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正式对外发布五周年。纲要提出要把粤港澳大湾区打造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5年来，粤港澳大湾区步稳蹄疾，创新要素不断流动、融通，构建了“两点两廊”科技创新空间布局，科技创新生态更加开放，“深圳-香港-广州”科技集群在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连续4年位列第二。
陈清泉拥有着诸多头衔，“亚洲电动汽车之父”“亚洲最佳创新者”“电动汽车技术之祖”……都展现了他在现代电动汽车技术领域作出的卓越贡献。
近日，这位已经87岁的老人一边带着记者走访他在香港的办公室、实验室，一边流露他对曾获“感动中国2022年度人物”称号的特别感情。
“我得过国际上很多大奖，但这个奖意义特殊。我深感荣幸，这是一种鞭策，提醒我分秒必争。”他说，“对科学家来说没有退休，只要你的心脏还在跳动，就要把自然界的规律找出来。”
陈清泉是香港第一位中国工程院院士，世界电动车协会轮值主席。自20世纪80年代把研究方向聚焦于电动汽车，他在这一新能源赛道已经驰骋了40多年，创下无数“第一”。
陈清泉教授接受GDToday、南方+采访。
漂亮汽车“变丑”萌发研究火花
1937年，陈清泉出生在印尼的一个华侨家庭，祖籍福建漳州。从他记事起，印尼先后遭受荷兰和日本的殖民统治，华侨的日子并不好过。少年的他，逐渐意识到：只有祖国强大，我们才可以站起来。
中学时期，陈清泉受当地回国升学热潮的影响，想回中国深造学习。16岁这年，陈清泉和一群志同道合的同学经过坐邮轮、火车和步行，第一次踏入国门。当年，他考入北京矿业学院（现中国矿业大学）机电系，毕业后留校任教。
陈清泉的科研能力很快就体现出来——上世纪六十年代，陈清泉仅凭简单的资料，就设计研发了低频发电机；此后，他研制出了中国早期的直线电机，包括用于发射鱼雷的直线电机加速器、自动绘图仪用的步进直线电机等。
为了方便照顾父母，1976年，陈清泉移居到了香港。回忆初到香港的时光，他记得口袋里只有50元港币，一切都要从头开始，困难重重。
陈清泉一边在香港理工大学做讲师，一边在香港大学攻读博士研究生课程，博士毕业后，留校任教于电机电子工程学系。结合所学的知识，陈清泉将电动汽车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
上世纪九十年代，陈清泉设计了电动汽车HKU2001，跨时代的科技理念，引来全球瞩目。这辆车采用了高能量电池和智能化的电池能量管理系统，最高一次充电可以行驶160公里，堪称当时最先进的设计。
他创造性地把汽车、电机、控制等技术融合到一起，形成一门全新学科；编写的《现代电动汽车技术》等专业著作，成为了高等院校的经典教材，也为现代电动汽车学科奠定了理论基础。
记者：是什么原因启发您进入了电动汽车领域？
陈清泉：我从小很喜欢汽车。我出生在印尼的中爪哇，父亲开了一家汽车公司，主要销售公交车、出租车、面包车等。城市也不是很大，每一次有新的汽车，我父亲都会试驾，我就坐在车上。每辆新车都有新的款式、新的功能，让我感到非常兴奋。
但是一进入车间，这些漂亮的汽车就变得丑陋。车间内要维修内燃机，试车的时候会“砰砰砰”冒出很多烟，弄得乌烟瘴气，工人脸上、手上也都是油泥。那时候我就萌发了一个好奇心，为什么漂亮的车一到修理车间就要变得丑陋？怎样才可以让车间内不冒烟？
后来我在北京矿业学院读大学，有一门课叫做矿山电力车。矿山用的交通运输工具不是内燃机，而是用电动机和电池。所以我就想，汽车是不是也可以不用内燃机，改用电动机来驱动。
我研究电动汽车超过50年。期间，当油价上涨的时候，电动汽车很热，大家都搞；当油价下降的时候，电动汽车就降温了。但是你要坚持，你如果认为方向是对的，就算它在低潮的时候，你还是要坚持。我常常问自己，这个世界有没有我，会有什么不同？我们应该有使命感，哪怕前路很难，但仍然要走，因为我要对人类作出贡献。
记者：您还记得您在香港做第一台原型车是怎样的情景？
研究原型车的时候，我们用了很多先进的技术，因为我们的理念就是要把最先进的技术集成在一起，做个示范。所以在研究电力驱动的时候，我就想到要集成电机、电控、电池，省下原来的连接件，实现体积减少、重量减轻、效率提高。
