土芋”条：
土芋，味甘，寒，小毒。解诸药毒。生研水服，当吐出恶物，尽便止。煮食之，甘美不饥，厚人肠胃，去热嗽。蔓如豆，根圆如卵，鶗鴂食后弥吐，人不可食。
陈藏器(约687~757)为唐代中药学家，四明(今浙江宁波)人。陈藏器认为《神农本草经》虽有陶(弘景)、苏(敬)补集诸说，但遗逸尚多，因汇集前人遗漏的药物，于开元二十七年(739)撰《本草拾遗》10卷(今佚)。“土芋”即陈藏器所补之一。《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卷十草部下品之上“赭魁”条又说：
陈藏器云：按土卵蔓生，如芋，人以灰汁煮食之。不闻有功也。
明徐渭(1521~1593)曾作“土豆”诗(《徐文长文集》卷六，据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明刻本)：
土豆绝似吴中落花生及香芋，亦似芋，而此差松甘
榛实软不及，菰根旨定雌。
吴沙花落子，蜀国叶蹲鸱。
配茗人犹未，随羞箸似知。
娇颦非不赏，憔悴浣纱时。
翟乾祥(1980)[16]认为蒋一葵《长安客话》里所说的“土豆”即马铃薯，因此京津地区可能是亚洲最早见到马铃薯的地区之一。翟乾祥(1987[17],2001[18],2002[19],2004[20])一再申述此说，可见相当坚持。伊钦恒(1985,71)[21]也把“土芋”看作是马铃薯：
土芋，又名土豆，有的地方别名山药蛋或洋芋，系茄科的马铃薯，学名为Solanumtuberosum。可能其时传入不久，至与黄独混称。
翟、尹的看法显然在学术界产生了影响。例如佟屏亚、赵国磐(1991)[13]认为马铃薯引进中国存在南
Figure2.Arrowheadandwaterchestnut
北两条路线，北线可能由荷兰人从海路引进京津和华北地区，明末万历年间蒋一葵《长安客话》记述北京地区种植的马铃薯为土豆。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马铃薯研究所(1994,1)[22]也说：
我国马铃薯的栽培始于明朝万历年间(1573~1620)，京津地区可能是我国最早见到马铃薯的地区之一，已有近400年的栽培历史，现已遍及全国。
杨宝霖(1991)[23]首先质疑此说，认为《长安客话》中之土豆，非是马铃薯，而是黄独。谷茂、信乃诠(1999)[24]也认为《长安客话》中的“土豆”应是土芋(黄独)而非马铃薯，“翟先生未对土豆、马铃薯之名实演变以及有关问题做深入探讨即提出结论”，加上“有人将翟先生的结论引经据典，造成了我国马铃薯引种史上不应有的错误，这一问题是应该澄清的”。曹玲(2003,56)[25]对翟说也持审慎态度：由于异物同名状况的存在(土豆既可指马铃薯，也可以指土芋，即黄独)，因此仅凭明万历《长安客话》中有“土豆”的记载，“并不能断定早在16世纪中期就有马铃薯传入我国，而且是直接进入华北平原。因此这一观点存疑太多，尚待考证。”
黄独为有毒植物，对肝肾组织有一定的损害，虽可入药，但服用过量或长期服用会出现口干、食欲不振、恶心、腹痛等消化道反应，甚至可引起口、舌、喉等处烧灼痛，流涎、呕吐、腹泻、腹痛、瞳孔缩小，严重者出现昏迷、呼吸困难或心脏麻痹直至死亡(参看梁洲伟，崔丽霞2001[28])。笔者的家乡在闽西连城新泉，住宅的房前屋后都长着很多黄独，本地话叫做“薯牯卵”。“薯牯卵”既指这种野生植物，也指这种野生植物的块茎或藤上所结的小卵(实即珠芽)。同时，山药(本地话叫做“薯”)蔓儿上所结的珠芽(俗称山药豆)也叫“薯牯卵”。不管是黄独的珠芽还是块茎，若非好奇或赶上饥馑年代，当地人一般是不吃的，因为味苦不好吃。
前文已提到，陶弘景把赭魁描述为“状如小芋子，肉白皮黄”，苏静指出实乃土卵，梁汉人叫做“黄独”。“肉白皮黄”、梁汉人“蒸食之”，可见此黄独绝非外皮紫黑色而且有毒的黄独。是黄独亦有不
Figure3.DioscoreabulbiferaL.(fromtheInternet)
同之所指也。元胡古愚(约元文宗至顺[1330~1333]前后在世)《树艺篇》蔬部卷五“黄独”条(据明纯白斋钞本)引《镇江府志》：“黄独出茅山，茎蔓花实绝类山药，叶大而稍圆，根如芋而有须，味微苦。”这里所说的黄独大概就是今天所说的黄独(茎蔓花实绝类山药)。异实而同名，古人往往又缺少科学可靠的区分手段，遂至鱼鲁亥豕，人云亦云，生出了许多谜团，难怪会让外国人感到困惑(参看前引Stuart1911[12]文)。有些地方志甚至把马铃薯也称为“黄独”，例如同治十一年(1872)《新化县志》(关培钧修、刘洪泽纂)卷第九食货：“黄独俗呼洋芋”。可见名实问题的重要性是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的。
徐渭的《土豆》诗不仅注明“绝似吴中落花生及香芋，亦似芋，而此差松甘”，而且全诗实际上也是对土豆的一种文学刻画。这种具有“榛实软不及，菰根旨定雌”特点的植物同样不可能是味苦有毒、主要做药材用的黄独。
Figure4.SolanumtuberosumL.,ApiosfortuneiMaxim.andDioscoreabulbiferaL.
Figure5.ApiosfortuneiMaxim.livedinWesternHunanandJapan
袁鑫、张水利、詹敏(2010)[30]是非常专业的论述，不过本文还想进一步指出：本草类著作中的“土芋”、“土卵”、“黄独”应为野生的土圞儿，而至晚在元代，中国已经开始人工栽培土圞儿，而且有“香芋”和“落花生”两个不同品种。元胡古愚(约1278~1355)《树艺篇》蔬部卷五(据明纯白斋钞本)“香芋落花生附”(未全引，顺序本文亦有所调整)：
香芋：出嘉定南翔，色微黄，香味可食。别一種引蔓生花，花落即生，名落花生。雖类香芋而味不及。——《姑苏志》[引按：“香味可食”明正德《姑苏志》作“味香可食”。]
香芋：皮黄肉白，甘美可食，茎叶如匾豆而细。别一种引蔓开花，花落即生，名落花生，类芋而味不及。——《松江府志》
落花生：藤蔓茎叶似匾豆，开花落地，一花就地结一果，大如桃，深秋取食之，味甘美异常，人所珍贵。——《食物本草》
今按：香芋、落花生皆芋类而各自为种，香芋形圆而落花生形长，香芋味甘而落花生味苦，香芋肉粗而落花生肉细，香芋蔓高而落花生蔓短，此其别也。落花生在冰后收，有甘者其肉细腻可口，当居香芋之上。比山药种之宜早，二月初即宜治畦分种，三月中扦竹引蔓。地肥则子大。亦有不必种而自出者。吴下乡俗皆珍重之，以相馈遗，或和肉，或点茶，或供酒，而嘉定之南翔诸处号为土产云。——《允斋》
上引文字足以说明香芋、落花生均为茎叶似菜豆的一种蔓生的栽培植物，两者只是品种不同，产于嘉定一带。元贾铭(约1268~1368)《饮食须知》卷四果类(据清学海类编本)亦提到“落花生”和“香芋”：
落花生：味甘微苦，性平。形如香芋。小儿多食，滞气难消。近出一种落花生，诡名长生果，味辛苦甘，性冷，形似豆荚，子如莲肉，同生黄瓜及鸭蛋食，往往杀人。多食令精寒阳痿。
香芋：味甘淡，性平。多食泥膈滞气。小儿及产妇尤宜少食。
至于徐渭所说的“绝似吴中落花生及香芋”的“土豆”，我们认为这是北京地区给土圞儿取的新名。光绪《顺天府志》(周家楣修、张之洞纂，光绪十五年[1889]重印本)五十“食货志二·物产·蔬属”引昌平宋志：“土芋一名土豆，圆如卵，可蒸食。”昌平宋志大概是最早记载指土圞儿的“土豆”的文献。明徐光启《农政全书》卷二十七树艺(据崇祯平露堂本)“附香芋”条：
(香芋)形如土豆，味甘美。土芋一名土豆，一名黄独，蔓生，叶如豆，根圆如鸡卵，肉白皮黄，可灰汁煮食，亦可蒸食。又煮芋汁洗腻衣，洁白如玉。
清汪灏《御定佩文斋广群芳谱》卷第十六蔬谱“芋”条(据清康熙刻本)下的附录有：
附录香芋：原香芋。形如土豆而味甘美，煮熟可下茶。增《种芋法》：香芋皮黄肉白，茎叶如扁豆而细。又有引蔓开花，花落即生，名之曰落花生。皆嘉定有之。