当时，我们已经开始考虑到汽车要实现智能化，所以也加入了道路识别系统，而这就是电动汽车的发展方向，一是要电动化，二是要智能化。
陈清泉教授介绍HKU2001。
记者：可以说对现在的电动汽车发展有很大的影响？
陈清泉：之后牛津大学的出版社邀请我写一本关于电动汽车的著作，这本书的名字叫《现代电动汽车技术》，应该说是最能够综合并系统描述现代电动汽车的书。
发展到今天，电动汽车又有进一步发展，不仅是电动化、智能化，还要物联化。今天的电动汽车不单是一个机械产品，从学科上来说也不仅涉及机械学科，它还包含了电器产品、电子产品，现在开始还包含了信息产品，加入互联网技术、物联技术。随着5G时代的到来，以及未来的6G时代，通信和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将给汽车带来重大的变化。今后的汽车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交通工具，而是交通、能源和信息的综合体。
盼有生之年亲睹轮船飞机都能电动
耄耋之年的陈清泉依然活跃在科研、教育一线。
在汽车革命的方向上，他认为，电动汽车不单单是交通工具，也是能源的载体、信息的载体、智能系统的终端。
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同一年，陈清泉成为香港首位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的学者。彼时，陈清泉许愿，中国要成为电动汽车王国。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已经连续8年位居世界第一，当年的愿景已成为现实。
“我虽然87岁了，但我还要撸起袖子加油干，要分秒必争为国家、为香港，也为全世界的科学发展。”当GDToday记者问及什么时候退休，他毫不迟疑就答，“对科学家来说没有退休，只要你的心脏还在跳动，就要把自然界的规律找出来。”
记者：您曾获得“感动中国2022年度人物”这一荣誉，现在很多年轻的科学家、学生也都以您为榜样。您会如何鼓励他们？
陈清泉：科学家的使命就是要把自然界的规律找出来，把真理找出来，造福全人类。科学精神就是自由精神，英文叫freedomofinquiry，要创新，要做有领导意义、原创性的研究，要寻找新的发现。
科学无国界，科学家有祖国。科学也无止境，有人建议我退休，但对科学家来说是没有退休的，只要你的心脏还在跳动，你就要不断地把自然界的规律找出来。袁隆平就是我的榜样。
科学家在科研中往往会遇到很多困难，所以我常常和年轻人说，你前面有两条路走，一条路比较容易，即随大流，但有可能无法登顶；另一条是比较艰苦，常常遇到挫折，但是可以爬到顶上，你选择哪一条路？
年轻人首先要有目标，要有远大的理想，要有使命感，所从事的研究要跟国家密切相连。我们要把个人的命运跟国家的命运，跟社会的命运连通起来。
青年一定要有远大的理想，要爱国，要爱社会。
陈清泉教授与学生讨论。
记者：您曾经提出过“四网”“四流”联动起来可以产生最大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能解释一下吗？这个理念有什么现实意义？
陈清泉：首先“四网”（能源网、信息网、交通网、人文网）与“四流”（能源流、信息流、物质流、价值流）一旦融合，就能把能源革命、信息革命、汽车革命联动起来。
它的意义在哪里呢？就是在于推动人类社会从第四次工业革命到第五次工业革命的跨越。我们知道，第一次工业革命是蒸汽机的发明，第二次工业革命是电力的发明，第三次工业革命是计算机的发明。第四次工业革命是人工智能，比前三次还要厉害，但是只有人工智能却很危险，可能会破坏这个世界。
我们现在正从第四次工业革命走向第五次工业革命，第五次工业革命是在人工智能的基础上强调人文及环境，要有以人为本的思想。
那么我提出的“四网”“四流”也是从基本理论找到了能源信息和交通的关系，也就是人文世界、信息世界、物理世界再融合。上个世纪，我们的注意力放在物理世界的进步。本世纪开始，我们的注意力放在信息通信技术的进步，但是我认为不够，物理世界跟现代信息要在人文的指导下发展。因为人文是上层建筑，刚才讲到的信息世界物联网等等这些经济基础，上层建筑跟经济基础一定要互动，很多复杂问题不能用纯技术去解决，一定是技术加人文。
香港要与大湾区其他城市珠联璧合
C.C.Chan，陈清泉的英文名。三个C大有含义。
他曾解释，三个C分别代表：Connected（链接）、Coordinated（协调）、Collaborated（合作）。
长期以来，陈清泉积极奔走于内地、香港和海外之间，在政府、学界、产业界间发挥着“纽带”和“桥梁”的作用。
2017年6月，他牵头与香港的23名两院院士联名给习近平主席写了一封信，表达了香港科技工作者报效祖国的迫切愿望和发展创新科技的巨大热情，并在信中反映了国家科研项目经费过境香港使用、科研仪器设备入境关税优惠等实际问题。
“想不到习近平主席很快批示，更想不到习近平主席的批示非常具体，提出要求，希望香港融入国家大建设，然后对国家有关部门也提出要求，给予我们强心剂和极大地鼓舞。”陈清泉说，此后一系列创新举措相继推出——
2018年，科技部、财政部印发文件，推动中央财政资金通过科技计划项目资助形式拨付过境港澳使用。
2019年，《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发布，向港澳有序开放国家在广东建设布局的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
近年来，越来越多由香港高校牵头申报或承担的项目课题获批立项。科技创新的要素，在粤港澳大湾区自由流动。
2024年2月，香港理工大学邀请陈清泉带领成立理大电动车研究中心并担任中心主任。陈清泉表示，中心将专注于电动汽车技术、智慧交通系统和能源管理领域的尖端研究和开发，推动可持续及洁净的绿色能源发展，以支援政府实现双碳目标。
“当中不乏要与粤港澳大湾区其他城市深入对接，珠联璧合。”陈清泉认为，如今的创科局面空前未有，正是中国科技的春天。
陈清泉教授在实验室。
记者：您在香港制造了第一辆电动汽车，但香港却没有一个大型的电动汽车制造企业。您觉得这是什么原因？
陈清泉：任何一个东西都要有一个生态链跟产业链，香港过去就是在创科方面缺乏一个生态链或者基础设施。
生态链包括四大要素。一是基础研究，香港的5所大学进入世界前100名，香港也有很多优秀的科学家，这个要素是有的，但第二个要素，在应用研究方面，也就是把科学变技术，这方面是香港缺乏的。三是要有高科技企业，香港更加缺乏。四是金融支撑。也就是说，从科学到技术，从技术到产品，然后依靠金融把产品变成商品，继而做大做强。香港有金融优势，但是香港的金融跟硅谷比还是有差距，因为硅谷的金融能够更有效地来帮助初创企业获得成功。
记者：那香港要如何建设生态链？
陈清泉：2017年，我联合23名在港院士给国家主席习近平写了一封信。习近平主席在信中的批示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就像个强心剂一样，激励着香港的科技工作者。回信充分肯定香港科技工作者的爱国热情，希望香港的科技工作者融入国家建设，更重要的是，这些话语丰富了“一国两制”中的科技内涵，肯定香港科技工作者是国家科技工作的重要力量，支持香港成为国际创科中心。
2022年12月，香港特区政府公布《香港创新科技发展蓝图》，为未来5至10年的香港创科发展制订清晰的发展路径和系统的战略规划。我注意到，蓝图中提出的第一个方向，就是要健全香港的生态链，然后实现香港的“新型工业化”。由于香港土地有限，所以无法发展大规模的汽车工业。我认为，香港的“新型工业化”更适合那些附加值高的产品，并能够提供更多的原创性产品研究。我们发展成为国际创科中心，要占领科技高地，能够产生有领导力的原创科技技术，并依靠大湾区的平台，实现成果的转化应用。
如今，香港也有自己的创科蓝图。所以说，国家也好，香港也好，今天的创科局面是空前未有的，是中国科技的春天。
记者：对于香港未来的发展，您还有哪些建议？
陈清泉：香港科学家要融入国家的建设，要对祖国作出贡献。所以，最重要的是，香港如何与深圳以及大湾区其他城市珠联璧合，优势互补。比如香港就缺乏应用研究与高科技（企业），这方面深圳比我们强，那么，我们就要资源共享，建立大湾区科研生态链，提高我们的竞争力。
此外，香港应当充分理解国家赋予香港独特的地位和优势，吸引中外研发人才，建立国际人才乐园和世界创新高地。