附录土芋：原《本草》土芋。一名土豆，一名土卵，一名黄独。蔓生，叶如豆，根圆如卵，肉白皮黄，可灰汁煮食，亦可蒸食。解诸药毒。生研水服，吐出恶物。
清鄂尔泰《授时通考》卷六十农余“芋”条(据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亦附“香芋”、“土芋”，内容大体同《御定佩文斋广群芳谱》，不赘引。从以上三书不难看出土豆跟香芋、落花生的同类关系(特别是“蔓生，叶如豆”、“肉白皮黄”)。
北京地区的“土豆”可能是野生的土圞儿。康熙《宛平县志》卷之三物产“蔬类”(据中国地方志集成·北京府县志辑)所列如下：
葱、蒜、芥、芹、苋、瓠、葫芦、茼蒿、韭、莴苣、莙达、白花、荇菜、蔓菁似菜而根苦、芫荽、山药、茴香、甘露、苦蕒、黄花、波菜即赤根菜、白菜、萝卜有红白水旱之分、苏汁可作油、瓜有东西南北王菜丝甜地香稍之分、茄有乌白水旱二种、蕨、蘑菇、土豆、黄芽、龙须、薤。
其中最后的六种(即“蕨”以下)大概都是山野菜。因此“土豆”当为北京地区的山珍之一。明吕毖《明宮史》卷四“饮食好尚·正月”：
十五日曰上元，亦曰元宵。内臣宫眷皆穿灯景补子蟒衣。灯市至十六日更盛，天下繁华咸萃于此。勋戚内眷登楼玩看，了不畏人。斯时所尚珍味，则冬笋、银鱼、鸽蛋、麻辣活鬼，塞外之黄鼠、半翅、鹖鸡……辽东之松子，蓟北之黄花、金针，都中之山药、土豆，南都之苔菜、糟笋……
根据任勃(2003,35)[33]，土圞儿(ApiosfortuneiMaxim.)分布于日本和我国的甘肃、陕西南部、四川、贵州、广东、广西、江西、湖南、湖北、河南、安徽、浙江、福建、台湾。通常生于海拔300~1500m的杂木林、林缘或山坡灌丛中。而《明宫史》和康熙《宛平县志》则告诉我们，历史上土圞儿的地理分布要比今天更为靠北，北京也在分布区之内。北京后来之所以被排除出分布区，可能跟气候、环境的变迁以及过度采挖都有关系。
《树艺篇》未刊刻行世，当为胡古愚在至正五年(1345)告老归田后所写(不晚于1355)。而《饮食须知》按清嵇璜《续文献通考》卷一百八十一经籍考(据四库全书本)“贾铭《饮食须知》八卷”条：
铭海宁人，自号“华山老人”。元时尝官万户，入明已百岁。太祖召见，问其平日颐养之法，对曰：“要在慎饮食。”因以此书进，赐宴礼部而还。
崇祯十三年(1640)《历城县志》(叶承宗纂)卷五“方产·蔬”已把“香芋”列为“习用蔬菜”。雍正《平阳府志》(章廷珪修、范安治纂，乾隆元年[1736]刻本)卷之三十“物产·蔬属”：“香芋襄陵出”。平阳府辖境包括今临汾、运城两地级市及吕梁市石楼县、晋中市灵石县。乾隆四年(1739)《天津府志》(程凤文等修、吴廷华等纂)卷之五“物产·蔬属”：“芋又一种小者，名‘香芋’，俗名‘土豆’”。乾隆三十一年(1766)《鸡泽县志》(王锦林纂修，钞本)卷之八“物产·蔬之类”：“……红薯、香芋……”。这些记载似可说明，栽培的土圞儿最晚在十七八世纪已在山东、山西、天津、河北的一些地方种植。北京方志未见“香芋”的记载，或许说明栽培的土圞儿并未传播到北京地区。
北京地区的土圞儿是何时消失的，目前还不清楚，但光绪《顺天府志》(周家楣修、张之洞纂，光绪十五年[1889]重印本)显然已经把“土豆”和“芋”混为一物了。该志五十“食货志二·物产·蔬属”：
芋昌平宋志：“土芋一名土豆，圆如卵，可蒸食。”按：有水旱二种，水芋为胜。京师西直门外海淀产此。能充饥，可餹、可盐、可酱、可蔬。《宁河关志》云：“芋能备荒，性易活，水边陇畔皆宜。此地不经见，然秦蜀皆有，未有不宜于此者。故纪之以待老圃之利。”
其中所引昌平宋志的“土芋”当为土圞儿。而按语以下，显然是在说芋头。光绪六年(1880)《宁河县志》(丁符九修、谈松林纂)卷之十五“物产·瓜之属”(“薯”也列在瓜之属)：
芋叶似荷而长，不圆。根白可食，亦有紫者。一名“蹲鸱”。《史记·货殖传》：“汶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鸱，至死不饥。”言能备荒也。南方当岁不熟，贫者亦取以代粮。且性易活，水边陇畔俱宜。此地不经见，然秦蜀俱有，未有不宜于此者。故并纪之，以待老圃之利。
大芋因状如蹲伏的鸱，故有“蹲鸱”的别名。“叶似荷而长，不圆”、“有水旱二种”，正是芋头的特征。可见到了光绪时代，《顺天府志》的编者们已经不清楚“土芋”、“土豆”为何物了，遂至把芋头和“土芋”混为了一谈。
2.2.关于1650年台湾的Potato
1650年台湾已种植马铃薯，这是学术界普遍接受的说法。Goodrich(1938)[34]首提此说，Laufer(1938,70)[4]则有更详细的说明：
万国鼎(1961,43)[35]、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外关系资料组(1979,202)[36]都提到“有人在1650年在台湾看见马铃薯”，何炳棣(1978)[37]也说：“最早提到马铃薯传入中国的是荷兰人HenryStruys，他曾于1650年访问过荷兰占领下的台湾。他已注意到荷兰人引进的马铃薯已经在台湾种植。”何炳棣(1978)[37]后又转载于《世界农业》(1979年第四辑34~41、第五辑21~31，第六辑25~31)、《历史论丛》(1985年第5辑175~223)、《李埏教授九十华诞纪念文集》(云南大学中国经济史研究所、云南大学历史系编，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3,317~341)，在学术界有广泛的影响。其后的学者或引Laufer(1938)[4]，或引何炳棣(1978)[37]，对台湾1650年已种植马铃薯一事深信不疑。例如杨宝霖(1988/1993)[38]，佟屏亚、赵国磐(1991,36)[13]，李长年、曹幸穂(1991,400)[39]，董玉琛、郑殿升(2006,521)[40]，白寿彝(2007,535)[41]。这个单子还可以列得很长很长。然而遗憾的是，这并非事实。谷茂等(1999)[42]认为台湾和闽粤沿海各省不是马铃薯的最早传入地，对荷兰人史初一1650年在台湾见过马铃薯一事持怀疑态度：
谷茂等(1999)[42]又引三条资料说明台湾和闽粤沿海各省是中国马铃薯栽培最晚的区域之一。谷茂等(1999)[42]怀疑史初一1650年在台湾见过马铃薯有一定的道理，可惜论证尚不够。至于把闽粤沿海各省都列入中国马铃薯栽培最晚的区域，可能会有些问题。因为按照Davis(1857,332)[43]的记录，澳门在1807年前后就已经开始种植马铃薯，而Morrison(1822,VI330)[44]已经记录了指马铃薯的“荷兰薯”，这个叫法至今还见于广东省的部分方言。民国二十四年(1935)《广东通志》(邹鲁修、温廷敬纂，稿本)物产二：
丙荷兰薯即书籍所载之马铃薯也。或曰“爪哇薯”，而广东名曰“荷兰薯”。由南洋爪哇地方荷兰人传种。至何时输入，已不可靠(考)矣以上采访。
马铃薯在日本也有“荷兰薯”和“爪哇薯”之名。因此马铃薯的传播当跟总部位于印尼雅加达的荷兰东印度公司(组建于1602年)的商船活动有关。不过这一点不一定能理解为马铃薯先传播到东南亚，然后再从东南亚传到广东(澳门)或日本(长崎)。例如佟屏亚(1988)[45]说：
大约在公元16世纪初期，马铃薯最早从南洋一带进入中国。开始在台湾、福建、广东沿海诸省种植，以后传入北方地区。
这种说法恐不可信。东南亚天气炎热，并不适合种马铃薯。CareyandHart(1843,6)[46]曾于1841年8月23日在槟城港的“基德”号(Kyd)上做过以下记录：
PotatoeswillnotgrowinPenang,andtoanEnglishmanthisisgenerallyagreatevil.Thereis,however,plentyofothervegetables,forthosetowhosegastronomicalhappinessapotatoisnotasinequanon.[马铃薯在槟城无法生长，这对一个英国人来说，通常是一大不幸。不过，对那些不以马铃薯为美食享受的必要条件的人而言，这里有很多其他蔬菜。]
2.2.1.史初一并未描写potato的性状
按Campbell(1903,254)[47]，史初一(JohnStruys)1650年造访台湾后所写的报告有如下记述(所指不详者中译照录原文)：
很明显，史初一的报告只是简略地提到了台湾有potato这种东西，并没有对它的性状进行描写，因此potato的所指为何很难遽下定论，这里暂且先译成所指模糊的“薯”。
2.2.2.1650年的台湾不可能种马铃薯
马铃薯是喜欢冷凉气候的作物，既怕霜冻，又怕高温。13℃~18℃是其幼芽生长的理想温度。21℃是其茎叶生长的理想温度。16℃~18℃是其块茎发育的适宜温度，最高不超过21℃。在这样的温度下，养分积累迅速，块茎膨大快，薯皮光滑，食味好。温度超过25℃时，块茎生长缓慢，地温超过30℃时，地上部生长受阻，光合作用减弱，块茎停止膨大，薯皮老化粗糙，淀粉含量低，食味差，块茎不耐贮藏(康勇2006,16[48])。此外，种植马铃薯所面临的一个普遍性问题即退化问题。所谓马铃薯退化(potatodegeneration)是指在其种植世代中，出现植株矮化，茎秆纤弱、皱缩或花叶、叶片卷曲，叶片变小上竖，薯块变形瘦小，薯皮龟裂等症状；且世代传递，导致产量逐年降低，质量变劣，最后失去种植和利用价值。马铃薯退化大致可分为病毒型和生理型两大类。病毒型退化在山区和平原都存在，但平原比山区发展快。生理型退化随海拔和纬度的下降而逐渐加重(王启斌2009[49])。高温会降低马铃薯的生活力，促进病毒的发展，加速马铃薯的退化过程(康勇2006,16[48])。
按Campbell(1903,254)[45]所引，史初一对台湾的地理位置已经做了非常准确的描述：
TheIslandofFormosaliesalmostdirectlyundertheTropicofCancer;itsnombrilorcentrebeingexactly23degrees,northlatitude,reachinginastretchfromitssoutherncape,whichisin21degrees,tothenorthernpromontory,in25,thewholefacingthecoastofFokien,andcomputedtobeabout130Dutchmilesincircumference.[福尔摩沙岛几乎位于北回归线上；其中部正好是北纬23度，南部的海角是21度(译按：最南端鹅銮鼻约为北纬2153')，北部的隆突是25度(译按：最北端富贵角约为北纬2518')，全岛与福建海岸相对，周长约为13荷里(译按：台湾岛周长约1139.25千米)。]
显而易见，台湾的地理环境并不适合种植当时欧洲引进的短日照品种(short-dayvarieties)。FAO(2008,16)[10]在Longsummerdays(漫漫长夏)的标题下提到：
Thewidespreadadoptionofthepotatoasafoodcropinthenorthernhemispherewasdelayednotonlybyentrenchedeatinghabits,butbythechallengeofadaptingaplantgrownformillenniaintheAndestothetemperateclimateofthenorth.OnlyadropoftherichpotatogenepoolhadleftSouthAmerica,andittook150yearsbeforevarietiessuitedtolongsummerdaysbegantoappear.[马铃薯作为一种粮食作物在北半球迟迟未能推广，不仅仅是因为根深蒂固的饮食习惯在作祟，更有适应性方面的挑战，即一种在安第斯山区生长了数千年的植物如何适应北半球的温暖气候。富饶的马铃薯基因库中只有很少的一点点被带离了南美，当能够适应漫漫长夏的品种终于出现的时候，已经过去了150年。]
2.2.3.英语potato的所指
FormosaUndertheDutch(荷据时代的台湾，即Campbell1903[45])由甘为霖根据大量的荷兰史料编译而成，即原始史料是经过英译后呈现给读者的。史初一访台报告本身的严肃性应无可置疑，问题出在英语的potato一词实际上是二指的。
1:sweetpotato[番薯]2a:anerectSouthAmericanherb(Solanumtuberosum)ofthenightshadefamilywidelycultivatedforitsediblestarchytuber;b:thetuberofapotato—calledalsoIrishpotato,spud,whitepotato[a:一种广泛种植的南美茄科直立草本植物，其块茎富含淀粉，可供食用；b:马铃薯的块茎。也叫做Irishpotato,spud,whitepotato.]
在线词源词典(OnlineEtymologyDictionary)对potato(n.)的解释如下(略去无关部分)：
Thenamelater(1590s)wasextendedtothecommonwhitepotato,fromPeru,whichwasatfirst(mistakenly)calledVirginiapotato,or,becauseatfirstitwasofminorimportancecomparedtothesweetpotato,bastardpotato.SpanishinvadersinPerubegantousewhitepotatoesascheapfoodforsailors1530s.ThefirstpotatofromSouthAmericareachedPopePaulIIIin1540;growninFranceatfirstasanornamentalplant.Accordingtopopulartradition,introducedtoIreland1565byJohnHawkins.BroughttoEnglandfromColombiabySirThomasHerriot,1586.[这个词后来(16世纪90年代后)也用来指常见的马铃薯，它是从秘鲁引进的，起初曾被错误地叫做“弗吉尼亚薯”，或者因其重要性一开始不如番薯，也被叫做“杂种薯”。16世纪30年代秘鲁的西班牙入侵者开始用马铃薯作为水手的廉价食物。1540年来自南美的马铃薯首次献给了教皇保罗三世；在法国起初是作为观赏植物来种植的。按民间的传说，1565年约翰·霍金斯把马铃薯带进了爱尔兰。1586年托马斯·赫里奥特从哥伦比亚把马铃薯带进了英格兰。]
2.2.4.史初一所见实为番薯
连横《台湾通史》(1921，本文据广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重排本353页)卷二十七“农业志·薯之属”说：“马铃薯，种出西洋，近始传入，蒸食甚佳。”根据黄登忠等(1996，434~435)[55]，台湾是日殖时期才开始引种马铃薯的，最早的生产统计资料为民国十七年(1928)，当时种植了53公顷(525亩)。日殖前台湾尚未种植马铃薯几乎是研究台湾史学者的普遍看法。例如Mackay(1895)[56]、Davidson(1903)[57]、Goddard(1966)[58]、ChiuHsin-hui(2008)[59]都只提到台湾有sweetpotato，而没有说台湾已经种植whitepotato(Irishpotato).
Candolle(1885,53)[3]已指出16世纪的航海家用同样的名称来指称番薯和马铃薯这两个非常不同的物种，Clusius(1601,lxxix-lxxxi)[8]是较早提到番薯的人之一，他搜集到的称呼有batata，camotes，amotes，ajes。英语的potato即源自batata。荷兰语里的bataat和英语的potato一样，都是泰诺语的batata借入欧洲各语言后的变异(还有patata,pattattesen,piltata等其他变异形式)。可以推想史初一访台报告中的原文大概是bataat一类的形式，所以甘为霖译成英语的potato。翻译本身没有问题，但由于potato具有一词二指的问题，容易造成读者的误会。马铃薯荷兰语叫aardappel，这个说法很早就传到了亚洲。例如1825~1826年间日本兰学家大槻玄泽撰写《兰畹摘芳》“瓜加太刺芋”条时所列的马铃薯别名中即有アゝルダッブル(据月川雅夫1988)[60]，转写为罗马字母即ārudabburu，显然是荷兰语aardappel的音译。高野长英《二物考》(据天宝七年[1836]太观堂藏板)里的アッブラ(abbura)仍然还是aardappel的音译，只是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压缩。
中村孝志(1954)[61]、李雄挥(2003，374)[62]分别把史初一所提到的potatoes译为“甘藷”和“蕃薯”，而没有译成马铃薯。把史初一1650年在台湾见到的potato理解为番薯可以得到中外文献的支持；反之，如果理解为马铃薯，要找到支持的文献就非常非常困难。明陈第(1541~1617)《东番记》(据台湾文献丛刊第五六种，标点有调整)曰：
谷有大、小豆，有胡麻。又有薏仁，食之已瘴疠。无麦。蔬有葱、有姜、有番薯、有蹲鸱，无他菜。果有椰、有毛柿、有佛手柑、有甘蔗。
1603年1月，明朝沈有容将军出兵东番(今台湾)剿倭，62岁的陈第同舟前往。倭破后陈第趁机调查当地的风土人情，回大陆后写下了《东番记》，并抄赠沈有容，沈后编入《闽海赠言》卷二。
据ChiuHsin-hui(2008)[59]，1645年11月至1646年1月间，商人CornelisCaesar受托带领443人(包括218名士兵，3名爪哇人，7位Quinammers，200名汉人)到哆啰满(Taraboan，今新北市贡寮区)寻找金矿。下面这件事值得注意：
On23December1645,CaesarmetmanyinhabitantsofTaraboan,includingonevillageelder,Tarrinouw,armedwithbowsandarrows,assegais,andshields.Heaskedthemtobringsomepigs,sweetpotatoes,andyamsinexchangeforeithercangansorbeads.[12月23日，Caesar在哆啰满碰到许多本地人，包括村里的一位长者Tarrinouw，他身背弓箭，手持长矛盾牌。Caesar请求他们带一些猪、番薯、芋头来换糖果和串珠。]
Theveiloverthisfamousgoldcountrywasliftedthenextday.Tarrinouwandhiscompanionsagainvisitedthetroopswithonepigandalargequantityofsweetpotatoes,driedyams,somebeans,millet,andaboutfiftyhens.Theywererewardedwithcangans,stringsofbeads,andtobacco.[第二天，笼罩在这个著名金矿村上的晨雾才刚刚退去，Tarrinouw就带着村民再次拜见开矿部队，给他们带了一头猪和很多番薯、干芋头，此外还有一些豆类、小米和50只母鸡，部队则回赠他们糖果、串珠和烟草。]
1603年的“番薯”、“蹲鸱”(大芋头，其状如蹲伏的鸱故名)跟1645年的sweetpotatoes，driedyams完全对应，也跟史初一1650年在台湾看到potato呼应。我们的结论是：1650年台湾已种植马铃薯一事恐为乌有，史初一所见其实是番薯。依照同样的逻辑，Cunningham1700年或1701的信中提到的浙江定海的potato(见本节前引Laufer1938[4]文)大概也是番薯，不是马铃薯。事实上，直到19世纪中，Morrison(1844,21)[63]在介绍韭山列岛(位于舟山群岛南端)时仍然只提到番薯：
Theyhavegoats,pigs,andfowls.Thesweetpotatoiscultivateduponmostoftheislands,andformsduringthewintertheirprincipalarticleoffood.[他们养了山羊、猪和各种家禽。多数岛上都种了番薯，这是他们冬季的主要食物。]
而同样的，Williams(1856,69)[64]在介绍台湾澎湖(Panghú彭湖)时所引的Collinson船长的备忘录也只提到番薯(Collinson船长19世纪上半叶曾负责在中国沿海探测航道、设立航标)：
Insomespots,shelteredbywalls,thesweetpotatoisraisedandafewvegetables;butforthelatterandforfruitstheinhabitantsdependprincipallyuponFormosa,theintercoursewithwhich,duringthesummerseason,isveryfrequent.Pine-appleswereboughtattherateoffourandfiveforamace,andvegetableswereequallycheap.[有些地方，园子有围墙护着，种着番薯和一些蔬菜。但当地居民的蔬菜和水果主要依赖于台湾，而夏季的产品交易非常频繁。一个钱即可买四五个菠萝，蔬菜也同样便宜。]
上引材料有两点值得注意：①Morrison(1844,21)[63]对韭山列岛的经纬度描述为北纬2921'至2928'，东经12210'至12216'，跟今天所测量的地理坐标相差无几：东经12209'至12215'，北纬2922'至2928'(据环境保护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2013，155)[65]。②此时指称番薯的英文词已用sweetpotato而非不加限定的potato(参看前文2.2.3)。
稍晚些的介绍台湾岛的书，例如WilliamCampbell(1889)[66]、GeorgeLeslieMackay(1895)[56]、WilliamAlexanderPickering(1898)[67]，都提到台湾种植的sweetpotato，但是没有提到台湾已种马铃薯(Irishpotato)。值得注意的是Mackay(1895,65)[56]在介绍台湾的靛蓝属植物时，提到有小叶、大叶两种，其中大叶种就像Irishpotato(马铃薯)，而在介绍台湾的块根植物(bulbousplants)时却有sweetpotato而没有Irishpotato，而且还强调要把sweetpotato跟ordinarypotato分清楚，后者属于Solanumtuberosum(即马铃薯)。可见台湾当时尚未种植马铃薯是比较清楚的。
2.2.5.因一词二指造成的错译
上文已指出，英语的potato是二指的，翻译时如果不注意这一点就容易造成错误。莎士比亚(1564~1616)写于1598年的剧作《温莎的风流娘儿们》(TheMerryWivesofWindsor,本文据伦敦W.Heinemann1910出版的HughThomson插图本，格式稍有调整)第五幕第五场用到了potato一词(中译据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莎士比亚全集》一272，朱生豪译，方平校)：
MRS.FORDSirJohn!artthouthere,mydeermymaledeer[福德大娘：爵爷，你在这儿吗，我的公鹿？我的亲爱的公鹿？]
FALSTAFFMydoewiththeblackscut!Lettheskyrainpotatoes;letitthundertothetuneofGreenSleeves,hailkissing-comfits,andsnoweringoes;lettherecomeatempestofprovocation,Iwillsheltermehere.[福斯塔夫：我的黑尾巴的母鹿！让天上落下马铃薯般大的雨点来吧，让它配着淫曲儿的调子响起雷来吧，让糖梅子、春情草像冰雹雪花般落下来吧，只要让我躲在你的怀里，什么泼辣的大风大雨我都不怕。]
2.3.1.康熙《松溪县志》记载的“马铃薯”
就目前所知，汉语“马铃薯”一词首见于《松溪县志》。根据郭天沅等(1987)[69]，《松溪县志》今存嘉靖志和康熙志两种。前者刊于明嘉靖十六年(1537)，系黄金所修，原本凡十四卷，今仅存一至九卷，藏宁波天一阁；后者刊于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系潘拱辰综合几种前志所修，今藏北京图书馆。民国十七年(1928)，邑人施树模以家藏康熙旧志为据，略作订补，以活字重印行世。“马铃薯”见于康熙志。
丁颖(1929)[70]在讨论马铃薯(potato)时说：“马铃薯在《闽书》、《广东新语》等均不载，即地方志乘亦少纪之者。唯福建《松溪县志》云：‘马铃薯掘取，形有大小，略如铃子’。”Goodrich(1938)[34]也说：
DuringthishalfcenturyafewmoreimportationsfromtheAmericaswererecorded.TheIrishpotato,althoughneverpopularinChina,begantobeplantedintheseyears.ItwasnoticedinFormosabyJohnStruysin1650andonthenear-bycontinentbythecompileroftheSung-ch’i(Fukien)gazetteer松溪縣志,publishedin1700.[在这半世纪里(译按：指清初的1644~1700)，又有几种引入的美洲物种见诸记载。这段时期中国已开始种植马铃薯，虽然还根本谈不上普遍。JohnStruys1650年于福尔摩沙(译按：即台湾)已注意到马铃薯，福建《松溪县志》(1700年出版)的编者也已注意到台湾附近大陆上的马铃薯。]
Laufer(1938,71)[4]接受了Goodrich的说法：
*[TheearliestChinesereferencetothepotatosofardiscoveredappearsintheGazetteerofSung-ch’ihsien松溪縣志(Fukien)inaneditionof1700.2Thedescriptiontheregivenofmalingshuisasfollows(ch.6,p.2a):“Horse’s-bellyam:avegetablewhichgrowsneartreesandmustbedugup.Inappearanceitissomewhatlikeabell,andtherearebothlittleandbigones.Itisdarkandround,andofabitter-sweettaste.”[目前所知提及马铃薯的最早汉语文献是1700年版的《松溪县志》(福建)。2该志对马铃薯所做的描写如下(第六卷，第2页A)：“马铃薯：菜依树生，掘取之，形有小大，略如铃子，色黑而圆，味苦甘。]
Laufer(1938)[4]正文里的注释性文字用*[]表示，因为这里只引与本文有关的部分，所以缺了反方括号“]”。上引文字有一条脚注(即脚注2)：
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福建《松溪县志》食货部记述：康熙十八年县府曾刊布文告，晓谕民众种植马铃薯。
类似说法亦见于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马铃薯研究所(1994,12)[22]、郑南(2009,97)[26]、翁定河(2011,1)[72]等。有两个问题需要讨论：①《松溪县志》里的“马铃薯”是否指我们今天的马铃薯？②松溪县府是否早在康熙十八年(1679)就曾刊布文告，晓谕民众种植马铃薯？
关于第一个问题，翟乾祥(2001)[18]认为：
“叶依树生”说明缠绕藤本，“色黑而圆，味甘苦”，因为这种暗黑色球形块茎，稍有苦味，就因为古代黄独(DioscoreabulbiferaL.)还有马铃薯的俗称，有时还有土芋、土卵、土豆的别名，致使异物同名很难区分。至今还有不少人认为《松溪县志》载的黄独是现在经常作为蔬菜的马铃薯(SolanumtuberosumL.)，因为两种作物的块茎都共有马铃薯的称号……因此，彻底纠正同物异名、同名异物、名实不符的混乱现象，“执实求名”，进一步厘清马铃薯名称的演变过程，绝不是一件“一蹴而就”的事情。
农史学家万国鼎认为马铃薯始见于闽《松溪县志》(1700)，而其描述的却是黄独。
本文大体同意这种意见。虽然汉语“马铃薯”一词首见于康熙《松溪县志》，然其所指却并非我们今日所说的马铃薯。理由有二：
Figure6.The“MalingShu”textenvironmentinChorographyofSongxiCounty
关于第二个问题，即松溪县府刊布文告晓谕民众种植马铃薯一事，提出此说的学者都没有引原文详细介绍，而出处则或言“福建《松溪县志》‘食货部’”(佟屏亚、赵国磐1991[13]，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马铃薯研究所1994[22])，或言“福建《松溪县志》‘食用部’”(翁定河2011)[72]，甚至干脆只笼统地说“福建省《松溪县志》中有一段关于‘马铃薯’的文字记载”(郑南2009[26])。笔者查检康熙《松溪县志》(民国翻印版)，不仅“食货第六”中绝无此事，全志亦未见记载。此事若真，堪称中国马铃薯历史之重要事件，值得大书特书，希望提出此说的学者们进行必要的举证，以免人错疑。
汉语指potato的“马铃薯”借自日语，这几乎是汉语语言学界的共识(详下)。也就是说，汉语的“马铃薯”是个日语借词。
首次用“马铃薯”来指potato的中文文献是黄遵宪(1948~1905)的《日本杂事诗》。1877~1882年黄遵宪出任第一任驻日参赞。《日本杂事诗》于光绪五年(1879)由同文馆首次刊行，收诗154首(卷一173首，卷二81首)。光绪十六年(1890)黄遵宪在伦敦改订《日本杂事诗》，删7首，增53首，其余的诗和注也颇多修改，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由长沙富文堂重刊，称为“定本”，卷一79首，卷二121首，共200首。初刊本和定本都有多种不同的版本(重排或翻印)。“马铃薯”只见于初刊系列，共1现。诗、注如下(卷一第18首，本文据宣统元年[1909]游艺图书社版)：
夕阳红树散鸡豚，荠[荞]麦青青又一村。芽[茅]屋数家篱犬卧，不知何处有桃源。初来泊平户时，循塍而行，夕阳红处，麦苗正青。过民家，有马铃薯，欲购之，给与值，不受。民风浑朴，如入桃源。又闻长崎妇姑无勃谿声。道有拾遗者，必询所主归之。商人所佣客作人，辄令司管钥，他出归，无失者。盛哉此风！所谓人崇礼让、民不盗淫者耶？闻二三十年前，内地多如此。今东京、横滨、神户民，半狡黠异常矣。
黄遵宪又有《日本国志》行世。书稿于1887年完成，1895年始刊，1898年两度重印。《日本国志》中“马铃薯”一词凡六现。继《日本杂事诗》和《日本国志》后，“马铃薯”有如雨后春笋，在多种文献中纷纷出现，例如：
《时务通考》卷十六农桑特别说明“马铃薯即洋芋也”。《黑龙江志稿》卷十四物产志引《巴彦县志》“土豆一名马铃薯。红黄白三种。邑多白者。类薯蓣，蔓生，根结实如芋而大。立夏种，八月掘食。”说马铃薯是蔓生植物当然是不科学的，但如果用这一点来否定《巴彦县志》里的“土豆”是马铃薯恐怕也不合适，因为并非人人都有清晰的自然科学概念。例如在百度上就能搜到“土豆的藤蔓会结果子么”、“土豆是不是爬蔓类植物”这样的问题。
很明显，黄遵宪是把日语的“馬鈴薯”搬到汉语的第一人。由于《日本杂事诗》和《日本国志》这两部书对当时的中国社会有深远的影响，“马铃薯”一词在汉语里走红就势所难免了。
我们认为：汉语的“马铃薯”是回归借词(returngraphicloan)，而非原语借词。即日语用汉语的“马铃薯”来指potato，汉语又从日语吸收指potato的“馬鈴薯”。也就是说，“马铃薯”一词源于汉语，又回归汉语。三桥时雄(1990)[77]对日本马铃薯的历史有一个简略的介绍：
ばれいしょ馬鈴薯じゃがいも(爪哇薯)のこと。慶長三年(一五九八)オランダ船ガジャウのジャカトラJacatraから長崎へ導入したため、ジャカタライモまたはオランダイモとよばれていたのを、小野蘭山が馬の鈴から連想して馬鈴薯と名付けた(文化五年[一八〇八]、『耋筵小牘』[てつえんしょうとく])。[马铃薯即爪哇薯。是庆长三年(1598)从爪哇雅加达来的荷兰船引进到长崎的，因此“雅加达薯”也叫做“荷兰薯”。而小野兰山(1729~1810)联想到马铃儿故又名之曰“马铃薯”，见文化五年(1808)《耋筵小牍》。]
细节各家说法常有差异。例如星川清亲(1978/1981,105)[78]认为马铃薯是庆长八年(1601)由荷兰船只从几内亚港口运到日本的(按：庆长八年应为1603，1601应为庆长六年，不知是原文之误还是中译本之误)，而山本纪夫(2008,124)[79]则推测马铃薯可能是荷兰1602年在雅加达设立东印度公司、建起东洋贸易据点后从荷兰经由雅加达带到日本的长崎的，没有说具体的年份。长崎县《“爪哇芋(馬鈴薯)渡来三百五十年記念事業”趣意書》(1948)是以1598年起算的(据伊藤章治1930/2008,152[80])。
按山本纪夫(2008,125)[79]，首次提到长崎引进马铃薯这件事的是大槻玄泽(1757~1827)的《兰畹摘芳》：
按ニ和蘭船上咬吧産ヲ我長崎へ到セル故ニ当時ジャガタライモト土人漫称セルノ通名トナリシナルベシ。[按：因为是咬吧产并通过荷兰船运达我长崎的缘故，当时本地人称之为咬吧芋，后成为通称。]
安永四年(一七七五)にオランダ船の船医として来日したツンベルグは、長崎の出島に滞在したほか、江戸參府も行ない、植物の採集や風俗習慣などの調査をして、帰国後に旅行記を刊行したが、そのなかで長崎付近のジャガイモについては、「馬鈴薯の栽培も試みられてはいるが成功していない」と記述している。[安永四年(1775)，Sanberugu作为荷兰船的医生来到日本，除了在长崎的出岛停留，也去了江户参府，期间采集植物标本、调查风俗习惯等，回国后出版了游记。书中提到了长崎一带马铃薯的事。据该书的介绍，“虽然已经尝试了马铃薯的栽培，但是未获成功”。译按：ツンベルグ原作ツンベルク]
Sanberugu即CarlPeterThunberg(1743~1828)，1775~1776年间曾旅日19个月，回到欧洲后出版了《旅日岁月》(ResatilochutiKejsared?metJapan?ren1775och1776，瑞典文，巴黎1796)。本文把山田珠树(1928，384~385)[86]日译本和Screech(2005，102)[87]英译本的有关部分对比如下：
都會及び村落附近の丘陵には甘藷(Convolvulusedulis)が植えてある。その根は柔らかくて、且つ非常に美味で、馬鈴薯(solanumtuberosum)に勝ること數等であり、ことに消化し易いことは比較にならない。この植物の葉は地上に這つてゐる。[市镇村落周围的山上都种着番薯。它的块茎很软，而且非常美味，易于消化，要远远胜过马铃薯。这种植物满地爬蔓儿。]
馬鈴薯の栽培も試みられてはゐるが、成功してゐない。[当地也尝试过栽种马铃薯，但是未获成功。]
OnthehillsoutofthetownIobservedthatneareveryvillagelargerangesofslopinggroundsatthefootofthemountainswereplantedwithbatatasroots(Convolvulusedulis),whichweremealyandagreeabletothetaste.Theplantswiththeirstalksandleaveslayclosetothegroundandhadnotasinglefloweronthem.Theyaremuchmoreagreeabletothetasteandeasierofdigestionthanpotatoes(Solanumtuberosum),whichtheyhavetriedtocultivatehere.[在镇子外的山上，我看到周边的村庄在山脚下的斜坡上大面积地种着富含淀粉而且美味的番薯(旋花科块茎植物)。藤叶满地，但是一朵花也没有。他们也尝试过栽种马铃薯，但是认为番薯的味道要好得多，而且也更容易消化。]
很显然，这是日本马铃薯历史的一项重要史实，即1775~1776年Thunberg在日本长崎所看到的一个壮观景象是山脚的坡地上到处都种着旋花科的薯类植物(即番薯)，至于马铃薯，当地人也试种过，但是因为口味不好没有得到接受。长崎试种马铃薯一事Thunberg固然有些语焉不详，但主要事实是清楚的：即马铃薯当时还不是长崎地里的农作物。
很明显，小野误以为《松溪县志》的“馬鈴薯”指的是potato，因此把它借到了日语里。请注意其中的“葉依树生”。小野看到的《松溪县志》自然是原刻，目前尚不清楚“葉依树生”是抄的原文还是小野的改动。如果是前一种情况，则“菜”字为民国翻印本之误；如果是后一种情况，则真可谓“所见略同”(参看前文2.3.1，笔者是在完成《松溪县志》“馬鈴薯”文本的分析后才看到《耋筵小牍》的)。
小野兰山除引《松溪县志》的描写外，自己并没有对马铃薯的性状做描写。按照前文的讨论，《松溪县志》所记载的“馬鈴薯”实为黄独，那么我们如何能确定小野兰山所说的“馬鈴薯”就是potato呢？
Figure7.OnPotatoesinSomeNotesformyEightiethBirthdayPartybyLanzanOno
Figure8.ThepictureofJapanesesweet-smellingyams(left)
尤其是块茎上的小芽儿那叫一个绝。顺便说一句：笔者没有看过大槻遗稿《兰畹摘芳》，“瓜加太刺芋”月川雅夫(1988)[60]和山本纪夫(2008,125)[79]所引如此，其中的“刺”大概是“剌”字。承日本爱媛大学秋谷裕幸教授相告，“瓜加太剌芋”读ジャがタライモ(jagatala-imo)，其中“瓜”字的读音特殊。
确定了《耋筵小牍》“馬鈴薯”的所指，我们现在就可以从《耋筵小牍》引出几个基本结论：
①根据前文的讨论，《松溪县志》里的“馬鈴薯”指的是黄独，而小野所说的“馬鈴薯”指的是potato，因此他实际上是第一个把《松溪县志》里的“马铃薯”误认为是potato的人，或者说小野为“《松溪县志》是最早记载‘马铃薯’的中文文献”这一知识的始源，传承的路线是：
小野兰山(1808)–丁颖(1929)[70]–万国鼎–Goodrich(1938)[34]–Laufer(1938)[4]……
丁颖曾在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博物科学习过一年，后又在日本留学近七年。丁关于《松溪县志》已记载马铃薯的知识应来自日本。万国鼎作为农史专家，不可能没有阅读过丁颖(1929)[70]。Goodrich曾在万国鼎门下访学，而Laufer自己已说明来自Goodrich(参看前文2.3.1)。
②小野因为误会错把《松溪县志》本指黄独的“馬鈴薯”当成了potato，并把这个词借入日语。文政元年(1818)岩崎常正《草木育種》、天宝三年(1832)佐藤信淵《草木六部耕種法》、天宝七年(1836)高野長英《救荒二物考》、安政三年(1856)飯沼慾斉《草木図說》、文久元年(1861)岡田明義《無水岡田開闢法》、慶応元年(1865)大坪二市《農具揃》都出现了“馬鈴薯”一词(参看月川雅夫(1988)[60])。最终这个词跟ジャガイモ(可视为ジャガタライモ的缩略形式)一道成了日语指称马铃薯的最常用的词，而中国首任驻日参赞黄遵宪又把日语的“馬鈴薯”借回到了汉语。因此汉语指potato的“马铃薯”只能看作是来自日语的回归借词，而不能看作是原语借词。
“ジャカタラ(咬吧)”是荷兰语Jacatra的音译，为印尼雅加达(ジャカルタ[印尼语Jakarta的音译])的旧称。甲州即日本的甲裴(Kai，今山梨县)，伊豆(Izu)即日本的豆州(今静冈县)。江州(即近江Omi，今滋贺县)的叫法最复杂，“伊豆イモ”、“朝鮮イモ”、“アカイモ”并存。这种纷繁的局面最容易出现在引种之初。
“清太夫イモ”称谓的出现是日本马铃薯历史中的一个重要事件。天明二年至天明八年(1782~1788)，日本发生了近代史上最大的饥荒，史称“天明饥馑”。在这种背景下，甲裴(今山梨县)代官开始推广马铃薯救荒(守重保作1983，41~42[88]；本文据根津基和等2015[89])：
天明には代官中井清太夫(1784~1794年)が，長崎より耐寒品種であるバレイショを導入し，凶作年に備えた。現在では，本来主食であったサトイモよりバレイショのほうが作付量収穫量ともに多い。[天明年间，代官(江户时代幕府直辖地的长官)中井清太夫(1784~1794)从长崎引进耐寒作物马铃薯备作救荒之用。目前无论种植面积还是产量，马铃薯都超过了原本的主粮芋头。]
“太夫”应为职位通称。今山梨县西八代郡三珠町大塚、吹笛川用水堤防附近尚存中井清太夫九敬石祠、頌徳碑(村上直1970[90])。嘉永三年(1850)宫本正定的《甲裴の手振》有如下记载：
冬向清太夫芋といふ有、郡内筋並御岳邊よりも出るといふ、さつまいもより大味、かしらより香し，中興何の清太夫といふ縣令初て民に敎へ植ゑしめ、夫食の是にせしよりかく名付、在鄕にてはジャガタラ芋といふ、墨を以て敵芋とすといふ。[冬季的话有清太夫芋这种作物。据说产自郡内(山梨县都留地方)以及御岳周边。跟萨摩芋(番薯)相比，味道上没有什么明显的特征，比起亲芋(芋艿的一种)则要香一些。在江户时代中期施行仁政、姓氏不详的县令清太夫最早教老百姓种植，以作食物的补充，所以取了这个名字。乡下的口语叫做ジャガタラ芋(jagatala~imo)，而书面上则写作“敌芋”。]
Figure9.TheintroductionofpotatoinJapanandsubsequentdiffusions
现在我们来看文政十年(1827)佐藤信渊《経済要録》(据明治九年[1876]玉山堂清风阁本)卷四开物中篇诸菜第二的一条记载：
近来渡リタル馬鈴薯。俗ニ「ジャガタライモ」。或ハ「オランダイモ」ト云フ者アリ。葉ハ菊ノ如クニテ大ニ。根ハ黃獨ニ似テ毛ナク。燒テモ煮テモ食フベク。葉モ菜ニ用ベシ。[近来新传入的东西有马铃薯，俗称咬吧薯或荷兰薯。叶似菊而大，根似黄独而无须。可烤食，亦可煮食。叶亦可当菜。]
“近来渡リ”无论就长崎成功引种马铃薯(1777~1786)而言还是就其后不久甲州代官中井清太夫从长崎引种马铃薯从而在本州出现的推广而言，都是一种恰当的表述。假若长崎早在庆长年间就已成功引种马铃薯，则“近来渡リ”不知从何说起。
本文还想进一步指出：不仅首先把《松溪县志》里的“馬鈴薯”理解为potato的是日本学者(小野兰山1808)，而且首先指出《松溪县志》里的“馬鈴薯”不是potato的也是日本学者。此外，首先把potato跟香芋联系起来的也是日本学者。根据白井光太郎(1934,202)[85]，早在日本文化十年(1813)，即《耋筵小牍》行世的五年后，就有学者对小野的理解提出质疑：
大槻玄澤、小野蘭山考ふる所の、馬鈴薯をジャガタラ芋の漢名と為すの説を疑ひ、之を栗本丹洲翁に質問す。翁亦、其説を疑ひ、花鏡に出す所の香芋、或はジャガタライモに適當するならんと答ふ。[大槻玄泽对小野兰山把“馬鈴薯”作为potato汉名的做法心存怀疑，并就此向栗本丹洲翁请教。丹洲翁对小野兰山的做法也同样感到怀疑，回答说《花镜》所记载的“香芋”或许才是potato。]
翟乾祥(1980[16]，1987[17]，2001[18]，2002[19]，2004[20])认为potato在明清文献中有“土豆”、“地豆”、“土芋”、“香芋”、“山药”等别称。翟所列的名称中甚至还有“土生”，应该是对文献的一种误解。雍正十年(1732)《直隶深州志》(徐綬纂修)卷之二“地豆土生”，其中的“土生”我们认为是对“地豆”的说明([地豆]是土里长的)，并非地豆的别称。郑南(2009，96~97)[26]大体接受翟的看法，甚至连翟的“《直隶深州志》卷二‘物产蔬类’：地豆又名土生”这种错误的材料也沿袭未疑。前文2.1
Figure10.Thepictureofsweet-smellingyamsinTheHandbookofPlantsandAnimalsbyFuyaoChen
批评小野对《松溪县志》“馬鈴薯”错误理解的另一位重要学者是牧野富太郎(1862~1957)，日本植物分类学之父，著述颇丰。针对小野对《松溪县志》“馬鈴薯”一词的误会，牧野曾发表了一系列的论文加以澄清，例如牧野富太郎1938[91]、1947[92]、1953/2008[93]、1970[94]。以下分四项介绍。
①根据《松溪县志》对“馬鈴薯”的描述可以推断这种植物不可能是potato。这是牧野四篇论文的一致看法。以牧野富太郎1953/2008[93]为例：
ジャガイモの茎は誰でも知っているようにけっして樹木に攀じのぼるような蔓ではなく、またその薯は黒色ではなく、また味も苦甘いものではない。だから馬鈴薯の草状は少しもジャガタライモの形状とは一致していない。世人は上の蘭山の謬説に惑わされてほとんど皆が盲となっているのはまことに笑止千万なことで、そのおめでたさを祝する次第である。[谁都知道，potato的茎绝不是缠绕在树上生长的，薯也不是黑色的，味道也不是苦中带甜。可见“馬鈴薯”的性状跟potato并不吻合。前述兰山的谬论几乎蒙过了所有人，真可谓滑天下之大稽，或者该说“可喜可贺”？]
对于文化十年(1813)大槻玄泽、栗本丹洲对小野兰山的质疑，仅牧野富太郎(1953/2008)[93]提到，而牧野富太郎(1947[92]，1970[94])甚至说(两者文字略有不同，以1970为准)：
②牧野也探讨了potato的汉语名称(牧野富太郎1938)[91]：
支那の本國ではジャガタライモを決して馬鈴薯とは謂はないで其れを陽芋と呼んでゐる、又別に荷蘭薯の名もあれば山藥頭子の名もある、又山藥蛋と稱へるのも同物であらう。[在中国本土，potato绝对不叫“马铃薯”，而是叫做“洋芋”，也有叫“荷兰薯”、“山药头子”或者“山药蛋”的，指的大概都是同样的东西吧。引按：でゐる原作でるる。]
“洋芋”、“荷兰薯”、“山药蛋”的确都是汉语近代文献中出现过的马铃薯称谓，但“山药头子”的说法则不知所据。大概牧野自己也觉察到了其中的问题，所以牧野富太郎(1947[92]，1970[94])都不再提“山药头子”，同时还增加了“阳芋”以及通行于伪满洲国的“土豆”、“喜旧花”，并引清吴其浚《植物名实图考》(1848)的“阳芋”条图文详加讨论。“喜旧花”一词目前人多已不识，但尚衍重(2007，750)[95]所列的马铃薯别称中就包含了“喜旧花”。
③至于《松溪县志》里的“馬鈴薯”指的是什么，牧野富太郎(1938)[91]只是说“此馬鈴薯なる者は確かに何か別の植物である”(这种叫“马铃薯”的东西确实是某种其他的植物)，而其后的几文则推测这种植物可能是土圞儿。以牧野富太郎(1947)[92]为例：
私の愚考するところでは、右馬鈴薯はあるいはついするとマメ科のホドィモすなわちApiosFortuneiMaxim.ではあるまいかと想像せられんでもない。ホドィモなれば支那にも産して土圞児、一名地栗子、または九子羊の名を有する蔓生植物であるから、まんざらでもないよぅに感ずる。[拙见是，我们不妨想象《松溪县志》里的“馬鈴薯”或许是豆科的土圞儿，即ApiosFortuneiMaxim。假如是这种东西，那么中国亦产，有“土圞儿”、“地栗子”或“九子羊”等名，是一种蔓生植物。做此推想感觉上不是不可以。]
④牧野对“馬鈴薯”一词在日语里的普及似乎天生敏感，批评的语气可谓越来越强烈。牧野富太郎(1938)[91]只是建议：
ジャガタラィモと呼ぶのが長くて七面倒なら既に世人が呼んでゐるやうに之れをジャガィモと云へばそれでよい、殊更之れを間違つてゐる異國名のバレィショ(馬鈴薯)で呼ぶ必要は少しもない。[如果嫌ジャガタラィモ这个词太长的话，那姑且叫做ジャガィモ吧，完全没必要使用名不正、言不顺的外国名称“馬鈴薯”]
而牧野的其后三文则直斥把potato叫做“馬鈴薯”是指鹿为马，“これこそ日本文化の耻辱でなくてなんであろう”(这不是日本文化的耻辱又是什么呢)，请看牧野富太郎(1947[92],1970[94])的激烈陈词：
ジャガィモは断じて馬鈴薯ではないのだから、馬だの猫だのと言われるのが嫌なら速やかに昨非を改悛して馬鈴薯の名を追放し、もって身辺のけがれを浄むべきだ。そして無知のそしりから脱出すベきだ。そぅすればすなわち文化人として及第だよ。[因为potato绝不是马铃薯，所以如果不希望被人家说指鹿为马，就应该尽快改悔，弃用“馬鈴薯”一词，从而消除身上的污点、摆脱无知之谤。这样才称得上是个文化人。]
牧野富太郎(1953/2008)[93]也谈到了汉语里的“马铃薯”：
今日中国の書物に、ジャガイモに対し往々馬鈴薯の名が使ってあるが、これはその誤りを日本から伝え、中国人が無自覚にそれを盲従しているにすぎないのである。こんなわけであるから、たとえ、今の中国人が馬鈴薯の字を使っていても、なにもそれは信頼するには足りないことを十分に承知してい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ジャガイモを馬鈴薯だとする誤認は日本でも中国でも敢て変わりはない。[现在的中国书刊中也往往把potato叫做马铃薯，但这一错误是从日本传过去的，中国人只是不自觉地盲从而已。因此，即便现在中国人都在用“马铃薯”这几个字，也不足为凭。把potato误认为是马铃薯，无论放在日本还是中国，都是错的。]
即小野误解了《松溪县志》里的“马铃薯”(应指黄独)，大槻、栗本和牧野都先后提出了质疑。大槻、栗本把“马铃薯”的名实关系弄清楚了，可是又为马铃薯找了一个实指土圞儿的词形(即“香芋”)；牧野批评小野弄错了《松溪县志》“马铃薯”的名实关系，可是自己也没有理顺《松溪县志》“马铃薯”的名实关系。
2.4.1.《植物名实图考》里的“阳芋”
清吴其浚(1789~1846)为河南固始人，嘉庆丁丑(1817)成一甲一名进士，授翰林院修撰，曾辗转各地为官，宦迹半天下，时称清勤。吴其浚虽是科甲出身，一直做官，但对于植物学研究有浓厚兴趣。他每到一地都会随时留心观察、记录各种植物的生长和分布状况，大量采集植物标本，并虚心向老农、老圃学习。晚年将毕生的积累写成《植物名实图考》一书。吴其濬去世后此书由山西巡抚陆应穀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刊行，本文据光绪八年(1880)山西浚文书局重印本。《植物名实图考》共38卷，收植物1714种，分谷、蔬、山草、隰草、石草、水草、蔓草、毒草、芳草、群芳、果、木12类，每类分若干种，叙述其名称、形、色、味、品种、产地、生长习性、用途等，并有附图。《植物名实图考》卷六蔬类“阳芋”条：
阳芋，黔、滇有之，绿茎青叶，叶大小、疏密、长圆形状不一，根多白须，下结圆实，压其茎则根实繁如番薯，茎长则柔弱如蔓，盖即黄独也。疗饥救荒，贫民之储。秋时根肥连缀，味似芋而甘，似薯而淡。羹腥煨灼，无不宜之。叶味如豌豆苗，按酒侑食，清滑隽永。开花紫筩五角，间以青纹，中擎红的，绿蕊—缕，亦复楚楚。山西种之为田，俗呼山药蛋。尤硕大，花色白。闻终南山氓种植尤繁，富者岁收数百石云。
Figure11.AcomparisonoftherelationshipbetweenNamesandRealitiesofOno,ōtsuki&Kurimoto,Makino
前文2.1已指出，古籍中的“土芋”、“土卵”、“土豆”指土圞儿，跟马铃薯不是一回事。土圞儿在《植物名实图考》里称为“九子羊”，见卷十九蔓草类：
九子羊产衡山。蔓生，细绿茎。叶如蛾眉豆叶，一枝或三叶、或五叶。秋开淡绿花，如豆花，而内有郭如人耳。结短角，根圆如卵，数本同生。秋时掘取，辄得多枚。俚医用之。
“土圞儿”之名始见朱橚《救荒本草》(据四库全书本)卷三(图略)：
土圞儿，一名“地栗子”，出新郑山野中。细茎延蔓而生。叶似绿豆叶，微尖梢，每三叶攒生一处。根似土瓜儿根，微团，微甜。救饥：采根煮熟食之。
按照《清史稿》卷三百八一列传一百六十八，吴其浚“(道光)二十三年，调浙江……寻调云南巡抚，署云贵总督。二十五年，调福建，又调山西，兼管盐政……二十六年，乞病归。寻卒……。”因为吴其浚研究植物学重“耳治目验”，可知阳芋“黔、滇有之”、“山西种之为田”、“终南山氓种植尤繁”应是他在1843~1846年为官云南、贵州、山西期间之所见、所闻。又吴其浚另编有《植物名实图考长编》二十二卷，亦由山西巡抚陆应穀于道光二十八年同年刊行。此书实为吴其浚为编写《植物名实图考》所辑录的植物文献资料的汇编，共收植物838种，引用文献八百余种，分类与《植物名实图考》相同。《植物名实图考长编》蔬类共三卷72种，《植物名实图考》蔬类共四卷176种。“阳芋”为《植物名实图考》新增，不见于《植物名实图考长编》，足证这种植物为此前文献所不载。此外，土圞儿在《植物名实图考》里叫做“九子羊”，跟“阳芋”的区别相当清楚。
《植物名实图考》首次通过图文结合的方式对马铃薯进行了相当准确的描写，正所谓“有图有真相”。胡锡文(1959,24)[96]断言“马铃薯传入中国，迄今不过一百余年”，其出发点正是吴其浚的《植物名实图考》，《中国农学遗产选集甲类第三种·粮食作物》一书中有关马铃薯的最早文献就是这部书。
从世界范围看，进入19世纪后，虽然人类对马铃薯的偏见尚未完全消除，但种植面积扩大、消费
Figure12.SketchofYangyuandJiuziyang(FromAnIllustratedBookonPlantsbyWuQixun)
之风渐浓已经势不可挡。1818年，英国最有影响力的激进思想家WilliamCobbett(1763~1835)曾大不以为然地这样写道(转引自Zuckerman1998,98~99[54])：
Itisafashion,toextolpotatoes,andtoeatpotatoes.Everyonejoinsinextollingpotatoes,andalltheworldlikepotatoes,orpretendtolikethem,whichisthesamethingineffect.[赞美马铃薯，享用马铃薯，这似乎成了一种时尚。人人都对它赞不绝口，全世界都在拥抱它，或者是假装喜欢它，反正都一回事。]
在WilliamCobbett看来，马铃薯是“懒散、肮脏、贫穷、下贱”(solvenliness,filth,misery,andslavery)的块茎，它的推广导致了“贫困人口的激增”(increaseofthepaupers)。马铃薯意味着社交和灵性的死亡，支持它的人“不是瞎了眼就是心怀邪恶”(eitherblindorwicked)。
洋芋、花荞、需有谷、乱草谷若逢六七月大旱，则山中以上四物大收[引按：花荞即荞麦，后两者不详]
对比同治《房县志》(同治四年[1865]刊本，杨廷烈修、郁方董纂)卷十一“物产·蔬类”的“洋芋”条：
洋芋产西南山中。房近城一带有稻田，浅山中多包谷，至山深处包谷不多得，惟烧洋芋为食。形似白薯而圆，大者如拳，小者如鸡蛋、如枣栗。近则有力之家多收芋、稞以为粉，亦间有积以致富者。
乾隆《房县志》仅提到“洋芋”为救荒类物产，但没有对“洋芋”的性状加以描写。而同治《房县志》则明确说洋芋“形似白薯而圆，大者如拳，小者如鸡蛋、如枣栗”，可以烧食，可以为粉，因此基本可以认定是马铃薯。
从《房县志》的情况看，马铃薯在房县的种植并不普遍，近城种稻，浅山种玉米(包谷)，而深山因为玉米产量不高，只好种马铃薯(洋芋)，故乾隆志把它归在救荒类。而到了《植物名实图考》的时代，情况已有一定的改观。请注意日本高野長英写于天保七年(1836)的《二物考》(据大观堂藏板，又称《救荒二物考》、《勸農備荒二物考》)，所讨论的两种作物一为“早熟蕎麥”，一为“馬鈴薯”。
Smith(1863,125)[99]第二十三章讲述上海时有以下观察：
Tropicalfruitsabound,andthemarketissuppliedwithgameandanexcellentqualityofmutton.Irishpotatoesareseldomseen.ApalatablepotatoisraisedinMacaoandbroughtupthecoast,butitissmall,wet,andnotverynutritious.OccasionallypotatoessurviveavoyageacrossthePacific,fromCalifornia,andarequicklycaughtupbytheforeigners.TheChinesedonotcareforthem,butacargoofriceengagestheirattentionassoonasitreachesport.[热带水果很多，市场里有杂耍和品质优良的羊肉。马铃薯难得一见。澳门种了美味的马铃薯，并销到沿海地区，不过比较小，而且水分多，不是很有营养。偶尔从加利福尼亚渡洋而来的航船会剩下一些马铃薯，很快就会被外国人抢购一空。中国人可不在乎什么马铃薯，可是只要大米一进港，就会立刻吸引他们的注意力。]
Nevius(1869,38)[100]也有如下记载：
ThevegetablesofChinaarenumerous,includingmanyvarietieswithwhichwearenotfamiliar.Thesweetpotatoisfoundinalltheprovinces.TheIrishpotatohasbeenuntilrecentlyunknown,andisnowlittlevaluedbythenatives.[中国有大量的蔬菜，包括很多我们所不熟悉的品种。番薯在所有省份都能看到。马铃薯直到最近才为人所知，而中国人目前并不欣赏它。]
Nevius为美国驻上海的领事，他1882年修订此书时上述这段内容维持不变[101]，说明情况依旧。
清国驻屯军司令部(1908)[102]第二十三章“农业”第五节“食用作物”(二)蔬菜类：
山药豆儿即马铃薯，一般清国人不食用，仅作为外国人食品而售卖。甚(其)栽培地区甚小，北京附近只有城外东边二闸附近出产。(本文据北京燕山出版社1994年中译本378~379页)
这是目前所知最早记载北京种植马铃薯的文献。
Forsyth(1912,103~104,382,395)[103]三次提到马铃薯：
Vegetablesgrowinprofusion,includingcarrots,turnips,melons,pumpkins,cabbage,onions,garlic,etc.,whilevegetablesmorefavouredbyEuropeans,suchaspotatoes,spinach,celery,etc.,aregrownfreelyinmarketgardens.[所种的蔬菜很多，包括胡萝卜、萝卜、西瓜、南瓜、圆白菜、洋葱、大蒜等，而欧洲人更青睐蔬菜如马铃薯、菠菜、芹菜等，则在蔬菜农场里自由地生长。]
Potatoeshavebeensuccessfullyintroducedoflateinmanyplacesthroughtheinfluenceofforeigners.[在外国人的影响下近来马铃薯已经成功引种到许多地方。]
VegetablesofothersortssuchastheIrishpotatomightbeintroduced,asintheProvinceofShansiwhere,withinrecenttimes,ithasbecomeacommonarticleofdiet.[其他种类的蔬菜，例如马铃薯，可能会被引进，就像山西省那样，最近以来马铃薯在那里已经成了日常食品。]
当然，也必须指出，以上几种文献所记只是当时中国马铃薯的一个大面上的情况。中国地大物博，一些边远山区的马铃薯都是自产自用(正如1788年《房县志》所记载的)，因此未必有机会进入这些外国作者的视野，遗漏若干细节是在所难免的。但大的结论无可动摇，即马铃薯在中国的推广相当晚近，具体而言，是民国以后的事情。
致谢
基金项目
本文研究获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基于中国语言及方言的语言接触类型和演化建模研究”(批准号：14ZBD102)和北京大学中文系“汉语的社会和空间变异研究工作坊(2017)”的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